闫东艳 马晓芳

于立强的办公室陈设简单，一组书柜、一张办公桌、一排沙发、一个洗漱架，还有几盆绿植。

办公桌上分区明确，左边放着电脑，右边放着一个老式搪瓷缸，几摞文件与书籍，打眼的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等书，还有一摞报纸和杂志，有《山西日报》《山西画报》《大同日报》《小说选刊》《山西文学》等。

于立强穿着黑色、略旧的中式盘扣薄棉衣，正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话，看见我进来，忙用手扣住电话，热情招呼我坐下。时值下午，阳光不算刺眼，窗帘半掩，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已经抽芽的柳树。

此前我注意到，在传记文学作品《高僧昙曜》扉页，于立强的个人简介是这样写的：原籍山东青州，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山西大同大学。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大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同市诗歌研究会副会长。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全国数十家报刊，入选多种文集。

谈到小说创作的体会，于立强说了四个字：文无定法。

对话：千年等一回

我们的访谈是从《高僧昙曜》这部书开始的。

第一次见《高僧昙曜》这本书是在大同市图书馆，与其他十本传记组合成“北魏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陈列在书架上。相比于其他十本书，《高僧昙曜》最薄，大约只有十万字，但翻开砖红色的封面，触摸着那一段段文字，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2018年，大同市作家协会与平城区政府合作开展“北魏历史人物传记”文化项目，于立强受邀参与创作。

为什么会在十一位北魏历史人物中选择写作昙曜？

与昙曜相遇、与昙曜对话，兜兜转转，是“不期而遇”的缘分。

于立强在《高僧昙曜》后记中详细描述了自己与昙曜的一段“不解之缘”。

初识昙曜是在大学毕业前夕，与朋友参观云冈石窟时，他第一次听到昙曜的名字，彼时“昙曜”二字，还仅仅是他脑海中一个模糊的符号。第二次则是一位研究云冈文化的教授提议他写一本关于云冈的剧本，提起“云冈”，他便自然想到了云冈石窟的缔造者昙曜。第三次是于立强与朋友游览云冈石窟，在景区入口处的广场上，乍见清瘦而满含沧桑之感的昙曜雕塑孤单地伫立着，朋友脱口而出 “于老师和昙曜很是相像”，同样瘦削的于立强忍笑了笑，心头却也不禁一动。第四次与昙曜相遇相知、相遇便，是在“北魏历史人物传记”文化项目中。

于立强说，之所以选择写作昙曜，一是因为十几年前就升起了创作关于昙曜话剧或者电影的念头，并为此断断续续搜集了许多资料；二是发现世人皆知云冈石窟，却甚少听闻石窟的缔造者昙曜，因而有必要向人们展示这位1500多年前神秘高僧的生活和成就。

于立強称在创作中曾产生过两个困惑。一是困惑于传记这种题材；二是困惑于昙曜这个人物——给于立强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和神秘。创作《高僧昙曜》受限在于历史资料的匮乏，要用有限的资料去描绘北魏史上那一段峥嵘岁月，可以说是一大难题。只能依据文献记载中有关昙曜的零星资料，加以推论、判断，最终适度创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高僧昙曜。这些创作当中的“艰难险阻”没有让于立强气馁，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与“窥探”欲，给予了他写作探索的无穷乐趣，使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于立强有意识地追求一种“文质彬彬”的美学价值取向。在创作《高僧昙曜》时，他既避免完全小说化、演义化，也不采取散文式漫无边际地描写抒情，更不是一本正经地以学术论文式套路仅局限于考据论证，而是力求将三种文体特点有机融合，力求达到“历史的味、文学的彩、学术的质”。

在《高僧昙曜》后记中，于立强强调，昙曜代表了一段历史、一个时代、一类人；更代表了一种追求、一种艺术、一种精神。有意思的是，有段时间，于立强曾把自己的微信昵称定为“新时代昙曜”，他说：“这是对昙曜身上所具有的文化精神的认同与追求，我既想激励自己，也想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就像他在和作家左左对话中说：“昙曜留下了看得见的不朽的云冈石窟，还有看不见的文化融合精神，这种精神深深刻进我们的灵魂，永远激励着我们的民族自信。”

作家石囡评价说，《高僧昙曜》有文情、有学养、有侠气，以“人学”的角度将昙曜引入朝堂，在冰冷的历史中加入了烟火气和人情味儿。作家马道衡则认为，《高僧昙曜》开辟了一条纪传文学的新路子，是文学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谈及创作生涯中遗憾之事，于立强摇头说，最遗憾的便是至今仍没有写出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他认为，一部好的作品，既要写出自己的思想观念，又要从格局、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体现自己的审美品味，以及对文学的一些理解。他说，在构思一篇小说时，要尝试找到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不是主题，也不是一个故事梗概，而是一个兴奋点，让一篇小说变得既有趣味又有韵味的兴奋点。或许在他看来，满意的作品，应该首先要找准那个神秘的“支点”吧。

热爱：与文学不期而遇

“文学于我，既有伤害，又有帮助。”于立强感慨地说道。

在与作家左左的对话中，于立强说：“尽管在来到雁北师范学院之前，我们心中早已埋下了文学的种子，但细究，雁北师范学院才真正是我们文学梦起飞的地方。”对于立强个人而言，雁北师范学院是一块真正的文学“圣地”。

在雁北师范学院，于立强曾担任雪野文学社第九届主编。他详细向我介绍了雪野文学社的发展史，他说雪野文学社最初是由几个小文学社、诗社合并而创办的，因为当时恰逢下雪，“雪野”二字触发了当时年轻学子的灵感，所以把新生的文学社命名为“雪野”。雪野文学社成立于1986年，1994年于立强正式加入文学社，当时文学社社员遍布学校各个系。在于立强的描述下，我的心底升腾起一种对那个年代文学的向往和憧憬。作为如今大同大学的一名学生，我才知道，40年前文学的种子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了。

大学四年里，除了文学社主编，于立强还曾担任校报学生编辑。在雪野文学社、在校报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尽情挥洒自己的文学想象力，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创作中去。而正因为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使他进入了学校主要领导的视野，毕业之后得以留在雁北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专门从事材料写作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材料写作生涯。

“文学给了我工作，工作又时时牵制着我的文学”，于立强似乎有些无奈。他认为，工作和文学两者都离不开“写”字，但两者的“写”却包含着不同的内涵，写材料的工作在某些时候甚至限制了创作。尽管如此，于立强对文学的热爱终究没有消散，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文学总会激励他继续前行。

文学的萌芽，其实早在于立强小学时便悄然种下。他出生在山东青州的一個小山村里，小时候村里书籍匮乏，接触到文学的唯一途径便是听语文老师在上课时讲故事。他至今还记得，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吹着旷野的风，与同学们聚拢一起听老师讲《三国演义》《水浒传》《林海雪原》等等跌宕起伏、惊奇又惊险的故事。山野的风开启了于立强与文学相遇的序幕，一直吹到初中、高中、大学以至现在，让文学与他的羁绊愈加密切，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小学时语文老师讲的故事让于立强迫切地想要找到小说去阅读，去体味小说里的悲欢离合。因此，听到哪家有书，就赶忙借来。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借了一本《聊斋志异》，全是文言文，对于还在上小学的他来说晦涩难懂，无异于天书，但这也丝毫没有阻挡他的阅读兴趣，即使连猜带蒙也要读完。

升到初高中，于立强开始接触到古文、传统文学、名篇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章，拓展了文学视野，使其更加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他说，因为自己作文写得比较生动活泼，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阅读，这样的经历更加鼓舞他去阅读和写作。高中时，于立强就担任过文学社社长，与同学们一起办黑板报、手抄报。1988年，他的诗歌处女作《原野的风》在县报上发表，给了正处在高三迷茫状态的于立强莫大的鼓舞，也为他的文学人生点燃了火花。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塑造了当时的文学氛围，当时媒介技术的发展远没有现在如此发达，人们没有其他娱乐项目，只能从书中寻找乐趣。那个时期是文学神圣的时代，校园里文学氛围浓厚，老师的鼓励再加上当时环境的影响，于立强沉浸其中，为了文学忘乎所以，每天偷看小说、课外书，因而耽误了学业，这就是于立强所说的“反受到文学的害”。他说，因为文学丢掉学业，是当时很多像他一样的文学少年的普遍悲剧。当时许多失去学业的农村学子，大多结局都是回家种地，在山沟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过着一眼就可以看清未来，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

“与文学相遇是我人生的一种缘分”，于立强说，在他们那个年代，还是国家分配工作，很多人不必忧心毕业之后的就业问题，只需考虑自己的爱好。很多大学同学在毕业后，都按部就班地参加了工作，大部分去学校当了老师，现在基本都是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也有少数选择了其他工作，于立强便是其中之一。他说：“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幸运就在于自己的工作与自己的爱好能够合二为一，因此我必须珍惜这份工作，必须坚持写下去！”

于立强对文学的热爱纯粹而又持之以恒，在生活中处处留心，在诗书中怡然自乐，年复一年，坚守着自己的本心。

抱团：215小说会所

大学期间于立强就是朋友眼中的文学青年。作家石囡曾写过一篇《老于的客厅》 ，“老于的客厅”是当年文青们的聚会之处，更是一道出入文学的大门！

石囡这样回忆：老于是文学人，却也拉二胡、好京戏、书法、国画涂鸦；雁北师院话剧演艺圈著名反角、文艺晚会非著名导演。在于立强发给我的资料里，有很多他上学时的老照片，有戴着墨镜，穿着白色西装裤，抱手站在雁北师范学院校门口的；有在话剧《沙家浜》中粘着胡子表演刁德一的；还有在宿舍里认真地阅读小说的。有一张于立强单身宿舍的照片，墙上是他书写的足以乱真的伟人草书《卜算子·咏梅》。在雁北师范学院就读时，同学们给于立强起了个绰号“老狗”，因为生肖属狗，又是宿舍中年龄最大的。朋友眼中的“老狗”，是文学、是好好先生；是从不琢磨人与人心、人性，在诗书中怡然自乐且坚守本心的人。

于立强专门提到了一个“215小说会所”。他指着窗外的另一栋楼说，“215是我宿舍的编号，就在那儿！”

2012年，于立强与作家侯建臣、黑牙、石囡等人一起以单身宿舍215为“据点”，组建了一个小说创作组，取名为“215小说会所”。会所规定每人每月必须创作一篇短篇小说，然后在每月一聚时互相鉴赏、讨论，谁没有完成指标任务就负责请客。“215小说会所”的成立激发了大家的创作动力，于立强在2013这一年在《山西文学》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后来又接连在《山西文学》《佛山文艺》发表了几篇。于立强坦言，若是没有“215小说会所”，自己不可能创作出这些作品。

后来“215小说会所”成员从刚开始的四个人发展到八个人。最近，“215小说会所”再一次迎来了“丰收季”，成员的作品接连成功发表，李弗的短篇小说《诗人王多鱼》登上《安徽文学》头条；石囡短篇《蓝色街灯》发表在《当代人》；侯建臣《庙儿梁上的风》刊于《青少年文学》；于立强的最新作品《同学会》也刊登在《山西文学》上。一连串作品的亮相，可以说是“215效应”了。

与三五好友“抱团”在一起互相勉励、相互协作、讨论交流，使于立强的创作效率大为提高。但他仍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排斥“热闹”、“喧嚣”等现象。文学创作需要耐得住寂寞，“抱团”有一定的必要和益处，但若是期望在酒桌上通过推杯换盏这种方式创作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是事与愿违。

于立强说：圈子很重要，建好一个圈子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抱团取暖，良师益友的陪伴让于立强笔耕不缀，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始终如一。

在于立强的写作生涯中，既有益友的鼓舞勉励，也有良师的指引教导。

他曾创作过一个中篇小说《和房子较劲》，将其发给著名作家王祥夫请教，王祥夫提出意见，

于立强将王祥夫这些建议牢记心中，写小说时都尽力照此改进。于立强的另一篇小说《转啊转》也曾得到著名作家王保忠的肯定。王保忠鼓励说：“就这样写下去，小说就应该这样写。”

坚守：感受文字的力量

办公桌上堆积的报刊，有一部分是文学类的，都是于立强日常翻阅的。他说，写小说之前总要看一看这些刊物，读几篇“范文”，这样心里才有底。

于立强认为，作家在写小说前，一是内心中要有东西，提前准备好素材；再就是读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他平常会将自己偶然的想法用一两句话记录下来，曾经有过的一个想法，听来的一句話，在网上看见的一件事，或者身边遇见的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他后来创作小说的素材。

于立强的小说大多是从身边的生活中取材。发表在《山西文学》的短篇小说《琴声像是喊着谁的名字》，灵感就是来源于他当时所住楼房的邻居，他在创作中融入自己和他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悟。《转啊转》也是以邻居为原型，写一个退休矿工无聊而又有着“追求”的人生经历。作家左左说，正因为于立强对生活积淀够深，才能写出那样扎实的语言。

于立强认真地说，一个作家、一个喜欢文学的人，只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勤奋和坚持。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导致不能写作，其实都是借口。抱着“写出来到底行不行”、“写出来就是白写”的想法去写作，永远都不会写出一篇好的文章。写作需要一股劲儿，有了开始，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于立强因为种种原因很少写作，甚至曾一度放弃文学，对关注文学书籍的兴趣也大大降低。那时候因为工作，他常常趴在桌子上从晚上一直通宵工作到天明，不久之后身体便出现了问题，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现在偶尔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四五年时间悄然消逝，于立强才惊觉，然而生活中早已没有一点文学的痕迹，他觉得，自己对时光和生命竟是那样的不尊重、不珍惜，浑浑噩噩地让时间从指尖溜走。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说自己躺在床上，当时电视里正在播电视剧《水浒传》，“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听着这首热血沸腾的好汉歌，而自己却只能碌碌无为、虚度光阴，一时间感慨万千。

所幸后来于立强在身体和精神状态恢复以后，又重新拾起写作。他说，文学对我的人生是一种锤炼与促进。比起荣誉本身，大部分人写作都是默默无闻的，写出来只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一个心灵的安慰。

文学之于于立强，是筑成身体的血与肉，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束光。

八十年代物质匮乏，交通不便，人们只能用可以触碰到的文字去倾诉、去表达，与文字相依为命。当时的雁北师范学院坐落在郊区，四周都是黄土坡庄稼地，通往外界的只有一天几班的公交车，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氛围使于立强能够静下心来搞创作，也正是这样的环境氛围促成了彼时雁北师范学院的创作热潮。这样繁荣热烈的文化创作现象是时代所造就的，时代的特质引领许多人走上写作道路，甚至让原本不喜欢文学的人，也逐渐爱上了文学。

传统媒体语境下，作家的写作是一张纸、一支笔、一根蜡烛，一笔一划间，许多作品在作家笔下缓缓诞生。而新媒体时代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学创作，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消解。雁北师范学院是山西大同大学的前身，谈到如今的“同大”，于立强直言，尽管“同大”融合了“雁师”血脉，但“同大”的文学创作似乎远没有“雁师”的繁荣热烈。他感觉，为了文学要死要活的人少了，写得好的学生少了，好的作品也不多见了。

有一个现象，技术的发展不仅消解了大多数人文学创作热情，也推动了社会写作方式的改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电脑写作逐渐成为了主流，很多作家都逐渐开始使用电脑创作，只有极少数作家还依然坚持手写创作。

因为工作的需要，于立强也逐渐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电脑写作比之翻书更加便捷，更加精确，也更节约了时间。他坦言，电脑写作自己转变了好久才渐渐适应，虽然获得了便利，但却再也没有手写时与文学近距离接触感和那种亲切温度，手写时所萦绕的写作氛围，所获得的写作乐趣，现在再无法感受，回头去看，发现当时所写的文章现在可能再也无法写出，创作出来的作品数量也远没有之前的多。

文学的功能逐渐泛化乃至扩散到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文学的生产、表现、传播以及接受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让文学创作的门槛变得“平民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较之文学本身，人们更多的是选择消费一些文字符号，却也导致了文坛中“新人出头难”问题的出现。针对这种现象，于立强说，“新人出头难”可能是现在搞文学的人的普遍困惑，甚至对当前这种风气感到不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新媒体的冲击是一部分原因，但更多的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纯文学阅读的没落、大众阅读的泛滥与快感文化的兴盛，传播渠道、传播媒体、传播内容的多样化，以及读者从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参与，让文学作品“酒香也怕巷子深”。

于立强指着桌子上的报纸说，刊物要生存！现今的刊物发展早已不再像八九十年代那样，当时报纸刊物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即使是县级报纸发行量也很大。于立强回忆道，当时发表文章，投稿邮费也是期刊承担，但现在纸质刊物发行却很艰难，有些刊物甚至赔钱经营，只能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勉强生存。这样的情景下，期刊社只能想尽办法去增加发行量，文坛也因此陷入了“一个出名的作家被许多文学刊物追捧邀稿，而更多的作家作品却备受冷落”的恶性循环。

于立强又说，这只是一方面，新人发表难、出头难，究其根本，还是新人作家写得不够好，因此，写出好作品才是王道。

未来于立强仍以创作小说为主，他计划写一部全景式反映校园生活的长篇小说，为高校立传，通过校园内外形形色色的人物，串联起三四十年间中国高等教育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史，从而创作出一部真实的、好看的、有内涵、有深度、有温度的长篇小说。他认为，目前反映大学生活的小说写得并不是很真实，有的描述的过于青春，离社会有点远，很少有人能把握好其中的度。从大学毕业留校至今，长期生活工作在大学校园中，于立强对大学生活谙熟于心。

访谈结束时，窗外的柳树随风飘动，窗台上的绿植郁郁葱葱，太阳西斜，余晖熠熠，远处传来学生们下课的嘈杂声。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