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广文 王 璇

摘要：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从共时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与规律。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经过长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以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社会的持续性发展进步，并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时代境遇；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邹广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王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研究”（21LLMLA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3.002

百余年来，中华民族逐渐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从“走自己的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再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这体现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目标越来越清晰、使命越来越艰巨。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学术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要义。早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各个领域的现代化问题，有学者结合四个现代化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一般和特殊问题，2有学者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角度分析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概念构架，3有学者从哲学视角集中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4还有学者面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系统讨论了西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5笔者也曾经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讨论了东西方文化传统与人的现代化的关系，提出“不能把我国的现代化仅仅理解为科学与技术问题， 理解为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问题。广义来讲，它应该是一种人的现代化”6。今天，中国现代化发展实践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尤其是面对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应该从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生活实践出发，来思考未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以期真正实现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一、人类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特征，即认同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同时又基于自身国情凸显了中国特色而具有特殊性。众所周知，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通常的意义上是人类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跨越的普遍诉求和必然选择。现代化往往体现在人类系统地、持续不断地、目标明确地运用能力，从而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以满足人类的现代生活目的。而就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我们说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内在精神，而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外在表现，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的确，从现代化的文化成长视角来看，我们说现代化是一个圈层概念：最外层是“技术层”，包括工商业、交通建设、信息科技等；第二层是“制度层”，包括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等；现代化的核心则是“文化层”，包括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等。放眼世界，人类的社会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必须经过现代化的洗礼。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由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一方面创造着巨大的生产力，为世界带来了现代化的发展图景，使得工厂机械化、农村城市化和社会文明化，为此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但是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占据着社会的主要统治地位，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暴力掠夺、奴隶贩卖、殖民征服等罪恶行径，由此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8。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中，马克思一方面从历史主义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现代化发展与进步，另一方面也从人的主体性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非道德、非人性的一面。这体现出马克思辩证地从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来分析现代化，并且在现代化发展的上升期就意识到了现代化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人类现代化的现实实践拓展来考察，我们认为其呈现出三个方面的鲜明特质：

第一，生产力的巨大提高。人类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并进一步使工业文明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机器代替了劳动力。同时生产专业化、高度发达的分工也加速了生产力的增长，“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長的生产力”2。由于市场的扩大，需求也在不断地增加，于是“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3。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还带来了技术科学化、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等现象。总而言之，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

第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理性化体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知识化、科技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由于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责任伦理是相悖于中世纪的宗教信念伦理的，所以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就以理性化（rationalisation）或智识化（intellectualisation）来表达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例如，他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形态依赖于现代科学的特点，特别是基于数学和精确理性试验的自然科学的特点。5这种理性化的结果为现代人精心制造了一个牢笼。此外，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以社区（Gemeinschaft）和社会（Gessellschaft）来反映现代社会的变迁，齐美尔（G.Simmel）从城市生活和货币经济来探测现代化，等等。显然，理性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还代表着对于思想的态度，即认为理性万能，理性的力量可以解决日常生活的一切问题，例如将自然科学运用到物质生活上产生的工艺科技（technology）。这带来了科学的实用化、科学知识的无限扩展和知识权威的无限增大，知识就意味着一种权力。在政治上亦是如此，理性化体现在法治精神的普及、官僚科层制度的盛行、福利国家的兴起、政治结构的分化以及脱离宗教文化的政治文化，等等。

第三，民族生活的全球化。人类的全球化是以“现代性”为核心价值诉求的现代化（工业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与拓展的过程。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标志，人类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而这也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开启。哥伦布之前的历史只能叫全球历史，全球历史表征的是离散时空状态下的人类生活，而世界历史则是人类在同步时空视阈下的发展历史。在此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人类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等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般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指各民族和国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现代化发展图景。

世界历史的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大工业和人类交往的发展，因此资本主义是解读世界历史观的实验室。世界历史要具备三个要素，即人、生产力和交往。人在世界历史的创造中具有主体性，人的交往是生产力发展、世界历史形成的必要条件，这就体现了三重逻辑递进：从表层看，大工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人类历史演进的统一；从中层看，在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前，各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以点状分布，是离散时空的，即“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自从资本主义登上世界舞台，人类进入同步时空的发展状态，原来的离散时空就被打破，由此开启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这个交往最初目的是资本的增殖效益，但是客观上资本的全球扩张使得世界各个民族国家连为一体，使得民族历史让位于世界历史，由此人类以交往为基础形成了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统一；从深层看，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各个民族进入整体性，但其最终的价值诉求是人的解放与历史发展的统一。

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地域史”（民族史）在资本空间化推动下必然转向“世界史”（人类史），这也是一种人类新文明的形成过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世界各民族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带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与物质上的丰裕与便利相伴随，西方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与危机。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问题。工人阶级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劳动者与自然界相异化、与自身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到了机器大工业阶段，由于分工的精细化使人固定在某一个生产环节，工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作高度专门化使完整的人成为局部工人（specialized  workers）。到了信息化时代，非物质劳动不断侵袭着工人的休闲时间，工人逐渐沦为格子间的机器。工人不仅付出着巨大的物质劳动，还有成倍的精神劳动，这些都加剧着工人的身体和精神压力。其次，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资产阶级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却无法再继续支配其生产力。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3。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症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随着历史逐渐转变为世界的历史，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成熟，各国之间的联系与沟通逐渐加强，经济危机日益具有世界规模；再次，是现代人的意义危机问题。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中，田园诗般的社会关系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唯存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资本主义通过金钱消解人与人的依赖性，用拜金主义消解了封建时代的拜权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4。马克思还引用莎士比亚的论述，“黄金能让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就深刻揭示了货币对人的异化与否定。资本主义带来的是社会状况的动荡与变革，社会不确定性在增加，“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族问题、环境危机、失业犯罪、意识形态冲突等问题困扰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现代生活的唯科学主义遮蔽了人文关怀，大众传媒导致人生活的感性化、形象化，这些都进一步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枯燥乏味。人们无法安身立命，只能疲于奔波；无法寻找家园，只能居无定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爭辩的事实。”1总之，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了现代化的进步的、光辉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揭开了资本主义含情脉脉的遮羞布，并发现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掘墓人和革命代理人，也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历史已经证明，每个国家都要主动或者被动地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人类现代化的普遍发展规律表明，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参照现代化的共同价值诉求，又要结合本国国情与民族特点，即在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保持动态平衡。从人类现代化发展实践来看，其类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内生型现代化，例如欧美国家，一般依靠自身力量从下往上、相对平稳地渐变。另外一种是外生型的现代化。其现代化的方式与速度都需依靠外部力量，发展并不平稳。但是这种不平稳中也可能蕴含着创新的契机，即能够生发出一条适合本土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笔者曾经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点集中表述为“历时性问题的共时性承受”3，以此来说明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的历程，随着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中国客观上也被动卷入现代化历史环境之中。自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仁人志士开始了不断探索，力求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百年中国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可以说历尽了艰辛曲折。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仅就学理层面的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就产生过诸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乃至于“全盘西化”等有代表性的观点。但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道路业已证明，上述观点都不能够正确解决中国的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全盘西化论”，在其代表人物陈序经、胡适看来，自晚清以来中国之所以被西方列强入侵，根本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出了问题，因此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盘抛弃，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作为民族自救的根本出路。但事实证明现代化不能简单等同于西方化。的确，人类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不二选择，但是现代化的共同价值不能等同于西方价值。资本的全球化的确开拓了世界市场，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在现代化实践的许多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如果一味强调现代化等于西方化，则现代化就失去了民族个性，反而不利于自身现代化的建设。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无须在文化意义上西化，以及接受从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具体文化形式的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4邓小平曾言：“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5因此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的“中国特色”更多体现在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来谋划现代化的发展图景。

改革开放让中国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条道路的核心遵循就是守正创新，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既不能全盘西化失去民族自我，也不能固守传统拒绝世界文明。尤其是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讲就是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用“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宣告了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特色，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又要与时俱进，对人类现代化的一般发展规律与特点进行消化和吸收，展现出中华文明的时代风采与现代化风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在现实实践发展中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遵循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立足和遵从现实国情的特殊需要。正是从这一视阈出发，党的二十大报告才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在“共同特征”与“中国特色”的张力平衡中，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五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国家有37个，人口总数大约为10.9亿，而中国将以14亿多人口的体量实现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写人类现代化的世界版图，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伟大事件。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现代化的终极目的，因为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人是现代化的枢纽和原发力量。没有人的现代化是没有生机活力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停留于高樓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实现人的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每个人能从发展过程中感受到现代化与自身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始终坚持人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展开的命题。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口在现代化中的作用。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认为，“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3。现实的个人在家庭中进行人口的生产，而人口的增多会带来新的需要的增长。人口本身也会表现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从人的产生来看，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也通过生育、繁殖生产他人的生命。从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活动来看，人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从而进行生产。这种交往方式的本身就是“生产力”，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方式，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4。基于中国国情而言，一方面，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与复杂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人口基数多也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应辩证有效地利用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让每个人在其中创造自身的价值，从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现代社会还存在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现代贫困与衰颓之间的悖论，所以中国式现代化从本国具体国情入手，强调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现代化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而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每个人都能获得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共同富裕不只体现在物质层面，还体现在精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而且是精神层面的，我们要两个文明一起抓。那么，为什么提出要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为第一，共同富裕作为一个宏伟的理想蓝图，我们需要朝这个目标不懈努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我们与共同富裕的真正实现还有一段距离。第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我们要认清当前实际，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共同富裕是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目标的，美好生活的首要前提就是不断夯实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美好生活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我们的共同富裕正是从粗放式发展走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诉求。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有机的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由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它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能动自觉参与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了物质文化世界和精神文化世界，物质世界满足了人的肉体生理需求，精神世界满足了人的主体精神需求。而谋求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平衡正是社会作为有机体的内在要求。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还是人的现代化，不能以纯粹的经济高速发展遮蔽了人的精神生活及其价值追求，更不能出现物质富裕而精神贫困的现象。从历史上看，西方的现代化实践曾经主张“理性至上”“技术统治”和“科学帝国主义”的社会信念，工具理性成了主宰社会生活的解剖刀，无疑，这种现代化追求更多地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社会相应产生了人的精神危机。马克思认为从人的生存境遇来看，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所以人既有动物性也有神性。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物质和精神对应于人之不同的需求层次，物质的富庶与技术的进步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更便捷，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精神充实问题，所以人类需要人文精神的介入。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这种目的性标示着人要创造文化、追寻意义。正是人的精神世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同样，人的精神维度标示着物质进步的方向。因此，我们要强调在发展经济增进财富的同时，更要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保持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生成的逻辑前提。马克思曾经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因为人类来自于自然，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的社会文化才能够健康发展。人类不能仅仅在“手段”与“功利”的层面上对待自然、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还应该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当他走出自然时，人就面临着与自然区分开来，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之所在。人对自然改造的结果就是文化，所有文化都改变了原来自然而然的状态，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初的哲学主题，人不能以征服、掠夺、占有的思维来对待自然。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思考如何保持与自然的合理张力？既要改造自然，又要回归自然；既要保护自然，又要天人和谐。人与自然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认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这个无不是虚无，而是无意义。因此没有纯粹的离开人的自然，一方面人通过自然界获得生存的资料，另一方面，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延伸了人的器官，实现了人的肉体与灵魂的统一。总而言之，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必须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的共同体，超越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奉行的人与自然对立模式，自觉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实践的全过程及其各个方面。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具世界魅力的地方。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伴随的对后发展国家的征服、殖民与掠夺的行径截然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社会主义立场，始终秉持对话、和平的发展理念，绝不会以牺牲别国人民利益或通过强取豪夺的方式压榨别国人民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强调对話是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重要机制，有对话才有合作，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中国式现代化是为全球人民谋福祉的现代化，是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成为和平崛起的典范，走的就是和平崛起的人间正道。“德不孤，必有邻”，这里的含义是有德性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必定能得到大家的亲近，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我们打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政治上要讲信修睦，在经济上要合作共赢，在安全上要守望相助，在文化上要心心相印，在对外关系上要开放包容。在这个共同体中，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达到美美与共、和睦共存、相互欣赏，而非隔阂冲突。要始终牢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正是因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我们要和睦共存。在面对当今世界各种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我们更加需要在文化价值理念选择上追求确定性，旗帜鲜明地向世界人民宣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现代化主张，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推动全人类现代化的和平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发展，同时致力于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有机整合，实现不同要素综合集成的文明建构，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性发展进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国情，向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世界所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一方面丰富、发展、升级了人类现代化的标准，另一方面也成功探索出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新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立足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而成功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通过自身的和平发展推动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人类现代化不是只有一种标准、一条道路。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自觉沿着中国式现代化这条成功道路不断总结经验，矢志不渝、奋力前行。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自信是基础，关乎现代化的前途与命运。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1的确，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我们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历史上，党领导着中国人民一次次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效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3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4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经过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才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宗旨的必然结果。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我们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走出光明大道，赢得光辉未来。

第二，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信是基础，是关乎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5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丰富的理论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足于时代前沿的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丰富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创新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理论武装头脑，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不能急功近利、冒失冒进。面向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又善于运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努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必须坚持以改革开放来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伟大觉醒，让中国成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需要通过革命性变革去不断发展和完善。改革开放既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也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的过程。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让我们深刻感受到，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面向未来不断解放思想并反思前行。改革是向内用力，开放是向外用力。开放的目的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对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尤其是要解决顶层设计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彰显了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进程中，要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活力与动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更应该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从而创造中国文化新辉煌。

第四，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滋养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文化是一個社会持续稳定向前发展的恒常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确，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我们必须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份瑰宝。人类文明是在守先待后的连续性中不断发展的，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与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赋予了现代化以“中国式”的特点与时代烙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断完善，正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并注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精髓渗透于新时代的执政理念、执政思维以及战略布局中来，尤其是在未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设计方案中，我们还要注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使得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明的融合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周易》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现代化是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普遍向往的现代价值关切，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我们所探索出的这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是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们深信，随着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化、现代智慧也必将成为人类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参照，必将给世界带来多方面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