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癌，可谓是肿瘤届的“影帝”，它的症状五花八门，经常被误诊为肺癌、胃癌、过敏性疾病等，它就是淋巴瘤。淋巴瘤作为发病率、增长速度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但幸运的是，淋巴瘤也是“少数可以治愈的恶性肿瘤之一”。

▎结缘军医，完成淋巴瘤领域的“0到1”

谈到淋巴瘤，就不得不提一位专家。在他的诊室里，“淋巴瘤”是一切对话的关键词。这位专家就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党委书记、淋巴肿瘤内科主任医师朱军教授。初识朱教授，他目光坚定、侃侃而谈，从走上医学道路的缘由，到目前国内淋巴瘤诊治的发展，他都能娓娓道来。

聊起学医的缘由，朱军教授谈起了一个与医学无关的故事。朱军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三。在那个刚刚恢复高考的年代，朱军的哥哥姐姐分别在1977年、1978年考取了大学，同时供几个孩子读大学，家里的经济非常紧张。于是，1979年朱军报考了当时重庆最好的军校——第三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当年，报考军校有一部分原因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可以满足我多年的愿望，小时候我的名字其实是朱焰，但我觉得不够阳刚，坚决要求改名。当时大家都想当军人，希望能为国家的建设出份力，后来我就改名叫朱军了。”

1984年毕业后，朱军“运气很好”地分入北京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成为一名光荣的血液科军医。“当时301医院是全军最好的医院，能进那里真的很荣幸，但当时的血液科如同一个‘新生儿，刚刚从普通大内科分出，一切都属于初创阶段，也几乎不对外收治社会面的患者，来的患者多是各大军区治疗不好的血液病患者，这些战士、干部往往病情复杂且危重，压力很大很大。”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且收治的多为危重患者，朱军心中对白血病的第一认识就是死亡率高、预后不佳。“没什么治疗办法，治着治着人就走了，无力感真的挺重的。”这一现状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开始大规模运用。“我们算是有了些新手段，脐带血、异体移植都做过，从住院医师到主治医师的阶段，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和用干细胞移植技术治疗白血病。”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朱军感受到先进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我必须要出国学习，学习最先进的血液病治疗理念和技术。”

1994年，朱军来到了耶路撒冷，开始了他在以色列为期3年的求学生涯。寒窗苦读的学习生活过得很快，1997年2月朱军学成归来，飞机落地之时的情景，给朱军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候，国家的变化很大，经济快速发展，医疗也在快速进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留在国内大展拳脚！”

1998年，办好转业的朱军，来到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当时刚来在10楼这一层，肿瘤内科的4病区，主要收治淋巴瘤患者。”1999年5月1日，朱军以高年资主治的身份，成为内科4病区的主任，也成为党支部书记。仅仅1年之后，朱军下定决心，给科室更名。“当时肿瘤内科也按不同肿瘤进行了划分，我们就干脆勇敢一点，把淋巴瘤这个专科提出来。”彼时彼刻，华夏大地上还并未出现以“淋巴瘤”命名的专科，第一个“吃螃蟹”的朱军面临的压力甚大：“挂了牌就不能收别的病种的患者了，那仅仅依靠淋巴瘤的患者，能不能撑得起这个科室呢？”在朱军和团队的不断努力下，中国最早的淋巴瘤专科也如火如荼建立起来，“往后科室发展越来越好，就一直到今天了。”

回顾以往，其实朱教授踏出校门、进入临床岗位至今的这39年，恰是我国血液病科起步、快速发展的39年，更是我国淋巴瘤专科从无到有的一段岁月。期间诸多困难不难想象，但朱军却淡然一笑略过不谈，带着明显军人气质的他此时恰似一位与血液病、淋巴瘤斗了半辈子的儒将，处变不惊、宠辱偕忘。“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是一个崭新的平台，我的同事们也都是从各地抽调过来的精英，但我的学习、我的努力，让我有自信不比他们差。在这里我能学以致用，聚焦疑難肿瘤，为患者争取更多的生存时间，如此足矣。”

▎制定中国指南，“新技术需要‘新大脑”

谈起淋巴肿瘤的治疗，朱军强调淋巴瘤规范的诊断对于患者非常重要。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可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临床表现多样。由于诊断难度高，极易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为此，朱军带领团队耗时数年，牵头完成了2018—2022年中国临床肿瘤协会（CSCO）淋巴瘤诊疗指南的编订。通过多学科协作，在疾病诊治、人才培养、双向分级诊疗方面“多管齐下”，将我国淋巴瘤的实践治疗做到严谨的“中国规范”。

“现在新的技术、手段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但这其实也需要我们去革新我们的大脑，用研究成果和新的规范、指南去驾驭这些手段，为患者服务。”在此基础上，朱军组织建立了首个国家层面的淋巴瘤标准数据库，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数据的辅助，数据库可以直观地了解我国淋巴瘤的流行病趋势、特点和规范化诊疗的现状。

对于淋巴瘤的治疗，朱军团队用到包括像R-CHOP Pola（优罗华）+R-CHP方案、 CAR-T细胞治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方案等。随着淋巴瘤治疗药物与方案不断创新与优化，各类新药及新方案层出不穷，2019年由他作为主要研究者牵头研发的一款治疗淋巴瘤新药上市，推动建立了淋巴瘤诊疗的中国规范；朱军教授还创造性地开发出以 CD19-BBz（86）为代表的新型CAR-T治疗模式。朱军希望把最新、最安全的药物及时介绍给中国患者和同行，促进了中国医药的发展，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朱军教授总结，中国新方案兼顾了临床的实用性、国家医保更新、新药新方案和药物可及性等几个维度，可以看出新方案给中国患者带来了更多的获益。

目前，肿瘤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压力巨大，国家高度关注肿瘤防治，淋巴瘤经过正确的治疗是可以控制，甚至可以治愈的，当然也是可以预防的。淋巴瘤通常以无痛性进行性淋巴结肿大为特征，亦可侵犯鼻咽部、胃肠道、骨骼和皮肤等淋巴结外的器官引起相应器官的受损，常伴有发热、消瘦、盗汗等全身症状。出现淋巴结肿大不一定是淋巴瘤，而患者一旦明确了淋巴瘤诊断，首先要明确淋巴瘤的类型，如常见的包括60—70种的T细胞类型、B细胞类型，其恶性程度、治疗的难易程度、治愈率的高低都差距甚远，医生可通过组织病理学的检查来分型；然后进行分期评估，如肿瘤现阶段在患者体内分布的范围、多少、大小；同时，还要考虑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伴随疾病，给患者制订个体化的诊疗方案。临床上将控制好疾病、减少症状，控制肿瘤细胞甚至消灭称为完全缓解，在治疗周期结束后对患者进行观察，时间是证明疗效的金标准，观察时间为3年以上。

▎携手患者，信任、坚守中共战癌魔

据统计，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瘤科现在每年接诊的新增淋巴瘤患者以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淋巴瘤患者数逐年增加，累计达10万人次，在国内位居前列。医院收治的淋巴瘤患者5年总生存率从48%攀升至62%，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朱军笑言，自己是帮淋巴瘤患者“卸包袱”的人，这个“包袱”有身体的，也有心理的。

从医路上，朱军面对了数不清的患者。在门诊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菩提叶的画作，这是一位治愈出院的患者为表感谢送给朱军的，朱军一直把它挂在诊室墙上，也时刻提醒自己：医生和患者是亲密的战友，共同面对残酷的病魔时，信任和坚守会化为一股力量，一直陪伴着彼此走过。

在治疗过程中，朱军始终认为，应以患者自身实际情况为中心，对于恶性程度相对较低，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应减少放化疗对患者身体的永久性伤害。2023年一次门诊，在面对一例看似确诊的恶性T淋细胞淋巴瘤的时候，朱军结合老人的状态和身体表现，认为疑似误诊，建议暂时延缓放化疗，他和患者沟通并取得信任，家属同意回家观察，朱军爽快地答应随时给患者加号随访。朱军希望通过自己的医术和患者建立信任感，精确判断患者是否真的需要放化疗，或者是延缓放化疗的时机。对于肿瘤疾病来说，决定治疗是一种勇气，但权衡后决定暂缓或取消治疗却需要更大的魄力。

作为一辈子都面对肿瘤患者的医生，朱军也没有把握可以把每一位患者都治好，但他能做到的就是按照现有的方法、经验，制订出一个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让患者少受苦、疗效好、花钱少。对于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是硬道理、金标准，但生活质量也同等重要。医生需要从患者的角度出发，关注患者自身的需求，保障生命、生活的“双生”质量。好的治疗效果应该是在较好的生活状态下活得更长，并非一定要把肿瘤“斩草除根”，也可以带瘤生存。如果一味追求彻底消灭肿瘤，而不顾患者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很多时候会得不偿失。

▎精准治“瘤”，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

淋巴瘤是所有肿瘤中，最有希望治愈的肿瘤之一，每个研究阶段对淋巴瘤的攻破，都给整个肿瘤治疗带来新希望、新机遇、新挑战。分子诊断就是一种个体化、精准化的肿瘤治疗，以精准的病理诊断和分子诊断为向导，推动淋巴瘤靶向及免疫治疗的飞跃。

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朱军强调：“遵循规范化诊断治疗原则的同时，要积极关注淋巴瘤的分子诊断、分子分型，在不同的肿瘤中，找到它们的特异性，最终指导临床实践的方式。我们一直尝试借助新技术，包括借鉴其他肿瘤的诊断治疗经验，比如说液体活检、基因分型、分子诊断和一些新靶点诊治，希望通过这种诊断学或者分子诊断的技术进步，能够更加有利指导现有的用药方式，使用药更加精准，更具有靶点的可操作性。这样医生的治疗方案会越来越明晰，既节约了成本、减少浪费，也增加了治疗的有效性、保障了安全性，这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在这方面有一些实体肿瘤和液体肿瘤的诊断已经发展得很好，淋巴瘤方面还要继续努力，进一步加强。”

朱军谈到，全球淋巴瘤5年生存率在60%—80%，中国还不到40%，而中国淋巴瘤患病总人数全球第一。《“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到，所有肿瘤的5年生存率要不低于46.6%，这样的目标虽然连50%都不到，但是也比现在的水平提高了10%。因此，大力推进全国肿瘤的规范化诊疗是关键，同时还要针对肿瘤分类进行个体化的精准化治疗，这也考验了医院技术、能力、条件的综合实力，两者应当相互结合，才可以真正提高中国淋巴瘤诊治水平。

▎找差距、寻突破，“我们终将比国外做得更好！”

说起中国与国外淋巴瘤治疗水平的差距，朱军说到，20年前，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在20—30年以上，目前差距小于5—10年，在北上广等大城市，治疗水平与国外相当，以经典性霍奇金淋巴瘤为例，朱军团队的治愈率在86%，与国外相当。整个中国抗淋巴瘤新药的研发水平快速发展，与美国一致，高于欧洲。在治疗水平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各有千秋。朱军相信，再过5—10年，中国在该领域的平均治疗水平与国外相当，甚至比国外做得更好。如NK/T淋巴瘤，中国患者数量较多，国外较少，过去5年生存率在10%左右，而现在可以达到50%—60%甚至以上，由朱军带领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团队诊治NK/T淋巴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高达62%、10年生存率高达52%，明显高于全国一般水平（32.6%）。在临床创新方面，朱军及其团队创造性地将门冬酰胺酶（全球首创）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用于治疗NK/T淋巴瘤，獲得了70%以上的长期生存率，更新了诊疗指南的推荐意见。

目前，朱军团队已经促成十余个创新药物在国内成功上市，牵头或参与开展118项国内和国际新药临床试验，占到淋巴瘤领域临床试验的79%。可以肯定地说，正在被验收的这类国产新药，如果能成功获批上市，则有可能使120万的“天价药”多了些竞争对手，高位的价格将被拉低，随着国产药物的不断跟进，进口药将渐渐走下“神坛”。

朱军感慨地回忆，20年前参加国际淋巴瘤会议时，只有几位中国学者，且没有发言权。如今，朱军自豪地说，中国在淋巴瘤研究领域突飞猛进、有目共睹，他之后将带领团队100余人赴瑞士努瓦格参加国际淋巴瘤会议、发表中国声音，会议将组织专门的中国会场，介绍我国目前在淋巴瘤领域的新药和诊疗进展，把最新、最安全的药物及时介绍给同行，促进全球淋巴瘤诊疗的发展。同时，中国血液疾病临床工作者在新药研发上逐渐与国际接轨，用中国的经验和数据推动中国新药研发的进程。

回顾这漫长的行医道路，朱军认为，好的大夫是要靠实践“熬”出来的，结合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国内外先进的诊疗技术，给患者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才是一位医者的初衷。目前，国外同行也逐渐认可中国的诊疗水平，对淋巴瘤未来的学科发展，朱军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淋巴瘤始终站在肿瘤精准靶向治疗的前沿，未来淋巴瘤的治疗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突破。朱军及其团队非常乐意怀拳拳赤子之心，与全国同道共同努力，尽早实现“肿瘤可防可治、肿瘤可治愈”的健康中国梦。

（编辑    董    玲、王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