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夏弦

摘  要：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呼唤“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即人客观的、类属的性格与主观、特殊的性格能够达到平衡，也即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然而国家强力机器与文明在发展的进程中，其宗旨势必要将人的主体的多样性统一成一体，在此前提下人的客观类属性格与主观特殊性格所达到的平衡被破坏，即人所可能产生的异化。在电视剧《人世间》中，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人们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一部分电视剧中的人物产生了“异化”，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物能够在时代洪流中保持本真，这与席勒推崇的“人性之美”相类似。席勒寄希望于人最终能够达到古希腊式的平衡，即达到温克尔曼所谓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关键词：异化；审美教育；人世间；人物塑造

一、席勒“完整的人”的概念与人的“异化”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到：“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1]31在当今，国家大力开展美育教育工作的时代主题下，习近平总书记“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民族美育精神”的号召下，重读席勒的“审美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生活在一定的秩序之中，在国家强制机器的安排之下，“在他还未能自由选择这个地位之前，强制力就按照纯自然法则来安排他”[1]35。人是环境的产物，处在一定的关系属性之中，在某种社会达尔文的原则之中维持着秩序与安排。人从自然走向社会，席勒认为人存在着两种属性，一种是社会的客观类属性格，另一种是自然的主观特殊性格。而国家强制机器的发展、文明的进展是需要人的片面性格的发展，换言之鼓励人的客观类属性格的发展，这样势必会破坏人的“天性完整”。席勒推崇古希腊时期人的性格完整，国家政权在那个时候组织简单但却是一个和谐的集体。“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1]54

希腊人不只是由于具有我们时代所缺少的纯朴而使我们感到惭愧，而且就以我们的长处来说——我们常常喜欢以这些长处来慰藉我们道德习俗的反自然性质——他们也是我们的竞争者，甚至常常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看到，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1]54。

阿瑟·米勒在谈及“社会剧”的时候，同样也提到希腊人性格的完整性。“社会剧是关于完整的人的戏剧”[2]79，“社会剧所寻求处理的不是一个人与其自身的相悖之处，而是这个人与其他人的相异之处，以便达到这样的目标，即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大家是多么的相似，即使通过演戏表现出来也罢；否则丧失了这种理解，我们将一无所有。”[2]79而阿瑟·米勒认为，“几乎不需要说，希腊剧作家对心理活动及舞台上的角色并非仅仅怀有一时的兴趣而已。对他来说，这些都是通向更远大目标的手段，而这一目标在今日却被我们孤立地看作是‘社会的。也就是说，那时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不是今天被解释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个体——各种关系才是戏剧的目的。”[2]70-71

席勒与阿瑟·米勒不约而同地对古希腊人“天性完整”与古希腊时期政治、体制、文艺的推崇，实质是对启蒙所带来的统摄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思维与认知方式的批判，一直以来启蒙所带来的人们对理性、对科学、对智慧、对求知的推崇，对逻辑、对推理的依赖，然而科学和理性解决不了人的所有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也没有办法窥探世界的全貌，即康德所谓的“物自体”。

浪漫派对启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的分裂，一个是人的异化。世界被分割成一个又一个板块，学科与学科之间存在着厚重的壁垒，社会也被分工得非常细化，我们都只在自己狭窄的领域做着重复的工作，一方面是我们对自由理想的向往，另一方面是我们都被束缚在一个个格子间、一个个车间里。我们为现实奔波，也很难为旁人所停留，处在这样的世界之中人产生强烈的“异化”。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异化是同社会阶级一起产生的。社会分工固化是人的“异化”产生的根源，人被物质世界裹挟，用物的价值对自我及他人产生评判。

从席勒的观点来说，人的“天性完整”是一种平衡，即客观性格与主观性格的平衡，也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但是近代人，理性过多，感性涉及得过少，因此平衡被破坏，人就产生了“异化”。

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当社会贫富差距拉开的时候，不患贫而患不均，某些人產生了“异化”，而另一些人保留了本真，乔春燕、龚维则、姚立松、曾珊，这几个不同阶层的角色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被“异化”，而更多的人物如周家三儿女、郝冬梅、蔡晓光、郑娟、肖国庆、于虹等保持了自己质朴的本色。

二、电视剧《人世间》“异化”的人物形象

在电视剧中，“异化”的人物选择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乔春燕、龚维则、姚立松、曾珊分属于四个不同的阶层。乔春燕和曹得宝是普通小市民阶层，他们经历过贫寒，也曾仗义执言、心直口快、乐于助人，电视剧也描绘了他们“异化”的心路历程。剧中在描绘“六小君子”和各自家庭的时候，乔春燕无疑在一群人中间显得比较另类，她的另类在于她身上有着虎妞一般的“虎”劲，在求爱却得到周秉坤明显的拒绝之后，她能够很快地转移目标，主动出击，用巧劲和曹得宝结为夫妻，在早期她的身上就展示出一种异于常人的聪明与精明，只不过被她的仗义执言与乐于助人所掩盖。在饭店聚餐，她当众透露出吴倩“长胡子”这样的难言之隐，大大咧咧的形象呼之欲出。

好在乔春燕有之后一系列的行动：不在乎面子勤勤恳恳给客人修脚、帮助郑娟融入光子片、按摩帮助周母康复等让人加分的行为，让这个人物乐观、仗义、大大咧咧、精明的人物形象就此立住。

乔春燕的“异化”在作品中给了很多铺垫，之后她在洗浴中心当了副经理，这也是一批人中最早接触到市场经济，在见证了洗浴中心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的房子也被收走后，她意识到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她默许了洗浴中心不见光的勾当，替总经理和龚维则牵线搭桥，后来也给了她敲诈龚维则的契机。当她在向周秉坤求助的时候，周秉坤坚守一贯的帮人原则，“你家要是吃不上饭我可以帮你，你家吃不上肉了我凭啥帮你。”乔春燕认为，周秉坤把朋友分为了三六九等，自己排在了最末一等，她也无法理解周秉坤为何会帮助于虹，而不帮助自己。在这之后，周秉坤对于乔春燕，更多的是周秉义的弟弟这一层面。

乔春燕和曹得宝的彻底“异化”是光子片的拆迁。早期乔春燕的算计还算是“真心换真心”，但是后期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算计，她拉着光子片的钉子户与周秉义对抗，在没有捞到好处后又记恨周秉义，看到光子片开发后房价上涨，实名无证据举报周秉义。周秉坤冲到曹得宝家挥拳打了曹得宝，这一拳也彻底撕开了两家最后的一点温情，郑娟问乔春燕，“你身边还有谁？”她的儿子也说，“妈，你太精了。”乔春燕的“异化”在于她自以为熟知社会生存法则，对物欲的过度追求，精明算计。

龚维则的首次登场是“六小君子”第一次在周秉坤家的聚会上，他给人一种和善、好人的形象，以至于他的“异化”让人感到意外，郑娟在小龚叔叔被抓的时候也发出疑问，“为什么小龚叔叔这么好的人，会是大贪官？”其殊不知，龚维则的“贪”在剧中早有暗示，龚维则因为周秉坤的帮助，曲秀贞的引荐成为了副所长，龚宾被酱油厂开除，龚维则私下拿工資给龚宾，过年的时候龚宾给龚维则买了一些烟酒，龚维则找到周秉坤，让周秉坤把烟和酒拿去卖了换钱。龚维则由于身份特殊不能自己去卖钱因而找了周秉坤这点可以理解，但是龚维则拿出来的是一袋子的烟和酒，很明显龚宾不可能送如此多的礼物，可见应该是在工作生活中街坊邻居求他帮忙时所赠送的，在麻烦周秉坤帮忙时，龚维则表现出了愧疚，在这个时候龚维则还有自己一定的原则与良心。

之后，乔春燕牵线搭桥，让龚维则和洗浴中心经理秦总相互认识，龚维则没有拒绝，当起了秦总的保护伞，直到后来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龚维则和乔春燕一样都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他需要养活一家人，照顾患病的侄子，但是当他已经过上了好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浸染在物欲中太久太深。龚维则的“异化”在于他深知权力的好处，所以热衷弄权谋私。

姚立松和周秉义的友情始于建设兵团。当周秉义在爱情和事业之间纠结的时候，姚立松果断给出建议，让周秉义选择事业。其实从一开始两个人的价值观念就截然不同，他确实在周秉义人生的各个阶段像兄长一般提出过很多建议，但是随着两个人人生轨迹的不同，周秉义秉持了质朴的本色，而姚立松的品质在时代的浪潮中渐渐变质。姚立松成为深圳国企一把手，和骆士宾同流合污，甚至出于某种目的帮助骆士宾抢夺楠楠的抚养权。当周秉义去深圳拜访姚立松时，姚立松遵照骆士宾的嘱咐带着周秉义来到声色场所，企图腐蚀周秉义，但是周秉义还是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姚立松的“异化”是在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浪潮中被物欲裹挟的典型，当然在建设兵团的时候他也早已展现了他性格中的取巧、好色、虚伪、虚荣的一面。

曾珊在剧中的戏份不多，在梁晓声的小说中这个人物的刻画要更复杂一些。梁晓声将这个人物设定为北京一所经贸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是国内最早一批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很有影响。曾珊可以说是弥补了骆士宾在文化和专业层面的短板，在小说中，曾珊在骆士宾死后接管了骆士宾的商业帝国，具有极大的野心，和唐向阳一起勾结，转移了骆士宾的资产。而在电视剧中，骆士宾和周秉坤发生了争执与斗殴，骆士宾伤及后脑勺，成为植物人。在病床前，曾珊就研究起其财产分割的问题，而之后在法庭上也一改之前不予追究周秉坤的态度向周秉坤索赔一千万，为的就是确保骆士宾的财产能够全部归自己。相较于乔春燕、龚维则与姚立松，曾珊代表了一批新时代的利己主义者，她的“异化”影射了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中彻彻底底“异化”的一群人，他们生来就在物质的世界中，也只会用物质衡量一切，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纯真。

这些“异化”的人，理性涉及过多，感性太少，理性与感性没有平衡，他们随时用物的价值、异化的角度衡量自己和他人，龚维则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姚立松自首，乔春燕的自省与悔恨，但是在电视剧《人世间》中，人物的“异化”并不代表人物的“坏”。“电视剧《人世间》破除心理禁忌，消解‘好人‘坏人的僵硬概念，努力从人的本体意义上认识和理解人，赋予其与斑驳生活一致的本色性以及与原生态历史相协调的诗性。”[3]

三、电视剧《人世间》“本真”的人物形象

电视剧《人世间》也刻画了大量保持“本真”的人物形象，大哥周秉义的“舍小家，为大家”，姐姐周蓉由自私自利向人性的回归，周秉坤与郑娟一贯地奉献，人生的轨迹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遽变，但是周家三儿女都保持了“本真”。

周秉义“在其位、谋其政”，在军工厂任职期间，正是军工厂人心不稳的动荡时期，周秉义敏锐地看出军工厂不能一味地等待国家政策，而应该自谋发展，他远赴苏联，带回来一艘退役的巡洋舰，带来了两千多万的效益，让军工厂起死回生。本来已经在中央身居高位，但是他却向组织请求调回自己的故乡——吉春，为的是改造光子片，也是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改革总是伴随着质疑与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他常年担任要职，在被检举接受调查的时候，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清清白白。作为周家的长子与省长家的女婿，他恪守原则，做事有分寸，但是骨子里有温情，周旋在两个差距巨大的家庭里，他能够理解两边的难处，体贴自己的妻子。郝冬梅在建设兵团落下病根，无法生育，他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怨无悔。周秉义在原则、分寸之下袒露的是温情、孝心、忠于爱情的一面。身居高位，如果要“异化”对于周秉义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他却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本心。

在电视剧中，周蓉可以说是争议最大的一个角色，十六岁那年，她给家里留下一封信，就不管不顾地去贵州追逐自己的爱情了，她没有考虑自己的做法会给家里带来什么，没有仔细考虑冯化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没有想过自己的旅途中会经历什么，凭着一腔热血就远赴千里，活在自己的理想主义和自私任性之中。然而，她对冯化成的热爱在她目睹了冯化成不得不为生活弯下腰送礼拉关系时戛然而止了。周蓉的生活是很单纯的，在家的时候她是家里备受宠爱的女儿，在年轻的时候就如愿以偿地嫁给自己的“偶像”，读书和事业也很顺利，甚至连孩子都是不是自己带大的，她活在编织的童话般的梦境之中，然后有一套单纯的思维标准，然后这套标准衍生出了一系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周蓉的回归某种程度上是和冯化成的离婚产生的反思，再加上远赴贵州的青春梦碎，几乎所有人都在成长，但是周蓉的拒绝成长却给周围的人带来伤害。周蓉无疑也是幸运的，还有蔡晓光无条件地接纳她，接纳她的优点与缺点，最终周蓉收获了成长，在周秉坤出狱后她出钱帮助其渡过难关，也放下了一贯坚持的原则帮助蔡晓光拿到剧本。

周秉坤和郑娟无疑是电视剧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世俗的意义来说，这一对夫妻不如哥哥和姐姐成功，这种世俗评价无疑是理性过多、感性过少，用物的价值对人的评判，但是这一对普通的夫妻，给予我们最多的温情与眼泪。周秉坤一生命运坎坷，但是他始终保持本心，义无反顾地对周围人进行力所能及甚至是超出能力范围内的帮助，骆士宾给他30块钱，5块钱作为他的跑腿费，但是他把全部的钱都给了苦难的那一家人；他是“六小君子”的主心骨，把自己的房子无偿借给发小一家居住，帮助发小找工作，甚至将郑娟的房子过户给无房的于虹，带着兄弟们创业，帮助大家渡过难关；将郑娟和骆士宾的孩子视如己出，甚至悉心照顾姐姐的孩子；明明自己也并不宽裕，却总是在雨中替别人撑伞。作者将目光聚焦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这个小人物身上也并不完美，他坐过牢，和别人斗殴意外致人死亡；他对朋友也不是无底线的帮助，拒绝了乔春燕的无理要求；他胆小怕事，遇到问题有时候畏畏缩缩；他爱面子，暗暗和哥哥姐姐较劲，想让别人看得起他；但是这些何尝不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观众对周秉坤和郑娟的喜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俗世生活的喜爱与朴素的愿望，

“六小君子”里，除了喬春燕与曹得宝，大家性格各异，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爱抱怨的吴倩，生活在艰难中的于虹，吕川和向阳有了自己的圈子和大家渐行渐远，但是大家也都秉持了善良与质朴的本色，也即感性部分较多，待人接物涉及理性部分较少。在电视剧《人世间》中，这些人物都保有席勒所说的“人性之美”，在时代的沧桑变幻中熠熠闪光。

四、国产年代历史剧人物塑造的问题

电视剧《人世间》横跨历史时间久远，从1968年到2016年，经历了中国几次变革的重要时期，这样长时间跨度的历史剧其涉及人物塑造的问题就更加复杂，而且有梁晓声《人世间》小说这样的珠玉在前。第一，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攫取适宜展现人物性格的素材，如果把小说大量的内容完完整整地呈现在镜头面前，这样不太现实，也容易蜻蜓点水，那么应该攫取哪些内容，放弃哪些内容，这个对于编剧来说无疑是难以取舍的问题。影视化改编的时候，可以适当地进行人物删减，或者是人物某些情节部分的删减。《人世间》将曾珊、唐向阳、吕川等配角的戏份予以删减，将戏份集中在几个主角身上，情节更为集中。为了影视化改编的需要，电视剧选择人物众多、场面集中的片段，如屡次出现的过年场面，过年是大家团聚，戏剧性比较强的时刻。时间跨度较长的年代剧如果没有选取合适的素材容易蜻蜓点水，写得比较泛，做“减法”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第二，时间跨度较长的年代剧必然涉及一个性格变化的问题，也就是人物成长的问题，要在短短几十集中呈现年代的变化以及人物的心理成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编剧需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给人物作合理的心理铺垫，也即人物合理的动机，这个动机当然挖掘得越深刻越好，这样呈现的人物也越饱满。在电视剧中，成长变化最大的人物主要集中在周蓉身上，当然其余的人物也呈现了一定的成长。大哥周秉义在仕途中的逐渐成熟，周秉坤在生活中也学会了冷静，但是周蓉由自私自利、单纯清高走向学会照顾他人，实现了人物性格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剧中给予了合理的心理因素作为铺垫，冯化成的离开、蔡晓光无私的爱、孩子的陪伴、周秉坤的“榜样”力量，使其转变合理有依据。

第三，人物塑造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性”，“异化”或“本真”，并非是“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最终呈现的都是人性挖掘的问题。电视剧《人世间》敢于立足与回顾中国几十年变迁的真实性，真真实实地展示了那个年代的一批人，无论是小龚叔叔让周秉坤卖烟酒的愧疚神色，还是他打开茶叶盒子看到一叠钱将茶叶放在一旁的漠然；周秉坤两次出狱，郑娟的百感交集；乔春燕和曹得宝缺席“六小君子”的聚会，却又偶然碰到大家把酒言欢流下悔恨的泪水，我们所看到的是这部电视剧并未悬浮于生活之上的细节真实性。年代剧中的人物塑造并非是树立几个时代的典型与反面典型，而是在真实生活的土壤中找到那些人物细碎的瞬间并与之共情。

席勒呼唤人们的“天性完整”，近代人要做的是通过更高的艺术，即审美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之中的这种完整性，而《人世间》之中，这群质朴、纯粹、无华、真挚、真诚的人在这浮华的世界中保持了“天性完整”。而对于观众来说，观摩优秀的电视剧何尝不是审美教育中的一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我们正在仕途，应该以周秉义为榜样；如果我们尚在底层，要时刻向周秉坤看齐，才是席勒的人的“天性完整”。

参考文献：

[1]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2]马丁.阿·瑟米勒论剧散文[M].陈瑞兰，杨淮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周安华.粗粝现实主义的温情镜像——论电视剧《人世间》的主旨与魅力[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4）：72-75.

作者简介：叶夏弦，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