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公子

2400多“岁”的曾侯乙编钟重5吨，有两面墙那么大。在中国目前出土的编钟里，它是众多纪录的保持者—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音域最广、保存最好、音质最佳、做工最精細……

曾侯乙编钟的出现，改写了世界音乐史。以前，学界认为中国的十二平均律，也就是C大调，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告诉世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十二平均律，比西方早了2000多年。

整套曾侯乙编钟足足有65口之多，分成3层、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即使在今天来看，要制作完成这样数量庞大的编钟也是个不小的工程，需要制作者掌握包括音乐、数学、化学、物理学、铸造学等学科的多种知识，同时还得有足够的美学素养。

首先，它是一组青铜器。青铜器非常讲究青铜合金的化学成分，制作非常复杂。而曾侯乙编钟作为乐器，每一口钟的构型、几何尺寸、音乐性能等的设计和安排，对铸造技术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其中大的编钟高度超过1.5米，光是制作这样一口大钟，就需要用136块陶制的模具组合成一个铸模，然后在里面灌上温度将近1000℃的铜水。制作一口钟就这么费劲，更别提这一整套做下来需要花费多少时间了。

关键是，曾侯乙编钟还不是普通的青铜器。作为乐器，它得发出乐声。所以在铸造过程中，工匠们需要严格把握铜、锡、铅3种金属的含量，让它们达到黄金比例。

后世的科学家们经过反复实验发现，当含锡量在13%～16%、含铅量在1.2%～3%时，编钟发出的声音浑圆饱满，且钟声能快速衰减，声音和声音不会混杂在一起，最适合进行演奏。

想象一下，2400多年前的古人没有精密仪器，要让大小不一的每口钟的金属含量都达到符合演奏要求的黄金比例，唯一能靠的就是自己的实践经验了。

据史料记载，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其实都有过铸钟的实践，但铸造出来的钟都是圆形的，无论怎么敲，钟都只能发出一个音，而且延音很长，根本没法做成乐器。中国古人却做到了让钟成为乐器。如果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曾侯乙编钟的表面有一些凸起的疙瘩。这些疙瘩的名字是“钟枚”。它们的作用就在于能减少声音的扩散，防止编钟扩音太久，发出更加浑厚的低音。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地方。中国古人不仅让钟变成了乐器，而且做到了让一口钟发两个音。他们巧妙地把编钟做成了“合瓦形”，即把钟分成瓦状的两块板，再拼在一起。这样，敲击正面和侧面时，就相当于敲击不同的板。铸钟的工匠们为了能更好地区分一口钟的两个音，还把编钟的振动块分离，在钟体里铸通道隔音。

一钟双音，这是中国先秦时期编钟制作的独门技艺。

这些只是让编钟成为乐器的最基础的步骤。要让每一口钟发出高低不同的声音，关键还得要调音。

编钟调音到底有多难？2400多年后的今天，科技已经这么发达，我们仍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像古人一样，用手工的方式在钟壁上慢慢打磨，给编钟一点一点调音。因为“一钟双音”的特性，工匠们要打磨的地方还不止一个，需要把正鼓音和侧鼓音调整到误差5音分范围内。

这项操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不可逆—一旦你一不小心打磨多了，把钟壁打磨得太薄，整口钟就报废了，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无论是掌握材料的黄金配比，还是给每一口钟调音，2400多年前的中国古人靠的是无数次的实践和经验总结，靠的是时间的积累，才最终将一整套曾侯乙编钟制作完成。

65口编钟在高大的钟架上挂起，6个铜铸的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稳稳地承托着整套编钟。到今天，我们还能在横梁和铜人上看到古人彩绘的痕迹。武士底座上镶嵌着绿松石，伺机而动的老虎是编钟上的挂件装饰。

不只是细节讲究，曾侯乙编钟上的错金铭文更是刻下了有关先秦乐律的重要信息，告诉了我们当时同一个音在不同诸侯国的不同叫法。每一次曾侯乙编钟响起，都在告诉世人—中国最早的乐律史，在这里。

其实，准确地说，曾侯乙编钟是64口，多出来的那一口叫镈钟。这口钟没有调过音，不能演奏，但因为上面错金铭文的存在，我们得知，这是楚惠王熊章在位的第56年，接到了曾侯乙的讣告后，为他制作的一套宗彝礼器，希望在另一个世界，曾侯乙也能继续享受音乐。

可以说，曾侯乙编钟称得上是一件集音乐、美学和科技于一身的艺术品。当时制造编钟的难度之高远超我们今天的想象。1979年，我国考古、音乐、机械等方面的众多专家一起研究复刻曾侯乙编钟，耗资上百万元、历时5年才成功。

（摘自海南出版社《大话中国艺术史》，一片云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