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琰纯 江崖

摘 要：温州出土的北宋檀木描金堆漆经函与宁波泥金彩漆提桶具拥有“堆泥、贴金”的特征，从工艺技法上来看一脉相承。然而从宋到清的357 年间，并未在浙江出现此类描金堆漆漆器的身影，描金堆漆工艺技法在漫长的岁月中也有了些许改变。现试以北宋檀木经函与宁波泥金彩漆提桶为例探究与分析两朝之间浙江描金漆器艺术风格的流变。

关键词：漆艺；清代；宋代；浙江

Abstract：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andalwood gold-tracing pile lacquer scripture unearthed in Wenzhou andthe Ningbo mud gold painted bucket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iling mud and sticking gold"， which are in thesame ve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aftsmanship. However， in the 357 year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Dynasty， there was no such gold tracing lacquer ware in Zhejiang， and the gold tracing pile lacquer craft techniquealso changed slightly over the years. Tak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andalwood scripture and the Ningbo mudgold lacquer bucket as examples， we will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hetoric of Zhejiang gold tracing lacquer art stylebetween the two dynasties.

Keywords： Lacquer;Qing Dynasty;Song Dynasty;Zhejiang

黄金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1977 年在北京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金首饰，有臂钏、发饰和耳饰等。先秦诸子也将“金”作为构成天地万物的五行之一，稀少的金更是作为地位的象征，后来慢慢演变成为天子的专用色彩。

作为中国古老传统工艺之一的髹漆工艺也早早地使用了金作为其髹饰技法，其中描金工艺便是髹漆工艺中的重要一环。先秦时期是描金工艺的初创期，战国楚墓中出土了许多描金彩绘漆耳杯与描金彩绘漆棺。此时的描金漆器，多与彩绘相结合，描金仅作为彩绘之下的一种装饰手法，还不足以构成一大门类。秦汉基本上继承并发展了战国的工艺手法，据《后汉书》记载，汉代佩刀采用“金漆错”，即是用金在漆地上涂绘花纹[1]。这应是比较早的有文献记载的描金工艺。唐时的金银漆器以金银平脱为主，虽也有“泥金”的记载，但出土数量甚少，工艺还不十分明晰。到了宋代，描金漆器发展已十分纯熟，其中便出土了描金堆漆舍利函与描金堆漆经函（内外函）三件精美至极的描金漆器。描金工艺在元明继续发展，《髹饰录》中记载了描金工艺的诸多技法，包括“识文描金”“隐起描金”“金理勾描”等。清时的描金漆器由于统治者的喜爱与重视，发展至黄金时期，产生了许多精品。其中，北宋描金堆漆经函与清代宁波泥金彩漆工艺相似，都属于描金堆漆工艺，且都在浙江制作发展，本文仅以北宋檀木描金堆漆经函与清代宁波泥金彩漆提桶为例，试图探讨与分析宋代与清代描金漆器风格差异及原因。

1 宋代与清代浙江描金漆器风格差异分析

1.1 北宋檀木描金堆漆经函与舍利函

1966 年温州瑞安慧光塔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以北宋檀木描金堆漆经函与舍利函最为精美，这也是目前较为罕见的宋代描金漆器。描金堆漆经函以檀木为胎，内函与外函为一套，外函长40 厘米、宽18 厘米、高16.5 厘米，函身以漆灰堆塑佛像、飞禽走兽、花卉纹样等，顶部饰花卉，侧顶饰飞鸟，四周饰佛陀及菩萨像，须弥座饰鹿、狮等神兽，在其四周用忍冬、牡丹等花草纹样围绕装饰，嵌有珍珠，函底用描金技法描绘迦陵频伽、曼陀罗等花鸟人物形象（图1）。内函长33.8 厘米、宽11 厘米、高11.5 厘米，除函底外通体工笔描金，函顶以缠枝忍冬纹为底纹绘三团双凤纹，函身以菊花为底纹饰八团飞鸟纹，须弥座以绣球菱格纹为底画神兽纹（图2）。函内装《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同样以檀木为轴，缥头里外同样用工笔描金绘出花纹，绘画风格与内函相似，应出自同一人手笔。舍利函的风格与经函相似，采用堆漆描金的手法，盒中间工笔描绘人物，四周堆起缠枝牡丹纹，同样嵌以珍珠，函座各饰一只狮子（图3）。__

1.2 泥金彩漆提桶

泥金彩漆是宁波地区的传统手工艺，其前身是清时的描金漆器。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市政府整理传统工艺时，曹厚德先生为了方便记忆与传诵，将原来的描金漆器命名为泥金彩漆，与朱金木雕、金银彩绣、骨木镶嵌并称“三金一嵌”[2]。泥金彩漆器物的最大特色便是极致的红色与极致的金色的碰撞融合，这两种色彩是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中最为重要也最富吉祥、喜庆、高贵等象征寓意的颜色，这与其自身作为嫁妆的用途是分不开的。

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泥金彩漆木提桶，提桶是“十里红妆”嫁妆中的重要成员。平民百姓的提桶大多是以实用為主，只有富贵人家的提桶才会在提柄上雕龙画凤。这件雕龙提桶桶顶金龙盘踞，在视觉中心部位装饰以蝙蝠和铜钱纹样。在蝙蝠与金龙之间，将“瓜瓞绵绵”纹样与桂花相结合，桶底部以兰花相应和，表达出“兰桂齐芳”的寓意（图4）。与泥金彩漆木提桶色彩特色相似的宁波万工轿，它制于清末民初，轿身采用木结构框架，以红、金二色为主要色彩。轿顶由5 座牌楼呈“众星拱月”式组成；亭顶上站着一个面容狰狞、手擎毛笔的魁星像；亭身以天官赐福、麒麟送子、独占鳌头等吉祥寓意为主题；亭角是群龙舞首，飞檐则为凤凰展翅；轿檐的16 块朱金花板分布刻着《三国演义》《天水关》《八仙过海》等戏曲场景，每块花板下悬挂金银彩绣排穗；轿身围以百子喜庆等彩绘玻璃，因此又称“百子轿”[3]。此外，还有戎装守卫布满上下， 全轿雕有318 个各色人物，386 只花鸟虫兽， 栩栩如生（图5）。

1.3 色彩及其风格差异分析

两类器物在色彩方面的差异表现最为突出。北宋檀木经函、舍利函整体以赭、金二色为主，全函以明度较低的赭色衬托高明度的金色，同时在函身搭配珍珠，用无色相的白色来打散金赭同类色稳重却稍显单调的缺点，使得整体色调柔和温婉，高雅大方。宁波泥金彩漆提桶色彩以红、金二色为主，搭配有蓝、绿、黄、黑等其他颜色，大面积使用高纯度的红色与金色，在第一时间便牢牢抓住观者眼球，色彩鲜艳饱满，整体色调华丽鲜艳，对比强烈。究其根源，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还是由于其制作时代不同所导致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导致的。

2 宋清两朝政治政策对比

2.1 宋——安外虚内、重文抑武

纵观历史，宋朝是封建社会中政治较为软弱的时期。两宋政权采用“安外虚内”“重文抑武”的政策，在外交上，面对不断侵扰的辽金政权唯唯诺诺、偏安一隅，在治理上，由于对拥兵者的恐惧，推崇文官、轻视武官。此种政治环境也催生了宋朝与唐朝的宏丽大气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审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抑制世家贵族，宋朝统治者大力改革科举制度，更多地选拔寒门子弟，拓宽教育门槛，这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文人士大夫的地位空前崇高，给当时的平民百姓们灌输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宋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地方乡绅乃至一些平民百姓，构成了一大批文人阶层，形成了一股“郁郁乎文哉”的社会风气。正是由于宋代文化教育的普及，催生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匠人，同时由于社会整体审美水平的提高，匠人们不得不提升工艺水平，创造了一批具有高雅、宁静、内敛艺术风格的器物。檀木描金堆漆经函内函与经轴缥头上流畅自然的绘画以及其典雅的配色与精致的纹饰，应是出自其中一位高素养匠人之手。

2.2 清——满汉相合、文化钳制

康熙中叶以后，满汉民族矛盾有所缓解。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拉拢汉臣，康熙游孔庙尊孔子为万世师表，积极吸纳汉文化；另一方面，为了巩固统治进行思想钳制，推崇通经，重视实证，采用文字狱等文化高压政策。这种较为压抑的风气对清后期繁缛纤巧的工艺美术风格的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清朝是游牧民族掌权的封建王朝，在审美上延续了奢华工巧的品味，形成“错彩镂金，雕馈满眼”的艺术风格。

这一审美眼光在万工轿中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顶花轿高3 米， 长1.5 米， 宽0.95 米， 重量在200 公斤上下，体量巨大，需要八人肩抬。2009 年浙江省博物馆对万工轿进行拆卸清洗，“拆下的零部件摆满了400 平方米的展厅”。全轿用鲜艳的红金二色装饰，金碧辉煌，奢华靡丽。这个特点也同样出现在清泥金彩漆木提桶中，两种明艳的高纯度色彩相互碰撞，交相辉映，给人一种奢华之感。

3 宋清两朝思想意趣对比

3.1 宋——儒理复兴、追求质朴

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高度开放发达的经济环境给儒学的复兴提供了茁壮成长的土壤，宋代儒学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佛教与道教的思想内涵，形成了以“理”为内核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反对奢华靡艳、繁缛纤巧的装饰风格，而推崇平淡自然、简洁质朴的意趣，以本我之内心洞察天地之至理。这些思想与审美情趣理所当然地呈现在宋代的工艺美术品上。

此件檀木描金堆漆经函虽用象征奢华的金色装点函身，装饰纹样繁多，但是风格精致清新，用金不落俗套。在制作上采用质地更为温和的泥金之法，柔化了金色的反射度，并且搭配莹润的珍珠白调和金色的绚丽之感，均衡了整体色相，使之更富柔和之气。

3.2 清——技艺相承、巧夺天工

清朝继承了历代工艺美术的优秀成果，不管是从形式、技艺、手法还是门类来说，其丰富性与精湛度都相对地超过之前。同时由于王公贵族以技艺取胜的审美意向，使得繁缛纤巧的艺术风格得到进一步强化，大量的装饰纹样与技巧集中在一件物品上，使之富丽堂皇、贵气逼人。

泥金彩漆提桶遍布了蝙蝠、金龙、花卉、铜钱等吉祥纹样，密不透风；万工轿则更是奢华工巧，全轿运用圆雕、浮雕、透雕等技法进行装饰，搭配朱金花板、金银彩绣排穗与彩绘玻璃，涉及的工藝从木雕髹漆到纤维玻璃，极尽工巧。除却制作工艺之外，在色彩上的搭配也十分繁杂，在正红的基础上，增添蓝、绿、黄等补色或相邻色，这不仅能够反衬红色的鲜艳，在整体效果上更具丰富感与繁复感。

4 宋清两朝文化交流融合对比

4.1 宋——参禅悟道、文人意趣

宋朝宽宏的文化政策与社会文风的兴盛，促使了更多有学识的文人士大夫的诞生，文人优厚的待遇也使他们具备了充足的经济条件，优裕的生活得以让士大夫们有足够的能力将精神寄托于文玩器物中。在儒释道三者思想的交汇影响下，“超逸脱俗”的尚逸观念成为文人士大夫审美意趣的主流，北宋欧阳修“得意忘形”理论的提出，更是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意象美学，也将尚逸观念推向了新一个高峰。而尚“逸”的审美意趣，与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融合了本土道家经典的中式佛教，禅宗在取意上追求平淡自然、不拘一格，强调“平常心悟道”，将道与世俗生活相结合，强调内在的觉醒，这与文人士大夫追逐清净淡雅的心境不谋而合。禅宗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文人士大夫一度参禅成风，也大大影响了当时的工艺美术风格。此件经函上就存有佛道融合的迹象。在函身的五位端坐于莲花之上的堆漆佛祖的底面，用工笔细细描金绘出两个长翅膀的人物形象（图6）。佛教典籍中唯一有据可考的长翅膀人物，唯有佛教天龙八部之一的护法迦楼罗，又称金翅鸟，但迦楼罗形象多为人面鸟嘴，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而这件经函上所绘人物明显相貌端正，并无鸟嘴，有可能是融合了道教典籍中出现过的另一种长翅膀的人物形象。

4.2 清——文化交流、博采众长

本就受到中国风格极大影响的洛可可风格在中外交流后传入中国，以极快的速度被中国所接受，西方审美也得以在中西交流中碰撞融合，很多器物上出现了西方纹饰或工艺。奢华瑰丽的洛可可风格进一步推动了清朝繁缛纤巧的艺术风格，使其向更极致的方向发展，出现了“人为巧饰”“为技术而技术”的现象，形成了一种“装饰崇拜”。万工轿轿身麒麟送子、百子喜庆等彩绘玻璃就是中西交融的有力印证，而泥金彩漆木提桶则遵循着中式“逢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规则，有着“遍福”“瓜瓞绵绵”的寓意，包含着生活越过越好，子孙富贵荣华的美好祝愿。

综上所述，这件檀木描金堆漆经函虽然装饰纹样繁多，且用料奢侈，整体风格却雅致脱俗，精致却不繁缛，奢华却不庸俗。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两宋政治经济环境下形成的时代风格和审美有着莫大的联系，而浙江作为宋代制漆中心，所生产的漆器也深受影响。而清代的工艺继承了前代的工艺传统并有所发展，同时由于浙江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及经济环境，使得浙江的漆器仍然具有广阔的空间，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产品。然而高压之下的文学风气与统治者崇尚技巧的审美意趣，使得清代成为一个“装饰崇拜”时代，形成了“错彩镂金，雕馈满眼”的艺术风格。

5 结语

北宋檀木描金堆漆经函、舍利函与宁波泥金彩漆都是由漆泥堆塑后贴金或描金的漆器，工艺技法一脉相承，然而究其风貌，却大为迥异。这除了由于器物本身用途不同而导致的差异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多方面影响。

错彩缕金、雕馈满眼和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这两种审美意趣，体现在中国不同的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工艺美术中。宋人极大地发展了清水芙蓉的审美理想。宋代是文人士大夫全面而真正形成时代，文人文化已经发展成熟，文人的审美取向成为整个时代审美思潮的主流。清代则是雕馈满眼的典型代表，审美品味崇尚奢华工巧，同时民间漆作坊迅速崛起，民间艺术占了清代艺术相当一部分分量，普遍要求色彩鲜艳喜庆、工时工序较短。然而无论是雕馈满眼还是出水芙蓉，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它只反映了工艺装饰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审美趋势的一次次变化。

6 参考文献

[1] 王显国. 试论刘家河商墓出土金臂钏[J]. 博物院，2018（06）：22-28.

[2] 傅举有. 描金银漆器——中国漆器金银装饰工艺之五[J]. 紫禁城，2018（06）：156-169.

[3] 江崖. 泥金彩漆源流[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