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雯

内容摘要：英国奇幻文学作家尼尔·盖曼在其作品中通过迥异的奇幻世界触及了不同文化和神话传说，拓展了魔幻现实主义叙述的可能性，使读者产生共情。其作品中奇幻世界的时空逻辑安排、超自然之物象征书写、经典童话意象的互文与解构等奇幻叙事特性，透视人类内心，展示了作家人类和宇宙万物形成命运共同体理念。

关键词：尼尔·盖曼 奇幻叙事 魔幻现实主义 共同体

作为新一代奇幻文学的代表，英国作家尼尔·盖曼常在小说中构建多重时空交融、迷离变幻，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世界。如果仅根据魔幻现实主义图解盖曼作品，难以解释为何在恐怖故事外衣下，隐现美妙。盖曼对人神魔关系的建构和思考，暗含《烟与镜》的序言中提及的“这里的故事都是在讲不同形式的爱”（盖曼， 2011：10），内蕴一种跨越物种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学者Paula M.Zaja曾将盖曼与Peter Ackroyd等作家进行对比研究，关注前者奇幻与现实对抗的概念，指明了盖曼的都市奇幻与传统史诗奇幻的区别。有学者进行神话书写的比较研究，将都市中神魔世界与荷马史《奥德赛》中的冒险旅程相比，分析盖曼如何将神话传说编织进现代社会。Charles De Lint关注盖曼对于民间传说和神话素材的当代转用，分析其作品中的互文性效果，认为其作品中充满了悬疑感和幻想力。学者们对于盖曼作品的研究涉及到了奇幻现实和神话传说改写层面，但始终未见系统梳理与探讨盖曼奇幻叙事特质的研究。本文选取盖曼的短篇小说集《烟与镜》以揭示盖曼作品中奇幻世界的时空逻辑安排、超自然之物象征书写、经典童话意象的互文与解构等奇幻叙事特性，说明作家关于人类和宇宙万物形成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一.非自然时空叙事

法里斯（Wendy B.Faris）认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颠覆现实时空逻辑、模糊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界限、充满超自然现象（Faris，1995：167-73）。学者杨晓莲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打破时空界限，使人与鬼共存，与传统的叙事手法截然不同”（杨晓莲，2002：21）。“时空倒转”“重构时序”这些现象在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当中极为常见。盖曼作品《烟与镜》的叙事进程中大量呈现颠覆性与跳跃性时空。由于时间和空间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很多时候空间的颠覆和跳跃也通常伴随着时间的倒转。

因此作家往往选择通过建构异空间、书写异时间给本就扑朔迷离的故事又笼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在《结婚礼物》这一故事中，盖曼在讲述主人公贝琳达和戈登这一对新婚夫妇的婚后生活时不停穿插着“信”中另一个时空里戈登夫妇截然不同的生活，因此，我们时而能在文中看到这样的叙述：

“纸上简单描述了过去两年来戈登和贝琳达的生活。这两年他们过得并不好。他们结婚六个月后，贝琳达就被一条哈巴狗咬了，她伤得很重，面部伤口需要缝合，而且还留下了难看的疤痕。更糟糕的是她的神经也受到损伤，于是她开始喝酒麻痹疼痛。信上还说，她怀疑戈登讨厌自己的脸，而这个孩子其实就是绝望之中想挽回两人的关系的”。（盖曼，2011：14）

现实中的戈登夫妇婚后两年婚姻幸福、家庭美满，但“信”中的描述成功将故事的叙事时间拉回到两年前。信中世界里，他们的婚后生活可以说是完全朝着现实相反的方向发展，一事无成，相看两厌。一封信将另一个平行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没有明显因果关系和顺承关系的叙述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线性叙事规约。作者叙述戈登夫妇这条主故事线时，突破时空藩篱描摹出生活的另一种走向和结局，透露出生活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本来一切都在按照信中相反的方向进行着，他们幸福地生活，工作蒸蒸日上且有了两个孩子，但是不幸降临了，戈登的去世给贝琳达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葬礼之后，由于过度思念丈夫，好奇的她又打开了那封信。信中的她“整日抽烟酗酒、脸上还有丑陋的疤痕”（盖曼，2011：20），她的孩子也不健康积极，“无法解释一个孩子怎么会有那么多钱，不知道这些钱从何而来”（盖曼，2011：20），她的丈夫依旧“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盖曼，2011：20）。贝琳达既同情又羡慕，即便他们整日厌烦对方，但在那个世界里，戈登还活着。

如果说人类本质倾向福祉，但苦难和残疾才是根本处境的话，那么魔幻现实主义中的奇幻时空在努力修正这一残酷的现实，盖曼通过一封封书信呈现平行世界，以这种方式向贝琳达展示生活的另一种走向。追寻人性中的欲望过度的灰色地带，引发贝琳达思考“爱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人和讨厌一个总在身边的人，到底哪个更不幸”（盖曼，2011：20）？以此反问读者在欲望过度的人类本质下如何在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中自处？或许懂得取舍、珍视与他人的紧密关系可以回答。

《金鱼池故事集》中盖曼构建了一个只有三十分钟记忆的洛杉矶，清晰呈现了对于“时序重构”的把握。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任何事情在三十分钟之后都不会留下波澜。文章开头便提到“洛杉矶是个30分钟的城市，不管你想去哪里，顶多30分钟”（盖曼，2011：67）。在盖曼构建的“我”的梦境世界里，鬼魂琼·林肯也說“每一个人都记不住任何事，这是个三十分钟的城市”（盖曼，2011：98）。他以虚幻的元素侵入日常生活，打破时空边界来增强艺术表现力，因此故事的发展不再受制于传统时空叙事，就此产生魔幻感和神秘感。在“我”离开梦境时，琼·林肯悲伤地低声说别忘了她，但“似乎她心里明白我肯定会忘”（盖曼，2011：98）。以此暗示读者在这个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体系里，一切记忆每半个小时会被清零。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在故事的最后，“车子在酒店门厅外等我了，距离机场只需30分钟，我已经准备好忘记这一切了”（盖曼，2011：102）。也许那个叫虔诚的老头的离开会令“我”感到悲伤，他就像是这个三十分钟世界的对照组。在城市的角落里怀念过去，他不记得哪个明星早上吃了什么，但他虔诚地爱着上个世纪的一个女星，收集她的明星剪贴簿。他是被这个城市边缘化的个体，“我”与他的畅谈让他感受到这个冰冷世界的暖意，重构了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知。“谢谢你的来电”（盖曼，2011：102）透露着被社会抛弃的他对获得一段新社会关系的欣喜与感恩。但“我”对他离去的悲伤也只会停留在当时的三十分钟内。在重启的另一个三十分钟里，“我”对这段关系的选择遗忘是冷漠人性的诠释，也是盖曼对人际关系共同体的侧面肯定。

不管是信中呈现的平行世界，还是只有三十分钟记忆的洛杉矶，读者总是能在盖曼的叙事中发现非自然时空的存在（洪晨莹，2021）。在《结婚礼物》中他将两个时空进行并置对比，通过描写两个家庭不同的走向和结局揭示出生活的多种可能。通过透视贝琳达的内心所想从侧面告知读者或许当下的生活并不如愿，但换一种结局也未必会如愿，引发读者在欲望过度的人类本质下懂得知足自处的哲思。亦或是《金鱼池故事集》里重构的新时空秩序不仅反讽了当代人性的自私无情，而且讥讽了“我”对虔诚老头的关系共同体的遗忘与放弃。盖曼采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将现实揉进魔幻，通过艺术手法的“特殊表现”，将魔幻怪诞的人物情节插入反映人性、反映现实的叙事当中。他通过错综离奇的时空叙事，将平行世界、虚拟世界与现实相关联，透视人性深处贪婪、冷漠的黑暗面，以此警示人类切莫贪婪，应当知足自处、认清世界，一切不过才三十分钟的虚无。这些奇幻时空叙事策略，颠覆以往传统的线性时空叙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读者传达出盖曼渴望当下人类对紧密关系的珍惜。

二.超自然物的象征叙事

魔幻现实主义普遍将超自然物自然化和正常化，视其为自然的一部分。换言之，在这种逻辑下，真实与奇幻，自然与超自然拥有同等的地位，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本质特性拓宽了魔幻现实主义叙述的疆界（Warnes，2009：2-3）。超自然之物能在奇幻作家的作品中频繁出现，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世间万物有灵（唐伟胜、陶思敏，2022：90）。盖曼在他的随笔集中谈到：梦、死亡、儋妄，还有无尽家族中其他的神灵（无人崇拜，可是当今时日谁还愿意被人崇拜呢？）是一个家族，就像所有好神是一个家族一样：每一位神灵都代表生命的一个不同的方面，每一位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人格（盖曼，2020：91）。他一直秉持着自己的认识：文学作家应当去跨越生命的边界，赋予一切物以生命，让它们都发出自己的声音（盖曼，2020：691）。可以看出，盖曼不仅关注到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联系，其作品中还包含着人类与超自然物之间命运联系的共同体愿景。

《巨魔桥》中本应冷血可怕的巨魔竟然会怜悯人类，但人类却自私冷漠。以致巨魔的可怕在人类的自私阴冷面前不值一提。当人类经历挫败之后，重新回去找巨魔寻死，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巨魔已忘记如何吃人，可人类又帮助他唤醒了吞吃本能。其实故事开始人类不愿意被巨魔吃掉的原因是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而巨魔也没有想象中的冷血。故事的最后，恶魔走向人间，人类代替了原本的恶魔留在了阴暗的桥洞下。盖曼为自私人类安排的黑暗结局，反映人魔根同一体的认识。盖曼所关注的人类与神魔之间的联结正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所肯定的“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的纽带是非常不可或缺的”（Braidotti，2013：79）。

在人魔混杂的时空，恶魔本应是邪恶、冷血的象征，可在盖曼的笔下他们却是洗清世上罪恶的存在。故事的结尾，恶魔能听到源源不断的人从桥上走过，可他也只是淡淡的回应“是的，我能听见你们。但我不会出来。”（盖曼， 2011：64）由此可见，恶魔的象征性不仅在于去恶，还隐喻着对人类的宽容，恶魔能够吞噬自私邪恶的坏人来救赎他们的恶，也能选择让他们继续作恶，但由于他们命运一体，恶魔必须代替作恶的人类继续活在黑暗的桥洞下，而内疚的人类也会一遍一遍地走上这座桥，寻找恶魔赎罪。当本应吞吃人类的巨魔拥有同情和怜悯的概念，说明他开始与人类的有了交互关系；当他试图走出黑暗融入人类生活，代表他企图改变与人类建立的先前联系，这种交互关系的打破，在关系共同体中给作恶的人以警示，他们失去约束的犯罪意志会促使他们走上犯罪和纵欲的道路，只有摒弃邪恶、停止一切损害社会群体利益的行为，才能维护好与恶魔“人际关系”的平衡。

婴儿象征人类新生，未来希望，可是《婴儿蛋糕》描绘了一个动物灭绝的怪异世界，其中的人类认为“不会说话，基本不能动”（盖曼，2011：273）的婴儿“称不上智慧生物”（盖曼，2011：273），可以使用他们甚至是食用他们。以致于“所有的婴儿都消失了（盖曼，2011：274）”，可人类还觉得总会想到办法生存，因为“人类很聪明，是这份智慧让我们比动物和婴儿更高级”（盖曼，2011：274）。文章开头便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没有动物的世界，可想而知人类已经将动物消灭殆尽才打起了婴儿的主意。文章结尾的“我们会想出办法”（盖曼，2011：274）让读者不禁颤栗。人类的未来是不是要蚕食同龄人，走向灭亡？人类总自以为拥有最完美的理性与智慧而优于其他生物，唯我论的主导使他们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于他们而言不仅动物是愚昧的化身，就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是受人类支配的“他者”。盖曼借此隐喻现代人类对于异己生物的高傲态度，动物与婴儿相继消失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人类的自相残杀然后逐渐灭亡，以此隐射动物与人类命运相联结的特殊关系，意在对人类唯我论思想形成冲击。

《灣狼》里盖曼以怪物象征自然，讲述了主人公接受报酬帮助平息人类与海里怪物纷争的故事。小说开篇便是人类的呼救“听啊，塔尔博特，有人在杀我的子民”（盖曼，2011：185）。人类就像受害者一般哭喊、求救、殊不知这一切的因果都是他们自己种下的。“他（海底怪物）只是一个邻居，希望你们不要太吵”（盖曼，2011：194）。但人类占据着海上一座座的“钻井平台废墟”（盖曼，2011：192），在海边高分贝播放音乐、严重侵扰着附近海洋生物的生活。人类一步步侵犯自然不自知，受到惩罚不知悔改。在《敬畏生命》一书中哲学家史怀泽主张伦理学必须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人扩展到一切有生命的对象的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是平等的，人和自然生物的关系应是一种特别亲密、互相感恩的关系（Schweitzer，1990：10）。人类与其他自然生物共同分享地球（王宁，2013：7），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发展和无限制的侵扰，干扰了自然生物的正常生活，使自然生物与人类的相对和谐平衡的共同体关系一步步走向崩溃。作者隐喻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都是由与人类自身贪婪造成的，一切伤害自然谋利的行为最后都会受到自然的惩戒，害人终害己，借此暗含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观念。

不管是恶魔还是被残害的动物和海里怪物，作者将他们与人类置于同等地位，并认为他们与人类应当处于并育而不相害的良性状态，这与后人类中心主义万物平等且紧密相连的观点不谋而合。后人类中心理念摒弃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认为世界是千姿百态的“一”，人与其他“物”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平等共存于自然界。身处阴暗的恶魔、骇人听闻的海底怪物都佐证了盖曼的平等论。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以‘普遍生命力为核心的平等主义是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的核心”（Braidotti，2013：60），“后人类中心主义取缔了物种等级观念以及将人作为万物尺度的单一标准”（Braidotti，2013：67）。盖曼磨灭了人类和非人类甚至非生命之间的边界，在其笔下，各种生物神魔鱼贯而出，被赋予了精彩纷呈的故事。他认为万物皆是主体，万物皆有灵，而人类只是宇宙万物中的一小部分，万物有联系且生命一体，体现了其奇幻故事背后透露出的鲜明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三.童话与传说魔改叙事

除了颠覆时空逻辑、超自然之物叙事之外，對于经典童话以及神话传说的魔改互文也是盖曼奇幻叙事的一大显著特点。

盖曼曾被问到：写作的时候为什么要使用神话与童话故事作为故事框架？他的回答是：“因为它们有力量”（盖曼，2020：123）。因为反感大家用理所当然的态度去解读经典童话和神话传说，他的作品中大多呈现出对经典的颠覆。如果说《坟场之书》是对《丛林之书》文本框架的模仿，利用历时互文的方法加深作品的历史维度，实现了文学传统的继承和自我表达的创新的话（刘娅敏，2019：48），《白雪·镜子·苹果》便是盖曼对于美好童话的改写与颠覆。盖曼通过改写读者耳熟能详的童话，不仅将熟悉的故事陌生化，更是打破读者以往的思维定式，戏拟经典故事小说和民间传奇中的原型人物并进行颠覆性重塑，完全颠覆了童话的美好，令读者反向思考白雪公主的故事。他不仅模糊天使与恶魔的界限，颠覆善恶形象，而且引导读者思考童话与寓言的美好是否真实存在。

经典童话中的白雪公主美丽善良、惹人怜爱、受继母的欺负，在猎人小矮人和王子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恶毒的王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盖曼笔下的白雪阴森冷漠，是个弑母杀父的吸血鬼。《白雪·镜子·苹果》以王后的视角展开叙述，她一直想悄悄解决白雪这个恶魔，可是最后的失败结局却令读者出乎意料。白雪公主像胜利者书写历史那般用谎言欺骗他的子民。这种叙事策略的安排不仅让读者获得了全新的阅读感受，它所呈现的互文意义更是让读者将改写的人物形象与经典童话中的传统形象联系起来，反复对比，感受到童话被改写的力量，思考人性的复杂与罪恶。盖曼对美好童话的颠覆与改写叙事，对读者所谓常识性或‘天经地义的观点提出质疑。反派形象的白雪公主给读者带来新的思考，思考人性的复杂与罪恶。或许读到故事最后，大家都在期待王后的反杀，可结局却是“我没有尖叫。我不会让他们满意。他们可以夺走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和我的故事只属于我，并会和我一起死去。（318）”高温煎烤也始终不向邪恶屈服，说出“我不会让他们满意”（盖曼，2011：318）的王后依旧坚定向善，不屈服的宣言也寄托着作者对人类救赎的希望。故事以王后被杀结尾，不难想到白雪公主代表的邪恶会一直伴随左右，无时无刻不蛊惑、甚至吞噬着我们。任凭邪恶恣意生长，随意损害人类共同体的白雪公主，在深渊中只会越陷越深，终必难逃死亡的邀约。盖曼的奇幻叙事将人性之恶描绘到极致，安排灾难式开放性结局结尾颇有深意，不仅起到威慑读者需始终怀揣善意、维护人类共同体的作用，还引发读者一切善恶是否终会得到报偿的深思。

本书中同样被魔改的还有《巨魔桥》。它本是一个描绘巨魔与人类斗智斗勇的民间传说故事，可在盖曼笔下，人类变得自私怯懦，巨魔有了人情。这种打碎传说又重组的故事令读者难辨虚实，增强了故事的魔幻感。《尼古拉斯是……》刻画了一个阴郁又满腹牢骚的尼古拉斯。他一改往日的亲切和蔼的圣诞老人形象，“他嫉妒普罗米修斯、洛基、西西弗斯和犹大。他所受的惩罚更加残酷。（盖曼，2011：47）”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出火种而受到惩罚；洛基被称为谎言之神；西西弗斯绑架死神，让世间没有死亡，以致惹怒众神得到惩罚；犹大用三十个银币将耶稣出卖给罗马政府获得惩罚。普罗米修斯和西西弗斯是心中的善念，而洛基和犹大代表恶念，尼古拉斯身上善恶并存。他夜间给孩子们带去礼物，带去欢乐，但他不喜欢永无止境的黑夜，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惩罚。尼古拉斯的处境暗含着自由个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对立碰撞，习俗作为一种普遍的经验将社会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大家都会期待在这个特殊的夜晚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可尼古拉斯有着强烈的自由意志，他也想像洛基一样制造各种恶作剧给那些强迫他的人。价值观的差异让尼古拉斯对社会共同体产生排斥，他嫉妒那些肉体被惩罚的神，觉得自己每年发送圣诞礼物，还不如被鹰啄、背石头来得好。若是以他释怀的态度去解读故事结尾的三声叹息，那么对于这份无法推卸的责任，尼古拉斯的选择不单是对社会共同体的妥协，也象征着他明白一直与共同体疏离，只会让自身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之中。盖曼的叙事魔力或许在此刻得以显现，个体与共同体并非水火不相容，在人类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没有单独的个体可以孤立地存在，共同体的构建的作用可以在于消除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叙事的共情让读者萌生对尼古拉斯同情，理解他会为什么厌恶这份工作，也从侧面审视自己的内心：如果自己遇到一份不满的工作自己会作何选择，是选择继续忍耐，还是无所顾忌的离开。

《猫头鹰之女》摘自《异教与犹太教异闻录》。猫头鹰本是死亡的象征，可在盖曼的笔下，猫头鹰之女的纯洁善良讽刺了人类刻板的态度，挑战读者期待视野的同时， 促使他们对社会现实进行思索。当一个社会只剩下邪恶，人性之恶，欲望之恶汩汩涌出，人类不加节制作恶似乎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村里的男人因为猫头鹰之女的美貌准备结伴强奸她，但由于猫头鹰之女的神奇力量让“戴姆顿的男人们全都消失了”（盖曼，2011：141），可村里的妇女孩童好像没有那么幸运，她们被拐卖、被虐打，没有神力的他们只能默默忍受，乞求上天的垂怜。不难想象一个没有约束、没有共同体理念的社会将会变成怎样的人间炼狱。故事结局的匆忙又隐晦：“很多年后，有人说在高处见过那个女孩，但大都是在夜里或者昏暗的时候看到的，谁都不能确定说就是她”（盖曼，2011：141）。就像托多罗夫所说：“奇幻文学本身也意味着一种阅读方式，既不能对其做‘诗性的阅读，也不能做‘讽喻的阐释”（Todorov，1973：33）。或许猫头鹰之女的存在给予了那些长期被男性压制的妇女孩童慰藉与希望，令久处边缘化的女性有机会和空间去改写他们悲惨的共同命运。故事结尾只用“戴姆顿的男人们全都消失了（141）”交代了所有作恶之人的结局。盖曼叙述猫头鹰之女的结局也只是模糊地提及“有人说见过”“但都不确定”，或许在那个边缘空间里他们早已联盟，去构建属于她们的女性文化共同体社会了。

对童话传说进行二度创作在盖曼的文学世界里屡见不鲜，其独特之处在于，他会解构主流文化文本，魔改大众熟知的童话，将女巫、吸血鬼这样的经典魔幻角色融入到一个新故事当中，不仅揭示现代社会反童话的本质与现状，还将自己对命运共同体的独特愿景隐匿在故事中，使自己的叙事转变为后现代寓言。盖曼的叙事手法不仅拓宽了解读经典的可能性，与神话传说的互文也能更好地帮助读者捕捉作者所想：《巨魔桥》中的恶魔不再冰冷，他会微笑着“祝你好运，等你回来”（盖曼，2011：63），他期待人类自我反省，主动认罪；圣诞老人多了些人之常情，他会抱怨自己的工作，埋怨那些要礼物的孩子“总是强迫他进入无止境的黑夜”（盖曼，2011：47），但他依旧会按时给孩子们送去礼物，维护他们心中的小小童话，总有一天尼古拉斯会明白给他人带来快乐也是快乐的一种形式；猫头鹰不再是死亡的象征，猫头鹰女孩的成功反抗給那些久被“他者化”的女性创造了建构女性文化共同体的空间和机会。美丽纯洁完全打破人类印象，隐晦的结局似乎在警示人类不要忽视除人类之外的力量。对于读者熟知的故事情节盖曼进行陌生化处理，使读者从全新的角度去解读其叙事目的，增强了魔幻感。这层神秘的薄纱背后不仅透露着对人心的审视，也暗含着作者建构的万物并存且相互隐秘关联的奇幻世界。

盖曼擅于将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糅合，采用双重叙事模式创作。他二次创作读者熟知的童话、神话传说，重述主流文化，使其叙事真假难辨，颠覆读者的固有印象，开辟新的解读角度。他在作品中赋灵万物，将神魔、女巫、吸血鬼等反派形象的思想行为展露读者眼前，反衬人类同属自然，不再是万物的尺度。他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万物间彼此独立，又神秘互联，造就了奇幻的阅读效果。他提倡人类应该认清内心，同时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处，书写万物命运共同体的故事。

盖曼用其独特的奇幻叙事策略构建出一个个具有魔幻色彩的精彩故事，突破传统线性时空叙事规约、突破生命边界的超自然物叙事以及重写经典故事的奇思妙想从不同侧面拓展了经典魔幻现实主义，勾勒出了万物命运休戚相关的图景。通过崇德向善的人性叙事和万物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使作品呈现出奇幻叙事的多元化倾向，并为人类应该如何对待自然万物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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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2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省级项目；项目名称：尼尔·盖曼的奇幻世界研究；编号：KYCX22_2746.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