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平社联的青年工作述评

2023-07-13代玉戈周竞风

党史博采·理论版 2023年2期

代玉戈　周竞风

[摘要]作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团体之一，北平社联在青年工作中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用科学理论教育青年、武装青年，从而引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同时，北平社联通过动员青年参与平民教育、号召青年参加抗日活动等形式，向进步青年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与青年的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北平社联的青年工作，不仅促进了青年之间的团结与联系，还提高了革命青年参与斗争的积极性，把一批进步青年引领到革命道路上，使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而为党的革命事业提供支持。

[关键词]北平社联；青年工作；中国共产党；左翼文化运动

[作者简介]代玉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周竞风，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 210023。

[中图分类号] D43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3）02-0026-07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一次成功实践，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是这一运动中比较重要的团体，紧随左联之后成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对于社联，目前学界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研究。相关学者指出，社联通过参与中国社会问题论战，传播了“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构建了新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还有一部分学者借助社联中坚人物来研究社联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作用，通过人物的个案研究来展示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以及他们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左翼文化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研究往往以上海社联为核心，对北平、广州、东京等社联分盟情况的关注有待加强。因此，本文以过去关注较少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简称北平社联）为研究中心，描述其在左翼文化运动中从事青年工作的内容，展示其在坚持革命文化工作的同时对青年发挥的作用与影响。

一、北平社联概况

（一）成立背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主要在于组织建设和群众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在白色恐怖中寻找突破口，党开始注意文化建设，重视对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1928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要完成党在现实情形下的基本任务，“宣传之另一种的方式就是我党同志参加各种科学、文学及新剧团体”。①不久，中共还要求设立文化机关，“以指导和批判全国的思想和文艺”。②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再申上述方针，强调“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③同时，这次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宣部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旨在“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以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④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为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此后，左翼文化运动迅速发展，1930年左翼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就有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据冯乃超回忆，左联成立后，为了斗争的需要，文委决定成立社联。⑤1930年5月20日，社联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社联在上海成立后，组织活动不断扩大，并得到进步文化团体的热烈欢迎，在此背景下，北平社联应运而生。

（二）组织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组织大纲》（以下简称北平社联《组织大纲》）规定，北平社联的最高机构为分盟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行政领导机构为执行委员会，下设支部，其下是小组。⑥

1.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负责选举执委会、评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修改组织与活动纲领、决定分盟工作等活动。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至少每3个月开会一次，由执委会召集。

2.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5人组成，各执委任期3个月。执委会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出版部、研究部等部门，其工作计划由执委会决定。同时，执委会还要领导支部与小组工作，出席支部及小组会。另外，执委会视工作需要还可组织各种委员会，聘请干事或委员。执委会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由秘书召集。

3.支部。支部包括3到5个小组，由组长组织支部干事会，选举书记及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负责人，支部干事任期3个月。支部负责执行执委的决议，定期报告各小组工作，制定支部工作計划。支部干事会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由支部书记召集。

4.小组。小组由盟员3到5人组成，负责参加革命斗争工作，吸收革命分子入盟，探讨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扩大组织与宣传等工作，并选举全体大会或代表大会的代表。小组会至少每星期开会一次，由组长召集，组长任期3个月。

虽然北平社联《组织大纲》与上海社联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章》在内容上没有原则性差别，但与后者仅有的11条相比，北平社联《组织大纲》足有37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平社联对组织建设的重视。

（三）主要活动。1930年10月16日，北平社联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与纲领，选出了由9名委员组成的执委会，制定了“出版新兴社会科学杂志、参加工农教育事业、开始社会政治经济调查等各项具体工作计划”。⑦北平社联成立之始，就是中共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同在上海成立的社联相似，中共在北平社联内的领导机构是党团组织，由党团成员来兼任北平社联的负责人，这就保证了北平社联的活动符合党的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北平分盟斗争纲领》规定，北平社联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学习并推广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革命——尤其是在理论上的斗争”。⑧在当时，北平社联采取了各种形式来进行活动。一方面，通过设立支部来扩大组织影响，当时清华、北大、北师大、北师大女附中、汇文中学等北平著名大中学校都有北平社联的支部。另一方面，又创办左翼刊物来宣传革命理论。北平社联曾创办《大众文化》《北方青年》《北方社会科学》《世界文化讲座》等杂志，积极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世界文化讲座》创刊号“发行不到三天，一千本就被抢购一空。”⑨另外，北平社联还积极联系社会人士，从而帮助地下活动。当时北平社联邀请了吴半农、千家驹等人，他们既能指导理论问题，又在进步学生中有较高声望。北平社联还把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发展为盟员，从而通过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关系，营救被捕同志。

但是，受当时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北平社联也不恰当地采取了飞行集会等形式，组织成员上街写标语、喊口号、撒传单，致使成员屡次被捕，给工作开展造成了一定困难。1933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北平社联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5月1日，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被捕，北平社联的组织关系基本中断。1935年，北平社联被迫停止活动。

二、北平社联青年工作的开展

（一）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是一种流行思潮，在青年中颇有影响，以至于国民党的党政刊物都不得不“劝诫”青年“不要再徘徊于共产主义的歧途了”。⑩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马克思主义理论整齐，而其批判社会的缺点，指示改造的目标，确有引人入胜之处。青年……一见其学说之新奇，自不免为其所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北平社联积极参与活动，引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1.结合实际情况，宣传马列主义。由于政治形势不断变化，北平社联往往采取多种形式来开展工作，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北平社联盟员往往都要通过多种渠道，要么翻译外国报刊，要么到苏联使馆领取资料，来获取马列主义著作，从而组织成员学习。不仅如此，北平社联还致力于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共党员、曾任北平社联宣传部长的裴丽生，翻译了《费尔巴哈论》。在该书序言中，裴丽生说明他依据的底本是黎威·奥斯丁的英译本，并且指出黎威·奥斯丁犯的错误：“一是把真实的经济生活抽象化了，二是只把经济生活看作社会组织中的一种原素，是和其它的各种原素有同等作用的原素，并不是决定其他一切原素的‘经济基础。”?有时，北平社联还借助学生刊物，在青年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33年起，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在清华大学社联支部创办的《今日》、北京大学社联支部创办的《北大学生》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扩大宣传阵地。?可见，北平社联的成员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对科学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无裨益。

同时，北平社联还通过开展读书会的形式，扩大在青年中的影响。北平社联的支部大多建立于北平大中学校之中，凭借这个优势，北平社联经常借举办读书会的机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理论。比如汇文中学的支部领导人王振乾，就借助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开展支部活动，组织青年学习、讨论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唯物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等。而且，王振乾巧妙地利用自己是汇文中学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身份，以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在读书会中批判宗教唯心论，对消除青年学生中非科学思想起到了一定作用。经过北平社联的活动，参加读书会的青年们“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有很大成绩的，会员的革命政治觉悟很高”，以至于在汇文中学的青年学生中“进步势力已经取得支配的地位”。?可见，北平社联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受到了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从而为他们接近中国共产党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2.批判“托派”理论，宣介中共主张。20世纪30年代，参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是社联史上的大事。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党的六大已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中国农村“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但是陈独秀则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大革命后就占据了优势地位，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所以，陈独秀主张放弃武装斗争，通过议会“合法斗争”来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等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严厉地批判了陈独秀，但他仍坚持错误思想，以至于形成“托陈取消派”，这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假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成为社联的主要论战对象。

这场论战的主战场在上海，但论战的影响却辐射到了北平，同样引发了北平各界的争论。北平社联十分重视这场论战，把它作为加强对青年思想教育的一次机会。一方面，北平社联组织青年盟员通过读书会、研究会、撰写论文等方式同“托派”分子论战。北平社联研究部长、中共党员李正文更是凭借进步学者张友渔担任《世界日报》副刊主笔的机会，于1934年9月以岳光的笔名发表了他在北平社联内部所作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小结。《世界日报》是华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30年代初正值鼎盛时期，1932年以后还在北平的著名大学中“约请学生担任特约记者”，在当时颇能“吸引教育界的读者”。?李正文的文章曾连载数期，在更广的社会层面扩大了论战的影响，使青年们进一步了解“托派”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北平社联还组织了青年学生进行反对“托派”分子的实际活动。特别是1932年10月，因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北平的“托派”分子安排营救行动，曾请到当时已经脱离中共的施存统演讲，地点就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第一院大礼堂。演讲当天，北平大学的学生蜂拥而至，北平社联也组织校内外的盟员参加，在会上对“托派”进行斗争，使得施存统的演讲无法进行，最后“只剩下托陈取消派分子等极少数人便散会了”。?由此观之，北平社联在反对“托派”分子问题上立场坚定，对提高青年学生的政治敏感性发挥了一定作用。

不仅如此，在批判“托派”错误思想的同时，北平社联还注意向盟员及青年学生宣传、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思想。北平社联曾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线》，此书是文章选集性质的著作，内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思想的比较，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诸问题，旨在向青年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在此书的出版预告中，这样宣传此书内容：“你知道俄国革命为什么胜利？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术在前者是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同时在以往的历史又给我們以什么样的教训？中国革命又到底是什么性质？中国革命现在到什么阶段？到底什么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著作还包含了华岗写的《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的部分内容，“本书内容：上卷：……3.中国革命的昨日今日与明日（里面包含华岗的中国大革命与机会主义……和华岗的论中国革命转变的文章）”。?华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著名学者，《一九二五—— 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也是他为批判“托陈取消派”而编写的著作，1931年出版。华岗“力图按照党的‘六大精神，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总结这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部大革命史也被当时的一些地下党组织“作为党员和革命群众学习的教材之一”。?由此可见，北平社联在紧张的斗争工作中，仍然能够及时地向青年介绍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始终紧跟党的步伐，以此来教导青年、引领青年。

（二）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20世纪30年代，正是白色恐怖日益猖獗的时期。“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使其宣传的“民生主义”成了空话。而九一八的炮火、一·二八的硝烟，更是加深了青年们对民族危机的深刻认识，可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下，广大青年痛感“无路可走”。中国共产党借助北平社联，向青年们传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引领青年走向光明，走向希望。

1.动员青年参与平民教育。三十年代的北平，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广大青年对此深有体会。清华大学一次入学考试，国文科的作文题目有一个是“苦热”，结果“北平考生做这个题，总是分两面立论：‘阔人虽也热得难受，但可以住洋房，用电扇，吃冰激凌，还可以上青岛、北戴河去。‘穷人的‘热可苦了，洋车夫在烈日炎炎的时候还得拉着车跑；跑得气喘汗流，坐车的还叫快走，于是乎倒地而死”。其他的作文题目下也是如此“恨富怜穷”：“做‘夜的也常有分阔人的夜与穷人的夜的；做‘晓行的虽因早晨的乡间不大会有阔人而拉扯不上去，但也常将农人的穷苦与苛捐杂税等等发挥一番。”对穷苦人的关心爱护，使得青年迫切想改善平民的生活，在当时的条件下，北平社联选取开办平民学校的方式来引领青年“为人民谋幸福”。

北平的大中学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参与平民教育的传统，北平社联也巧妙地利用这种形式，引领青年学生接近平民阶层，在平民教育活动中向青年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当时，北平大学法学院有一所附属民众学校，由法学院出资，借学生会的名义开办，地址就设在法学院第二院，由法学院学生在课余时间义务授课，学生都是附近穷苦平民家的孩子。这所平民学校“在几年间因党派明争暗夺，几经人事变动，时办时辍，后由左翼史如舟、关毓芬（女）等接办，情况已有好转，到一九三二年春重新整顿，民校组织比较稳定健全”，已经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红色民众学校”。北平大学法学院的社联支部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社联成员参与到这所平民学校的活动中，使他们接近平民，设身处地了解平民生活。参加北平社联的青年在这所平民学校任教的过程中，不仅自己编写教材，宣扬革命理论，有时还在课堂上公开反对剥削压迫，向学生们传递阶级斗争、穷人翻身的平等思想，甚至介绍苏维埃政权的相关情况。而且，学校的学生也因在平民学校受过教育，提高了文化水平，依靠学校发放的毕业证书考入了职业学校、找到了工作。其他学校的社联支部也组织过类似活动。比如前文提到的汇文中学，在北平社联的领导下，借助读书会的组织与成员，“还办了一个义务教育的汇文民众学校，吸引汇文职工和群众去学习”。这个平民学校实际上成为宣传革命理论的又一阵地。

以开办平民学校来传播进步思想的斗争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党组织的合法活动，有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还让这些学生们“受到了革命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一部分学生还在北平社联的影响下跟随他们参加集会、游行等活动，最后“参加了革命组织”。这种青年学生与贫苦民众间的良性互动，不仅在特定条件下改善了民众生活，还使得青年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初步的改造社会的实践，在平民教育中体会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真谛。

2.号召青年反抗日本侵略。北平社联的活动时期，正是日本加緊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愈发尖锐的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仅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涌入北平，诉说日寇暴行，而且日本军队也集结于山海关外，对华北虎视眈眈，北平已然成为抗战的前哨阵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北平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愤，纷纷投入救亡运动，他们组织请愿团“南下”，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示威。青年学生们宣称，如果国民党当局不抵抗，“就是与帝国主义者妥协，就是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非但不信任它，而且要打倒它”！在这种形势下，北平社联也组织其成员积极参加这次示威活动，派佘立平、尹景湖、苏亦农、张鱼、智良俊、关毓芬等人参加“南下示威团”，佘立平、尹景湖等还在示威团的纠察队中担任了职务，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同时，面对国民党当局借“改革教育方案”压制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北平文化总联盟号召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在大学中发动罢课、罢考行动，抵制国民党借教育政策干涉抗日救亡运动的行为。北平社联积极响应号召，组织支部进行罢考斗争。如北平大学法学院社联支部的成员，“在校园内贴出了反对教育法西斯化的标语，并且把守各院和教室的大门，劝阻同学不要参加考试”。这场罢考斗争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平津等地报纸均有报道。

不仅如此，北平社联又在北平各大学中加紧活动，冲破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罗网。一方面，北平社联积极联系进步学者和教授，借助课堂进行抗日宣传。北平与上海相比，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高校内红色教授的势力也较上海更加强大”。当时许德珩刚被国民党当局释放，但他同情共产党，甘冒风险为北平社联服务。据李正文回忆，在许德珩出狱后的一次授课中，“进步同学问他：中国的出路是什么？他并不回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反帝”，这给青年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北平社联又组织人员在刊物上撰写关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日本侵华事件的文章。例如在北平社联领导的刊物《北方青年》上，就载有钟中作《反日与反帝》、依平译《满洲着了火》、李皑作《与十九路军士兵谈话的记录》，这些文章向青年们揭露了事变的真相，进一步宣传了抗日主张，有利于鼓舞青年们的抗战热情。

三、北平社联青年工作的历史作用

（一）促进青年的团结与联系。北平社联的领导成员都来自青年，知悉青年的情况，在实际活动中也与青年打成一片。面对部分青年学生在经济上的困难，北平社联的负责人慷慨地解囊相助，解决青年的食宿问题。北平社联领导人宋劭文、裴丽生等都自觉发挥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解决青年学生的生活难题，当时的社联成员间的关系，“真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共生死、同患难的阶级友爱高于一切。”而且，北平社联对犯下错误的青年也耐心指导，使其吸取经验教训。1932年12月，北平社联执委李正文因斗争经验不足，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当，使部分同志被捕。宋劭文得知后，亲自来关心李的情况，直言“别人不敢见你，只有我来了”，告诫他提高警惕。裴丽生在指导读书会活动时，了解到一些进步青年虽然想改造社会，但理论修养不足，“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因此他让青年们“先共同学习《社会科学概论》这本书”，以及《反杜林论》《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以此来提高青年的理论水平。北平社联的青年工作加强了青年之间的友谊，赢得了进步青年的信任。

（二）提高革命青年斗争积极性。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团体，北平社联积极配合党的政策，热心于社会运动，在革命青年中扩大了党的影响。通过组织读书会、创办刊物、发表文章等形式，北平社联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青年学生中去，为革命青年从事斗争活动提供理论与思想的指导。而且，北平社联的成员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实际斗争中去，当时北师大著名的学生领袖徐铮、徐文华、徐志超，都是北平社联的成员，在北师大中相当活跃。1933年，徐铮两次被捕，释放后在西山养病，而当李正文因工作需要请她参加活动时，她毫无推脱，带病下山，像这样热心青年工作的北平社联成员不在少数。同时，北平社联还利用政治形势的变化，组织青年进行合法斗争。1932年12月，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当时进步青年向往苏联，希望能去苏联参观乃至留学。因此，1933年春，北平社联积极参与组织“暑期苏联观光团”的活动，宋劭文、李正文等社联负责人都参与到筹备工作中，秘密组织进步青年参加工作。另外，1933年4月，北平社联借公葬李大钊的机会，贯彻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既采取合法斗争，又采取秘密斗争，派成员担当纠察队员，在游行队伍中呼喊革命口號，使公祭活动变成鼓舞青年继承李大钊精神的生动课堂。

（三）引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北平社联的青年工作，使得进步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思想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对党领导的革命有了深刻的体会，从而为党提供了一批青年人才，北平社联在党与青年中间发挥了重要的“引路人”作用。北平社联主要领导人宋劭文、裴丽生在参加北平社联时虽然只是学生，但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成长起来，不仅在白色恐怖中恢复了与党组织的关系，还在之后的革命事业中为党作出贡献。宋劭文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担任宣传部长，从事统战工作；而在北平社联停止活动后辗转回到山西的裴丽生也参加了牺盟会，1941年又在山西第三专署配合薄一波，主抓经济工作。那些参加过北平社联的青年学生，也在社联的引导下走向革命道路。当时的进步青年，虽然对中国共产党十分向往，但总是找不到与党联系的线索或门路，北平社联往往借助社员与青年学生的同乡关系，或是借助读书会的形式，在学校中发展成员，起到了团结、引导进步青年的作用。据王达成回忆，1932年他进入北平志成中学高中部后，常与同乡的宋劭文、裴丽生等来往，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参加了社联活动，裴丽生还指导了一些理论性问题，最终这一批参加读书会的青年“都初步地掌握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王达成、张新铭、李锡纯、董谦等人“都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已经光荣牺牲了”。

结语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进步青年的教育和引导，带领他们积极参加青年运动。作为中共领导的北方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团体之一，北平社联在青年工作中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科学理论教育青年、武装青年。同时，国民党统治下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让广大青年愤懑不已，而随着日本侵华脚步的扩大，民族危机进一步促使了青年觉醒，北平社联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感召青年，使他们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从而为革命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可以说，北平社联的青年工作，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要求下促进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抗日救亡活动扩大了革命文化运动的影响，革命文化运动又进一步推动抗日活动的开展。”从这个角度看，北平社联“为全民族抗战的兴起做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锻炼、培养了一批党的理论和文化工作骨干”。在开展青年工作的过程中，北平社联也真正做到了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从而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87.

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618.

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67.

④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五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273.

⑤史先民.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77.

⑥史先民.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52.

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200.

⑧史先民.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50.

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63.

⑩曾任.从马克思学说的批判说到中国现代青年应有的觉悟[J].三民主义月刊，1935（11）：98-105.

?志坚.青年思想左倾的原因及对策纲要[J].中华周报，1932（56）：7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