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爱民 任禛

摘要：流通数字化发展作为传统流通业与数字技术融合而生的新型流通模式，是打造绿色流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行业分析显示，流通数字化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减排效果最佳，制造业次之；地区分析显示，在中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更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更明显，但在西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政府环境治理存在形成“以邻为壑”减排模式的风险。

关键词：流通数字化；碳减排效应；政府环境治理；空间杜宾模型；“双碳”目标

中图分类号：F724；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3）03-0110-09

收稿日期：2022-06-26

作者简介：郝爱民（1970-），男，河南林州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贸易经济；任禛（1997-），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贸易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对粮食主产区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9BJY130；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生产性服务业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项目编号：2018-CXTD-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唯GDP论”催生出的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达319.8亿吨，中国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约31%，居全球首位。由碳排放量快速增长而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等现象在极大程度上破坏全球生态平衡、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此，中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首次将该目标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责任担当。“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逐渐从聚焦末端治理向探索源头防控转变。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是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是落实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保障。加快构建绿色流通体系，引领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无疑是破解当前生态环境治理难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伴随数字化技术的日新月异，传统流通业与数字技术融合演化而来的流通数字化发展新模式对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具有重要作用，是发挥绿色流通体系引领低碳经济转型的着力点。

根据流通经济理论，流通作为联结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既拉动生产增速提质又推动消费增长，这在扩大市场体量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能源消耗以及由此产生的碳足迹，使得减排压力与日俱增。那么，在产业数字化变革的必然趋势下，流通数字化发展究竟能否促进碳减排？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若从空间关联视角上看，流通数字化发展对时空距离的压缩是否也会弱化碳排放的空间概念，带来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鲜有文献对这些问题展开系统分析和详细论述。基于此，本文运用2014-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衡量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探究流通数字化转型的碳减排效应。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从资源配置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等方面分析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构建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年份和个体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流通数字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二是流通数字化不仅会通过内在机制影响碳排放强度，也会借助政府治理的外在约束强化碳减排效应。对此，以文本抓取的方法量化政府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识别外在条件如何影响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结合各行业、各地区的异质性特征阐释外在干预机制的合理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伴随数字化转型和低碳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逐渐成为的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1-2］。作为服务业中信息技术利用率最高的流通业［3］，加速其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对生态环境改善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我国“双碳”政策目标的引领下，流通数字化转型为碳减排提供新引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流通数字化发展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引导市场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以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加快绿色供应链建设，为碳减排探索新机遇。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极大程度上源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欠佳对碳生产率提升的制约［4］。流通数字化基于网络化交易平台的搭建，缓解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模糊市场边界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为打破“资源诅咒”带来绿色效益。一方面，得益于数据要素传递，厂商不仅能够挖掘潜在需求进行“增量补充”，还能够有效降低中间环节的错配成本，以精准化的资源配置实现“存量优化”［5］。另一方面，運用终端环节的信息资源，洞察市场需求变化和消费者偏好［6］，更多发挥由市场反向引领柔性生产的先导作用，制定更加严密的长短期生产规划，以避免资源浪费造成的碳排放加剧。尤其对于资源型城市而言，借助“互联网＋”智慧物流、智能交通等流通数字化应用，基于替代效应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结构，消除供应链的冗余环节，增强价值链的绿色附加值，有助于持续推进碳减排工作。

其二，流通数字化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碳减排注入新动能。一方面，数字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向产业内渗透，绿色供应链管理和污染排放治理逐渐向去中心化、精准化转变，跨部门数据联通有助于实时关注能源利用情况，从而及时调整减排策略；另一方面，流通数字化平台运用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不仅为企业绿色融资创造条件，增强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积极性，还能够不断激活城乡市场绿色消费潜力，倒逼商品多样化升级，催化绿色创新减排效应［7］。类似地，Malmodin and Lundén［8］、Court and Sorrell［9］基于生命周期法的测算，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抑制碳足迹增长。然而，Faisal et al.［10］、缪陆军等［11］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暗示着流通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实现减排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回弹”效应，设备重置、规模扩张往往难以避免煤炭、电力等资源过度消耗，进而导致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与能源需求增长并存，使得碳排放量增加［12］。可见，在流通数字化改造过程中只有兼顾创新发展与能源消耗，才能实现碳减排的源头防控。

其三，流通数字化发展通过结构优化效应激活第三产业市场主体活力，以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全产业链低碳绿色转型，为碳减排提供新思路。一方面，“互联网+流通”的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有助于传统要素资源渗透至产业内部，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载体平台，并基于竞争效应、规模效应促进跨区域、跨行业信息、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共享，倒逼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结构升级并进一步探索绿色转型路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以表现为包含多种高能耗部门的第二产业占比下降，逐渐推进区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使得地区能源结构得以改善，进而减少污染排放［13］。另一方面，“数字供应链金融+现代物流”的模式使得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日益活跃，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引领传统高能耗产业变革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摒弃粗放式产业布局，鼓励加快数字化、智慧化、低碳化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在根治结构性污染中释放绿色驱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流通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

流通数字化转型的突出优势就是通过高效的信息传递压缩时空距离，提高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关联性和渗透性［14］。区别于传统要素，数据要素以其独有的可复制性、高流动性特征极大限度降低了地理空间带来的“面对面”成本，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屏对屏”交易，打破区域间市场壁垒［15］。尤其基于摩尔定律，伴随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信息传输成本呈现出几何级数型锐减趋势，以实时的交付平台实现在经济时空外延拓展中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重组［16］，构建高效、绿色的现代流通体系，推进区域间低碳合作，加快完善共建共享的区域环境治理机制。就相关现有研究来看，Yilmaz et al.［17］较早地运用其国内洲际面板数据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展开论述；Shahnazi and Shabani［18］运用动态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发现，ICT技术以规模效应、扩散效应影响邻近地区生产方式变革，消费者偏好随之改变并逐渐淘汰传统商品，能源结构也随之调整，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流通数字化发展促进本地碳減排的同时亦作用于邻近地区碳减排。

基于我国国情和绿色发展形势，研究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离不开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推动作用。相关研究发现，相较于中西部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江浙沪等收入水平较高地区的环境规制力度较强，且政策干预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力量［19］。政府环境治理可以通过向导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开拓式治理等方式影响流通数字化的减排效应。就向导式治理而言，政府更多起到引领流通数字化发展与内外市场环境的双重匹配，指导数字供应链金融服务的普惠性进一步释放，引导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的作用，并基于各地要素禀赋优势推进特色低碳产业发展。就规范式治理而言，政府更多起到防范绿色供应链管理风险、维持绿色流通体系高效运转的作用，在监管层面对数字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可能存在的高污染排放问题进行矫正，促使流通数字化改造在环境规制政策下规范施行。从开拓式治理来看，政府为充分发挥流通数字化发展潜力，设立创新试点并适当放宽环境规制强度和监管力度，探索出在经济发展相似地区或更广范围内可供借鉴的治理方案［20］，助推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成为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的重要引擎。此外，还应关注到部分地区对传统流通体系的依赖，导致难以形成流通数字化对各地区碳减排的同步性、协调性，往往存在区域间不平衡现象。此时，政府的适当调节有助于纠正绿色技术创新市场失灵，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协同，深化流通数字化发展的减排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分析，在空间视角下碳排放不仅会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危害，还会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波及邻近地区。对此，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进行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检验，以确定样本地区是否具有空间依赖特征：

I=∑li∑mjwij（xi－）（xj－）S2∑li∑mjwij（1）

Ii=（xi－）∑mjwij（xi－）S2（2）

其中，I为全局莫兰指数，Ii为局部莫兰指数；xi和xj表示i地区和j地区的观测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全局莫兰指数取值范围为［-1， 1］，I >0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I <0则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其绝对值越大表明空间关联性和集聚性越强；局部莫兰指数Ii >0，表明地区间呈现相似的空间集聚特征，Ii <0则呈现非相似的空间集聚特征。

其次，建立省份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DM），并通过LR检验、Wald检验、Hausman检验等确定该模型是否为本文的最优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CREit=α+β1LCDit+β2W×LCDit+∑ηXit+∑γW×Xit+μi+νt+εit（3）

（3）式中，下标i、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CREit为碳排放强度，LCDit为流通数字化水平，Xit为控制变量集合，μi和νt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在地理邻接矩阵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地理距离矩阵以两地间距离的倒数来构建；经济距离矩阵借鉴Shao et al.［21］的方法，将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溢出差异考虑在内，运用两地人均GDP比值衡量，构建空间经济非对称的地理经济嵌套矩阵：

Weconomic=pgdpjpgdpi×distanceij，i≠j0，i=j（4）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釋变量：碳排放强度。本文以各省碳排放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碳减排效果。其中，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CEADs二氧化碳排放清单，其基于IPCC的核算方法，依据国家统计局最新修订的能源消耗量数据，对包含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生产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为了进一步分析各省份碳排放强度的动态变迁趋势，本文对样本区间内碳排放强度展开核密度估计。由图1可知，核密度曲线的波峰呈现出左移的趋势，表明就中国整体而言碳排放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波峰宽度未呈现出收窄趋势，且右侧拖尾现象较为明显，表明地区间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距，整体可能存在极化发展的变化趋势，少部分地区碳排放强度较高。

2.核心解释变量：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借鉴郝爱民［22］对流通数字化指标的选取，本文从流通数字化基础和流通数字化应用两个维度评价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见表1），并运用熵值法对各地区流通数字化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其中，流通产业涵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金融科技公司指标参考宋敏［23］的方法进行检索，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足。

3.调节变量：政府环境治理。运用文本抓取方法定义政府环境治理水平。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24］的方法，以2015-2020年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次进行衡量，反映各地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本文环境类词汇包括：污染、减排、排污、能耗、PM2.5、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空气、环境保护、环保、低碳、绿色、生态等。。

4.控制变量。为提升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产业高级化（IND），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衡量；技术创新（RDI），以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市场化程度（MAR），运用樊纲等学者测算的市场化指数衡量；能源消费（ENC），采用电力消费量取对数衡量；经济开放度（EOP），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衡量。

（三）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由于数据缺失，研究未涵盖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碳排放数据库（CEADs）、《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利用以2013为基期的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平减。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和适用性检验

首先，采用莫兰指数分别检验碳排放强度和流通数字化在全局空间上的相关性，结果如表3所示。碳排放强度的莫兰指数由2014年的0.285增长至2019年的0.378，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碳排强度存在正向的空间依赖性。2015-2019年流通数字化的莫兰指数均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2014年流通数字化的莫兰指数接近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综合来看，有必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由于全局莫兰指数无法反应局部地区的空间关联性，本文进一步观察碳排放强度和流通数字化的莫兰散点图发现，多数省份均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即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与全局莫兰指数结果一致。其次，为判断双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的适用性，本文采用Wald检验、LM检验、LR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对该模型进行适用性验证。结果显示，模型通过了Wald检验、LM检验和LR检验，空间杜宾模型不能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或空间滞后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为正，表明应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综上，年份与个体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为本研究的最优选择。

（二）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分析

表4汇报了在未纳入空间权重矩阵时和在地理邻接、地理距离以及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在未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中，流通数字化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流通数字化程度提升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假设H1得以验证。相较于传统固定效应检验，在引入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后的空间杜宾回归结果中，流通数字化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流通数字化一般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有所减小，表明若不考虑空间效应的影响，极有可能高估流通数字化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从流通数字化空间回归系数来看，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系数分别在1%、1%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本地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每提升1个百分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分别降低3.9、18.1和6.9个百分点，假设H2得以验证。对此，可以解释为：一方面，基于示范效应，邻近地区通过学习借鉴本地流通数字化转型的先发经验，形成后发优势，在其流通智慧化改造中降低成本消耗、提高改造效率，进而促进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另一方面，基于竞争效应，各地方政府在推进流通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着资源挤占、碳约束考核等挑战，当本地碳减排取得明显成效后，倒逼邻近地区加大绿色技术创新力度，形成“力争上游”的良性互动。

为了更直观地表现流通数字化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进一步将空间杜宾模型的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如表5所示。在地理邻接权重矩阵下三种效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效应分解结果与其基本保持一致，估计结果较为稳健。观察系数绝对值大小发现间接效应系数的绝对值大于直接效应，说明相比于对自身的影响，本地流通数字化改造影响邻近地区碳减排的效果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往往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在本地流通数字化平台搭建过程中难以避免非环境友好型资本投资以及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承接，削弱本地的碳减排效应；而邻近地区极易通过“搭便车”的方式提升流通业的数字化改造效率，并将更多资金、技术投入到环境治理，使得本地流通数字化发展对邻近地区碳减排效果更优。

（三）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1）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人均碳排放量重新代入（3）式回归，结果如表6前3列所示。结果显示，在三种权重矩阵的设定下，流通数字化发展显著降低本地人均碳排放量，且对邻近地区人均碳排放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2）由于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法（GS3SLS）在处理模型内生性问题上具有同时考虑变量空间效应和随机扰动项相关性的优势，本文运用该方法进行再次回归，结果如表6后3列所示，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进一步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前文理论假设H3，本文构建流通数字化与政府环境治理的交乘项来探讨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如表7所示。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流通数字化与政府环境治理的交乘项系数分别为-1.314、-1.231、-1.226，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环境治理强化了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假设H3得以验证。基于区域一体化视角，各地政府加强交流互动，积极推动绿色产业政府合作項目实施，加快跨区域低碳流通体系建设，对缩小地区间碳排放差异、实现区域整体碳减排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从交乘项的空间系数来看，在不同空间权重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现阶段当地政府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仅对本地区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在区域内尚缺乏统筹协调。

（二）异质性分析

1.区分行业的异质性分析。考虑到各行业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在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对农、林、牧、渔、水利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与商贸流通业的流通数字化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由表8可知，流通数字化发展显著降低了本地和邻近地区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制造业的碳排放强度。可见，流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高能耗行业的碳排放强度，这对于加快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整体进程至关重要。此外，本地流通数字化发展有助于邻近地区建筑业碳减排，而对于农、林、牧、渔、水利业和商贸流通业的碳减排作用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变革、生产效率提升等加大了企业对能源要素的需求，此类回弹效应的存在使得减排效果表现欠佳。

2.区分地理位置的异质性分析。为检验流通数字化对不同地区碳减排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由表9的回归结果可知，流通数字化发展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且在西部地区减排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明显，而对东部地区的减排效应尚未显现。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交乘项一般系数和空间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环境治理对该区域流通数字化碳减排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西部地区交乘项的空间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邻近地区政府环境治理可能会挤占本地环保资源，提高本地碳排放强度。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地区位于我国交通枢纽地带，在数字化流通基础设施建设中能够充分利用道路网络化、交通通达性等优势，进而在流通数字化应用中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扩大辐射范围，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西部地区较东部、中部而言流通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对其进行数字化改造所带来的边际效率增长更加明显，使得减排潜力更大，然而由于运输条件、人力资本、信息基础等劣势削弱了区域内各省对邻近省份减排的辐射带动作用，且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极易造成污染外溢，制约西部地区整体绿色化发展；东部地区流通现代化水平较高且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的实施相对较严格，伴随高能耗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低碳交通、绿色物流等措施施行，流通数字化的减排效应得以深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流通数字化转型力度可能会附加较高的资源环境成本，弱化其减排效应。

3.区分人口密度的异质性分析。在传统地理分区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按人口密度划分再次估计。以各地区人口数占行政区面积的比重衡量各地区人口密度，并将其值进行排序，前30%划分为人口稠密区，后30%划分为人口稀疏区，其余部分为人口中等区本文人口稠密区主要涵盖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和广东，人口稀疏区主要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其余14个省（市、区）划分为人口中等区。。由表10的回归结果可知，流通数字化对人口稠密区和中等区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人口稀疏区该抑制作用不显著；政府环境治理对人口稠密区和中等区流通数字化的减排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观察交乘项的空间系数发现，在人口中等区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干预会对邻近地区碳减排造成一定阻碍，区域内各省环境治理未形成良性互促。就人口稠密区而言，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这可能与人口稠密区具备较高的信息化水平、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关，且政府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该区域碳减排效应深化。就人口稀疏区而言，人才、科技、经济等资源的集聚与流通较弱，难以通过流通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因此在现阶段尚未展现出明显的减排效应。

六、结论与启示

随着“双碳”目标以及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纵深推进，从空间视角出发考察流通数字化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对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4-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年份和个体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流通数字化发展对碳减排的传导效应、作用机制与异质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本地流通数字化发展能够显著降低本地碳排放强度，且对邻近地区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本地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但对邻近地区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尚未显现。第三，在不同行业、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中，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流通数字化发展对降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强度的效果最佳，制造业次之。同时，在中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流通数字化能发挥更强的减排效应，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也更强。但是，在西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可能会导致碳足迹“以邻为壑”的发展局面。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应建立流通数字化在污染治理中的长效机制，鼓励绿色供应链建设，打造低碳流通体系，借助流通数字化对邻近地区碳减排的示范效应，释放外溢红利。一方面要加大流通基础设施的智慧化改造，转变传统商流模式、完善智慧物流体系，搭建有利于资源管控的信息平台，推进产业链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并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降碳；另一方面要推动数字化技术赋能供应链重塑，在节约运营成本、增强供应链韧性的同时，带动企业生产和创新效率双提升，为高能耗行业低碳转型创造条件。鉴于流通数字化对区域碳减排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考虑将空间效应纳入生态环境保护和“双碳”工作进程的考量范畴，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增强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协同，避免“孤舟独桨”式环境治理模式削弱流通数字化发展对邻近地区的减排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政府环境治理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而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可能对邻省减排进程造成阻碍。对此，在交通通达性较高、经济发展水平较领先的地区可考虑加快完善碳交易市场建设，以征收碳税所得加大对低碳行业发展的支持力度。然而，政府環境治理的有效性并不意味着干预程度越高越好，应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双轨”运行机制，探索流通数字化发展的最适规模，在各地政府的统筹治理下最大限度发挥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

第三，结合区域异质性特征强化顶层设计，鼓励各地区在实施流通数字化改造中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禀赋优势，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形成区域污染防控合力。在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碳排放量较高的河北、辽宁、江苏等地和制造业碳排放量较高的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应加大流通数字化转型力度，充分释放其减排潜力，缩小地区间碳排放差异。此外，在各区域流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布局中，一方面应避免伴随数字化改造而引发的污染外溢风险，另一方面应强化在中部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的布局广度和深度，调整各地区流通数字化变革步伐，模糊行业间和地域间的减排壁垒，实现区域间协同应对环境问题的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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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irculation Digitiz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AO Ai-min，REN Zhen

（School of Economics，Zhengzhou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Zhengzhou 450046，China）

Abstract： As a new circulation model aris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irculation industr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to build a green circulation system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hiev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goal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measur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ircul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irculation digitalization using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represent that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circ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both local and adjacent area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on the basis of multiple robustness tests. Fur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 strengthen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irculation digitalization. Industry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ization of circulation has the bes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supply of electricity， heat， gas， and water， followed by manufacturing. Region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circulation digitalization is stronger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middle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area，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more obvious. However，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middle population density distribution area，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akes the risk of a “beggar-thy-neighbor” emission reduction mod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irculation digitization， enhancing the rationality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forming a joint force for region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circulation digitaliz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patial durbin model;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責任编辑：赵春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