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华的新作《文城》聚焦“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生存困境中人性的复杂。这是余华从始至终都关怀备至的，因此《文城》的首要意义在于这是余华叙事风格的赓续：仍用简洁、冷静的语言叙述着暴力与死亡，仍用重复、怪诞的笔触勾勒着苦难与命运，仍用博大、悲悯的温情描绘着磨难的人生。而《文城》在继承余华的冷硬叙述风格的同时，其叙述风格也发生了由现实书写向传奇叙述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體现在命运的传奇转向、传奇性叙事策略、叙事本身的传奇性这三个方面。这对余华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而且这个变化将对余华今后的创作亦有陶染。

【关键词】《文城》；余华；叙事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3）06—009—03

余华是当代文坛十分具有号召力的作家，至今已创作出版《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文城》等多部作品，余华同时也是一位受到学者们高度重视的作家。总体上，学界对余华的研究有如下几点：首先，针对余华的作品进行文本形式的研究，例如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叙事技巧等方面的解读；其次，从小说语言、叙事风格和创作观等角度，对余华的创作过程和风格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并总结出了暴力、苦难、温情等几个主要关键词；最后，将余华与其他作家进行比较和研究，国内作家如鲁迅、莫言和苏童等，国外作家如川端康成、福克纳和卡夫卡等。综上所述，学界对余华的研究已经硕果颇丰，对余华著作的研究也角度各异，但我们之所以仍然选择把注意力放在余华的叙事风格上，是因为余华的叙述风格在其创作和发展中仍是举足轻重的。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叙述风格，每位作者都在思考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而余华的叙事风格则充分反映了他对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主张。

一、叙事风格的不断赓续

余华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作家，余华及其创作也一直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文城》作为余华的新作，其必然会有一些新的表现，但我们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文城》中读到与余华先前作品的相似之处。因此，《文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余华叙事风格的不断赓续。

（一）仍用简洁、冷静的语言叙述着暴力与死亡

莫言曾评价余华：“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一时间，大部分评论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①暴力、血腥、残杀是人们常在余华的小说中体会到的，而他在此类叙述中总是保持着可怕的冷静。

《文城》也通过冷静的叙事展现暴力和死亡，勾勒出一个汹涌的年代。小说中土匪屠村的画面让我们体会到了不同感官之间的配合所带来的审美效果，以及叙述者超脱与冷漠的态度所带来的恐怖感觉。余华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心非常平静的时候，你才可以写他的心理。”②这种对暴力和死亡的审美趣味的形成一方面是源于他的阅读经验，余华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说，陀氏“以中断的方式延长了暴力的过程，当斧头砍下去时，他还让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个即将遭遇致命一击的头部，从而使砍下的斧头增加了惊恐的力量。”③另一方面，这也与他从小在医院成长以及当了五年的牙医经历有关。余华也表示：“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④在五年的牙医经历里，余华也不可避免地与血腥画面打交道。

（二）仍用重复、怪诞的笔触叙述着苦难与命运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家庭以不断重复的情节方式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的故事，这种重复的存在，使得小说能够紧紧地围绕着中心进行叙事，保证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简洁性，阻止了叙事向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许三观卖血记》一书中，重复叙述最为显著的就是十二次的卖血情节，虽然每次卖血的原因和目的都各不相同，但都有卖血前喝水、贿赂血头和卖血后去胜利酒店吃猪肝喝黄酒等这些近乎仪式似的环节，由此凸显了许三观作为一个世俗英雄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他在面对艰难困苦中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中国底层平民顽强生存的精神品质。

《文城》也是如此。一句重复的话贯穿《文城》：文城在哪里？在林祥福南下寻妻的过程中，他不断问身边的人文城在哪里？但回应他的永远都是迷茫的眼神和果断的摇头。实际上文城根本不存在，这是阿强和小美编出来骗他的。这种重复的叙事话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朴实的北方男人一生的追寻，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他寻找这个不存在的文城，使他离开了自己原有的生命轨迹，一路纵向南行，又在南方各地横向徘徊，直至找到了溪镇并定居此地，最后毙命于土匪刀下。林祥福至死都不知道文城在哪里，但他坚信，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三）仍用博大、悲悯的温情描绘着磨难的人生

《活着》中的福贵讲述了他漫长而又孤独的一生，他这一生有着无尽的苦难，但也有着难得的温情。福贵的妻子家珍朴实的心愿不过是能够每年给福贵做一双鞋；因为贫苦把女儿凤霞送人的福贵和家珍内心都百般不舍，当看到凤霞逃回来的时候，家珍连鞋都顾不上穿了，福贵说就算再穷也不把凤霞送回去了；福贵在亲手埋葬有庆的时候特意把小石子都挑了出来，是因为害怕硌着有庆等等。这种温情一方面让福贵充满了求生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让他的生命更加痛苦，让他的生命更加勇敢。《活着》写出了人在面对人生的苦难时的忍耐和宽容，通过各种难以预料的灾难，展现了主人公坚韧的品格。

同样在《文城》里，余华描绘的人生磨难也充斥着温情。在寒冬大雪中，陈永良一家留下了抱着女儿上门求母乳的林祥福，从此他们变成了一家人；陈耀武被土匪绑走被折磨得没个人样的时候，是一个叫和尚的土匪把他带回了自己家，并照顾他康复；溪镇的独耳军团士兵誓死守卫溪镇，击退了侵犯的土匪，用血和生命捍卫了溪镇的安全。《文城》里的情爱、情义，都彰显着各种人生磨难中的温情。命运诡秘而又无助，生命在无尽的受难中有着无尽的温情。

二、现实书写的传奇转变

我们看惯了余华冷静的暴力叙事，怪诞的苦难叙事以及磨难中的温情，但在《文城》里，我们却感受到了他的叙事风格向传奇叙事的转变，不仅人物的命运变得具有传奇性，而且他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语言也向着传奇靠拢。学者丁帆称《文城》为“如诗如歌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⑤，余华也对批评家们认为《文城》是“浪漫传奇”表示认可。余华在《文城》里的传奇转变凸显在三方面。

（一）命运的传奇转向

《文城》可以看做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故事，小说里人物的命运也由此沾染了传奇色彩。在《文城》末尾，林祥福众望所归地成了那个独自去面对山林土匪的英雄，此刻溪镇英雄林祥福的仁义之气超脱了世俗。正当读者以为余华的叙事陷入传奇故事的俗套时，他顿时峰回路转，写林祥福脑海里闪过的只有女儿林百家的身影，一下子又将慷慨就义的林祥福从英雄的神坛拉回了世俗的现实。所以，余华归根结底写的还是在绝望困境中復杂的人性，也让读者陷入对隐藏在江湖快意潇洒下的人性的思考，这显然是余华对传统传奇故事的厘正，使得故事通而不俗。

《文城》里充当林百家母亲角色的三个女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美”字，这也使得不可名状的命运充满了传奇性。林百家的生母纪小美、陈永良的妻子李美莲以及曾让林祥福心动过的刘凤美，这是作者的无心之果，还是一种刻意安排？余华曾公开表示因为现实原因给小说人物改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给人物的命名是深思熟虑的。这种人为的三个“美”的刻意安排呈现在文本中就是命运的传奇性，命运让林祥福遇到了刘凤美、纪小美、李美莲，并让她们充当了他女儿的母亲角色，由此给曲折的命运蒙上了传奇的色彩。

（二）传奇性叙事策略

《文城》与余华先前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本书存在“补”的部分。丁帆先生认为“从形式的结构上来说，‘正篇与‘补篇的设计正是作者巧妙构思的结果。”⑥《文城》正篇提到，在林祥福离开溪镇时，有一个女人给他塞了几件孩子穿的衣服并留下一句“给小人穿”，正是这句“给小人穿”让林祥福联想到了以前小美说过“那时候这衣裳里面有个小人了”，因此留在了溪镇。而在补篇里拥有全知视角的读者可知，这个送衣服的女人是小美派去的保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在正篇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都可以在补篇找到答案，但余华却刻意将谜底留到了后面，这显然是浪漫传奇小说的绝活。

余华在小说的开头设置了一个不起眼的陷阱，在将林祥福的江湖故事娓娓道来时，读者也随之慢慢地走入了早已备下的陷阱，读者由此迫切地需要从阅读中找到答案，这就是传奇小说的诱惑力所在。小美最初“一张晚霞映照下柔和秀美的脸”⑦与最后小美“的脸垂落下来，几乎碰到了厚厚积起的冰雪”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小美的形象有了越来越立体的认知，言听计从地进入了作者挖的“陷阱”里，又按照作者给的“逃生之路”爬了出来，对人物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读者也在此时体会到了悲剧的审美快感，读者伫立在历史的分岔路口中，更能体会到人性的真善美假恶丑，从而深入地思考人性的本质。

（三）叙事本身的传奇性

读者在《文城》出版时相互奔走告知：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文城》的一大看点就在于里面“灾难大片”般的描写。文章描写了一场灾难性的雨雹，雨雹“形大如盆”，人们的哭喊不是为了死去的人而是为了死去的牲口，其叙述呈现出一种魔幻主义的传奇色彩。如果说北方的雨雹还属情有可原，那么对于南方的龙卷风和雪冻的叙事则呈现出更为传奇的一面。我国一般只有在春夏发生龙卷风，而南方少有下雪的气象，更别提是雪冻程度的暴风雪了，龙卷风和雪冻接继出现的情况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余华在对这个传奇故事进行叙事的时候，已经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这正也是余华所拿手的。

《文城》的传奇性正是非写实的体现，也因此加强了故事叙述的冲击力。余华传奇性叙事的转变，可以看做是他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新的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一种艰难的转型。

三、《文城》与余华的创作新姿态

通过对《文城》与余华叙事风格的赓续和转变的梳理，我们能感受到余华在创作中发生的调整。我们认为，正是余华的这些转变和调整，一直支撑着他不断超越自我，但不论如何变化，余华始终坚持写一个东西，那就是他所说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一）虚伪的形式

不论是余华早期的先锋叙事还是转型后的现实叙事直至近期的传奇叙事，这些都是“虚伪的形式”，余华自始至终要写的都是“内心的真实”，也就是人。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评论：“中国当代小说家，他们不会写人的内心，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余华、莫言……，他们根本不懂人是什么。”在顾彬评价余华“不懂人”之后，2018年余华出版了题为《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杂文集。还特意在封面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⑨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来，余华很在乎，也很不赞同别人说他“不懂人”。因此，尽管余华的叙事风格进行了多次调整，但他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使之能适应写人性、写苦难、写命运的需要。这种对写人的追求，一直支撑着他不断进行创作的新尝试，也支撑他不断超越自己，抵达他所追寻的写人的真实。

（二）人性的叩问

人性的极限在哪里？林祥福、小美以及阿强之间一女二夫的复杂关系体现了余华对情感主题的关注，林祥福、顾益民以及陈永良在溪镇动荡二十年里的仁义精神体现了困境中的善恶人性，还有生在乱世但却心地善良的土匪等等，哪怕是这些次要人物，也都在这个汹涌的时代里闪烁着善的人性光辉。

（三）适应新时代

余华的创作姿态的调整是为了适应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让读者一次读完一本数十万字的小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为了适应快速的生活节奏，作者希望通过分段式的方式、通过传奇故事的吸引力来满足读者的需求。这是在纸媒时代行将消亡之际，作家在后现代阅读市场上做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四、结语

余华是在转变中寻求自我突破，在突破中寻求新的审美观念。这既与小说本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也与作者个人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有关。无论何时，生存困境中人性的复杂与自我选择的悖论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余华最终留给读者的还有很多未完开放的故事，例如顾同年被卖去当劳工后怎样了？那个名叫李元成的副官成为英雄了吗？失去了父亲的林百家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将留给读者，让读者来做选择。

注释：

①莫言.会唱歌的墙[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②余华.说话[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③④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⑤⑥丁帆.如诗如歌 如泣如诉的浪漫史诗——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小说评论，2021（2）.

⑦⑧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

⑨李春雨.《文城》：余华对“人”的又一次叩问[J].文艺争鸣，2021（12）.

参考文献：

[1]洪治纲.余华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吴义勤.余华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励盼儿，聊城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本科，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