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阁书提要所载《孝经集传》提要中，对《孝经集传》的主旨、体例和评价结论等多有不同，可以分为以《文渊阁提要》为代表的详本系统和以《文溯阁提要》为代表的略本系统。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文溯阁提要》略本系统的提要较《文渊阁提要》详本系统删去了作书主旨，并降低了评价。这些变动缘于在四库提要纂修过程中，清廷纂修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孝经集传》各提要之间文本异同及造成原因的考证，可以为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的形成及衍变的动态化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清代 《孝经集传》 黄道周

中图分类号：G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3）01-50-59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孝经类所载《孝经集传》提要，与其他五种包括《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诸版本多有不同，在著录作品、著作体例和得失评价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从总体上看，关于《孝经集传》的提要，可以分为以《文渊阁提要》为代表的详本系统和以《文溯阁提要》为代表的略本系统。

一、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相关研究

近年来，学者通过对四库提要诸文本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同一文献的四库提要因为编纂的复杂流程及各种因素，产生许多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本系统。随着各种分纂稿和四库稿本、抄本的出版，一些学者用分纂稿来研究四库提要，四库提要的文本系统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吴格先生提出，四库提要的编纂过程为“先由各纂修官分工撰写初稿，后经总裁等批阅、纂修官改写重撰，最后由总纂官纪昀等修订成稿”1，从现存的四库文献资料来看，从分纂官的初稿到最后形成的各阁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间，经过了撤换、增补、复校等过程，最后在著录内容、评价文字以及体例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以致出现许多提要文本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刘浦江先生以陈思《小字录》为例，对四库提要的源流进行个案分析，他使用上海图书馆稿本和天津图书馆稿本，得出《小字录》存在两个文本系统，通过分析四库提要文本的表面差异，研究四库提要背后复杂的演变过程2。许超杰先生用分纂稿分析《四库全书》诸提要文本，他以《孝经大义》和《孝经注疏》《周易旁注前图》《革除遗事》等提要为例，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梳理，发现这些提要都有不同的文本系统，认为提要文本系统研究有助于推进四库提要研究的立体化和精细化。3

杨新勋教授在《四库提要易类辨证三则——兼谈诸提要间的关系及〈总目〉諸问题的来源》一文中以都絜《易变体义》、李衡《周易艺海撮要》、方闻一《大易粹言》三书为例，提出造成四库提要文本差异的原因在于纂修过程中的抽换复抄，而且同一部书诸提要的前后因承关系错综复杂，往往并非简单的直线因承，所以一些书目的提要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文本系统。1

鲁秀梅对《四库全书》提要对于王学及王学批评进行了比较研究，她从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各提要入手，大体分为以评价阳明事功、文学成就的《荟要》，文渊、文津阁本提要以及《总目》提要和以评价学术成就的《简目》提要两个文本系统，虽然《四库全书》对王阳明及王学批评一以贯之，但在各提要的表现程度不一。2

何宗美教授在《〈四库全书总目〉“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一文中，通过对宋濂《宋学士文集》和刘基《诚意伯文集》诸提要文本的分析，发现宋、刘二人的著述提要由于后期修改的原因，都呈现了《四库全书初次进呈目录》《四库全书荟要》和文渊、文溯、文津三阁书前提要两个文本系统，其中有关二人的学术价值、文坛地位以及评价高度等大大不同。3

林玉洁则通过对《四库全书》中收录的明代翰林别集为例，对阁本提要和《总目》提要进行分析，归纳出这一类文集由于在体例和著录两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本系统。

四库提要编纂过程中经过多次抽换、删改，加之清廷对明人及其作品评价的特殊考虑，导致四库提要中有关明人著作呈现出的文本系统差异情况更为复杂。

二、《孝经集传》提要不同的文本系统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它作为承载儒家“孝道”理念的经典文本，历代有诸多研究传解之作，而《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仅收录了十一部文献，其中的《孝经集传》，是明代学者黄道周为《孝经》解注经义之作。《孝经集传》提要目前可见有《文渊阁提要》《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称“《简目》”）和浙本、殿本《四库全书总目》（下称“浙本、殿本《总目》”）六种提要文本。

由于《文渊阁提要》在诸本提要中文字最多，《简目》字数最少，故本文以《文渊阁提要》为底本，将《文溯阁提要》《文津阁提要》《简目》和浙本、殿本等六种提要文本的异文进行比较。兹列《文渊阁提要》如下：

臣等谨案：《孝经集传》四卷，明黄道周撰。道周有《三易洞玑》，别著录。是书作于廷杖下狱之时，其作书之旨，见于门人所笔记者，曰：“《孝经》自不毁伤其身，以不毁伤天下，不恶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真觉良知良能，塞天塞地。”又曰：“《孝经》有五大义，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一也。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二也。则天因地，常以地道自处，履顺行让，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三也。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五也。”以是五者，别其章分，然后以《礼记》诸篇条贯丽之。今《自序》中所谓“五微义”“十二著义”者，不出于此，实一书之纲宗也。然其初说，以引《诗》数处各为下章，如《中庸·尚?章》，今则仍附于各章之后，盖亦自知其说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论孝敬渊源，三论反文归质。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学衍义》之体。今本则仍依经文次第，而杂引经记以证之，亦与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误后序》曰：“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道周此书，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其所自为注，文体亦仿周秦古书，无学究章比字栉之习，盖刘敞《春秋传》之亚。沈珩曰：“其引《仪礼》、二戴《记》及子思、孟子之言，谓之大传。经传各条之下，先生以穷理所得，畅厥发明，谓之小传。起草于崇祯戊寅，卒业于癸未，厘然大成，非若紫阳《仪礼》，犹有馀憾。”陈有度曰：“《孝经集传》，以一部《礼记》为义疏，以《孟子》七篇为导引，非郑、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虽推许太过，然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矣。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校上。

各本提要的差异主要分为文字异同和文本缺失两种情形，以下详述：

（一）文字异同

“今《自序》中”1四字，《文津阁提要》《文渊阁提要》作“今”，《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今”字作“其”。

“各为下章”2句，《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为”字作“属”。

“如《中庸·尚?章》”3六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章”字后衍“例”字。

“孝敬渊源”4四字，仅《文溯阁提要》作“《孝经》渊源”，其馀三书同《文渊阁提要》作“敬”。

“《三易洞玑》”5四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作“《易象正》”6。

“实一书之纲宗也”7七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作“实其著书之纲领也”8。

“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9十六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作“盖与之暗合，其推阐颇为详洽”10。

（二）文本缺失

“曰：‘《孝经》自不毁伤其身，以不毁伤天下，不恶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真觉良知良能，塞天塞地。又”11三十七字，《文津阁提要》中“以不毁伤天下”中的“以”字作“故”，其馀同《文渊阁提要》，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无此句。

“其所自为注，文体亦仿周秦古书，无学究章比字栉之习，盖刘敞《春秋传》之亚。沈珩曰：‘其引《仪礼》、二戴《记》及子思、孟子之言，谓之大传。经、传各条之下，先生以穷理所得，畅厥发明，谓之小传”1七十二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无此句。

“厘然大成，非若紫阳《仪礼》，犹有馀憾。陈有度曰：‘《孝经集传》，以一部《礼记》为义疏，以《孟子》七篇为导引，非郑、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虽推许太过，然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矣”2八十八字，《文津阁提要》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无此句。

“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于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3句见于《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无此句。

《简目》仅著录作者和作书主旨：“明黄道周撰，用郑氏今文。每章杂引经典以证之，谓之大传。道周自为说者，则谓之小传。”4核其字句当由《文渊阁提要》删改而得。

综上核校，诸本提要在文字的数量上有明显差异，《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较《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在有关作书之旨、著作体例、作品评价三方面内容的文字更多。其次是侧重角度不同，《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中着重于对黄道周《孝经集传》体例的详述，并对其书体例大加赞扬，《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则止于承袭朱子“外传”设想，未作延伸。最后是评价体例的完整性，基于《文渊阁提要》与《文津阁提要》对于黄道周《孝经集传》体例的赞扬，二阁提要将此书的整体评价提升，而《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则与其前评价一致。

可以推测：《文渊閣提要》文本的形成时间最早，《简目》依照《文渊阁提要》进行删改而成；《文津阁提要》与文渊阁本相承，其依照文渊阁本抄录，或二阁所据抄本一致。至《文溯阁提要》时，《孝经集传》提要的内容发生了一次较大变动，作书主旨、著作体例以及评价情形三方面的变化尤剧；《总目》中保留了《文溯阁提要》的删改，同时对一些改动的内容也没有完全吸收，如对于《孝经集传》主旨“孝”与“敬”的表述，它仍保留了文渊阁和文津阁本中的“孝敬渊源”一词。由于抄手的誊录习惯不同，通过对六种提要文本的异文分析，可以发现《孝经集传》各提要呈现出两个文本系统：一是以《文渊阁提要》为主的文渊阁和文津阁本系统，一是以《文溯阁提要》为主的文溯阁及浙本、殿本《总目》校改版本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内部又稍有细微差别。

三、文渊阁详本系统形成的原因

在《孝经集传》提要的两个文本系统中，文渊阁详本系统对黄道周《孝经集传》一书较为认同，这主要缘于清廷对“孝”的看重、《孝经集传》自身的学术价值以及乾隆帝对黄道周的认可等因素的影响。《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中保留了较多的文字，这些文字在评价方面体现出了清廷对黄道周的独特关注。

（一）清廷对“孝道”的看重

清廷沿袭历代以“孝治天下”的理念，顺治八年（1651）下诏：“朕惟帝王孝治天下，尊养隆备，鸿章显号，因事有加，乃人子之至情，古今之通义也。”5雍正三年（1725）又下诏说：“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诚以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也。”1乾隆即位后也下诏：“朕惟致治之本，孝道为先。”2有清一代的帝王均认为治理天下应孝道先行。

儒家十三部经典中，《孝经》是唯一一部有历代多个帝王亲自作注并颁行天下的经典。清代顺治、雍正二位帝王也亲自对《孝经》进行注解，并颁行天下。清代帝王看重“孝道”，主要是想把倡导孝道和治理天下结合起来，达成帝王重孝，推及大臣，影响百姓之效，发挥“孝道”在治理天下中的影响和作用，以利其长治久安。清代为了强化孝治，合并汉代的“孝廉”和“贤良方正”两科，特设“孝廉方正科”。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九年（1652）题准：“旌表节孝，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支户部库银三十两，令其自行建坊。”3同时，还对民间孝义之人给银建祠，以示表彰。

《孝经集传》虽为明人所编注，清代帝王认为《孝经集传》一书所体现的“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4理念有助于其教化民众，巩固统治。所以此书在《四库全书》收录的“孝经类”十一部典籍之中占据一席之地。

（二）《孝经集传》被看重的原因

１.黄道周与朱熹理念的差异

黄道周《孝经集传》一书中总结《孝经》有“五微义”，其“帝王致治渊源”5和“古今治乱渊源”6二义，颇为契合清代帝王的“孝治”理念。

汉代就开始推行儒家“孝治天下”的理念，强化“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7的“移孝作忠”观，使得《孝经》在西汉时期便获得了与六经并列的地位，在汉唐时期的儒家经典体系中，《孝经》地位明显高于其它儒家经典。宋代疑古风气渐兴，朱熹质疑《孝经》的地位，他对《孝经》原文进行了删改，试图改变《孝经》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自朱熹《孝经刊误》出现以后，对后世学者解读《孝经》产生了较深影响，仿效《孝经刊误》之作不断涌现。《孝经刊误》成为通用底本，元明时期虽有变化，但仍处在朱熹注解的影响下。

朱熹把《孝经》看作作用于家庭领域的道德修养之书，将其定位为家庭伦理规范，教化对象主要是家庭成员，从而消解了《孝经》与治理的关系。黄道周则认为，《孝经》的主旨是“孝治”，凡“《孝经》之义，不为庶人而发”8，他提炼出“五微义”，把《孝经》和“治化之纲领”9联系起来，站在“回归六经”的经学主张上，提出“六经之本皆出《孝经》”，恢复《孝经》“孝治”的治理属性与社会功能，為乾隆帝所认可。

2.《孝经集传》体例的改进

《文渊阁提要》中引沈珩评价《孝经集传》之语，“其引《仪礼》、二戴《记》及子思、孟子之言，谓之大传。经传各条之下，先生以穷理所得，畅厥发明，谓之小传”10，对黄道周《孝经集传》一书的著作体例作出了总结。所谓“大传”，即黄道周《孝经集传序》所言之“《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仪礼》十七篇”1的疏义，用来对经文作注解；所谓“小传”，即黄道周在每一则“大传”引文下面所作的诠释内容，与经文部分相仿。

关于体例，朱熹《孝经刊误》后记有“因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经之旨者，别为外传”2之语，他想通过作“外传”的方式注解《孝经》，但并未完成这一设想。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以《文渊阁提要》称为“大传”“小传”的著述方式，完成了朱熹的“外传”设想。

黄道周《孝经集传》和朱熹所划分经传的内涵有所不同。朱熹《孝经刊误》将《孝经》原文分为经传，加以己意解说，未完成的“外传”则是掇取他书可发《孝经》之旨者，作为自己解说的补充。黄道周不认可朱熹强分经传的做法，他认为“《孝经》皆曾子所受夫子本语，不得自分经传”3。所以他对《孝经》原文分章划句之后，在“大传”部分引用《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仪礼》等六经对《孝经》的阐释，并把朱熹所称“外传”改为“小传”，这既包含了他自己的解经理念，也有对所引六经内容的注解。其“大传”部分杂引六经为《孝经》作传，引用广博，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孝经》的原有广度。

《孝经集传》实现了朱熹《孝经刊误》未完成的解经体例，从这个角度来说，无怪乎《文渊阁提要》中盛赞黄道周此书“实本朱子之志，而其推阐演绎，致为精深”4。

3.乾隆对黄道周的认可

清廷对明季学者的著述施行非常严苛的评价标准，《四库全书》中对明末学者作品的选录和评价更是两极分化。何宗美先生曾撰文分析《总目》对明人文集的评价形成的独特范式——《总目》将收录其中的明人文集分为文以学重、文以人重两种批评准则5，这种规则在馆臣评价明代中后期学者时尤为明显。

“文以人重”，侧重于评价其人的气节品行，四库馆臣对黄道周著作的评价就属于“文以人重”。《总目》凡例曰：

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代不一二。今所录者，如龚诩、杨继盛之文集，周宗建、黄道周之经解，则论人而不论其书。耿南仲之说《易》，吴开之评《诗》，则论书而不论其人。6

馆臣认为，黄道周这类忠明抗清的人属节义之臣，因此对其作品分别从“论书”和“论人”角度予以正面评价。乾隆认为，黄道周等人志在抗清死节，实属“各为其主，义烈可嘉”7，其忠烈行为值得肯定；与之形成对照的钱谦益、屈大均等投靠清朝做官等人，则被认为是遗留苟活。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三十日下诏：“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籍、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8同时专门说起钱谦益、金堡、屈大均等人，钱氏更是被列为贰臣，而金堡、屈大均则被认为是遗民之烈者，其著作被要求“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9，与此同时，在同一道谕旨中，乾隆又盛赞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荩溢于简牍，卒之以殉国，不愧一代完人”1。

即便是在清廷对明季学者著述那么苛严的编选标准下，因为有乾隆的赞誉，黄道周的著述得到了馆臣的区别对待。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

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辈所作，自当削去，其馀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至累及众。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2

这里提及的“明人所刻类书”，黄道周《博物典汇》即属此类。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黄氏《博物典汇》一书因有违碍字句，属于被禁毁之类，但由于受到乾隆皇帝的“偏爱”，此书在两年之后得到豁免，仅作删改，并附载《开国方略》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甲申谕：

至黄道周，另有《博物典汇》一书，不过当时经生家策料之类。然其中纪本朝事迹一篇，于李成梁设谋惎害，具载本末……存其言并可补当年记载所未备，因命馆臣酌加节改，附载《开国方略》后，以昭征信。3

其后，黄氏被赐谥“忠端”，列入钦定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以及《明季诸臣奏疏》中。可以说，至少在撰写文渊阁本的《孝经集传》提要时，馆臣所作评价是受到了乾隆评价的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黄道周及《孝经集传》一书在《文渊阁提要》详本系统中得到了较高的评价。

四、修改后的文溯阁略本系统

《文渊阁提要》形成了初次完整的文本，在纂修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孝经集传》提要最终呈现为《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中的文本面貌。这些修改反映了四库提要纂修过程中的动态变化，首先是《四库全书》收书过程中黄道周作品数量的变化，其次是提要撰写和修改过程中，馆臣对黄道周本人及其著作评价的变化。

（一）收录变化

在四库提要编纂的过程中，一些书目的收录发生了变化，导致相应作者的著作提要内容也发生了变动。《孝经集传》提要有关黄道周的著作介绍在文渊阁详本系统和文溯阁略本系统中完全不同，详本系统著录为《三易洞玑》，略本系统则著录为《易象正》，这种收录差异反映了馆臣对黄道周作品从“重其学”到“重其人”的变化。

按四库提要体例，大致为收录的首部书籍中先序列书目相关情况，有时或著录作者其他著作，再介绍作者生平、叙述文献内容、分析学术得失和学术价值等。盖因著录第一部书时已作详细介绍，其后出现的则不再详述生平。

《文渊阁提要》和《文津阁提要》载，“道周有《三易洞玑》，别著录”4，在《文溯阁提要》及浙本、殿本《总目》中，则为“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5。从《文溯阁提要》的著录情况来看，黄道周生平事迹应当先见于《易象正》，故《孝经集传》提要不再重复介绍，仅说明黄道周另外的著作。

对于各提要中黄道周著作著录不同的具体原因，检《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下简称“《初目》”）经部易类仅收有《三易洞玑》提要，其中有“道周事迹见《明史》”1一句，此书为《初目》所收黄道周的第一部作品。就《初目》所收之书来看，当时还未收录《孝经集传》和《易象正》二书，并且《三易洞玑》一书被置于经部之中。现存《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三书均被收录，且《易象正》在经部易类，《孝经集传》在经部孝经类，《三易洞玑》在子部术数类，故《孝经集传》提要有关黄道周著作的著录当为《易象正》，但该提要中仍为《三易洞玑》一书，这一现象说明《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多次调整改换时出现的差异并未得到统一的修正。

黄道周收录著作的增多反映了在当时对其人学术认可度上升，著作位次的调整反映了在当时对其学术认可度的下降。《总目》中《易象正》提要有馆臣案语：

此书及《三易洞玑》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三易洞玑》全推衍于《易》外，故入之数学。此及倪元璐《易内外仪》，有于《易》外者，犹有据经起义发挥于《易》中者。且皆忠节之士，当因人以重其书。故此二编仍附录于《经部》焉，非通例也。2

可见，《三易洞玑》因将天文历数约之于《易》，所以后来被馆臣划归子部术数类，《易象正》一书至少在《初目》进呈前还未收录进四库全书，因为该书有助于研究《易》，且因黄道周多次受到乾隆的称赞，故而大约于此时正式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黄道周作品的收录是一个渐进的、有选择的过程，《四库全书》中共著录黄氏著述十四部，侧重其于经学方面的著述。《总目》将“占验祥”3的命相、阴阳五行等类文献斥为“诡说”4，统一归入术数类，《三易洞玑》收录位置的调整体现了馆臣对黄道周学术观点的重新评价。《孝经集传》提要的著录差异反映了《四库全书》编纂时收书的动态调整过程，同时也反映了馆臣对黄道周其人其学评价的变化。

（二）撰写及修改的变化

《孝经集传》提要详本和略本系统的文本内容有很大差异，这种撰写和修改过程中的变化最后主要体现在删去作书主旨及评价降低两个方面。

1.删去作书主旨

《文渊阁提要》详本系统中，论述黄道周作书主旨为“《孝经》自不毁伤其身，以不毁伤天下，不恶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真觉良知良能，塞天塞地”5。《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6黄道周更是认为“不敢毁伤，敬之至也”7。“良知良能”，出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8。朱熹将孟子“性善论”中的“良知”归纳到“理”的范畴，通过“格物致知”达到“理”。王阳明则归纳为“致良知”，他认为“良知”在心，心即理也，良知无私，便可充塞天地。晚明时期，阳明“良知”学说影响了《孝经》的阐释方式，渐成心学影响经学之势，《孝经集传》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文渊阁详本系统“良知良能，塞天塞地”一语，以阳明的“良知”学说观念对黄道周《孝经集传》释义经文和阐发传文的体例作总结，而在文溯阁略本系统中，这些作书主旨和体例总结之语被删除了。

四库提要中馆臣对程朱之学和陆王之学的态度，在《总目》子部儒家类小序中可以窥见：“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借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1《总目》虽对理学中的观点有所看法，但其总的倾向，偏重于维持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总目》有关儒学著作的评论，其中对陆王心学的批评之处远多于程朱理学，而且对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理念不做过多评价，如对阳明侧重于事功和文学方面的论述，对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在其《心斋约言》提要中仅有“皆发明良知之旨”一语。文渊阁详本系统中对黄道周《孝经集传》一书有关阳明良知学的特点作出的总结，后被删除，经过修改后的文本面貌则反映在了文溯阁略本系统中。

从《孝经集传》的作书主旨看，反映了黃道周的孝道观，以及他对儒家孝道观的阐释。儒家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随意毁伤为孝，《吕刑》中除去损毁身体的严重惩戒外，更是将剃发和剃去颊须作为一种刑罚。清军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曾在顺治元年（1644）五月谈到过“剃发令”，有“因前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2一语，以是否愿意剃发来分别“顺逆”。顺治二年（1645），王多尔衮颁布了“剃发令”，强令剃发，因“剃发令”与儒家传统的孝道观相冲突，各地抵抗此令，发生了许多流血事件。在此类事件上，黄道周的著述显然是固守儒家孝道观，反对清廷“剃发令”的。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谕令对于贬低、丑化少数民族之语进行删改，黄道周《博物典汇》即因“四夷·奴酋”通篇称“奴”，而且直呼“奴酋，即金馀孽也”3，早期在禁毁书籍之列。《孝经集传》提要中“不毁伤其身，以不毁伤天下”4一语，与清朝皇室的观念不同，文渊阁本里原有的《孝经集传》“作书之旨”，到文溯阁本时消失了。

2. 评价的降低

文渊阁详本系统对《孝经集传》颇为赞许，认为黄道周此书“发明经义较他家实为深切，平生大节亦无愧于此书。尤非他家之托诸空谈者比也”5，同时还引用黄道周弟子陈有度“非郑、孔所能明，邢、朱所逮喻”的评价。在文溯阁略本系统中，却变成了略显平淡的“屡变其例而后成，故较所注《礼记》五篇成于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6之语，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呈现如此大的差异，体现了对其评价的降低。《文溯阁提要》中，馆臣对黄道周《孝经集传》评价的变化，体现出即使有乾隆之前的赞许，到文溯阁本则变成了“较所注《礼记》五篇成于一岁之中者，为精密云”7点到为此的评价。与这一时期清朝的文字狱有关，在此种情形下，四库馆臣也不敢过于赞誉明末诸臣，尤其还是拼死反抗清廷的黄道周。

五、结语

《孝经集传》各个提要文本之间产生的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目前的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研究来看，所收明代以前学者的著作提要中，大多缘于抽换、增补、复校等流程不一致而造成了文本差异，但在明季学者的著作提要中，由于馆臣受到当时的治学方法、学术流派以及清廷看法等因素的影响，以致在这些著作中出现文本差异较大的状况。不同提要所产生的文本系统的内部归属并不统一，而这种文本系统归属的不同来源表明各种四库提要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模式。因此，四库提要编修过程中删改变动的原因复杂多样，对《孝经集传》各提要之间文本异同及造成原因的考证，可以为四库提要文本系统的形成及衍变的动态化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ummaries of the Collection of Filial Piety in the Versions of Siku Quanshu

Liang Chenyang

Abstract：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the main idea， style， and evaluation of Xiaojing Jizhuan in the abstract of Siku Quanshu Zongmu and the abstract of Ge Shu. It can be divided into a detailed version system represented by Wenyuange Tiyao and a rough version system represented by Wensuge Tiyao. Through comparis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bstract system of the Wensuge Tiyao omitted the main theme of the book and reduced the evaluation compared to the detailed system of the Wenyuange Tiyao. These changes were due to changes in the ideology of Emperor Gaozong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dur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Tiyao.

Key words：Qing Dynasty；Xiaojing Jizhuan；Huang Daozhou

（责任编辑：胡海琴）

（“四库学研究”栏目主持：西南大学文学院何宗美教授 栏目组稿：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晓芝副教授）

作者简介：梁晨阳，女，1996年生，陕西兴平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学。

1 翁方纲等撰，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前言》，《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2 参见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五期。

3 参见许超杰：《〈四库全书〉提要文本系统例说》，《文献》2020年第六期。

1 参见杨新勋：《四库提要易类辨证三则——兼谈诸提要间的关系及〈总目〉诸问题的来源》，《图书馆研究》2020年第六期。

2 参见鲁秀梅：《〈四库全书〉提要关于王学及王学批评的比较研究》，《文教资料》2013年第三十一期。

3 参见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文学遗产》2021年第一期。

1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2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書》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3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4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5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6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页。

7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8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页。

9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10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页。

11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1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2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3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页。

4 纪昀等纂：《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第四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内府抄本，第26页。

5《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69页。

1 《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32页。

2 《清实录》第九册，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63页。

3 坤冈、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一百四十五，光绪抄本。

4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5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6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7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230页。

8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9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10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1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2  朱熹撰：《孝经刊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10页。

3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8页。

4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5 参见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明人”观与明诗文批评》，《文学遗产》2021年第一期。

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8页。

7 《清实录》第二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85页。

8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圣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3～554页。

3 《清实录》第二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684～685页。

4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5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1 四库馆臣纂：《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商务印书馆2012年影印本，第153页。

2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1页。

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1页。

5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5页。

6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7页。

7 黄道周撰：《孝经集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8页。

8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

1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

2 徐珂撰：《清稗类钞》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9页。

3 黄道周撰：《博物典汇》第十二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第40页b。

4 黄道周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5 黄道周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八二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影印本，第156页。

6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页。

7 金毓黻等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