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伟

摘 要：本文是对以湘西为对象的区域社会史近作《制造边缘性：10 - 19世纪的湘西》的述评。在爬疏了文本中以地方史细节脉络化呈现该区域自宋至清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历程后，本文着重讨论了书中涉及的，对应于明清时期“国家化”的制度事实在湘西这一具有多族群身份的边陲社会落地，并且促进边疆治理有效展开的相关内容。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区域社会“国家化”课题增添了湘西经验。但是同时，该书作者在界定研究对象时受制于区域开发视域中的湘西，未能对民族学前辈们在论述湘西的区域特点时突出的“民族性”给予理解，也未对其中表露的“关系性”思想予以充分重视，故而未能真正跳出“国家化”课题中极易遭遇的“中心与边缘”之思维的窠臼，来认知该区域的历史主体，以及这一主体在历史变迁进程所展现的能动与实践。

关键词：湘西研究；《制造边缘性》；“国家化”；“中心与边缘”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4 - 0014 - 15

一、湘西研究的新篇章

湘西，泛指湖南西部，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一個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简称。由于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国内文坛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的故乡写作，湘西这个地理名词在当时就已成为读书人想象陶渊明式“桃花源”的索引。大约同一时期，让湘西变成初创时期“中国化”的民族学重要研究主题的是“中研院”史语所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所做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项民族志被视作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在吸收大量民国时期社会科学家参与的国家应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程，即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中，也涌现了著名学者潘光旦写作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这样一份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属于上乘的作品。这两部实地研究成果直到今天还是汉语民族学界的经典文献1。

近来，涉及湘西地域社会文化历史主题的学术著作不断推陈出新，《制造边缘性：10 - 19世纪的湘西》就是其中的一本佳作2。这是湘籍学者谢晓辉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历史人类学作品，也是中国历史学界的“华南学派”转向西南民族地区的区域社会史书写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颇为自觉地提出将关于湘西的探讨置于西南研究传统的问题脉络中来加以把握，这一意图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一文中袒露无疑3。《反思》提出，目前汉语学界基于国家理论以及从民族情感出发的研究，发展出“开化说”与“殖民说”两种书写中国西南历史的主流模式。“开化说”是将西南的具体民族地区置于中原中心与西南边缘的框架下，论述单一的文明中心对于西南地区持续的垄断性影响。但是西南较之于中原地域所代表的文化群体的丰富性，以及与之互动体现在经验层次的多样性，在“开化说”的视野中是难以得到充分表述的。“殖民说”则是视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开发与整合是出于帝国的拓殖伟业，凸显了将明清王朝视作拓殖帝国的视野。作者认为“开化说”与“殖民说”之不同在于视西南边缘社会的变迁是源于王朝国家文明中心的影响、还是帝国征服——这两者的差别。但是从根本上看，两种叙事框架都将西南的历史放置于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主体叙述当中，历史论述的主体与重点都是中原王朝。

与这些论述形成差异的是充分发掘西南地区多元性差异的叙述方式，谢晓辉着重回顾了近些年来学界流行的“攀附”、“逃离”、“挪用”等系列书写尝试。这些叙述方式的共性在于试图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叙述框架中跳脱开，不约而同地将人，尤其是将过往以王朝国家为历史书写主体的研究中最被忽视的当地世居人群放在更趋核心的位置，为理解西南地区丰富多元的族群与文化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想模式。她试着指出，这些西南书写模式表明，处理传统中国社会历史经验时的一个关键现实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字传统与制度文明的政治实体，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仅是一套政治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理念与意识形态。在纷繁复杂的兴衰周期中，中原王朝跟周边族类／王权有着悠久而复杂的互动历程。西南地区也从未真正隔绝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所以结合以上两方面考虑来看，在充分彰显世居人群主体性的同时，将其放入具体的历史空间，以关照与包括中原王朝在内的诸文明久远而复杂的互动影响，成了书写西南经验新尝试的指向。

要落实该目标，谢晓辉给出的方案是强调历史过程的重要性，即在具体历史展开的进程中理解西南民族地区与其当下社会的形成，进而探讨中国大一统的推行与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由此，她提出研究湘西地区是旨在“从历史中重新发现湘西”。从这一课题转换到本书，正如副标题所示，主要内容是对湘西地区自10世纪到19世纪间的长时段书写，具体涵盖了宋、元、明、清时期的地方社会变迁。

二、湘西历史的脉络化呈现

谢晓辉讨论这一变迁线索的起点其实早在宋代之前，即今天包括湘西地区在内的“楚南土著”人群初见于正史的时期。参照谭其骧对湖南地区实现“华夏化”的长时段趋势的论述，宋以前湘西社会变迁趋势归纳为两波浪潮。东汉至隋开国前，正史文献中对当地土著的称呼逐渐经历了从“武陵蛮”到“盘瓠蛮”的转变，作者将这一时段视为第一波1。正如王明珂对中国盘瓠神话的研究所表明的，南方土著接受这一神话表述的族源，实则是帮助他们确立在华夏系谱中的地位，于是东晋时期越来越多的盘瓠传说，将武陵、五溪乃至长沙等具体地域的土著人群联系起来，这是对于当地社会的初步整合。而这些人群“攀附”盘瓠子孙的身份，确定了一种跟华夏王朝特定的关系模式。第二波则是唐末以来，武陵山区的地方豪酋趁中原王朝控制乏力，争相割据，奠定了此后湘西土司统治格局的基础。铸于五代时期的溪州铜柱，其上的铭文记录了承认中原王朝正朔的马楚政权与盘踞武陵山区腹地的溪州彭氏等土著集团所达成的政治盟约，这一记述转化了中原中心的视野，体现了双方的相互认知，见证了当地族群不断调适与国家关系的尝试2。此格局延续到了宋代初期，直到熙宁年间宋王朝“开边南北江” （即位于今湖南西部与贵州东部的沅水两岸），才受到冲击3。一方面是因为宋朝需对诸“国”林立的西南方向保留缓冲地带的地缘政治形势有所考量，一方面又受制于版图扩张时对武陵山区腹地土著势力的顾忌，“开边”的努力仅在于打通沅江水路，联接更为偏远的广西。因此，临近武陵山区的沅水南北两路开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涉及华夷观念、朝贡体系、治边策略的议题上均有差异。发展轨迹的分野也影响了此后对于湘西人群的客位认知，在被冠以诸种“蛮”称的土著中间细化出诸如苗、瑶、僚、仡等不同称呼4。地域的伸缩漂移与人群构成的分化组合等多方面因素叠加，作者就是由此将湘西作为古代中国历史中一处“含混的边缘”区域勾画了出来。

继宋而立的元、明两朝，被学界公认为是湘西走向“内地”的关键一环。作者将这一时段王朝在湘西扩张所借助的土司制度以及建立卫所、修筑边墙的系列措施作为具体化历史进程的线索，进而反思王朝扩张的主体与相应的历史内容。元朝的铁骑征服西南，同时也开创了当地族群与内地关联的新格局：诏谕西南诸蛮酋长，任命其为地方世袭长官，正式确立了与内地行政体系区分开来的土司制度。元朝在接近战略要冲的湘西册封原来的地方权威为土司，并且在加强对西南的控制、开辟途径湘西地区的官道事宜上与他们积极合作5。这一趋势延续至明初，中央王朝对于地方社会的渗透并且逐步浸入基层。一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更多地方势力主动向王朝效忠，以期获得王朝对其地方统治权的认可，成为土司。二是中央王朝也开始尝试向湘西内部地区直接开拓，并对盘踞在此的土酋势力加以牵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设置卫所；三是明王朝一度深入湘西腹地编定里甲，这就使得湘西地区处于土司、卫所与州县三种不同体系之下1。这三种体系并未维系湘西的稳定，首先是由于卫所带来大量移民屯垦，与里甲制度形成恶性竞争，使其编户骤减。此后在明中叶，卫所制度松弛，军户大量逃亡，湘西土司逐渐被委以维持腹地“苗疆”稳定的重任。但在作者看來，这些大小土司却是利用了参与“平定苗乱”的机会，与王朝讨价还价，以期维系自身实力2。与以往看法不同，作者还指出以修筑堡哨、边墙为基础形成的军事设施也是明中叶以来“平定苗乱”、宁靖当地的善后措施，这套体系同时兼有“戍”“屯”功能，任用大量土著充当官兵，也就促成了土司（通过“担承”之责）与这套“军政”体系的结合。当明万历年间，诸多以苗防为目的修筑的堡哨被扩建连结成为一道边墙时，土司所辖的土民、熟苗以及降苗得以被重新安置或组织到边墙系统当中，而被驱赶到边墙外的那些土著人群则是无权参与分享“苗疆”开发成果的机会，遂成为“生苗”3。

若是要深入考察这个时期的湘西社会内部，作者认为，聚焦湘西北土著人群中的土司与王朝权威的关系格局是有助于了解这一段社会变迁的内容。而且通过作者的论述可见，土司在追求对于不同正统性进行表达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自身成为地域中心的权威位置。当明王朝力量进入湘西后，常常利用对土司名号的掌控，对土著首领的挑选与继承施加影响，这些土著首领“适应”了土司制度后，则会争相改用汉名4，在掌握汉字文书体系争取正统性承认的同时，又借助土司间的家族联姻，巩固政治联盟，乃至越出属地扩展势力5。随着明中叶卫所制度在湘西的颓败，土司被委以防苗重任，开始以王朝名义在“苗疆”扩张。与此同时，这些土著大酋越来越主动地介入王朝体系，通过“献木”与“从征”等方式，与王朝紧密地互动。这一趋势也引起了土司社会内部的变化。大量文献记录显示，土司与内地文人的交往频繁，甚至有汉人进入土司衙役任职，协助改革土司辖地内的宗教文化制度6。土司在追求正统性的实践中与来自王朝一方的影响积极互动，逐渐促使土司社会的权力结构与礼仪秩序展现出“华夏化”特点7。

对于湘西北土司势力直接管辖的土著族群，其深刻的变化要到开辟“苗疆”、建立参照内地州县行政官僚体系的清初时期。而清代也是大一统秩序推广至整个湘西地区的关键阶段，因为在湘西北土著，亦就是“永顺府属四县之土民及乾州四里、凤凰五里之土民”改土归流的同时，边墙以外“历无统属”的苗区人群也进入了王朝的管理体系当中8。但不同于湘西北原土司辖区的地方基层体系交接，基本上是以旧制“旗”为单位划入新设置的图甲制的方式完成的——这在一定程度地保留了基层组织头目的延续性，新辟“苗疆”是通过任命、扶植土著或移民，甚至新设基层土官，来建立与郡县体系相符的地方基层组织架构，让他们成为苗区社会实际的掌权者。同时依靠他们，强化对于土、苗、客/民群体不同身份的户籍管理，以及税赋徭役的征派。可见，苗区的秩序是建立在“人丁”而非“事产”的基础上，它实现了“苗疆”土著人群与王朝编户体系的结合，同时又保留了他们有别于华夏的族群身份1。相应地，中央王朝在湘西南的苗区推行礼法秩序的进程亦不同于湘西北。当改土归流之后，与内地一致的法律在湘西北土司区推行的时候，苗区主要还是依据“苗例”因俗而治，这种双轨制度进一步在王朝的法律体系中确保了苗人身份的特殊性2。直到1795年乾嘉苗民起义爆发重创清王朝在“苗疆”的统治，此后政府调整了统治策略，建立了以重新分配苗区土地为基础的“屯政”。经过“屯政”，苗人与国家的关系得到了结构性的调整。这种调整也表现在礼仪秩序当中，最生动的例子是湘西苗人敬畏的“白帝天王三兄弟”这一地方信仰与王朝权威相结合，得到了正式敕封。这是湘西“苗疆”在“法”的层次上整合进入统一王朝秩序的显著象征3。

于是作者具体地考察了天王信仰在湘西地区历史记述中经历的变迁轨迹，进一步勾勒出明清时期湘西苗区作为文化认同的边缘逐步整合进华夏正统历程的细节。她以在天王信仰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鸦溪天王庙的礼仪活动作为入手点，结合田野经历梳理白帝天王诸种版本的基本结构与表述流变，逐个分析天王故事流传的地域与叙述者的身份关联，大致展示出天王信仰起源于湘西本土信仰与外来文化的结合，然后经由内地移民土著化过程成为地方性权威的表达，最后到清代被敕封为地方性神祗后成为隐喻湘西地方权力格局与族群关系的象征4。特别是19世纪“苗疆中额”、地方大兴教化、促使湘西土著宗族化趋势的加快，成了在王朝礼仪正统与地方社会既有传统的互动间重新表述这一信仰的幕后动力5。通过对这一社会史个案细节的丰富绘制，作者给读者展示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大小传统在湘西历史建构进程中精妙的互动演绎。

就如历史学家陈春声在给收录这部作品的“历史·田野书系”作的总序中所提倡的 “走向历史现场”：通过对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利用，来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进而深化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研究6。谢晓辉在叙述10至19世纪的湘西历史时，正是在参照宋元明清的传世文献基础上，大量地借助方志、文人笔记等地方文献，以及文物铭文、碑刻、族谱，乃至现代学者经社会调查采集到的传说故事等形式的民间文献，从中提炼文字信息，作为她具体化与脉络化湘西这一区域对象历史进程的主要媒介。无论是在进入地方历史的开篇部分对于武陵山区土著“攀附”盘瓠神话，以及溪州土酋与马楚政权订立条约的铭文体现出唐宋之际湘西地方势力与中原王朝权力格局演变的回溯，还是临近文本尾声就由明入清后同步于“苗疆”开发的天王信仰产生与民间权威变迁之关联性的论述，都建立在作者对于如墓志铭、德政碑、土司志、“苗疆”志、民间文学调查、社会历史调查等不同类型文献的分析工作之上。而且长期以来，这些资料被视作是对湘西州内不同聚居民族传统习俗的佐证，被分类归并且标签为土家族、苗族的民族史料来加以存储的。谢晓辉的长时段叙述则是跳脱出民族分类的束缚，根据勾勒湘西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章节叙述焦点的变化，广泛地使用这些材料，实际上是带领读者在不同的历史场景间进行切换，来感知湘西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三、地方社会“国家化”的基础

研究者深入历史场景当中开展工作，既要有对影响历史变迁的偶发性事件的梳理，又要能够对于某些制度性因素所起的常量作用做出结构性的分析。就这一点而言，志在解释湘西作为一个区域社会与王朝进行互动的历史过程的谢晓辉聚焦于地权与赋役等制度因素作出结构性描绘，尝试以此探究历史变迁下湘西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如何生成与演化的努力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在制度史的关切中，编户齐民是古代王朝国家对于差异化人群实现统一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它依靠诸如地权分配与户籍管理的具体方式实现，在边疆治理中也概莫能外。如今在湘西山野间可见的南方长城，是明代万历年间在此修筑的边墙遗迹。民国时期的民族学者认为这道遗迹还可作为区分湘西苗汉族群边界的地上标识，并且与民国继承自清代的湘西屯田区域范围大体一致。谢晓辉论述湘西历史时，则是通过对于明代的哨堡边墙体系及清代屯政制度的前后讨论，揭示了在不同物质遗存背后指涉户籍与地权因素的制度性事实。

在历史经验的表层，明代哨堡边墙体系的落成，首先是王朝治理湘西边陲，反复调适的结果。明朝建立后，其军事行动的重心一度是取道黔中，统一西南。明初，凭借军事力量，中央王朝在湘西地区积极地开疆拓土，此时的湘西可能相较于云贵所代表的西南，亦不被当然地视作华夏边缘。所以才有后来深入沅水北岸山区的羊峰卫与崇山卫两处卫所的设置，标志着中央王朝改变了以往的羁縻思路，第一次将直接统治的力量扩张至“苗疆”腹地；同时在国家军事力量强势介入的背景下，地方官员也积极地“入洞招抚，化导苗夷”，其中的一个结果是明朝初期象征王朝统治版图扩张的地方州县所辖里甲数量达到峰值。但这并未意味着明王朝在行政、军事或意识形态上建成了对于湘西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于是随着明朝国力的变化，以及战略重心的北移，很快里甲与卫所都难以持续，不得不遭遇收缩或裁撤的命运。以永保土司为代表的湘西土著力量再次被重用，而且大量的土著人群也被招募编入卫所当中，充当地方的治安防御力量。自此，土司、卫所及里甲制度所代表的國家行政体系成了明代开发与治理湘西的三角，湘西土著就被编入这三套互不隶属的制度当中。但是这三角的势力却未能在开发湘西的过程中给当地社会带来稳定，而是相互掣肘——卫所与里甲依次吞占土地和人口，土司更是趁机扩张——滋生了“逆苗”这第四方势力，成了湘西在明代长期难以安宁的内部因素。随着卫所废弛，募兵制代替了世兵制，湘西土著大量充当卫所屯军，他们与土司一唱一和，致使“苗乱”频繁。此后设立哨堡是明王朝平定苗乱的善后措施，它是在湘西“苗疆”重新建立王朝统治基础的尝试，通过调整在传统社会中供人安身立命的重要资源土地的分配来实现；以至于到后来，随着由哨堡划出的土地开发界线“合纵连横”，形成了一道边墙，规定边墙内外不同人群是否享有开发土地权益的资格，进而在族群政治的语境中派生出民、苗等不同的身份标签。就效果而言，终明一代，中央都未有在湘西这一边陲建立起长效的治理，但是边墙作为记号（sign）1，提示着王朝力量不断调整社会空间划分的制度影响了此后湘西社会内部格局。

明清鼎革的社会动荡以及清初的三藩之乱都严重地波及了湘西，所以当清王朝的行政力量决定介入当地时，必须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地方性秩序，一方是湘西北由土司管辖的有序领地——或许是在明末至清初持续动荡中土司收缩势力致力于保境安民的结果；另一方则是不在土司直接管辖，又已不受王朝军事力量羁縻的人群与片区——这应当与本来就不稳固的边墙体系在明朝末年的战乱中解体有关。谢晓辉在论述清代湘西变迁的章节中也是以此二分作为开始，她尝试着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开发个案。在湘西北土司辖地清王朝推行改土归流，沿用了土司治下的官吏体系，比如改“舍把”即旗长为耆长，后又改为保正，将他们整合进入图甲制，依然承担向各户征收实物赋税的责任，实际上在向原土司辖地推广编户齐民时保留了原有的基层社会结构。清中叶当地的土地清丈也是以“自行开报，准以承认”的方式落实的。与此相对，清王朝在新开辟的“苗疆”，则是通过任命、扶植一批兼通苗汉语言的土著或者移民，将其设为土百户或苗百户，从而实现地方基层组织的架构化，建立起清王朝在苗区的基层管理体系。而且苗区的税粮也不是基于土地而是基于户口，由百户来征收；同时，地方官员摊派徭赋和巡缉盗贼，也需要依赖百户寨长，于是他们成了苗区基层社会日常运作的实际掌权者。按照谢晓辉的理解，苗区的户籍登记刻意保留了土、苗、客或民的不同身份，这是为了标识土著与移民的地权差别。在此基础上，湘西北的“土人”与“苗疆”中的“红苗”等非汉人群的族群形象被刻板化。

所以，相较于清王朝平定乾嘉苗民起义后添设碉卡哨堡、重修边墙等其他善后措施，谢晓辉更重视在湘西苗区推行屯田这一项触及人地关系的地方政策，她认为承担“苗疆”管理的傅鼐抢先一步“均田开屯”，带领乡勇与壮丁进入基层村寨“驱除痞苗”，同时挑选支持均田的“衿士民人”参与清丈土地、登记入册，这完成了湘西苗区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土地清理2。这些田地被收归公有，主要用于赡养组织起来的苗区练勇、屯丁和苗兵。在她看来，湘西落实屯政、土地归公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将苗区土地从被认作“逆苗”的群体手中，以屯田名义转移至拥有“土塘苗兵”身份的名目之下3。这场地权转移的过程，与在“苗疆”重新划分顺苗、逆苗的身份区别相联系，也相当于国家对于苗区土地再分配情形的许可。虽然这些土地名义上仍由厅县掌握，但实际是由被地方官视为“土著”出身的屯长负责管理。在推行“屯政”的19世纪湘西，这些“土著”管理者逐渐开始世袭起权力，而且不断地集中屯田于亲信手中，成为“苗疆”社会实质上的基层权威，即后来民族学家称呼的“苗官”1。谢晓辉是聚焦于王朝如何认可土著地权的制度性因素来揭示湘西边缘性的族群身份与编户齐民制度之间的复杂变动关联的。相较于“土蛮”区的顺其自然，“苗蛮”区经历了从以“人丁”课税、未认可土著地权到清丈土地、设立屯田的变化，这一历史变迁的后果是进一步强调了苗区作为边缘的属性；“土蛮”区则在清代中期淡出了华夏边缘，这得益于清王朝在湘西推行的殊途不同归的治边策略。

读者从以上的内容不难发现，作者就湘西社会变迁所作的解释集中在对湘西族群身份标识与土著地权确认的制度分析基础之上，她正是通过对这一结构性事实的梳理展现了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演化过程。这一分析思路自有其师承。正如历史人类学家刘志伟在他探讨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的社会史著作中对于南岭“蛮夷汉化”现象给出的解释那样，王朝的编户齐民是识别地方族群身份的重要标记——他也暗示了相对于“民”、诸如“瑶”这样的族群身份根本上是王朝出于社会文化考量的一种分类——汉化过程固然是汉族文化在地方社会的渗透，在生产技术、生活方式、语言、服饰以及教育程度等方面引起的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受到编户齐民系统制度因素的影响，地方人群的“齐民”身份需通过“入籍”并承担赋税差役义务才得以确认的2。由此不难推导：国家力量进入地方，若在直接支持地方社会运行的田赋差役方面未能积极明确土著群体的身份以及权益，阻塞了“蛮夷向化”之路，就容易迫使他们成为引发社会动乱的一股力量。刘志伟从联接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层面对于明中叶华南地区频频发生的“瑶乱”给出了可信的解释。

从此延伸开去，美国历史人类学者邵式柏（John R.Shepherd）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历史社会学者柯志明相继对台湾大汉溪流域“平铺族”人群地权的探讨，也充分表明了清王朝在治理族群边疆时，是如何通过操控土著地权，来左右地方族群政治格局，进而为“化生为熟”提供制度性保障，达成其统治目的的3。谢晓辉在事实上沿袭了该思路，她就湘西地区明清时期社会变迁的历史书写，最重要的立意是在于她将明代的边墙体系与清代的屯政制度转换为类似刘志伟所探讨的里甲赋役那样的制度性体系，经由它们向土著赋予地权、并确认其族群身份，进而实现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连接。明清王朝在对湘西地区的开发过程中，尽管不是直接经由标准化的编户齐民，而是借助这些形式更为复杂、甚至需要借助于军事强制（coerce）4才能得以长期维持的治理体系，但是就其核心来看，还是通过对治下土著群体的地权形式与合法身份的确认及调适来实现。这些制度因素从明到清的演化，以及在湘西内部不同群体间的实现方式，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央王朝与湘西社会互动的历史轨迹。作者笔下所展示的这两套制度都可以被认作是王朝编户齐民在湘西的变型，正是这些与内地有所差异的制度存在提供了将湘西区域穿越历史变迁依然保留在边缘性位置的条件。

如上文回顾所示，中央王朝推动的、用于概括国家制度在地方社会逐渐深入进程的“国家化”成了谢晓辉研究湘西的叙述主题，这一趋势的演进历史才是引导她细致梳理湘西区域社会历史的主线。这也是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者们提倡的“中国历史的区域社会研究”的关怀所在1。对于湘西历史的分析，就其主要目的而言，则是为探讨中央王朝如何将致力一体化的国家治理结构，经由多样性的制度因素，与边缘地方实现整合的宏观社会学课题提供一种湘西样本。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作者提倡回到地方脉络中看待宏观历史进程，借助该区域的地方史线索与地方性知识体系，就其本质是调用承载着地方性特征与多元化形式的文献记述来提供微观化的信息，进而充实所谓“国家化”制度引发湘西区域变迁的社会史细节。这样的书写倾向显示出作者身为史学工作者的问题意识与思想习惯，同时也表露出史学研究偏好文字书写传统（literacy tradition）的国家视野及学科习性。

四、在“中心与边缘”间探索区域

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学与民族学两种认知维度交织而成的研究对象——湘西来看，谢晓辉在书中参考且引用了一系列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史上颇具分量的著作，但似乎在如何看待湘西作为一个区域的问题上未能充分发掘学术先辈在开拓中国民族学时形成的理论遗产。尽管她以“当代关于湘西的普遍性概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才逐步形成”作为出发点，认定湘西成为一个区域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确立苗族政治地位与确定土家族民族身份之后建立起来的行政地理划定，并且暗示土家族与苗族大致属于古代史记述中的“各有君长”与“毋常处、毋君长”的两类西南土著人群，在湘西的行政区划中各有其分布格局与族群文化特点。要跳出行政区划与民族单元的藩篱，对经由大一统国家观念推广过程中各方力量博弈而成的地方史作探讨，谢晓辉提出将湘西的地理单元“放在武陵山区这一更为宏观的区域视野中来理解”。她采取的进路是通过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经济模型来解读费孝通在《武陵行》中提出的武陵山区是“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定位，实际上主要凸显的是在国家经济开发视域中这片山区联接云贵高原与江汉平原的区域特点；也就是如她所述的“在事实上，武陵山区已经整合成一个同时具备经济区域功能的多民族区域”，本书所聚焦的湘西则是武陵山区这一“边缘”地区的“腹地”2。

书中向读者提供的湘西地图，流露出作者书写湘西时所抱有的区域意识。这些地图分别是“清‘苗疆三厅和改土归流新建永顺府示意图”“清代所开辟之湘西‘苗疆示意” 3，以及出现在本书封面的一幅地图。第一幅地图所示范围，北起永顺府，南至麻阳县，东至辰州府，西抵贵州松桃厅，主要包括了西面靠近湘川、湘黔边界的永绥、凤凰、乾州、古丈坪、保靖等地，以及东边因沅水及其支流酉水、武水、锦江交汇而兴的沅陵、泸溪、辰溪等地。这幅地图显示出湘西的中心范围是一片被西面的省界连同北、东、南三面环绕的河流所划出的区域。这片区域正是凌纯声与芮逸夫在20世纪30年代经实地调查完成的民族志报告中划出的湘西“苗疆”范围，它的东南溪谷为汉人拓殖区，西北的腊尔山台地则由认定为苗族的人群占据1。第二幅地图展示的内容是对第一幅地图所示范围的拓展：尽管湘西以“苗疆”为中心，但它被置于整个湖南的西北部，由此凸显湘西地域，特别是深入湘西北的酉水流域经由沅水与洞庭湖的联系，表现出明清时期湘西开发与水路联系的关联性。出现在封面的第三幅地图是以第二幅地图为基础绘制的，但是它通过淡化沅水流域的视效处理，来重新向读者强调第一幅地图所划出的湘西范圍的区位。这些地图的呈现方式暗示了作者试图论证国家开发与区域形成之间存在重要联系的意图。

在国家开发地方的认知前提下，谢晓辉指出武陵山区不能完全“阻隔低地国家的扩张”，而是作为“内与外、民与蛮交通的要道”，她归纳了如下特征：“一、山区的物资很早就卷入一个更为庞大的市场，山区与低地平原社会的交流从未停止。二、不仅是物资的交流，人的交流也从未停止。三、山区社会与平地社会的发展始终交织在一起。”2这一表述似乎是对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考察湘西地区后论述的武陵山区民族走廊经济性质的重申，但是当我们回到《武陵行》这篇短文的自身逻辑，会看到这条走廊地带远远超过“经济区域”的含义。费老在文中首先强调的是武陵山区地貌与民族群体的联系，指出“就是这种（山穷水尽、如入迷津）地貌使早期先后进入山区定居的各族人民，在千百年中沉淀在各平坝、峡谷和高山上，形成一个个封闭性的大小社区。武陵山区在接纳了多次的人口波浪后，才形成了多民族地区”3，他在这里突出的是不同时期进入武陵山片区的人群，在对碎片化的地理条件的适应中形成了彼此不同的社会组织——他称之为“社区”的小单元4。其次，他从历史中对武陵山区形成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的过程所做的简要勾勒，指出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群体先后进入的历程，以及伴随国家力量的深入，汉族来此参与开发的经过。费老着墨于以上内容，目的是在于提醒我们：尽管促成“武陵行”的起点是关注多民族山区如何与沿海发达地区团结一致地迈向现代化的现实问题，落脚于对民族地区如何打开封闭实现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言之上，但是他对武陵山区的区域性质给出的判断，则不全是出于论证这一片区具有开放市场潜力的目的，而是指出认知武陵山区的区域属性需结合自然地理、人群迁徙及历史影响等方面内容综合考虑，其中重要的一点提醒就是要立足于区域历史演变的民族关系格局。从宏观上看，这一格局是指武陵山区除了汉族以外，主要有土家族与苗族，零星有侗族与仡佬族；其中主要的“汉族分布在平面上南北均匀，四处都有”，“土家族则北多于南，苗族则南多于北”。在微观上，这一格局表现为“汉族多分布在平坝和交通线，少数民族则深入峡谷和高山”，呈现出“小聚居、大杂居、交错穿插的格局”1。由此可见，历史上不同民族的先民群体在武陵山区迁移流动或定居经营，经历分分合合，相互组织成为不同的社会单元——或者叫做“民族”的人群集团；他们与一定的自然条件相适应，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上生活繁衍，彼此交流，进而才能在特定的历史契机下逐渐整合成为一片界限清晰的区域范围，并在这一范围内维持相对稳定的关系格局。费老称反映出以上特征的武陵山区民族走廊是典型的“历史民族区”2。

正如越来越多的民族走廊研究者认识到，“历史民族区”是充满了“关系性”的。笼罩在国家开发地方视域下走进湘西历史同样会关注到部分的重要关系，比如“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就在谢著的湘西“国家化”历史书写中得到了体现，但呈现出向两处局部的集中：一部分是以今天被识别为土家族的上层土司以及他们统治的湘西北酉水流域社会文化考察为主体，主要集中于明朝时期的讨论；另一部分则对应今日苗族较多分布的湘西南部苗区的治理研究为线索，主要集中在清代的论述。这既是经由“殊途同归”的比较说明“有无君长”差别的不同对象在经历“国家化”进程时具有不同路径，也是想表示湘西作为“边缘”指涉的范围是在与“中心”的互动当中不断变换着的这一主张，即从与内地互动较多（也就意味着“汉化”程度较高）的酉水流域土家族转移至伴随“苗疆”腹地开辟才进入内地统治秩序的苗族身上。而在地方性社会网络中所涌现出的、对于国家开发的历史进程予以各种回应的行动者却是一致的，是作者在两处局部区域和不同历史阶段都给予着重关注的对象：他们是相互竞争的永保彭姓土司，是“岂肯灭贼”的田姓“熟苗”土官，也是“由汉入苗”、混合了外来神袛与本地信仰塑造“天王”形象的杨氏宗族。这些人群正是作者兑现将湘西历史进程予以地方脉络化呈现所仰赖的本土行动者主体。姑且不去细究这些被重点关注的人群是否都归属当地社区意義上的“民族”群体，但他们在书中被记述的诸多文化实践活动与其说是代表了某种“本土的”地方性，不如说立足于相似的“中间性”（the intermediaries），或者更准确地说，都是处在国家开发地方、上下联系、内外交流的中间位置上，关于行为个体的能动性体现3。这些处于湘西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不同能动者，对应着国家之于地方的上下联系中多样性的中间位置，差异化地展示了中心与边缘这一维度地互动关系的多种面向。

但是就湘西作为“历史民族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区域当中呈现丰富形态的民族关系，而不单单限于中心与边缘的模式。而且不同于中心与边缘互动受制的“内外有别”，这一类关系得以在区域内部的时空纵深上展开，它们之间的调适流变，传递出的是族群起源（enthnogenesis）与区域形成的信息编码。作为武陵山区腹地的湘西，自然是集中地体现了“历史民族区”的诸多特性。被费老尊为师长的潘光旦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识别湘西北土家族的研究工作中，曾对湘西作为“历史民族区”的区域特点进行过较为充分的发掘。在他尝试从先秦巴人推导现代土家的“自然民族”属性的考据过程中，辨析不同的族类名称是首要工作。通过具体论述土家与蛮、瑶、苗、僚的关系，潘先生对湘西区域的历史形成做出基本的把握。他指出，土家的先人只能是“蛮”所广泛指称的南方土著人群中的一支，他们长期生活在辰、沅以北，亦即洞庭湖以西，但是并不能机械地用于行政区划的“武陵蛮”“南郡蛮”来划分。而作为“长沙武陵蛮”后裔的瑶族，经过向南迁徙远离了沅水流域，只有“苗是长期与土家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的人群，并且后来由于统治者的安排，在政治组织上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还“由于相互影响，在生活习惯上已经有了不少共同的地方”。特别是明代以来，原属于同一自然区域的黔东与湘西在汉人进入与行政划分的影响下越来越清楚，使得处在湘西南的苗与湘西北的土家越加联系成为一个区域单元。而从古代“夜郎”四散出来的僚——广泛散布于西南多地，也有零星地进入前述地这个后来被称为湘西的区域——就不会是土家的民族来源了1。此番辨析，既为寻觅古代邻近区域的巴人群体作为土家先人扫除了认识障碍，同时，这一系列梳理又让基于土家与苗的民族演化格局而成的湘西区域概念显出清晰轮廓。潘先生完成的这项历史民族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著名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

潘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学考古发掘重现了早在18世纪，随着雍正时期湖广地区“改土归流”，就从社会组织的意义上已经融合不显的“毕兹卡”或“土人”群体，即今天已成为湘西主要少数民族之一的土家族。而上文提及的给予湘西“苗疆”界定的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先生在潘先生之前就对当地另一支主要少数民族进行了“科学”调查，他们描述的对象是在“改土归流”之后才在地方史上显出清晰面貌的湘西苗族。虽然《调查报告》大量参考了清代“苗疆”文献，但是凌、芮两位先生并非简单认为“苗疆”是清代为了治理便利而人为划出的特殊政区，而是试图阐明这一区域自有其作为“自然区”的地理基础，以及指出在此生活的人群由此条件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指出湘西“苗疆”内部“因地形不同，可分为二自然区”，即西北部的腊尔台地与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两区“可以明代所筑边墙遗址为分界”，这道界线反映出汉人移植“苗疆”，苗人退居腊尔台地，凭险据守的态势。这两个部分又构成一个整体的区域，具体表现在中央王朝对于所谓“‘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的乱治循环的治理当中，因为“每当苗乱兴起，全疆并被苗所占”，但是“乱事也甚少扩大逾“苗疆”范围”2。今天湘西苗族聚居的腊尔山台地，也就是应该被视作是事实上的“苗疆”区域，也深深地受制于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如他们在报告的前半部所示，在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加紧对湘西“苗疆”展开直接统治与治理，随着清代雍正时期“裁撤土司”、开放移垦，逐步引发乾隆朝的“苗客”冲突得到平息，尤其是嘉庆初期创制苗官、推行屯田以后，建立了一套与地方政府连接的政治组织，并且与掌握湘西苗族生计命脉的社会控制系统相配套，将“苗疆”以一个类似特别行政区的方式吸收进中央王朝的统一管理当中，促进了同内地齐民社会的“向化”。而且，尽管两位作者在后半部分的报告中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所获资料，着重在宗教、巫术、神话、传说、歌谣、鼓舞、语言等方面来凸显湘西苗族在文化上可以辨析的独特特征，但是就如在其中占据重头篇幅的“苗疆”宗教章节中，他们依循当地苗族的意识与习惯，勾勒出的是“苗教”与“客教”在湘西地方社会并立的事实。虽然报告的论述没有清楚地区分湘西苗族所受影响是来自于改土归流前的土著人群，还是被称为“客民”的内地移民，但已经足够说明湘西苗族正是与不同的族群比邻而居、长期相互影响中，才形成了自身的民族特点，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历史形态也局部地揭示了湘西“苗疆”的区域意涵。

凌纯声、芮逸夫与潘光旦三位前辈的湘西研究，分别聚焦了1956年结合组成湘西民族自治区域的土家族与苗族这两个社会单元，并且对于两者间关系，以及被称为“客”的汉人进入湘西给当地民族关系及其格局带来的影响做出了说明。这无疑给今天以湘西为研究主题的学者提醒：基于行政地理识别出的湘西的区域范围是一些彼此间有着清晰的差异文化特征与独立族群身份意识的人群共同生活的自然空间，而认知这些带着差异性的人群，不管这种差异性是否来自真实的生物性起源、或者主要是由于后天的社会建构，他们在交流交往的密切关系中维持着某种区隔，他们在保持差异性的同时又免不了融合了彼此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譬如，“有无君长”可以被视作是两者间区隔的某方面表现，但是只有在超越区隔，充分认识其特征交融的复合性（complexity）之上1，一个冠以“湘西”之名的区域才能在不同民族所代表的多元化的社会单元背后浮现出它全部的历史文化面貌。

组成湘西这一“历史民族区”、被识别为“民族”的“土苗汉”社会单元彼此间的文化交融过程是在历史维度上得以展开的。与这一历史过程同步延伸的，是国家力量进入当地，介入民族关系，不断塑造地方形貌的“国家化”进程。由此看来，这一过程并非国家开发视域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单向度”叙述就可以充分展现的。正是与“国家化”相伴而来的汉人的进入，丰富了湘西土著人群民族关系间的层次，不光在“有无君长”的土家与苗的互动关系之外，增加了汉与土家、汉与苗之间发生互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对于当地土苗群体的互动共生产生了不断推动其关系格局调适的结构性影响。因此，以湘西区域为单元的“国家化”进程并非仅仅是不同类型的两类土著人群各自面对王朝国家的调节过程——可以拿来作简单比较，而且还是随着“国家化”程度加深，越来越暴露彼此间复杂联系的逐步整合过程。因此，若要获得内在于湘西区域的本土性认知，就不能完全弃其中呈现出差异的社会单元于不顾，应当有针对当地汉人社区、土家族社区及苗人社区的风俗刻画，并且立足于各自特性来把握不同社会单元如何组合形成区域性整体的格局意识。在这一前提下，当地行动者进行文化实践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实质性的展现。也就是说，给予地方性脉络的行动者以关注，要以内在于不同社会单元生活世界的行动者逻辑为前提，而非“单向度”地将置于国家与地方中间位置上的能动者泛化为可以代表一般意义上的地方行动者。因为在不少的历史局面下他们就如同夹在弹簧上的工具人——其行动体现的不是地方化的主体性实践，而只是一种“国家化”进程的反映，反映的是一个中心在不同边缘位置的多重投影。

历史书写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的专利，所以对于处在这一权利或权力中心的文明国家而言，自上而下俯视湘西这一文明边缘的焦点从酉水岸边移动至腊尔山台地，这是伴随着行政建制的完善所带来的视点下沉与对象人群的清晰化，甚至在斯科特式的“国家的视野”中，这种细微的视点移动，相较地方的自然与社会所经历的“国家化”宏大进程而言，是可以完全忽略掉的。但是這种书写的方式与状态未必可以清晰准确地呈现出区域社会变迁的连续历史，甚至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书写，留给区域内主体人群的感受难免是一种外来者的“轻轻一瞥”，即使它只是无意地重复了中心看待边缘时的粗心大意，但带来的后果却是难以真切地深入到地方性脉络当中，准确地将生活在这片地方中的“他者”视为对等主体来看待。

五、谁在制造边缘性？

回顾20世纪关于湘西区域的中文学术著作，他们是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思想成果。在这些学术前辈的笔下，尽管他们关注的经验对象存在略微的时空差异，但都是具体人群与时空相结合的社会实在——在他们写作的年代，这个实在被称为“民族”。因此在关注区域的历史进程时，离不开作为民族志对象的民族。这当然不能完全被20世纪60年代族群理论兴起之后，强调个人选择与认同的族群“原子化”方式所替代。“民族”概念标识的社会单元，可以被视作是传播论视野中的区域文化丛（cultural complex），亦可以表现为具有同一集体心理趋向的“族性”（ethnicity），抑或是某种宇宙图式规定下的集体意识——片段化地从他们的本土语言以及经由本土语言编织而成的各种讲述中流露出来，对于种种呈现当中自成一体的整体性，民族志工作者必须“当真”地处理。这样才能为平等地看待各民族对象，深入地理解各民族之间复杂关系以及与此社会进程相呼应的宏大历史格局奠定恰当的认知基础。

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湘西区域的研究课题，立足的出发点应当是湘西是所谓的本地人群在历史变迁中结合成为区域的这一社会性事实，对湘西区域中本土人群的主体性关注不能完全忽视被潘与凌、芮几位先生概括为土家族与苗族的地方社会特征。因此，对于湘西区域历史的研究对象，当然不能轻易地离开土家族、苗族人群开展行动时所仰赖的自然与文化图式，以及他们与在区域人口上占据多数的汉族人群共同结合组成的多民族关系基本格局来理解大历史演进的地方性脉络。将区域视角引入民族研究，并非以“区域性”代替“民族性”，认为这样才能够更加凸显出地方性群体在历史中发挥的主体性，却在实际中引起了所谓的“方言混乱”（a confusion of tongue）1：湘西是怎样的一个区域？因自然限定？由国家建立？或是依民族而生成？湘西的区域历史又是出于哪个面向的论述，关乎哪些主体的变化呢？塑造了至今流传最为广泛影响的20世纪乡土派作家沈从文的湘西写作，除了给予读者浪漫山水的印象，还勾勒了大量性情纯良的湘西人物形象，他们有客、有土、亦有苗1。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湘西苗区的土地与民主改革、湘西北土家族识别以及此后响应民族团结、联合建立自治州等一系列塑造现代湘西区域范围的国家科学工程与政治建制行为，无一不是紧紧围绕地方的“民族性”展开，并且随着对当地民族关系的复杂层次认知的逐步深化而修正的。民族概念的历史社会学内涵在当地人的区域认同中具有特殊的含义。从民族自治区的实质意义上重新检视谢晓辉关于湘西的历史论述不难感觉到，她所论述的湘西土著人群的具体所指经过了从明代的“土人”向清代的“苗疆”人群的焦点转移；而她使用的较有地方性本土观点的民族志素材也只是集中于湘西北土家族聚居的酉水流域，并非能够代表湘西腹地的“苗疆”人群，亦非可以作为所谓湘西人群的特征概括，同时，通过这一检视，读者也能更加准确地看到这部“抢注”为历史人类学著作的学术贡献实际是在于历史学领域，具体集中在结合湘西北酉水流域土司制度的社会史，湘西明代边墙体系的制度史，湘西清代屯政的行政史，以及湘西苗区天王信仰生成与演变的文化史等内容的经验探讨上2，而非通过民族志与历史叙述的结合去关切当地人的社会与文化世界在湘西区域变迁中何去何从的人类学问题。

“制造边缘性”，正是本项研究的主要意图。谢晓辉想要通过对10至19世纪的历史研究，说明湘西的边缘性在不同历史场景中之所以能够基于不断地制造得到维持——不管是其作为政治组织方式或社会经济地位的身份差别，还是经由民族文化识别出的不同特性表现——都是地方人群刻意为之的“选择”。维持其边缘性的位置，似乎为在与强势进入的国家力量互动中处于劣势的当地人群带来了可以预期的结果。所以“制造边缘性”与其说是“国家化”边缘地区提供给当地人的必选结局，不如说是地方人群与国家的协作共谋。但是让作者也没有意识到的，这一看似化被动为主动的對于地方性主体的“言说”，并未真实地摆脱湘西在中心看边缘认知框架中的被动位置。由于没有充分地深入到湘西“民族性”的边疆腹地，认识到本土“方言”中由多重“关系”编织而成的区域词语含义，作者在远观当地人群时所寄予的知识分子式的同情，还掺杂了经验性的“误读”。这份出自善意的“成见”，就像这部书名所显示的那样，促成了“制造边缘性”的后果。因为上述做法暴露了作者处在书写结构的权力中心位置，并未扎根于地方性本土的中间状态，由外向内的注目凝视使得历史研究成了将当地人的感受置于被忽视的边缘位置的非参与观察，最后是如致敬建构论的书名一般，同样制造了被历史进程忽视的当地人却又被复述历史的文字忽视、继续蛰伏在边缘的结局。

［责任编辑：孟凡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