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萍　陈锦　娄虎

摘 要：目的：探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共情、创伤后成长对亲社会行为的综合影响，考察性别和学段的群体差异，并构建一个链式中介模型。方法：采用纵向追踪设计，以河南特大暴雨受灾区的郑州市1 023名中学生为对象，分别在灾情1个月、2个月后进行追踪调查。结果：对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来说，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23， P＜0.01）；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共情（β = 0.13， P＜0.01）和创伤后成长（β = 0.23， P＜0.01），共情可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β = 0.26， P＜0.01）和亲社会行为（β = 0.42， P＜0.01），创伤后成长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β = 0.261， P＜0.01）；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95% CI： 0.004， 0.012）；中介效应的群体差异仅出现在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的“特质性”分维度关系中。结论：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既能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还会通过引发共情、创伤后成长而间接影响亲社会行为；相对来说，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中，女生比男生更需要关注共情的培养，高中比初中更需要关注共情—创伤后成长的综合作用。

关键词：体育锻炼；亲社会行为；共情；创伤后成长；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G804.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840（2023）03-0052-08

Impact of Physical Exercise on Prosoci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after Disaster：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and Group Differences

LIU Ping， CHEN Jin， LOU Hu

（College of Sports Science， Nantong University， Jiangsu 22601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s of physical exercise， empath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on prosocial behavior， investigate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gender and school stage， and construct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Methods：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design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102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Zhengzhou， which were affected by the severe Henan rainstorm. Results： For post disaster adolescents， physical exercise positively predicted prosocial behavior （β= 0.23，P< 0.01）. Physical exercise positively predicted empathy （β= 0.13，P<0.01）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β=0.23，P<0.01）， empathy positively predicted post-traumatic growth （β=0.26，P<0.01） and prosocial behavior （=0.42， P<0.01），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ositively predicted prosocial behavior （β=0.261，P<0.01）. Empath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layed a sig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95% CI： 0.004， 0.012）. The group differences of mediating effect only appears in the "trait" sub dimens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onclusion： Physical exercise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 prosocial behavior by inducing empath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Relatively speaking， girl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empathy than boys， and high school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role of empathy post-traumatic growth than junior high school.

Key words：physical exercise; prosocial behavior; empathy; post-traumatic growth; adolescents

2021年夏天，河南省发生特大暴雨灾害，据统计（截至8月2日12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千亿元，其中灾难较重的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1］，这不仅造成巨额的财产损失，也成为应激事件，给郑州民众带来严重的心理痛苦。而如何帮助民众尽快平复心情，则是灾后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

自然灾害之后，灾难带来的应激反应通常在应激事件发生后几周表现明显［2］，受灾地区可能会出现恶意抢购、攻击他人等不良行为［3］，但研究者关注到，应激事件后也会出现一些积极的行为，例如，亲社会行为水平的提高［4］。亲社会行为是指个体发出的，有助他人、集体或社会的行为［5］，它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行为，对个体健康发展以及社会适应具有重要作用，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内容［6］。Hoffman［7］认为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是基于个体的某些特质，比如遗传因素、心理特征等。但Staub［8-9］認为特质论过于片面，忽略了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性或培养性。随后，亲社会行为的理论又补充了情境性和过程性的内容，认为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可以与紧急情境相关，并且从应激事件到产生亲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条件和过程［10］。Eisenberg［11］的亲社会行为理论认为，在应激事件后个体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会产生共情等情感，使其走出应激创伤，并出现亲社会的行为。可见，虽然灾难给民众带来的沉痛巨大，但也可能通过个体的情感变化和个人成长而提高应激事件后的亲社会行为，提示应激事件发生后短期内的干预有重要意义。

体育锻炼可以拮抗心理应激，改善公众心理状态，缓解创伤后应激症状，促进个体健康的心理和行为水平［12］，是灾后心理救援与干预手段的潜在手段之一［13-14］。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促进研究中，体育锻炼被认为是有效的干预手段［15］。Janet的横断面调查显示，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密切有关［16］，纵向的追踪调查进一步说明，体育锻炼能够预测亲社会行为的水平［17］。基于此，本研究假设1为：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能够影响亲社会行为水平。

共情是亲社会行为研究中最常见的影响因素之一，它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能力，意味着个体当灾难或应激事件发生后，能够产生同情等情绪反应，进而出现友好、帮助等利他行为［18］。共情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研究往往是在平常环境中，而在灾难情境发生后，共情可能还需要其他心理要素共同作用而促发亲社会行为，创伤后成长则是这种情境研究中普遍采用的中介变量［19］。对于灾区民众来说，共情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理解他人，从而有利于个体在创伤后获得积极的成长，并形成利他的亲社会行为［20］。另一方面，体育锻炼对共情和创伤后成长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广泛证实［21］。例如，王钰等［22］通过3个系列实验证明了体育锻炼能够对共情水平有积极的影响；Mcdonough等［23］则通过19个月的追踪，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帮助乳腺癌幸存者获得创伤后成长。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为：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促进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的干预时机，可能调节体育锻炼对心理和行为积极影响的大小。Chen等［21］的研究表明，在应激事件发生后的早期阶段，体育锻炼与创伤后应激障碍或成长的相关更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此，本研究拟在灾后1个月和2个月进行调查。另外，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对共情、创伤后成长、亲社会行为均可能存在性别和学段差异。Atan通过对400名青少年的调查，认为体育锻炼对女生共情的影响高于男生［24］。鲁丽华［25］对我国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存在性别和学段差异。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及其性别、学段的差异。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被试

分别在河南特大暴雨灾害后的1个月（T1）和2个月（T2）对严重灾区郑州两所学校的中学生进行调查。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对初一到高一每个年级的200名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两次共发放问卷2 400份。剔除漏选、多选、所有题项答案一致的无效问卷44份，其中4份为同一被试两次作答均无效，获得有效数据的被试1 158名。参照灾患研究的范式，采用创伤程度暴露和利他主义信念进行被试的筛选，筛选标准为排除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所有题项均选择“无此情况”的被试、利他主义信念量表所有题项均选择“完全同意”的被试。这一部分共排除被试135名，获得有效被试1 023名，其中男生463人，女生560人，平均年龄为15.12±1.72岁。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中学生均对研究知情同意。

1.2 研究工具

（1）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采用梁德清［26］修订的中文版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PARS）测试体育锻炼水平，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75。要求被试回忆过去一个月中的体育锻炼情况，测量3个方面的内容：每周锻炼的频率、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通常锻炼的强度，体育锻炼量总分为三者的乘积。

（2）人际反应指数量表

采用戎幸等［27］修订的中文版人际反应指数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原量表有28个题项。根据Siu等［28］的观点，其中11个题目可以用来测量个体的共情能力。因此，本研究采用IRI-E测量应激事件后青少年的共情，包括两个维度：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76。

（3）创伤后成长问卷

采用周宵等［29］修订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 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反应应激事件后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状况，该问卷包括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生命价值观的改变3个维度，共有20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93。

（4）亲社会行为问卷

采用张庆鹏等编制的亲社会行为问卷（Prosocial Behavior Inventory， PBI），该问卷包括利他性、遵规与公益性、关系性、特质性4个维度，共有15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95。

（5）创伤暴露程度问卷

根据伍新春等［30］编制的创伤暴露程度问卷测量青少年的创伤暴露程度，将每个题项的前半句限定为“暴雨灾难”，问卷包括18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83。

（6）利他主义信念量表

采用中文版人性的哲学量表（Philosophies of Human Nature， PHN）中的利他信念分量表测量青少年的利他信念，共有14个题项，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克隆巴赫α为0.78［19］。

1.3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在河南特大暴雨灾害发生一个月（T1）后，发放体育活动等级量表、创伤暴露程度问卷、利他主义信念量表。灾害发生两个月（T2）后，发放人际反应指数量表、创伤后成长问卷、亲社会行为问卷。

采用SPSS 24.0和Mplus 7.0進行统计分析。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项目进行单因素、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均低于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随后，基于研究的假设对数据进行分析。对体育锻炼、共情、创伤后成长、亲社会行为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介作用检验、Bootstrap分析及性别、学段的差异检验。设定P＜0.5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Pearson相关系数。相关分析发现，体育锻炼与共情、创伤后成长、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共情与、创伤后成长、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创伤后成长与亲社会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支持后续假设的检验。

2.2 共情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进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首先，在控制性别、学段后，检验体育锻炼对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总效应，结果路径系数显著（γ=0.364，t=22.69，SE=0.016，P<0.01）。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共情和创收成长，结果显示所有路径系数均达到了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P<0.01），且模型拟合指数良好（χ2/df=7.48，CFI=0.98，TLI=0.97，RMSEA=0.07，SRMR=0.03）。该模型（如图1）不仅包括体育锻炼对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直接作用效应，且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包括三条路径：共情的单独中介作用、创伤后成长的单独中介作用、共情—创伤后成长的链式中介作用。最后，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2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结果显示置信区间不包括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共情（95% CI：0.040，0.070）、创伤后成长（95% CI：0.052，0.084）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创伤后成长起链式中介作用（95% CI：0.004，0.012）。

2.3 中介模型的群体差异检验

基于各变量在性别和学段上可能存在差异，本研究检验了共情、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跨群体的一致性。第一，分别检验青少年男生与女生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现，男生（χ2/df=4.38，CFI=0.99，TLI=0.97，RMSEA=0.97，SRMR=0.02）、女生（χ2/df=4.17，CFI=0.98，TLI=0.96，RMSEA=0.07，SRMR=0.05）、高中（χ2/df=3.22，CFI=0.99，TLI=0.98，RMSEA=0.06，SRMR=0.02）、初中（χ2/df=5.22，CFI=0.98，TLI=0.96，RMSEA=0.08，SRMR=0.04），不同群体模型的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其次，进行跨组比较，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多组比较的方法设定等值模型，结果表明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并且各模型两两拟合指数差异ΔTLI与ΔCFI均小于0.01，说明各等值模型成立（如表2）。这说明该中介模型在青少年男生、女生或高中、初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潜在结构，即共情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具有跨群体的一致性。

在此基础上，检验共情、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对男生VS女生而言，共情（95%CI：0.014，0.048）VS（95%CI：0.039，0.100）、创伤后成长（95%CI：0.055，0.101）VS（95%CI：0.002，0.032）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2，0.013）VS（95%CI：0.006，0.008）均起链式中介作用。对高中VS初中而言，共情（95%CI：0.010，0.040）VS（95%CI：0.030，0.076）、创伤后成长（95%CI：0.021，0.059）VS（95%CI：0.034，0.084）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1，0.020）VS（95%CI：0.001，0.008）均起链式中介作用。最后，通过不同群体结构方程模型结果的比较发现，共情、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均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如图1）。

为进一步考察中介效应的群体差异，重复采用上述方法，分别在男生VS女生、高中VS初中中检验共情、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亲社会行为分维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利他性、遵规与公益性、关系性、特质性4个维度。首先，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表明，不同群体模型的各项指标拟合良好（如表3）。进而，检验共情、创伤后成长在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各维度间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差异。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对于利他性、遵规与公益性、关系性3个维度的模型，共情、创伤后成长的部分中介作用和共情—创伤后成长的链式中介作用均显著。但是，对于特质性维度的模型，女生的共情（95%CI：0.005，0.021）、创伤后成长（95%CI：0.001，0.008）及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1，0.012）起完全中介作用，而男生的共情（95%CI：0.003，0.010）、创伤后成长（95%CI：0.019，0.033）及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1，0.004）起部分中介作用；高中生创伤后成长（95%CI：0.008，0.020）及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2，0.007）起部分中介作用，但共情的中介作用不显著（95%CI：-0.001，0.008），而初中生的共情（95%CI：0.007，0.017）、创伤后成长（95%CI：0.008，0.022）及共情—创伤后成长（95%CI：0.001，0.002）的部分中介作用均显著。最后，通过比较不同群体结果方程模型结果发现，中介效应的性别和学段差异仅出现在特质性维度的关系中（如图2）。

3 讨 论

3.1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应激事件后亲社会行为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日常的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关系，并发现体育锻炼水平更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16］。而本研究探讨了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结果发现，灾后第一个时间点的体育锻炼行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后一个时间点的亲社会行为，验证了研究假设1。虽然还鲜有应激事件后体育锻炼预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直接研究，但体育锻炼促进亲少年亲社会行为和应激事件后行为积极的青少年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能够部分支持的本研究的观点。鲁丽华［25］调查了中学生的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结果显示中学生体育锻炼水平与亲社会行为的得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李琳鹭［31］对不同项目体育运动与亲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认为即使是竞争性体育运动也会提高亲社会行为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创伤后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典型的如亲社会行为，会受到个体层面积极特质、主观层面的积极体验和集体层面的积极环境共同作用［32］。而体育锻炼有可能在这三个层面提供积极性，从而加速形成应激事件后的亲社会行为。另外，体育锻炼往往强调合作、增加社交，这也可能是塑造亲社会行为的原因。同时，体育锻炼还能够创造“困难的情境”，提供给青少年克服困难锻炼意志的机会，也能够能解释其为何提高亲社会行为。但体育锻炼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还需要结合其他变量共同考虑。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是灾后短期（1个月、2个月）的调查，而以往研究较多对灾后几年的被试进行调查不同。这与Park等［33］的观点一致，他认为在生命危机后的早期阶段，个体可能会经历重大的生活中断、信念的挑战以及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体育锻炼可以重建信心和控制感、改善健康状况，并在早期提供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亲社会行为。另外，对病患的体育锻炼干预研究也能支持我们的观点，他们发现与疾病相关的应激事件中，体育锻炼对健康促进的有效样本往往是患病中的幸存者或处于疾病早期的参与者。例如，Rock等的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对于早期疾病患者更为重要，其可以帮助患者在从患病—治疗—康复—恢复的生存过程中，重新获得对身心的控制感和信心［34］。但是，Fitch等［35］发现，患病晚期的个体可能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身体、行为等方面的挑战，体育锻炼的健康促进作用效应将下降。这可能解释了应激事件后短期内青少年体育锻炼促进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原因。

3.2 共情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发现，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对亲社会行为的间接影响通过共情、创伤后成长中介进行，验证了假设2。首先，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共情能力，这与以往的研究证据一致，Sevdalis等［36］在体育锻炼与共情关系的综述中认为，体育锻炼提高共情能力是因为体育锻炼中身体参与可能包括协调自身的动作空间和时间、学习他人的动作、或与他人互动以实现具体目标。同时，还会预测他人的动作、识别他人的意图、使自己的动作适应他人的行为等；应激事件后青少年的共情可以预测亲社会行为，这与丁凤琴等［37］的元分析结果一致，该研究结果显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也符合Batson［38］的共情—利他假说、Crick等［39］的信息加工模型、Dickert等［40］的利他决策二次模型等共情理论强调的其在亲社会行为产生中的作用。灾情发生后，巨大的创伤情境和心理冲击会导致共情体验的出现，使得青少年更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人的感受，当个体再次知晓他人的不幸时，会出现利他的亲社会行为［20］。

其次，创伤后成长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与体育锻炼促进创伤后成长［41-42］、创伤后成长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正向作用［43］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同时探讨了这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证实了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是促进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增加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子。可能的原因在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拮抗心理应激、提升积极情绪，而这一积极改变还可以影响注意和认知范围［12］。注意范围的变化利于青少年从创伤后应激诱发的痛苦体验中转移出来，从而有可能感受到创伤所带来的积极变化，而对应激事件的积极认知加工，有助于加速建立应急事件后的积极信念，从而有助于产生创伤后成长［44］。应激事件后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使个体走出灾难的不良影响，并最终促进个体不仅对灾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表现出积极行为，还会对陌生人也如此，从而表现出扩大激活范围的亲社会行为。

第三，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这与以往共情有利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结果一致［29］。表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能够促进个体对他人的感同身受，使得创伤后的影响朝向成长而不是应激障碍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加亲社会行为。体育锻炼对个体健康的积极影响，往往表现为综合效应，包括身体、心理、社会和行为［45］。对经历了高应激生活事件的个体来说，体育锻炼可以改善身体能力、缓解情绪困扰、增强积极情感、培养积极的自我意识，这可能共情促进创伤后成长的原因［46-47］。据此，对于应激事件后青少年而言，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拮抗心理应激、形成积极状态，提高共情和创伤后成长水平，都可能在亲社会行为的促进中发挥作用。

3.3 中介模型的群體差异

中介模型的性别和学段差异均出现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 “特质性”维度的关系中。可能是因为，其他三个维度描述的是利于他人的行为、维护群体成员间认同的行为和维护群体成员间关系的行为，而“特质性”维度体现的是反映个体人格品质的行为。由于本研究的调查追踪间隔相差仅为1个月，其特质性的品格可能难以代表应激事件后短期的体育锻炼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水平。

具体而言，结果发现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应激事件后女生体育锻炼与特质性亲社会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男生则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女生应激事件后高水平的体育锻炼需要通过对共情和创伤后成长，才能对特质性亲社会行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男生活力更充沛、性格更开放、锻炼意愿更浓，从而有更高的体育锻炼水平。而共情、创伤后成长则是女生高于男生，女生受二者的影响更大。因为女生比男生更能理解和分享、更容易解决问题、更愿意去为他人着想［24］。角色约束理论表明，创伤的应对策略由个人扮演的角色决定［50］。考虑到如今女性扮演着多重角色（如母亲、工人、家庭主妇），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创伤事件后可能更容易融入积极的应对策略，如寻求专业帮助和利用社区资源，从而加速实现个人的创伤后成长［51-52］。

其次，结果发现共情在应激事件后初中学生体育锻炼与“特质性”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对高中学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表明高水平的共情不能直接影响高中学术的亲社会行为，还需要创伤后成长的共同作用。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表现出更大的行动自由，这会增加亲人间、朋友间、社会间的接触与协商，从而增加了亲社会行为的复杂变化［53-54］。另外，解释机制如果从青少年期间的社会—个人成长变化角度，那么亲社会行为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Carlo等［55］的结果显示，16岁左右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有明显增加。这种成长的变化使得从共情到亲社会行为还需要额外的心理因素共同作用。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促进更加复杂，需要激发共情和创伤后成长才能够获得明显的效果。

4 结 论

通过对特大暴雨后的中学生进行纵向追踪，结果发现：（1）应激事件后1个月的青少年体育锻炼可以显著影响应激事件后2个月的亲社会行为；（2）共情和创伤后成长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亲社会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三条路径：共情单独中介作用、创伤后成长单独中介作用和共情—创伤后成长链式中介作用；（3）中介效应的群体差异仅出现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特质性”亲社会行为关系中，即共情、创伤后成长在女生应激事件后体育锻炼与“特质性”亲社会行为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男生为部分中介作用；共情在应激事件后初中学生体育锻炼与“特质性”亲社会行为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对高中学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链式中介模型的建构，初步解释了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体育锻炼、共情、创伤后成长对亲社会行为的交互影响，可为制定应激事件后青少年心理健康运动处方提供一定参考。第一，应激事件后心理辅导工作者要认识到，虽然应激事件本身对青少年造成冲击，但及时的干预也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二，在应激事件后青少年心理疏解工作中，不仅要关注认知治疗、药物治疗等解决青少年消极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手段，还需要重视体育锻炼的干预策略，特别是其在提高青少年积极心理和行为倾向方面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本研究为如何促进应激事件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提供了具体的循证参考，要积极引导青少年的应激事件后体育锻炼，培养其与他人互动、合作、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共情，让青少年感知并获得更多的创伤后成长，并最终形成积极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政府新闻办.河南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第十场［EB/OL］.（2021-08-21）［2022-02-02］.http：//www.henan.gov.cn/2021/08-02/2194036.html.

［2］CONNOR K.M.，E.FOA，J.DAVIDSON.Practica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following a mass disaster［J］.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2006，2（1）：26-33.

［3］[JP4]ZHOU X.，Y.AN，X.WU.Longitudinal linkages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and violent behavior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following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Journal of Aggression Maltreatment & Trauma，2017，26（3）：231-243.

［4］RAO L.L.，R.HAN，X.P.REN，et al.Disadvantag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effects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11，32（1）：63-69.

［5］劉志军.中学生的道德判断推理水平，同伴关系和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J］.心理科学，2001，24（5）：629-629.

［6］寇彧，王磊.儿童亲社会行为及其干预研究述评［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3（4）：86-91.

［7］HOFFMAN M.L.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in Handbook of emotions［M］.J.H.J.M.LEWIS，& L.BARRETT，Editor.New York：Guilford Press，2008：440-455.

［8］STAUB，VOLLHARDT.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the roots of caring and helping after victimization and other trauma［J］.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2008，78（3）：267-280.

［9］STAUB，BAR-TAL，KARYLOWSKI，et al.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sitive Morality［M］.NewYork：PlenumPress，1984：81-99.

［10］PENNER，L.A，J.F.DOVIDIO，et al.Prosocial Be 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5，56（1）：365-392.

［11］EISENBERG N.，R.A.FABES，T.L.SPINRAD.Prosocial development，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social，emotional，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M］.D.W AND L.R.M，Editors.New York：Wiley，2007：646-718.

［12］娄虎，颜军.重大传染病疫情中体育锻炼对应激心理神经免疫的路径与对策［J］.中国体育科技，2020，56（5）：37-42，91.

［13］杨一，石远鹏，张晓林.汶川地震灾后心理干预研究进展与展望［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5）：61-68.

［14］张晓林.地震灾后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体育干预作用机制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36（5）：198-202.

［15］傅纪良，丁芳盛.体育小群体教学促进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8，42（9）：82-85.

［16］[JP4]JANET M.，B.VAN，K.L.LOCKHART，et al.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in children：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study［J］.European Journal of Sport Science，2018：1-10.

［17］JANET M.，B.VAN，R.J.BOSSCHER，et al.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psychosocial health：a longitudinal observational study in children［J］.BmcPublic Health，2018，18（1）：702.

［18］ROBERTS W.，J.STRAYER，S.DENHAM.Empathy，anger，guilt：emoti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ur［J］.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ence，2014：46.

［19］王文超，伍新春.疼在你身，痛在我心：共情在灾后青少年幸存者中的双刃剑效应：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C］.北京：中国心理学会，2019.

［20］王文超，伍新春.共情对灾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感恩，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报，2020，52（3）：307-316.

［21］CHEN J.E.，X.XIANG，L.JANET，et al.Physical activity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a systematic review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J］.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2020：101679.

［22］王钰，赵厚，朱倩，等.体育运动与共情能力关系的系列研究：第十一届全国运动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C］.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18.

［23］MCDONOUGH M.H.，C.M.SABISTON，S.ULLRICH-FRENCH.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social support，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 dragon boating team for breast cancer survivors［J］.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11，33（5）：627-648.

［24］ATAN，T.Empathy level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do and not do sports［J］.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2017，5（3）：500-503.

［25］魯丽华.体育运动对中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自我损耗与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0.

［26］梁德清.高校学生应激水平及其与体育锻炼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4，8（1）：5-6.

［27］戎幸，孙炳海，黄小忠，等.人际反应指数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2）：158-160.

［28］SIU，A.MH.Valid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n a chinese context［J］.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05，15（2）：118-126.

［29］周宵，伍新春，安媛媛，等.青少年核心信念挑战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反刍与社会支持的作用［J］.心理学报，2014，46（10）：1509-1520.

［30］伍新春，张宇迪，林崇德，等.中小学生的灾难暴露程度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中介和调节效应［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3（6）：83-90.

［31］李琳鹭.三大球运动员体育比赛中亲社会行为与反社会行为的归因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8.

［32］SELIGMAN M.，M.CSIKSZENTMIHALYI.Positive psychology：an introduction［J］.American Psychologist，2014，55（1）：5-14.

［33］PARK，L.CRYSTAL.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0，136（2）：257-301.

［34］ROCK C.L，C.DOYLE，W.DEMARK-WAHNEFRIED，et al.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cancer survivors［J］.Ca 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2012，62（4）：275-276.

［35］FITCH，M.I.Supportive care framework［J］.Canadian On Cology Nursing Journal，2008，18（1）：6-24.

［36］SEVDALIS V.，M.RAAB.Empathy in sports，exercise，and the performing arts［J］.Psychology of Sport & Exercise，2014，15（2）：173-179.

［37］丁凤琴，陆朝晖.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學进展，2016（8）：16.

［38］BATSON C.D.Prosocial motivation：is it ever truly altruistic？［J］.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7（20）：65-122.

［39］CRICK N.R.，K.A.DODGE.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4，115（1）：74-101.

［40］DICKERT S.，N SAGARA，P.SLOVIC.Affective motivations to help others：a twostage model of don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2011，24（4）：361-376.

［41］袁平.有氧运动联合延续性护理对乳腺癌病人创伤后成长和心理弹性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7.

［42］CRAWFORD J.J.，A.M.GAYMAN，J.TRACEY.An examin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Canadian and American parasport athletes with acquired spinal cord injury［J］.Psychology of Sport & Exercise，2014，15（4）：399-406.

［43］LIU A.，W.WANG，X.WU.Self-compassion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medi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support，prosocial behavior，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s after the Ya'an earthquake［J］.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2021，12（1）：1864949.

［44］FREDRICKSON B.L.，C.BRANIGAN.Positive emotions broaden the scope of attention and thought-action repertoires［J］.Cogn Emot，2005，19（3）：313-332.

［45］LUBANS D.，J.RICHARDS，C.HILLMAN，et al.Physical activity for cognitive and mental health in youth：a systematic review of mechanisms［J］.Pediatrics，2016，138（3）：e20161642-e20161642.

［46］CADDICK N.，B.SMITH.The impact of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the well-being of combat veterans：a systematic review［J］. Psychology of Sport & Exercise，2014，15（1）：9-18.

［47］RHODES A，J.SPINAZZOLA，V.D.K.BESSEL.Yoga for adult women with chronic ptsd：a long-term follow-up study［J］.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2016，22（3）：189.

［48］KAHLIN Y.，S.WERNER，G.ED MAN，et al.Physical self-esteem and personality traits in Swedish physically inactive female high school students：an intervention stud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 Health，2016，28（4）：363-372.

［49］范卉颖，唐炎，张加林，等.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9，55（6）：35-45.

［50］ROSARIO M.，M.SHINN，H.MRCH，et al.Gender differences in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s：testing socialization and role constraint theories［J］.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1988，16（1）：55-69.

［51］CHENG C.，H.LAU，M.CHAN.Coping flexi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changes：a meta-analytic review［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4，140（6）：1582-1607.

［52］MACKENZIE C.S.，W.L.GEKOSKI，V.J.KNOX.Age，gender，and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the influence of help-seeking attitudes［J］.Aging & Mental Health，2006，10（6）：574-582.

［53］EISENBERG N.，R.A.FABES.Prosocial development，in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M］.W.DAMON AND N.EISENBERG，editors.New York：Wiley，1998.

［54］SPENSER K.，R.BULL，L.BETTS，et al.Underpinning prosociality：age related performance in theory of mind，empathic understanding，and moral reasoning［J］.Cognitive Development，2020（56）：100928.

［55］CARLO G.，L.J.CROCKETT，B.A.RANDALL，et al.A latent growth curve analysis of prosocial behavior among rural adolescents［J］.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2010，17（2）：301-324.

收稿日期：2022-04-28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编号：BLA210215）。

作者简介：刘萍（1981- ），女，山东德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运动与健康促进。

通讯作者：娄虎（1980- ），男，河北承德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体育运动与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