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月亮 张丽丽

摘要：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中描绘的归隐之乐是无数人心中的理想之境。仔细揣摩，其实“乐”中蕴含着三重悲意：一是辞官归去、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不甘与无奈；二是想象中田园生活的闲适惬意与现实生活的窘迫困苦形成的巨大落差；三是乐天安命思想背后陶渊明对自己生不得时和精神孤寂的感伤。

关键词：《归去来兮辞（并序）》；陶渊明；悲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陶渊明的经典名篇，在文中“他历数自己辞别官场后的归途之乐、安居之乐、天伦之乐、田园之乐、山林之乐、悟道之乐……”然细细品来，“乐”中却蕴含着三重悲意。

一、辞官的不甘与无奈

《归去来兮辞（并序）》是陶渊明辞去彭泽令时所作，辞官虽是陶渊明自己的选择，却也是无奈之举。陶渊明虽“性本爱丘山”，但他并非天生是隐士，他在政治上曾有过积极的追求，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少年侠气，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政治抱负，还有“大济于苍生”的济世情怀。

陶渊明有如此政治理想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家族的影响。陶渊明的父亲、祖父都曾做过太守，曾祖陶侃更是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一直以曾祖“桓桓长沙，伊勛伊德”的功业自豪，希望自己能像祖辈一样建立功业，慨叹“嗟余寡陋，瞻望弗及”。二是陶渊明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据朱自清先生统计，陶渊明的诗中共用《论语》典故37次。沈德潜曾说：“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陶渊明表现出的政治愿景实际上是他对儒家思想的践行。

可叹的是，时代并没有给陶渊明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生活的魏晋时期政权频更，动荡不已，小序中“于时风波未静”便是对当时社会环境含蓄的表达。朝廷腐败堕落，门阀制度黑暗，更是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大夫纷纷趋炎附势，寻找依托。这都与陶渊明的政治理想和刚正纯直的性格势同水火，在经历了精神的煎熬与心灵的创伤后，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弃官归隐。

辞官后的陶渊明并非一身轻松，其内心是徘徊的，情感是焦灼的。唐代诗人杜甫便曾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鲁迅先生也指出“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辞官彭泽令，并不是因为陶渊明没有政治理想，而是因为他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实现的可能。因此，陶渊明虽辞官而去，心中却满是无奈与不甘。这种情绪从《归去来兮辞（并序）》中他三次自我安慰的话便能够清晰地体现出来。第一处是“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写的是陶渊明辞官的矛盾心理，劝自己不要惆怅、悲伤，正好说明此时的陶渊明是“惆怅”的，是“悲”的，是有牵绊的，是心有不甘的。第二处是“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劝说自己无所求，却恰恰说明了他的放不下，虽然他试图以田园之乐宽慰自己，却终究无法彻底释然。第三处是“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遑遑”一词化用了“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班固《答宾戏》）的典故，本来是说孔子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奔波、席不暇暖，用在此处说明此时的陶渊明是心神不定、犹豫徘徊的，是有欲求的。至于“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则更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说法。

二、想象之乐境与现实之困境的落差

陶渊明用了很长的篇幅写归途之乐和田园之乐，然而这些描写就如同他笔下的“桃花源”一样，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他用文学的语言和对理想生活的想象构筑的诗意化的场景。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援引周振甫的话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袁行霈也赞同这一观点，指出“《归去来兮辞》文中所写归途的情景，抵家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来年春天耕种的情景，都是想象之辞”。

陶渊明辞官后的真实生活状态也确实并不惬意。陶渊明是一个好诗人，却不是一个好“农人”。“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他甚至连耕种的时令都不明白，耕种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只能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他不止一次在诗中提及辞官后生活的困苦，“倾身营一饱”“饥寒饱所更”“褴缕茅檐下”“灌木荒余宅”，饥寒交迫，衣衫褴褛，住所荒芜。更为不幸的是，一年夏天他的草屋发生了火灾，“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房屋焚毁，全家没有住处，只能以船为家。此后的陶渊明常常处于“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的窘境。到了晚年，他的生活愈加贫苦，“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贫病交加的陶渊明甚至沦落到“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其辛酸困苦可见一斑。

陶渊明嗜酒如命，辞官后的他更是须臾不能离开酒，他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微醺甚至酒醉的状态下写成的。这些弥漫着“酒味”的诗文承载着陶渊明复杂的情感，酒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精神的依托与情感宣泄的出口。有酒，他有了“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的欢愉；有酒，他有了“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快乐；有酒，他有了“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的超脱；有酒，他有了“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的决绝。他会在“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之后，抒发“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洒脱；也会在“提壶抚寒柯，远望时复为”时，表达“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的感慨。因此，有了酒，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陶渊明，在他想象中的最为理想的生活状态中，“酒”仍然是第一位的，进入家门之后的第一个场景是“有酒盈樽”，最惬意的生活就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辞官后，温饱都无法解决的陶渊明，“公田之利，足以为酒”的便利也没有了，他喝酒很大程度都是靠朋友接济，“或置酒而招之”或“挈壶相与至”，萧统《陶渊明传》和《宋书》中都记载过他的好友王弘和颜延之给他送酒的场景。没有了酒，陶渊明也就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快乐，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遗憾的不是荣与辱，而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三、乐天安命背后的生命感伤

陶渊明情感的最终落脚点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也就是要顺随自然的变化，乐天安命。这一看似豁达的思想背后有着陶渊明对生命伤痛的体悟。“乐夫天命”一词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有以乐观的状态面对困境、以睿智的胸怀通达人生的意思，但其本质上蕴含着对生命境遇的不甘与对生存困境的无奈。陶渊明也将这种情绪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出来，“聊乘化以归尽”，“聊”是“姑且”的意思，姑且顺应自然，走到生命的尽头，里面包含着太多的心不甘、情不愿。

陶渊明产生心不甘、情不愿的情绪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生命短暂、生不得时的感伤。陶渊明为自己乐天安命的思想设置了一个特定的生命背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树木葱茏，欣欣向荣，春水灵动，汩汩淙淙，处处都涌动着生的喜悦。陶渊明触景生情，不禁发出“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的慨叹，表达对生命短暂的哀伤。然而，这种情感并不是作者想要“乐天安命”的根源。此时的陶渊明只有四十岁，正值壮年，感慨“感吾生之行休”似乎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他“感吾生之行休”的真正诱因是“善万物之得时”，“善”是“羡慕”的意思，羡慕万物恰逢繁荣滋长的好时节，言外之意是自己现在并不“得时”。此时的陶渊明虽然已经辞官归隐，但是“猛志固常在”，他看到自然万物都有恣意生长的天地，而自己却无实现政治抱负的舞台，不免心生感慨。因此，陶渊明一再感叹“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所谓“乐天安命”是陶渊明在生命短暂、生不得时、有志难伸多重伤痛叠加下的痛苦的挣扎和无奈的表达。

二是辞官归隐后的孤寂。“孤”字在文中共出现过三次：“抚孤松而盘桓”“或棹孤舟”“怀良辰而孤往”。“孤”除了表明陶渊明品性孤高之外，还有孤独、孤寂之意，而且这种孤独不仅仅是形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是陶渊明为自己设定的归隐后的生活环境。“三径”化用了蒋诩隐居后在院中开辟三径，只与求仲、羊仲来往的典故，暗含着他“请息交以绝游”的孤高。“三径”后着以“就荒”二字，更添孤寂之感。“抚孤松而盘桓”一个“抚”字流露出陶渊明对“松”的无比怜爱之情。“孤松”其实就是陶渊明的化身，既体现出他傲然挺立、对抗世俗的孤愤与高洁，也蕴含着无知己相伴的孤寂与落寞。文人常把“舟”作為自己情感的载体，以“舟”之状态写自己的心境，如后世的李白用“轻舟已过万重山”来写自己被流放途中收到被赦免的消息的高兴；杜甫以“危樯独夜舟”写自己失去依靠后生活的困窘和落魄。《归去来兮辞（并序）》开篇陶渊明则借“舟遥遥以轻飏”来写自己从官场返家的轻松与惬意。此外，“或棹孤舟”中的“孤舟”同样是附着作者感情色彩的存在。“舟”之孤即人之孤，心之孤，灵魂之孤。“怀良辰以孤往”是陶渊明写自己探求自然美景、追寻游览之乐的场景，然而这是在他有了“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的人生感悟后的行为，“孤往”与“奚惆怅而独悲”中“独悲”，“引壶觞以自酌”中“自酌”一样，都透露着作者内心淤积的情绪无人诉说、无处宣泄的落寞与悲伤。

参考文献：

[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马月亮（1984— ），男，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第三中学高级教师，主研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张丽丽（1985— ），女，山东省滨州市博兴第二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