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炯

摘 要 石暎墓志拓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该志原石久已佚失，拓本亦罕见流布，馆存为陈粟园、章钰旧藏，另有题署姚崇撰文之伪拓。清嘉道以来学者纷纭其断代，“北汉/宋初说”为主流。近人岑仲勉、柯昌泗认为此志立于唐兴元元年，其论述未周。本文推详案覆，进一步考定该志落葬于是年的四月三十日。该志所涉唐代历史亦彰显金石补证功用。

关键词 《石暎墓志》；断代诸说；流传脉络；伪刻拓本

分类号G256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5.013

Research on the Epitaph of Shi Ying Preserv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Xu Jiong

Abstract A rubbing of Epitaph of Shi Ying is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NLC） now. The original gravestone has long been lost， and its rubbings are rarely seen. The collected rubbing in NLC originally belonged to Chen Suyuan and Zhang Yu successively， and there is also a fake rubbing inscribed with Yao Chong as the writer. Since the Qing dynasty under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s Jiaqing and Daoguang， scholars have presented divergent opinions about its time of creation， of which the “opinion about its creation in the Northern Han/early Song dynasties” is the mainstream. Modern scholars Cen Zhongmian and Ke Changsi held that the epigraph was created in the 1st year under the reign title Xingyuan （784）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did not thoroughly discuss it. Through a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verific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proved that the time of its burial was April 30 that year. The history of the Tang dynasty mentioned in the epigraph also embodies the role of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ts in supplementing evidence.

Keywords Epitaph of Shi Ying. Divided opinions on chronological origin. Passing-down routes. Fake stone rubbing.

0 引言

《石暎墓志》，全稱《故左武卫中郎将石府君墓志铭并序》，题后署“前太子通事舍人朱仲武撰并书”。据陆耀遹（1771—1836）《金石续编》记载，该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出土，“石纵横各一尺七寸五分，二十二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二字不等，行书。盖题‘大汉故石府君墓志铭九字，篆书。在陕西长安县。”[1]《石暎墓志》署甲子而不记年号，嘉道学者多据志盖“大汉”字样断为北汉天会八年（964年）刻石。近人岑仲勉（1886—1961）、柯昌泗（1899—1952）主唐兴元元年（784年）说，柯氏更指明“汉”乃朱泚（742—784）于德宗朝叛唐称帝之僭号，但这一观点至今未获学界公认，综合出土地点（长安）、志石形制（方型，篆盖）、志主身份（中层武官）及志文书写（要素齐备，结构有序，撰者署名）等情状，可约略推定《石暎墓志》为隋唐五代石刻。此间逢甲子者有七，盖隋仁寿四年（604年）、唐麟德元年（664年）、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唐兴元元年（784年）、唐会昌四年（844年）、唐天祐元年（904年）及北汉天会八年（964年）。真相何如？嘉道以来，学者们莫衷一是。今人多取信964年（此年亦即宋乾德二年）说[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三收录该志，作者小传称朱仲武“周末或宋初曾为太子通事舍人”;1988年；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隋唐五代石刻文献全编》兼采604年说、964年说[3]；日本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气贺泽保规主编《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于番号4753《石暎（映）及妻孙氏墓志》“年号”一栏记“开元12（724年）4月/北汉天会8（964年）？”，对该志系年暂存两说[4]。其中，724年说系误信伪刻，后文将予以辨析。本文援新见墓志印证其说，详时间地点（784年/长安）、人物事件（朱泚僭位/石暎云亡）之符契，并推定石暎及其墓志的落葬时间在是年的四月三十日。《石暎墓志》出土后，原石曾经刘喜海（1793—1853）、潘祖荫（1830—1890）递藏，约于清末佚失。国家图书馆今存章钰（1865—1937）旧藏拓本一幅，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资源库中编号作“章专1182”①。据笔者推考，此本由刘喜海道光年间拓赠予馆客陈粟园，光绪时转归章钰，建国后由章家捐入国图。为便于探讨，先据国图藏拓节录墓志全文如下：

故左武卫中郎将石府君墓志铭并序

前太子通事舍人朱仲武撰并书

公讳暎，字先进，其先乐安人，后世家于京兆，今则京兆人也。……公策名委质，夙著令闻，孝以承家，忠以奉国，故得乡党称悌焉，朋友称义焉。可谓不忮不，有典有则者也。顷以方事之殷，爟火不息，而能率先义勇，克集茂勋，累迁至左武卫中郎将，前朝赏有功也。公志怀敦素，性守谦冲，不以荣显介情，但欲优游晦迹而已。所冀神降其福，天与之龄，何图兆梦泣琼，藏舟弃壑。哀哉！以岁次十一月十四日遘疾终于私第，春秋六十有八。夫人孙氏，夙禀坤仪，素传内则，鼓琴瑟而有节，主苹蘩而知礼。呜呼！蕣花早凋，琼枝遽折，天不憗遗，先公数稔而亡。今以岁次甲子四月庚午葬公于长安龙首原，夫人祔焉，礼也。嗣子清士冕岳、喦凑、岫秀等，蓼莪在疚，栾棘其形，泣血于苴麻，竭力于窀穸。恐时迁陵谷，事或幽封，爰命挥毫，敬刊贞石。词曰：性质温温，神仪洸洸。职参禁卫，位列中郎。流芳后代，秉义前王。冀保永终，曷其云亡……

1 嘉道金石家的考证观点及影响

《石暎墓志》出土未久即广受关注，嘉道金石家们尝试从字里行间考掘其刻立年代与背景真相。道光二年（1822年），黄本骥（1781—1856）客游关中、搜罗石刻，补毕沅（1730—1797） 《关中金石记》所未收，于两月内编成《隋唐石刻拾遗》，是书卷下抄录《石暎墓志》并略加考按：“志书葬以甲子四月而不著年号，附置唐末。”[5]道光八年（1828年），黄氏在《古志石华》卷二十六中对该志作了更细致的录文考跋，补录篆盖九字，跋曰：“志无年号，盖有‘大汉二字。志曰‘前朝赏有功也，铭曰‘秉义前王，书合葬之期曰‘岁次甲子，盖暎在后汉时为中郎将，至宋初而卒，其葬则以太祖乾德二年甲子岁也。于盖书‘大汉，于卒年缺其甲子，以示暎非宋臣之意。”[6]率先判定此志为宋初（964年）刻石。陆耀遹（1771—1836）认同黄说，更有意证明志主经历与后汉至宋初一段史实相合，其《金石续编》 （约纂成于道光中）卷十二《石暎墓志》下引《石华》跋语并加补益：“卒年缺，葬书甲子而不书国号、年号，阅题盖篆书乃知仕于北汉者……岁次甲子，北汉天会八年，实宋太祖乾德二年。暎为刘氏旧臣，故盖题‘大汉。宋既受命，故称‘前朝，不书天会，亦不书乾德……其云‘率先义勇，克集茂勋，或即指隐帝二年平赵思绾之乱也。”②

“北汉/宋初说”在清后期至民国初年影响广远。陆增祥（1816—1882）《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石暎墓志》下引录黄氏跋语并续跋曰：“《石华》次于宋初，兹列汉末以成其志。乾德二年甲子，当北汉天会八年。刘氏虽未亡，而长安非钧所有地，故不书天会也。朱仲武署衔加‘前字，盖亦官于后汉者。”[7]陆心源（1838—1894） 《唐文拾遗》卷四七收录《石暎墓志》并附案语：“按此志盖有‘大汉二字，其书葬期曰‘岁次甲子，则宋太祖乾德二年也。不书乾德，以暎非宋臣，亦仲武不忘前朝意也。”[8]罗振玉（1866—1940） 《雪堂类稿戊·长物簿录·金石文字目》记此志：“无年号，但书甲子四月庚午，黄虎痴定为乾德二年。”[9]章钰（1865—1937）跋其所藏《石暎墓志》拓本：“先进仕汉，卒宋，故不书年号。陈粟园藏本。唐天祐元年值甲子，此恐非是，故定为宋初。”[10]均沿袭或认同了黄、陆的观点。

嘉道学者中，洪颐煊（1765—1837）、王言二人对《石暎墓志》的断代系年持不同见解。洪氏《平津读碑记再续》跋之曰：“不书其年号，不知为何时人，今姑附于大历之后。”[11]以学术直觉推测此志撰立于唐大历（766—779）年后。王言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刻的《金石萃编补略》卷一中著录并考证该志：“碑称‘前朝，又云‘前太子通事，石君盖南北朝陈人，或为周人，均未可知。复以左卫中郎将官名按之，……则以石公为宋、齐间人亦无不可，……不书隋号，不忍忘其旧也。其葬于甲子，盖即隋开皇改元仁寿之四年也。”[12]

要之，嘉道金石诸家对《石暎墓志》的年代归属已有歧见。黄本骥、陆耀遹等人结合志盖“汉”字及志文“甲子”“前朝”等信息，定石暎为后/北汉刘氏旧臣，将该志的刻立时间系于公元964年（北汉天会八年/宋乾德二年），此说为后学所广泛接纳。另有洪颐煊倾向“中晚唐说”、王言持“隋代说”，虽别于主流，亦可备一解。

2 岑、柯“破旧立新”之贡献与不足

20世纪上半叶，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与西方考古学方法的引入丰富拓展了中国古代石刻研究的内容和视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岑仲勉（1886—1961）、柯昌泗（1899—1952）两位学者曾先后着眼这方纪年方式特殊的《石暎墓志》。通过对隋唐五代史料的细致排比考证，他们举驳前说并提出新见，推定这方墓志的撰立时间为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

隋唐史研究大家岑仲勉在编辑杨隋一代石刻目录时留意到《石暎墓志》，他辨正王言的“隋代说”，提出京兆非南朝领地，复以仁寿四年（604年）葬、享寿六十八逆推石暎生年在梁中大通、大同间，明其非宋、齐间人[13]。嗣后又补充道：“葬于‘岁次甲子四月庚午，王言氏定为仁寿四年，说果不误，则庚午为五日。但考隋人避嫌讳，无中郎将之称，此可能是唐石，或属兴元元年也。”[14]指明隋文帝杨坚父（追尊太祖武元皇帝）名忠，其世因諱字而无中郎将官称，料石暎亦非隋臣，其生活时代似在唐朝，埋铭之年或为兴元元年（784）。较清人洪颐煊“大历之后”的宽泛猜度，岑先生的推测无疑更具指向性，遗憾之处在于缺乏必要的论据和论证，结论亦存有阙疑。

柯昌泗是晚清民国著名史家柯劭忞（1848—1933）之子，自幼熏习家风，又私淑于金石名家罗振玉，在石刻研究领域造诣深厚、用功精勤，著作《语石异同评》是其研读中国古代碑志的心得体现。在《石暎墓志》系年问题上，柯氏的观察、考辨更为深入，他增补前辈叶昌炽（1849—1917）《语石》卷一所列“唐僭号一则”曰：

著录之《石暎墓志》，刘燕庭诸公以为北汉。以予覈之，亦属此例。案燕庭云北汉者，以篆盖题有大汉字，遂以为北汉孝和帝天会八年。此石出于长安，不属北汉版图，何须题其国号。文中但书甲子四月庚午，无天会纪年，其文字亦不似五代。王兰谷（云） 《金石萃编补遗》以为随石，盖未见篆题。考唐德宗兴元二年为甲子，其时朱泚自立于长安，国号为汉。石暎盖唐之中郎将，是以志中隐约用“前朝”之词。篆盖虽题伪朝，志文仍称甲子。撰书者具有深心。案之时地既合，文字亦类。此亦唐时僭伪石刻之一也。[15]

柯昌泗紧扣篆盖“汉”字以驳旧说，点明“隋代说”不见全豹之弊、“北汉/宋初说”时地不合之虞，进而比照史载推断出“汉”乃叛唐僭位的朱泚所立国号，该志实为唐石。其说有理有据却未被广泛采信，原因不外两点：一是论据不足，这段笔札写于八十年前，当时考古发现的数量虽已超迈清代，但总体规模依旧有限，所谓“唐时僭伪石刻”共计不过十余方，且多出自安史乱间，行用朱泚僭号者时所未见。柯氏只能就此单方墓志信息与史书记载相互释证，而无从提供较为完整、有力的证据链。随着近年来唐代墓志的大宗出土，史料匮乏的缺憾已稍得弥补，本文将在下节予以详述；二是论证简括，这与笔记体高度凝练的行文方式有关。柯氏扼要地指出公元964年长安已属北宋所有，此地埋铭并无理由题写北汉国号。引申其意，若石暎果葬于斯时斯地，结合社会政治现实与墓志书写义例，其志盖应题作“大宋故石府君墓志铭”。即便志主“非宋臣”“不忘前朝”，撰者也可选择不书国号，径以“石君墓志”或“故石府君墓志”名之①。退一步说，墓志盖上既已行用“汉”号，志文中便无须避用年号、以曲笔成篇，明确记述石君在后汉立有何等功勋、入宋后不仕而卒于某年，方契合志墓文字昭彰忠义之本心。志盖、志文书写方式及效果的两相抵牾，足可表明“北汉/宋初说”不成立，《石暎墓志》埋铭之“甲子”非公元964年。

综上，早在七八十年前，岑仲勉、柯昌泗两位史家就以其博洽、精详洞见并修正了清代学者对于《石暎墓志》的系年误判，提出该志的年代归属为唐兴元元年（784年）。美中不足者，岑氏点到即止、柯氏辨说简略，故其观点未能使人完全信服。笔者今发覆、补益二家所言，并结合新见墓志史料予以夯实、完善，推证其结论正确，足可成为定谳。

3 《石暎墓志》所涉史实笺释

柯昌泗谓《石暎墓志》撰书者“具有深心”，是称赞朱仲武运笔审慎微妙、不违本心。王朝更替史与个体生命史的交汇叙述，贯穿于作者遣“词”措“字”之间。细加笺释，既是还原史实的过程，也是洞见文心的方式：（一）“汉”：“汉”乃朱泚叛唐称帝后所用的第二个国号。按，唐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初三日，东过长安的泾原兵哗变，拥立失权废居的太尉朱泚为帅，德宗出幸奉天，史称“泾师之变”。叛据长安期间，朱泚先“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诛翦宗室在京城者以绝人望”，又在甲子年（784年）正月一日“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16]至次年五月，唐将李晟始收复京师。朱泚祚短，统治区域又仅限长安一带，故题署其僭号之墓志极为罕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唐故蜀王墓志》为难得之例[17]。此志盖书“汉故蜀王李府君墓志”九字，首题“唐故蜀王赠太子太保墓志铭”，志文称志主因“唐主忌克，恶其多能……以十月三日薨于其宫”，又云：“洎大秦统极，应乾驭……遂诏赠太子太保……以天皇元年二月二日葬于长乐原。”蜀王李傀卒于泾师之变当日，死因扑朔迷离。朱泚收葬其尸，并在僭位登基后别有用心地追赠其为太子太保。蜀王葬礼在次年二月二日举行，此时朱泚已改国号为“汉”，故其墓志盖上标示“汉”字。石暎同是头年（783）亡故、翌年（784）下葬。区别在于，《蜀王墓志》出自朱泚阵营手笔，行用新朝国号、年号自无需赘言。《石暎墓志》作者结衔加“前”字，知朱仲武曾事唐东宫而暂时在野。慑于朱泚的严密控制与残暴压迫，他只能在志盖上题署“汉”之国号以遮人耳目，却选择在志文中避用年号、以干支纪年的方式隐晦传递志主、丧家及自身不愿附逆、忠于唐室的心声。（二）“方事”、“爟火”及“前朝”：“方事”、“爟火”并谓安史之乱，“前朝”指李唐王朝。以石暎卒年（783年）及享寿（68岁）逆推，其生年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安史乱起（755年）时石君方值壮岁，因骁勇善战、立有大功，他在战乱平定后受到唐廷褒奖，连续升迁至左武卫中郎将。关于这一点，近年新出土的数方唐人墓志可作为旁证，如贞元元年（785年） 《冯朝光墓志》云：“会胡虏构逆，乘舆避狄，公见危授命，挺剑启行。比宁复黄州，乃赏劳报绩，授左武卫中郎将……”[18]又如贞元十七年（801年） 《李良墓志》曰：“天宝末，逆安称乱，中原用武，上党节度使程千里辟为从事。恭恪明义，为列校所惮。主帅嘉之，特荐授左武卫中郎将……”[19]冯、李二人均以讨胡之功擢授中郎将，石暎当亦如是。（三）“清士”：《史记·伯夷列传》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清士，谓高洁之人。依墓志书写通例，作者一般会在“嗣子”之后接续记述具体人名，如“嗣子某某”。《石暎墓志》中，朱仲武特地在“嗣子”二字后、“冕岳”诸人名讳前冠以“清士”称谓，是有意将石暎诸子与“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相比拟，突显其不屈服/趋附朱泚暴政的可贵。推原当时情境，当朱泚篡逆时，石暎已年届七旬、病笃将亡，其政治立场如何显现？身后墓志怎样饰终？受托执笔者主要是听取丧家的意见（当然，这也基本代表着志主本人的态度）。在主丧者的授意下，朱仲武以微言大义的写法展示了唐臣石暎“忠以奉国”的品格。而能够克绍箕裘、“孝以承家”的石氏兄弟，亦无愧于清士之名。

经由上述笺释，《石暎墓志》所涉史实已大体清晰，而此志的落葬日期“四月庚午”還有待近一步考证。柯昌泗以其读碑经验判断该志“文字亦不似五代”，今人周晓薇教授亦称“验其书法，颇类中晚唐”，但同时指出“唐兴元元年说”恐难成立，理由是此年“虽属甲子，然四月并无庚午日……是此志刊葬时间若果属于唐，则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四月十七日，即唐哀帝天祐元年（904年）四月五日。”[20]四月无庚午日，所据未详。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21]，唐兴元元年四月朔日为辛丑，五月朔日为辛未，知四月为大月，推算得知此月三十日的干支正是庚午。故此，石暎及其墓志落葬长安龙首原的确切时间即在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的四月三十日。

4 《石暎墓志》传藏脉络考略

《石暎墓志》出土于清嘉庆末年，道咸同光之际以志石和拓片两种形质流转世间。嘉道间金石名家刘喜海对其文物生命之赓续贡献尤大，该志从石刻到拓本的形态递嬗也承载着刘氏与其馆客陈粟园的深厚交谊。

《石暎墓志》出土后的下落在清后期金石著作中有迹可循。吴式芬（1796—1856）《攈古录》卷十记《左武卫中郎将石瑛（案，当作“暎”）墓志》：“朱仲武撰并行书，山东诸城……今藏刘燕庭家。”[22]刘喜海，字燕庭，祖籍山东诸城，是嘉道时期负有盛名的金石学家、古泉学家和藏书家，有《长安获古编》 《古泉汇考》等著作存世。刘氏笃嗜收藏，宦辙所经，致力蒐罗，所得甚富。《石暎墓志》可能是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观察陕西期间购藏，或为早年往还关中时访获。吴、刘年齿相仿，又是山东同乡，复因金石之好缔结深谊，吴式芬对刘喜海的金石收藏情况颇为了然。《攈古录》前后无序跋牌记，成书年月不详，推测《石暎墓志》被刘氏运归诸城、为吴式芬知晓并登记在册，应在道光（1821—1850）中后。

咸丰三年（1853年）春日前后，刘燕庭谢世于京师，家中藏品随即星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载《石暎墓志》在“吴县潘氏”，知这方志石在刘氏身后辗转流入晚清名臣、收藏巨擘潘祖荫手中。潘氏比刘喜海年辈略低，当刘去世时他甫登进士（1852年），至同治（1862—1875）年间逐渐成为朝中重臣，同时也是晚清京师金石文化圈的核心人物。其购得《石暎墓志》的时间应在同光之际。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潘祖荫去世，身后无嗣，毕生所藏亦悉数流出，《石暎墓志》原石去向自此不明。除见载于清人著述外，该墓志仅以拓本形式传世，今存国家图书馆之章钰旧藏拓片或为孤本。据章跋又知，此拓原为陈粟园藏本。陈畯，字粟园，浙江海盐人，道咸间传拓名家，曾与叔父陈克明（字南叔，生平略见周凯《内自讼斋文集》卷七《海盐布衣陈南叔墓碣铭》）长期坐馆刘燕庭家，主客志趣相得，叔侄技艺高超，备受晚清金石名家揄扬。鲍康（1810—1881） 《为石查题刘燕庭泉册》云：“乾嘉时，老辈拓泉但取写意，往往不致。自陈南叔、粟园辈出，乃日臻精审。燕庭诸拓率出粟园手也。”[23]认为陈畯拓泉兼及工细与形神，技巧已超越乾嘉先辈。陈介祺（1813—1884）在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二十六日所作《玉印合编》序中感慨道：“乌呼，十余年来，兵燹沦陷，古物不复可问。而余在昔文字之交，如仪征相国阮文达公、东武李方赤外舅璋煜、刘燕庭方伯喜海……海盐陈粟园畯、吴江翁叔钧大年皆作古人……俯仰之间，感叹不能自已，因笔志之。”[24]知陈畯至迟在同治初已谢世，其人终生未曾涉足官场。陈介祺将这位拓友与阮元、李璋煜、刘燕庭等名家相提并举，足见其在清后期金石文化圈中地位之重。

鲍康称燕庭所藏古泉大都交付粟园制成拓本，盖因拓泉尤需精细，非其工不能臻至。而相对简易的石刻碑志，则似乎多由刘氏亲自传拓并分赠友人。检冀亚平所辑《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仅章氏所得刘燕庭拓赠陈粟园的唐志拓片即有《张对墓志》 《王行威墓志》等十数种。今考知《石暎墓志》亦为唐刻，志石在出土未久后的道光年间曾归刘燕庭所有，可推晓该墓志“陈粟园藏本”亦为刘氏椎拓后相赠。又，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陈粟园已不在人世，而是年章钰始生，知此拓本在粟园身后曾另归他属，其为章钰所藏至早应在光绪（1875—1908）中后。综上所考，国图藏《石暎墓志》拓本历经刘喜海、陈粟园、某氏（待考）、章钰而后归于国家图书馆的传藏脉络已然清晰。 需附带提及的是，《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93据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藏拓本录有《唐故左武卫中郎将军石府君墓志铭并序》[25]，该志题后署“尚书左仆射姚崇撰并书”。志文称石君“以开元癸亥十一月十四日”终，以“岁次甲子四月庚午”葬长安龙首原。考开元十一年（723年）为癸亥，次年（724年）恰为甲子。然名相姚崇开元九年（721年）就已离世，这显然是碑估利用该志纪年方式的特殊性，改篡年代，托名巨公，刻伪椎拓，旨在射利，不足取信。国图早先已将此拓从馆藏中剔除。

5 结语

历史人物传或不传因缘殊异，正史不载之人亦可依托金石留名，其人与物一旦为后世所知，便多少具有文化史、学术史价值。《石暎墓志》即属此例：唐代中层武官石暎卒于朱泚僭位之际，其家请托事唐东宫的朱仲武执笔墓志，主喪者与捉刀人皆不愿附逆，便于志文中避用年号而纪以干支，借饰终文字一抒衷曲。但改朝易代已成既定事实，志墓者只能依循时势在墓志盖上题写下朱泚僭号“汉”字。“甲子”与“汉”字的交叉匹配也阴差阳错地造就了一桩文史疑案——长埋幽壤千载后，《石暎墓志》于清嘉庆末年出土，其时适逢金石之学兴盛，此志遂得道咸同光时代的多位名家收藏、传拓、著录、考释，却因题记晦涩而每每被误定为北汉刻石。近人岑仲勉、柯昌泗具眼指明此志撰刻于唐兴元元年（784），本文推详案覆，进而考定该志落葬于是年的四月三十日。《石暎墓志》原石清末即不知所踪，国家图书馆今藏道光间刘喜海拓本一纸，此拓经陈粟园、章钰庋藏而后归于国图的流传脉络清晰可考。经本文考订，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碑帖菁华库应将“章专1182”《石暎墓志》的年代信息由“北汉天会8年（964）4月24日”更正为“唐兴元1年（784）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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