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观述论

2023-06-23刘庆管筱斐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1期

刘庆　管筱斐

［摘要］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通过对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目的、实施的主体与客体以及科学方法四个关键性问题的系统思考，构建了完整严密的文化遗产理论逻辑体系与实践策略。深刻、全面、准确地理解与把握习近平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对于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中国早日实现由文化遗产大国向强国的提升。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主体；客体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3）01-0095-07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protectiv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new era

LIU Qing1，GUAN Xiaofei2

（1. College of Marxism，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Qingdao 266061，China；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Xi Jinping constructed a complete and rigorous theoretical log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of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systematic thinking on four key issues，including the purpose of protectiv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its implementation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 profound，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way for the cultural heritage work in the new era，and it is helpful for China to realize the promotion from a major country of cultural heritage to a powerful country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cultural heritage；protective utilization；subject；object

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部分，文化遗产领域则是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着力点。习近平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出发，在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通过全面梳理习近平多年来与文化遗产事业相关的讲话、谈话、答问、演讲、致辞、指示、批示、贺信、序言等多种文本，能够清晰地发现，习近平正是通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目的、实施的主体与客体、科学方法四个关键性问题的系统思考，构建了完整严密的文化遗产理论逻辑体系与实践策略。

一、保护性利用的目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为谁而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实际是对文化遗产事业价值的体认，因为只有保护性利用目的指向明确，保护成果惠及民众，才能真正调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积極因素，共同关注、参与文化遗产事业，促成文化遗产事业良性有序的发展。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在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重大原则，其中第三条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群众获得感为落脚点开展各项工作。在文化遗产领域，习近平明确指出：“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2]在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大力提升文化遗产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用权。近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在赓续文明、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强化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力度，进而促进文化遗产合理利用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可以说，中国文化遗产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我国仍存在文化遗产资源社会开放程度不高、利用手段不丰富、过分利用、不适当利用、社会参与程度不够等陈旧问题。并且当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性利用效率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国际地位不相称，与党和人民的期待有差距，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有待时日。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存在不足的原因固然与人手不足、保护性利用知识储备不足、经费短缺、文化遗产地交通不便等多种主客观因素有关，但其根源在于文化遗产事业尚未真正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3]，即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理念需要进一步深化落实。

从客观角度分析，在维护国家主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增进世界和平等方面，文化遗产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主权的有力表征，保护文化遗产等同于维护民族权益。众所周知，文化遗产是世界各个国家、不同民族长期适应差异化自然、人文环境过程中生产生活的遗留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风尚、民族样式与地域风貌。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无一例外地各自生成了具有本国鲜明特色、彰显国家软实力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民族之根，实证国家主权的存在感。

文化遗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性力量。近代以来，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充分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绝不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文化遗产凝结着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的发展历史和生存智慧，蕴含着中华先民自强不息、奋发作为、崇尚和平的民族基因，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自信与自觉。正是基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习近平着力提升国民对文化遗产的认知高度：“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乃至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利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始终走在世界多个文明的前列，可谓独领风骚数千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出艰苦努力并获世界认同。因此，文化遗产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与发展智慧，并且为世界各国充分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独特的进路，进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创造良好和谐的外部环境。

文化遗产是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靠力量。“文化软实力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6]正如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7]内涵丰富、样态各异、种类繁杂的文化遗产具有充分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的能力，能够更加生动直观地讲清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道路、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智慧。

文化遗产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经历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进入经济新常态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经济增长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与前期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时期”。文化遗产作为国家创新的资源与文化消费的来源，在经济新常态时期将会发挥更大作用。中外历史经验表明，文化遗产可以为文化旅游延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传统手工业制造业发展、地域社会重建、特色化城市与城镇以及乡村打造提供独特的、可以重复利用的战略资源。

文化遗产是增进世界和平的有力抓手。作为世界各国各民族为适应差异化人文地理环境而创造的文化遗留物，文化遗产铭刻着世界人民成长的印痕。透过文化遗产，可以体认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充分理解各国人民的成长发展道路。习近平在国内外多个场所通过阐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来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2019年8月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我们要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8]

二、保护性利用的客体：“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需要明确的目标指向。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同样需要确定对象。只有对象明确，才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中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努力适应进而巧妙利用华夏大地自然人文环境而形成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文明进化史、中国人民180余年的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史以及改革开放40余年的演进史，共同铸造了类型多样、业态丰富、价值丰厚、体系完备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独步天下，保持持续发展的资本。为此，习近平要求全面系统地保护性利用“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9]161，即博物馆的可移动文物、城市乡村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珍贵典籍。同时表明，习近平经历长期的基层实践磨砺，饱读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与现实的要求，结合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切实保护利用好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红色遗产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追求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文化见证。保护性利用红色遗产是检验党能否坚持革命本色的试金石。习近平身体力行，努力弘扬红色基因。2005年6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阐述了党的源头精神。2014年10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会议旧址召开，意在向世人宣示无论时势如何流转，党的优良传统坚如磐石。习近平回顾了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树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精神，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当前职责是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完成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政治保证。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党的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细致回顾建党历史，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同时向世界表达了党对自身奮斗过程中生成的文化遗产无比地珍爱与绝不否定自身历史的坚定信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生产生活实践，贴近群众，在民间喜闻乐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延续的载体，更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1988—1990年，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重视保护弘扬少数民族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新畲歌、民俗、民谚、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故事、民族工艺美术品、民族文物、民族武术等”[10]。通过举办畲族文化节，不仅增强了闽东人民的自信心，而且提高了外界对闽东的了解。2017年9月，与普京在厦门共同欣赏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影雕工艺展览时，习近平凭着多年来对闽南文化尤其是惠安女传统服饰与精神的深刻理解，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说：“这些工艺师现在做的事情就跟绣花一样，但她们绣花是在石头上而不是在丝绸上。”[11]这种言简意赅的评价让中国非遗传承工作者倍感亲切，催人奋进。

乡村文化遗产主要涵盖祠堂、民居、桥梁、塔刹、牌坊等古建筑、古墓葬、古遗址、古树、近现代史迹及古村落，是中华民族家园遗产的主体构成部分。乡村文化遗产蕴含中国农耕文明演进的密码，发散着倍感亲切的黄土地味道。近世以来，面对工业文明的大肆推进，尤其是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文化遗产往往濒临灭失的危险境地，而且城镇化是当下中国发展的重头戏，承载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任。2018年10月24日，习近平来到广州市荔湾区西关历史文化街区永庆坊考察时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12]这些讲话贯穿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即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效保护中华民族的家园遗产，有助于提升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水准，充分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精神需求。近年来，乡村记忆工程与美丽乡村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有序展开，就是在深入贯彻习近平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之根。

城市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高文化综合体，具有极强的文化累积性。参考城市规模发展演化，将中国城市大致划分为传统型城市与现代型城市，后者是在近代外力作用下迅速生成，主要分布在沿江沿海地带。两种类型城市在各自演化过程中累积了丰厚的产业类、行政类、文化教育类、宗教类、民居类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以及历史城区。城市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演化与近现代以来欧风美雨侵袭的历程。数十年来习近平的工作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的多个城市，他深知保护性利用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习近平把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重要位置，而肺腑真言源自多年的社会实践。1985—1988年，习近平在厦门工作期间，多方协调保护鼓浪屿文化古迹，2017年鼓浪屿国际历史社区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0—2002年，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针对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的大拆大建之风、千城一面的发展趋势，大声疾呼“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13]，并付诸实际行动。2002—2007年，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建议西湖景区免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2011年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线性文化遗产是指线形区域内的文化遗产体系，表现为运河、道路、商路等。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长城、长征、茶马古道等线性文化遗产对维系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文化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2020年11月，习近平在扬州考察调研时指出：“把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14]这表明，习近平在系统地掌握了线性文化遗产具有区域范围大、遗产种类多、反映人类活动形式丰富以及兼具文化的地域与交融特色、涉及经济价值和自然生態系统等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保护性利用大运河需要沿线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文化遗产属于整个人类。习近平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珍视中华民族家园遗产的同时，高度关注域外文化遗产。2019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时饶有兴味地讲道：“古希腊‘智者学派萌发的人本主义思想同中国儒家坚持的‘以民为本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15]习近平不但强调文物与文物之间以及文物与地域之间的关联性，而且关心文物与人的关联性。公允地讲，习近平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热爱是源于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热爱则是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尊重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生产生活习惯、构建平等互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三、保护性利用的主体：“社会参与度较高，并且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局面”

文化遗产由于其自身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社会等多重价值，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往往被视为多方博弈之物。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事业形势复杂多变。针对文化遗产面临的建设性破坏、修复性破坏与使用性破坏，习近平重点强调保护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习近平指出：“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16]

2016年4月，习近平利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集中表达了党中央在新时代社会环境下强化文化遗产管理的意图。在指示中，习近平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2]。因为“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习近平进而要求各级党委与政府要努力“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2]，要把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之中，实行文化遗产破坏事故一票否决制。习近平号召文化遗产工作者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保护好文化遗产的本体与周边环境。真正“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2]。这是因为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一旦灭失，不可恢复，所以党与政府必须切实担负起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主导责任，不能缺位。同时党委与政府本身就具有上行下效的表率作用，党委与政府带头保护文化遗产，有助于在整个社会形成尊重文化、真正养成还文化遗产以尊严的风气，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遗产管理处于国土、水利、文物、文化、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多个部门“九龙治水”的尴尬境地。多部门共同管理虽然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色，但是也使文化遗产陷入“多个部门都管，多个部门也都不管”的被动现状。对此习近平确切要求：“各级文物部门要不辱使命，守土尽责，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2]“不辱使命”就是要努力完成党与政府交付的任务；“守土尽责”就是要勇于担当，敢于制止不当或者过度使用文化遗产的现象；“提高素质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单纯依靠党委与政府以及文物主管部门保护往往使文化遗产工作陷入被动的境地，因此党与政府积极倡导“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2]。文博专家尤其是乡土文史专家对文化遗产生成演化的时间、空间、结构、动力、功能、现状、生态、现状以及保护性利用有着独到的观察与理解。习近平重视发挥文化遗产专家的作用。1982—1985年，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为保护“九楼四塔八大寺，二十四座金牌楼”，力荐当地文博专家贾大山主持修复了“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17]，并对古树、革命遗迹、历史事件发生地实施挂牌保护。

四、保护性利用的科学方法：“让文化遗产都活起来”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8]习近平认为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義就是：“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9]161。因为抓住了“活起来”这个根本，就是“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9]。理论只有被群众充分掌握，才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习近平为此多次在国内外不同的重要场所明确阐述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义。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向全党与全国人民发出了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号召。2014年3月，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再次向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传递了中国政府活化利用文化遗产的决心。2016年11月，习近平在给深圳召开的首届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的贺信中鼓励“出席论坛的嘉宾们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让世界各国博物馆的丰富馆藏都活起来”[20]。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意义重大。对于国家而言，对内意味着国民走进、体验、热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强化文化自信定力；对外意味着文化遗产走出国门，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对于城市而言，意味着城市的文脉清晰、品味提升与魅力彰显，从而增强地域城市的辨别度；对乡村而言，意味着居民能够望山、见水、记乡愁，找到来时的路，校正现在的路，及早发现蕴藏在历史中的未来发展因子。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前提在于系统梳理不同门类的文化遗产资源。5000余年的文明发展史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以复加的文化遗产，同时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又让文化遗产陷入迅速消逝的境遇。只有摸清家底，清晰文化遗产的数量、布局、价值、生存现状、文化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才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例如，2012年10月—2016年12月，文物工作者开展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建立了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和数据库。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其中新发现与认定文物共计708.4149万件（套）。普查加大了文物保护力度，促进了文物资源整合利用，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从而有效发挥文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布局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关键是让文化遗产借助博物馆展示、文物建筑社会开放、文化创意产品研发与销售、文化旅游与对外交往开展等多重方式充分融入生产生活，真正实现文化遗产与人持久有效的结合。

博物馆展示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极为重要的方式。习近平拥有参观中外博物馆的丰富经历，对博物馆的功能定位与建设有着独到见解。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闭幕仅仅两个周，国内外各方密切关注新一届领导工作动向之际，习近平就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面向中国人民首次系统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样做既宣示了党领导人民谋求复兴的坚强决心，又突出了文化遗产的教育功能。2014年2月习近平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北京历史文化展览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21]2015年2月，习近平考察西安博物院，详细询问了西安地区的都城变迁脉络，意味深长地说道：“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22]习近平巧妙地通过三个不同层面博物馆的系列讲话，生动阐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与实现路径，取得了春风化雨般的宣传效果。

为强化文化遗产地域辨识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2017年4月，习近平在参观北海市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展时，专门指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的内容要突出特色。”[23]同时，博物馆人需要密切结合时代特色，弘扬正能量，运用馆藏资源及时更新展品，加大藏品的展示力度。

鼓励文物建筑最大限度地对社会开放使用。长期以来，由于文物建筑自身安全、国家相关规定、人力财力物力、社会服务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文物建筑的社会开放程度不高，与社会脱节严重，文物建筑的社会服务能力较低。文物建筑自身的安全重要性、价值多重性与使用复杂性，决定了开放使用工作手段和途径的丰富性。今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国家层面需要积极鼓励地方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科学合理开展文物建筑的开放使用活动，明确开放使用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在保护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文物建筑的公共文化属性及社会价值，激励文物建筑的差别化利用。同时探索传统村落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下文物建筑的外部风貌整体保护和内部有机更新利用相结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地方各级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和文物建筑管理使用单位也要积极顺应发展潮流，遵守规定，利用政策，破除门户之见，积极探索文物建筑社会开发使用的广度与深度。

文化创意产品研发与销售是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之一。地理大发现以来的船坚炮利裹挟文化强势传播的模式已成往事，当下流行的是依靠自身魅力的软性文化传播。文化创意产品具备生动、灵巧、动感、精致、实用的品质，是流动的文化样态，并且追求雅俗共赏，传播正能量。同时，依据形势的变化，“国家鼓励博物馆深挖藏品内涵，与文化创意、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开发衍生产品”[24]。博物馆、文物部门、设计单位、专家学者、销售商等社会部门需要通力合作，适当运用市场手段，让文化遗产借助文化创意产品实现由资源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传承。文化创意产品的研发应当以结合现实生活为切入点，坚持文化创意产品小众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结合，努力挖掘文化遗产典故、历史脉络和与社会结合的焦点或看点，实现文化创意产品由国家到省再到地方的逐步推展策略。

深化文化遗产旅游。随着全域旅游的快速发展，文化遗产以其原真性、唯一性、文化性而深受游客青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25]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促进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融合发展。今后管理部门需要做好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的安置与就业，避免过度商业化与文化空心化的出现；按照国际化标准，加强文化遗产阐释与宣传工作；重点发展能够呈现中国悠久历史底蕴与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古城、古镇、古村、红色遗产地等观光旅游；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实施原真性保护，增强文化体验性；积极引导与规制游客，培育负责任的先锋游客，尽力保持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继续借助文化遗产“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创新人文交流方式”[9]161-162。习近平善于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中汲取治国理政的营养。“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习近平灵活熟练运用古代丝绸之路符号与遗产体系的产物，而且契合古代丝绸之路沿线中外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理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拓展，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方法与手段的提升，文化遗产随之越来越走向世界。中国文化遗产凭借自身蕴含的文化基因，完全有能力超越传统外交手段，拉近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心灵距离，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交流效果。“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26]近些年来，中国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各类文化遗产展览以及传统歌舞剧会的数量屡攀新高，世界赞誉度明显提升，即是明证。

总之，文化遗产对国家而言是文化的载体，对民族而言是文脉，对民众而言是生活的有机构成。理想中的文化遗产需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27]，两者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习近平针对保护性利用文化遗产的理论突破内涵丰富，立意高远，恰当地解决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为文化遗产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方法。

［参考文献］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N]. 人民日报，2016-04-1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9.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N]. 人民日报，2020-09-30（1）.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1）.

习近平.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49.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 人民日报，2022-05-29（1）.

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2019年8月19日）[J]．求是，2020（3）：3-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习近平.摆脱贫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21-22.

李伟红.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N]. 人民日报，2017-09-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