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冰

他就住在我们这条街的街尾。那是一栋欧式的两层小楼，从门口看不见院子，葱郁的树木严严实实地遮挡住了视线。尽管如此，我每次经过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往里望一下。我想知道，那个老先生还好吗？

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却彼此熟识。

那时，我时常推着女儿，从玛格丽特大街走过。“玛格丽特”是一个女人的名字，至于为什么会把这条街命名为一个女人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与一个女人有关。我试图查出这其中的故事，但即使是专门负责道路管理的部门，也只跟我说抱歉，因为他们也不清楚。那时候的天空，总有大朵大朵的白云，自由自在地在天空中游荡。女儿正在牙牙学语，她指着那浮动的云说：“妈妈，白云，白云在跑步呢。”

我抬头望天，正有一大朵白云在头顶上飞快地奔跑。我收回目光的时候，看到了同样一个抬头看云的人。那是一位老人，他头戴着黑色的礼帽，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衣，脚上的黑色皮鞋闪着亮光。在这样一个很少有人注重穿着的街道上，他的形象很特殊。他有着欧洲人的高大鼻梁，五官立体。他看完云，对我们笑了笑，他的笑与他那身装束格格不入。他看到了手指向天空的女儿，又笑了一下。他的笑容很温暖，但他依旧一句话也没有说。他那样站着的时候，手中的拐杖杵在地上。他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腰背挺得笔直。

他默默地轉身，走向那个草木葱茏的小院。我隐约可听到拐杖敲击到水泥地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那些日子，天气晴朗，每天都有或浓或淡的云在空中飘着。他又出现在我们散步经过的街边的人行道上，依旧是那身装束，只是，这一次，他那高高的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镜。我看不到他眼镜背后的眼睛。他看到我们，竟然朝我们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用左手从口袋里掏了一下，似乎掏出了一件什么东西。他站在女儿的小推车前，缓慢地蹲下身，动作缓慢地伸开手掌，手心里有两块巧克力。他依旧不说话，只把巧克力递给女儿。女儿没有接，望着我。我对他说：“谢谢您，孩子平时不吃巧克力的……”

他笑了笑，依旧不说话，就跟没听见我的话一样。他将巧克力放在女儿的推车里，缓慢地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地走了。难道他耳朵不好？或者是不能说话？为什么他一个字也不说呢？

我对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声“谢谢您”，他似乎没有反应，只是那样慢慢地朝着那栋小楼走去，他的背影一点点地消失在树木葱郁的院子里。大朵的白云，依旧在天空中自由地飘荡，秋风吹在树上，树叶便也跟着白云舞蹈。

那是我第二次遇到他，他除了微笑，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会在相同的地方见到他，他每一次都会缓慢地蹲下身，将两块巧克力放在女儿的小车里。他每次都是同样的装束，同样的微笑，同样拿出两块巧克力，同样一语不发。后来，在他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曾经出现过，可是，他那几次送的巧克力就放在抽屉里，蓝色的包装纸就像明亮的天空一样。我一次次地打开抽屉，看到整齐地躺在抽屉里的巧克力，眼前就会浮现出他的身影来。

我对那个老人充满了疑惑。

最后一次见到老人时，他依旧站在原来的位置上，虽然依旧是相同的装束，但是他明显消瘦了很多，因为大衣穿在他的身上显得很肥大，就像是临时借来的衣服。他脸上的皮肤松弛而下垂，他的眼睛也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光泽。他下蹲的动作非常缓慢，要借助拐杖才能完成。我照样跟他说话，但是他依然没有说一个字，似乎连笑容也很难露出来了。他就那样一步又一步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提高了声音跟他说话，他照例像没有听见一样，没有回答。

我突然觉得自己很笨，为什么没能给他写一张纸条呢？也许他不能说话或者有听力障碍？回到家之后，我认真地写了一张便笺，认真地表达了对他的感谢，并希望他能健康快乐。

可是，自此之后，一连数周都没有见过他。每次路过那栋两层的小楼，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向里望一眼，可是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一个月以后的一天，一个陌生的女人敲开了我的房门。那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她说着带有欧洲口音的英语，自我介绍说是帕克斯的表妹。

“帕克斯？谁是帕克斯？”我不解地问。

女人说：“就是原来那座房子的主人。”

她用手指了一下那座欧式小楼，我这才明白：原来那个老人叫帕克斯。

她说：“帕克斯两周前在医院去世了。他八年前就得了喉癌和食道癌，手术导致他无法说话。他曾经有过一个女儿，每当天上有白云悠悠飘过时，女孩儿总会喊：‘看啊，爸爸，白云在跑步呢。可是孩子在三岁的时候，因意外夭折了。妻子因此与他离婚，并离开了澳洲。帕克斯非常绝望，时常用香烟和酒精来麻痹自己，直到先后被确诊了喉癌与食道癌。”

帕克斯的纸条很简单，看得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他说：“亲爱的姑娘，谢谢你曾经给过我的那些和善的笑容。对于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们价值连城。祝福你们，喜欢白云的孩子。”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