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

摘 要：清水江区域学的研究需要注意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互动互塑的地缘性特征，其中最要者即清水江 - 沅江所发挥的促进物流、人流及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交通连结作用。因而在关注区域内部各种分散聚落人群的复杂性空间联系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不断变边裔为内地的历史性时间变迁过程。结合空间时间各种复杂因素分析研究当地区域体系，则不妨以“成长的社会”来概括其文化结构的整体性特征。“成长的社会”本质上也是开放与变动着的社会，而开放的社会是最容易受惠于外来的知识的，当然也是最有益于社会或文明的变动与成长的；所以在立足于方法论的一般性立场，也有必须强调与之相应的动态而非静态的比较性分析研究。而大量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乡土文献的整理公布与出版，恰好为清水江区域学的研究与建构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文献来源基础。

关键词：清水江学；契约文书；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3）04 - 0078 - 09

《清水江学概论》是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发挥各位学者的专长，凭借集体科研长期积累学术资源并合理分工合作的共同优势，针对历史学系专业本科及硕士研究生扩大知识阅读量及拓宽社会观察视野的实际需要，配合省级一流学科建设“自编地方特色教材”的时代性需求，力图形成具有活泼生机和创造力量的学术传统，经过长时间酝酿研究和多次交流讨论撰成的一部重要现代学术性教材。我通读之后感到受益匪浅，以为当值得向学界及相关专业师生推荐。

一、清水江流域的区位特征与学术研究价值

清水江发源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斗篷山与都匀市云雾山麓之间，乃是跨越黔湘两省注入洞庭湖并与长江相连的沅江正源。以清水江 - 沅江河运水道所提供的交通便利条件为观察视野，即不难发现，一方面，当地山川地形地貌复杂多样，大小河溪汇成支流穿山越岭错落分布，自然景观极为广袤雄奇，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地缘区位生态特征；另一方面，沿江两岸历来族裔称谓繁多，人口聚落千村万寨依山傍水星罗分布，文化积淀颇为悠久深厚，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文生態景观。因此，以清水江 - 沅江流域为对象展开区域学的分层性综合研究，便不能不同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与之相应的各种复杂互动实践活动，尤其是人在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己的历史行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生活、生计方式，以及区域发展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结构性变化过程。教材除开篇述及清水江学的界定、范畴与意义外，接着便以突出的章节介绍当地的自然地理、民族人文地理、历史政治地理等区位地缘特征，然后才用大量篇幅逐章逐节详述当地政治、文化、礼俗、宗教等社会结构变化状况，显然已注意到了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不可分割性，二者都是区域学体系构成不可忽视的必具条件。

清水江 - 沅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性形成的长江支系文明，显然也因为国家对地区进行有效管控或治理的政治目的，被切割成了不同的行政区划或管治单元，而使其在原有的自然地缘和人文地缘的属性之外，又多了一重政治地缘的特殊色彩。然而清水江 - 沅江作为一种天然交通水道，其中尽管有不少急流险滩，但毕竟上下游相互贯通，为充满生存智慧经验的人们长期利用，发挥了促进物流、人流及文化信息传播的重要交通网络作用，从而或明或暗地整合了流域范围内的各种大小人口聚落，将其连结为一个完整的自然 - 人文地缘区域，构成了区域学体系研究与建构必具的重要历史条件。

与河流的上下游贯通及两岸广袤人群聚落的形成相应的是，人们凭借各种长期性的生产、生活及交往行为实践方式，也加强了区域内部各种分散人群的空间联系，形成了以人的各种分层活动为中心的区域结构体系。正如法国年鉴学派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区分界划，将地中海及其周围广袤环境作为完整的分析研究对象，运用“长时段”的眼光展开各种学术探讨工作，从而取得了大量极富创见性的学术成果一样，我们也有必要打破不同行政区划的人为性切割，将清水江 - 沅江及其周围广袤的区域视为可供全面观察和综合分析的完整地缘框架，凭借上下千年的眼光展开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尽可能地获取质量一流的丰硕学术成果。海洋航运与河流交通所带来的区域性整体结构固然不可类比，但在研究方法上未必就不可以多方面地参照取鉴。只是立足于自己生命扎根的文化土壤，从事有助于经验积累与理性认知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们当然更应发挥已有久远传承的学术传统优势，形成自己更有经验可靠性与理论解释力的研究范式。教材的编写有意识地朝着这一发展方向努力，我以为未来的学术创造远景当是可观的。

二、“黔边”“楚边”与“内部边疆”

区域学的研究首先应注意空间性定位，缺少了空间定位的区域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或由于行政区划的切割，或由于人的主观认知差异，同一的区域空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面相。比如清水江 - 沅江流域乃是湘黔两省的边缘交汇地带，无论立足于河流交通的任何一端，都可透过各种水陆连结的交通网络，广涉各种更加广阔的相应区域或接触地带，说明区域从来都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体系，因而只要符合客观经验与事实，能够从经验与事实中窥见价值或意义，尽管观察的地域角度或分析的目的诉求不同，与之相关的认知结果也有差异，然而作为区域建构的重要内容，都是可以兼容或并纳，同时通过一定的归纳综合的研究功夫，将其整合为必要的知识体系的。

以广涉黔湘两省的清水江 - 沅江流域为例，如果立足于黔省（尤其是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省会贵阳）的观察立场，明清两代均视其为“黔边”；而从湘地（特别是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省会长沙）的视野角度出发，又可称其为“楚边”。倘若以两省互观比照的分析方法来加以定位，当地似又有了“黔边”与“楚边”的双重地缘政治特征。譬如清人严如煜便在《平苗要策》中提到：“楚黔边民，有瑶仡各种，即苗亦有红、黑、青、花各名。”1虽其指涉的楚黔两省边地，主要为清水江 - 沅江的支流即锦江上游的周遭地区，以及清水江 - 沅江干流下游的湘西广袤地区，但仍可纳入泛清水江 - 沅江流域——即广义的清水江学范畴来加以分析和讨论，足以说明当地为“贵与楚邻封，当两疆之界”2；倘若“立一军之保障”，便可“控三省之边幅”3。其地缘军事战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然无论于黔于楚乃至于蜀，当地实际都处于国家政治文化体系的边缘或边裔，乃是国家“王化”力量长期难以深入的区域。

因此，如果从国家政治控制或行政治理的视域出发，清水江 - 沅江流域的全国性战略经营与开发，包括经济文化聚落重心由外向内的延伸和拓展，乃是随着王朝国家力量的强弱大小，不断从下游向上游地区缓慢推进的。区域内部各地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其进入王朝行政体系的历史过程也大有区别，最后要到清代雍正年间凭借武力开辟“苗疆”后，上游地区才彻底完成了国家行政体系郡县化的历史过程，地方社会的王朝秩序从此全面建立。所以无论“楚边”或“黔边”，尤其是上游以雷公山为中心的“苗疆”地区，“以一隅言之，其类似在王化之外；合四方观之，其类实在省治之中”4，时间或长或短都程度不同地处在王朝府州县体制管辖不到的缝隙地带，历来皆被视为与华夏有别的“边地”或“边裔”，乃是“王化”不到的“烟障”异域，普遍王权从未涉足的“特殊”真空，然又完全不同于可以主权国界区分判识的“外部边疆”，不妨迳称其为国家政令全然不到的“内部边疆”。与其他“内部边疆”地区类似，当地不仅民族性特征极为突出，同时也兼具内亚性地缘特点，二者在本质上高度统一。正如教材第二章所示，其行政化建置的不同背景经验与国家化转型的差异化处理方式，或许也应置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过程来加以考察，乃是值得高度关注或重视的一大历史研究题域。

当然，更重要的分析与研究工作，则是尽可能地摆脱自己原来固有的“前见”，从普通乡民的情感天地与认知立场出发，看到清水江 - 沅江不仅是具有灵性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母亲河，甚至山麓田野也是具有神圣魂魄生命的存在性生活家园，从而重新寻绎出民间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深层理据根源。易言之，在乡民万物有灵论的认知与想象的世界中，非特人是有灵性生命的价值存在，甚至天地万物也是有灵性生命的价值存在。这正是过去常用“尚鬼”或“重巫”来形容其民风习俗的部分原因，与西方机械的物化的无生命的宇宙观完全不同，但也反映了他们生存与生活的秩序是有灵性生命意义的，更贴近人与世界多方面感通对活式的生命交流的宇宙观，不需要符合主观的逻辑的推理，只需要符合客观的实际的生存与生活的需要，暗中预设了生命泛化后一切存有应有的尊严及意义，即使一草一木也有其终极的积极的存在价值，人所要打交道的对象乃是有情有义而非工具理性任意宰制切割的完整世界，决非“迷信”“落后”一类后见词语所能简单武断地概括，反而能提醒我们反思現代社会过度物质化、平庸化和异化了的生活。何况理念的神灵世界并未代替其经验的现世务实行为，尽管二者是可以相互依存和感通的。无论与人的行为方式有关的内在主观的精神或道德意识，都自有其外在客观的宗教性的实在之原。自然现象隐秘意义的领略与破解，仍然需要为科学之外的人文主义立场留足空间。至于生活在早已 “脱魅”的世界中的现代人，反而能从中找到早期性的历史原型慰藉。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即一般普通民众虽未必都有“黔边”或“楚边”的概念，也难以了解“外部边疆”与“内部边疆”的区分，却透过自己世世代代生存与生活的各种劳作方式，开辟出了一个又一个繁衍生息的人口聚落（村寨）家园，不但形成了人文与自然相互点缀的一体化地缘景观，同时也传承保留了大量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和族类文化传统，形成了边裔地区与民族地区互缘共生的地域特点，乃是“黔边”“楚边”或“内部边疆”等概念得以成立的一大重要历史根据。正是在这一意义脉络下，国家政治观察视野与地方政区观察视野的研究固然重要，普通百姓情感想象与理解观察视野的探讨也不可轻易忽视。只有同时兼采各种分层化的比观互照研究方法，务使社会结构中上、中、下的人群阶层都无缺无漏，我们才能更好地从事区域学整体而全程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叙事工作，还原或建构区域本来固有的时空一体的结构性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底层的一般普通百姓，无论其为个体或群体，不管其命运形态如何，显然都是区域学研究及书写叙事最重要的人格主体。

三、成长中的社会与文化的整合作用

区域学社会结构的历时性研究及史学叙事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空间和时间本质上是不可分的。任何空间、时间及历史史实的混淆错乱，都有可能导致实证客观认知的严重偏差，有违社会变迁过程本来的真实，为严谨的学术研究所不允许。每一地缘性的区域当然都有自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宗教等复杂社会因素构成的整体结构，也有自身社会结构不断延续与变迁的历史性演化过程，从而形成不断绵延递传而又内涵各种诱变因素的文化传统，即使作为王朝国家“内部边疆”的清水江 - 沅江流域，也决然不能有任何特殊性的例外。因此，我们在注意分析与地域空间有关的立体分层的社会复杂结构的同时，也有必要深入探讨其与时间周期有关的复杂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进程。而无论就地权的分配形态、习惯法的规约运作、宗族的建构发展、乡村教育的规模化扩大、儒家价值的传播嵌入等方面而言，举凡选择任何一个角度进行全面观察和分析，如教材各章地缘叙事内容所示，一旦涉及区域体系的整体性结构，都可说当地社会乃是一个“成长中的社会”1。如同一般有机生命体有着生长、发育、成熟的过程一样，“成长中的社会” 在其长久绵延传承的过程中，无论社会文化结构或具体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态如何，都一方面始终保持着自己本来固有的礼俗风规传统，另方面又不断融入新的文化诱变因子，透过长时段的渐进性变迁行程，缓慢而有秩序地成长、发育和成熟，并根据人们生存与生活的真实需要随时损益调整或改造完善。

社会变迁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不断改造或完善秩序结构的过程，其中不仅有区域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有社会文化风气的转移，作为长期与“华夏”有别的 “异域”族类地区，在汉人文化区早已是成熟定型的习俗风规或文化模式，在当地则有可能是新的文明或文化的创造，当然也可说是不同族类或聚落长期交流融变后必然产生的结果。这样的交流融变从更宽广的视野范围看，显然也离不开区域与区域、区域与国家之间的长期互动或互塑，不仅他地的语言会纳入本地的话语系统之中，甚至国家的语言也会转化为自身实用性的机巧表达，总体的变迁趋势是在保持自身文化多元性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朝着一体化的国家认同方向发展。因此，讲多元并非否定一体化发展方向的可能，讲一体也非否定多元的复杂性现实必要。无论从地方的视角观察国家，抑或从国家的视角审视地方，都有必要如实揭示区域社会结构变迁过程的复杂深层原因。“成长中的社会”本质上也是开放与变动着的社会，而开放的社会必然内含着交换物品和知识的生存机制，也最容易受惠于外来物品及其所蕴藏的知识信息，能够重新整合生存、生活与生计的各种经验积累并使其秩序化，亦即不仅能够赋予心灵与社会新的整合后的意义与价值，同时有益于社会或文明的变动与成长。进而言之，诱变的因素固然不可能脱离自身固有的文化传统机制，但也常常发端于与外部世界不同的“他者”的交流和对话，能够在精神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行为方式等方面不断作出反应和调适，需要多种多样的因素交汇作用及相互配合，不能忽视各种外来与本土复杂知识系统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秩序。所以在研究路数或探讨框架上，我们更应强调动态而非静态的比较分析方法。

清水江 - 沅江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近十余年来之所以越来越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乃至已成为区域学研究的一门显学，除了自身地缘政治文化地位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则是得力于大量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与发现。正如教材第九章所述，除了必需利用的汉文典籍，以及各种少数民族古经或口传文献外，近年来陆续整理出版的大量清水江文书及其所蕴涵的人类社会经验，可说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学研究的史料环境，丰富了区域学史学研究与叙事的具体内容，而且也扩大了重写中国史的地方观察视角，改变了中国史区域叙事结构畸轻畸重不平衡的现象。正是利用契约文书展开多方面研究所产生的大量学术成果，才使清水江区域学的建构成为可能。

严格地讲，传统汉文经典与边地具有民族性特点的乡土文献，二者若论其产生的时代及传播的地域，溯其源头都明显相去甚远，但毕竟文化的交汇与互动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相异性极大的汉（“华”）与非汉（“夷”）地区之间，其在文化的交流上仍是相通而非隔阂的。因此，汉与非汉两种文本话语系统尽管差异甚大，但差异正好提供了重新理解与诠释传统中国复杂性的解读空间，看到以一体性来包容多元性的不易，在肯定国家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同时，也要尊重和维护地方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清水江流域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大量民族性乡土文献的遗存，尤其是不少人类社会生活原始经验信息有意无意地记录性贮存，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研究整体中国文化复杂特征多元视角上的一种便利，能够清晰地呈现出多元乃是可以交流融合而非隔离冲突的社会变迁特征。

因此，区域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学理性探讨，无论其为整体研究或个案分析，如果要取得严格意义上的重大学术突破，都必须在各种不同体系的话语文本的解读上，以反复比观互较的方法，多方面的同时痛下功夫。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关系，如果包括契约文书在内的乡土文献类文本材料的占有相对充分，同时又能为其赋予以新的富有创见性的合理诠释，则必然能够从中发现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的多样化行为决定方式和应对方式，寻绎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文化传统和复杂社会经验，揭示其生存生活及实践方式的具体内涵和意义，从而更深刻地了解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般特征，总结多种多样的实践方式交汇组合而成的乡土中国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尤其是未经分化的社会生活空间的构成原则和权威产生原则，以及在人及其生境中不断生成着的“活”的历史。只关注王朝政治或上层精英，忽视地方社会或下层民众，不仅在方法论上是不妥或有缺陷的，即在叙事内容上也是失当或偏颇的。也可说任何单一化的历史文本叙事，都是难以解释完整全面的传统中国的。梳理清水江 - 沅江流域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即可见王朝国家力量在空间上不断从下游向上游延伸推进的过程，实质也是当地在时间上渐次进入国家一统政治秩序的进程，国家制度整合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视，但地方传统受诱变因素的刺激引发的整合作用也至为重要。而文化本身必具的整合机制与制度的整合机制明显不同，它更多地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是生活表象下深藏着的社会力量，总是与久远的传统合为一体，乃是制度扎根必需的生活土壤。生活的土壤无论任何时候都是秩序生成与建构最重要的本源，而清水江文书作为原始史料的重要富矿，恰好贮存了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各种信息，为我们揭示或还原生活世界的原貌及文化的整合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前提条件。

四、史料的扩充与区域学模型的建构

清水江文书之所以称为原始资料的深山富矿，因为他是未经文人学者剪裁加工过的本源性初始史料，是乡民实际行为的原始笔录，是与人为有意筛选或主观过滤过的典籍完全不同的材料遗存，具有其他写本或刻印文献无法比拟的原始真实性。尤其每一份契约文书都有人与人交往关系方面的实用价值，亦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原貌，能够客观揭示传统中国乡村生活复杂多样的具体面貌。更要者即中国幅员广大，民族众多，单从任何一个民族来讨论传统中国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都殊难避免挂一漏万的化约化书写叙事弊病。而清水江 - 沅江上游恰好为苗、侗、汉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同时又有不同族群大量原始文书的层累堆积与完整存留，从而全面再现了本来固有的族类分布生态结构与文化互动生态结构，形成了多个族群文化传统耦合而成的区域体系总体经验，显然也为更好地理解或诠释传统中国一体化的多元进程及中国性（中国性不能化约为汉族性，汉族性亦不能取代多民族性）的复杂特征等问题，提供了从“内部边疆”或“边裔族类”进行观察的重要历史角度，能够弥补仅仅从中原江南或汉人社区进行观察所造成的视野盲点或认知缺憾。

晚近以来透过史料的不断扩充或拓展，从而发展出新领域或新学问的例证颇多。与清水江学性质内涵最为相近的敦煌学、徽学，即为晚近以来最值得称道的成功范例。顾颉刚先生很早就指出：“今之学者莫不知史书之不足以尽史，故毕力搜求地下遗物，官署档案，私人书牍，以资实证。” 1从而揭示了晚近以来学界不断穷搜旁考拓展史料利用范围的文化现象。傅斯年也反复强调：“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2“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3他们实际都在深化和凸显梁启超率先倡导的新史学发展方向，关注的重点也逐渐由社会的上层转向了社会的下层。而任何真正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即使是区域社会的分层化研究，也任何一个层级都不能遗漏。而教材每一章节的撰写都援引了大量的实证材料，实际也在沿着前人的研究范例继续向前推进。相信今后随着契约文书一类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整理出版，加上相关跟进著述据此展开的适时妥帖的学理性解读，作为一门新型学问的清水江学的未来远景一定是美好的。

稍有必要再加强调的是，区域学的研究固然必须以区域自身为本位，但也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观察的视野，跳出区域研究区域。如果跳出清水江 - 沅江流域来研究清水江 - 沅江流域，即不难看到，历史上的贵州建制沿革，如果溯至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以前，则长期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管辖，以后独立建省始不断调整扩大其辖区，直至清雍正年间才最终彻底定型1。其中如属清水江 - 沅江流域的镇远、偏桥（今施秉）、五开（今黎平）、天柱、铜鼓（今锦屏）、清浪（今镇远清溪）、平溪（今玉屏）等卫县，便是在康熙、雍正年间陆续从湖南划归贵州的。因此，我們在立足区域本位展开研究的同时，尚有必要不断拓宽视域，分别从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地进行更大范围的观察和分析。

与以上所云类似，涵纳众多支流的清水江 - 沅江水路，历来都是人、材、物流通的一大交通航道，其上游可与横贯贵州东西全境的滇楚大道相接，可直入云南并与东南亚地区产生直接间接的联系。其下游水道则可经洞庭湖与长江乃至更远的运河相接，举凡水运交通所到之处，便是人、材、物流动所到之处。尤其学界研究已多的木材贩卖转运，更以水道运输为中心，形成了范围颇广的经济贸易圈。加上历史上长期持续不断的远近移民迁徙，更极大地改变了区域内部的族类分布结构和文化生态结构，显示了文化整合机制对社会变迁的重要影响。因此，亦有必要进一步越过湘、粤、川、滇等省，再次扩大全面观察了解及分析研究的范围，不仅观察的眼光要内外兼顾，重视横向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往返交流，而且观察的眼光也要上下并及，关注纵向的国家与地方之间的挑激互动，以水路要道及由此形成的大范围交通网络为依托，在更大的经济、政治、权力、文化、宗教等结构性因素的空间关系视野下，以不失区域本位的叙事学特征为基本前提，建立起更大范围立体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模型。

五、结语：寄望未来的区域学研究与建构事业

正是出于对本土文化的关怀与区域研究模型建构的热情，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组织编写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教材专书。参与教材讨论与编写的多为中青年学者，无不具有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经验。他们一方面重视学术研究工作，能够在典籍文献的搜访查考与合理诠释上痛下功夫，始终不忘学术理论基本训练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注意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力图通过课堂讲授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准及学理认知兴趣，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尤其我所主持的两项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有关的大型项目（国家清史纂修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顺利完成，自始至终得到了他们的参与性帮助，教材的编写即是在长期整理和研究民间契约文书的基础上，又多次亲赴山村寨落所谓历史的现场，通过考察了解融入普通乡民的日常生活，稔熟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想象，深知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伦理处世原则，从而将文献解读的功夫与田野调查的经验整合为一体，最终各按其专长配合默契成就了这部书稿。

教材的编写顾名思义，当然首先是为了培养在校研读的青年学子，但未尝不可推广及于关心区域学研究与建构的一般社会人士。回顾反复讨论与编写的过程，也可说教材凝聚了他们的学术心血和治学经验，寄寓了他们关心后进人才成长进步的希望与热忱，表达了他们已有大量成果积累的区域学建构的诉求及理想。因此，也可说教材的成书即是对区域学体系的一次建构性理论尝试，标志着区域学的研究与叙事又有了一次新的重要书写。但作者并不以此为满足，除了开篇的“绪论”分析探讨了清水江学的慨念或范畴外，又专列“回顾与展望”一章殿于书后，以吸收消化大量清水江学研究成果为前提，一方面以“回顾”的方式总结了清水江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另方面又以“展望”的方式讨论了清水江学研究未来可能存在的发展愿景，既有谦逊审慎的严谨理性态度，又有高度负责的价值伦理精神，表达了将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现实乃至未来的走向合为一体的学术关怀，以及不断丰富或扩大区域学研究的实质性内容和实质性成果，并在使用过程中进一步修改完善教材的真诚价值诉求和主体性意向。任何严正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推进都是没有止境的，一切以学术研究为终生事业的人都应该对此有清醒的自我意识。

立足于清水江 - 沅江区域学研究的实际，以真实而非虚构的本土知识的理解和认知为根本出发点，我长期以来均强调地方是有国家的地方，国家是有地方的国家，国家与地方或政府与社会应该是互动合作而非对立冲突的关系。教材也认为“将清水江流域视为中国社会一个区域来观察，就是清水江学”，研究的主题虽为地方性的区域，抱负则在中国大历史的重新书写，暗含的预设仍然是区域的局部性研究与国家的整体性研究，二者是可以凭借上下互动的观察眼光整合为一体的，其学术旨趣显然与我极为契合。毕竟教材所能发挥的作用只是引人初步入门，更严格的创造性的知识学训练尚有赖于经验与书本的大量习读，即使教材开列的现成答案也必须将其问题化，才能引发出更加深入广泛的认知热情和认知能力，形成有活泼生机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创造事业。区域学研究的理想化建构图景，并不能取代区域学的经验性实证研究

因此，教材的编写固然首先着重于学术基础的严格训练，但也不妨以增进未来的学术进展为初衷性抱负。而我的这篇抛砖引玉的文字，虽有发抒个人见解及推荐介绍的用意，仍只能视为全书的旁批侧注。倘若能一本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引导读者细阅全书，有更多的年轻学者重视本土经验及其知识系统的积累，自觉底层社会与百姓日常生活对国家存在的深层义涵，从而积极参与清水江学的研究与建构工作，最终则不仅从理论出发来寻找经验证据，更重要的是从经验证据出发来建构理论，遂使经验是有理论支撑的经验，理论也是能够回到经验的理论，理论与经验不断相互循环检验，形成广阔的观察视野与深邃的研究能力，产生真正符合社会历史文化实际的理论?见，避免任何简单化或片面化的可能性弊病，并以此为出发点更好地认知传统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即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敦煌学研究前景时所说的“襄進世界之学术于将来”1，则区区心愿足矣。

［责任编辑：龙泽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