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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喧嚣的现实中唤出生活的真谛

2023-06-21梁海

艺术广角 2023年1期
关键词:反讽写实主义故事

梁海

摘 要 津子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以写实主义笔法,呈现出生活“原生态”的美感,零距离地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将笔触探入生活的细部,从本体论意义上理解生命的价值,从而超拔出生命的高度。同时,他的中短篇小说又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往往在悬念的铺排中凸显故事本身的魅力。所有这些,都彰显出一位优秀作家叙述的力量。

关键词 津子围;中短篇小说;故事;反讽;写实主义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津子围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位。有评论家曾不无遗憾地说,他的才華比肩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却成为被“落下的人”。的确,津子围文学创作的积淀和影响,或许不及余华、苏童等。但是,津子围“用一个公职人员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如同我们的前辈卡夫卡、卡瓦菲斯或者佩索阿那样,让写作成了黄昏降临以后融融暮色中的等待,期盼和慰藉,让时光、岁月、人情世故和命运的声音在寂静的头脑里穿行”[1]。这种对文学的执着、热爱和敬畏,让我心生更多敬意。一个个日落黄昏的爬梳,成就了600余万字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关注,包括李敬泽、陈晓明、孟繁华、贺绍俊、雷达、张学昕、李云雷等著名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所以,我认为津子围并没有被“落下”,他一直在文学之路上从容前行。

津子围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创作伊始,作品有着较强先锋性,透出文体实验的味道。然而,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创作风格发生较大变化。他曾说:“进入2000年以后,我将注意力转到了‘传统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的中国上,不吝惜笔墨地叙述‘知识分子和城市‘普通市民这两个群体,我的小说世界里有一群‘小人物:小公务员、小警察、医生、教师、学生、夜班司机、看门人等普通劳动者,他们既生活在现实社会里,也‘活在我虚构的精神空间里。”[2]本文所论及的几个中短篇,便是津子围在自觉“向后转”的创作意识中完成的。

我认为,津子围小说创作“向后转”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文本强烈的故事性。他几乎在所有文本中都设置了一连串的悬念,让我们提着一颗好奇的心,紧紧追随着他的叙述,心甘情愿地掉进他早已精心布置的叙述陷阱,享受那一刻情节骤然翻转带来的心灵悸动。《谁最厉害》中,刑事警察罗序刚一时冲动让他的“线人”吊眼儿去“干”与自己老婆有奸情的小老板童大林。但冷静下来后,罗序刚后悔了,“他不应该这么草率地让吊眼儿去‘干童大林,不是不收拾童大林,而是要考虑周密一些,不然,吊眼儿出事了他也难逃干系”。想到这里,罗序刚马上给吊眼儿打电话,准备取消行动。没想到,吊眼儿的手机关机了。由此,一连串的悬念层层迭起:吊眼儿为什么会关机?他收拾童大林了吗?他会出手过重杀死童大林吗?罗序刚能够在吊眼儿行动前及时找到他、制止他吗?还有,罗序刚此时正处在提拔大队长的关键时刻,可以说,稍有闪失便会满盘皆输。整个文本便是围绕着这些悬念铺设情节,环环相扣,让我们始终为罗序刚的命运捏一把汗。同样,《古怪的宋文凯》一开篇便抛出了连珠串似的悬念。一向注重小节的宋文凯,却一大早将臭豆腐带到办公室。中午在机关食堂有滋有味地吃着臭豆腐,“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宋文凯的吃相有些庸俗”。下午的中层领导会议上,宋文凯又堂而皇之地打起了呼噜,还公然挑衅领导。不仅在单位,在家里,宋文凯也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平时最上心的儿子,他不仅不管不顾,甚至儿子在房间做作业,他自顾自在客厅放大音量看电视,还说出“你有你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谁也不能替谁活”这样绝情的话。与老婆在家干仗后,第二天上班居然若无其事地讲给同事听。从来都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宋文凯为何会发生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贯穿文本始终的悬念。《乔装打扮》也在开篇就埋下了悬念:犯人周大川的妻子冯叮当约狱警马永学在咖啡馆见面,“那次约定的会见之后,马永学开始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总觉得冯叮当的态度过于冠冕堂皇了,他不知道她美丽、柔情和伤感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什么目的”。随后,一个又一个陷阱纷至沓来,马永学能否看清真相、抵御诱惑?在这些悬念的牵引下,我们的阅读便成为一次次百味杂陈的探寻之旅。

在我看来,会讲故事的津子围是将悬念作为他基本的叙事策略,一个接一个迭起的悬念,一直通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当然,这并不是说,津子围沉溺于传奇故事,以达到某种媚俗的目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述,每个人也都需要倾听别人的故事。可以说,故事已经内化为人类精神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罗伯特·麦基说:故事是有关永恒和普遍的形式。津子围正是在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中,为我们描摹了一群面临日常生活挑战的小人物的众生相。故事仅仅是载体,津子围想要抵达的,并不是故事的传奇性,而是竭力发掘普通人身上不寻常的东西。所以,看似平凡甚至琐屑的主题,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并获得生活体验。其实,一个好的故事总是能够激发出被我们忽略的人生思考。

《共同遭遇》中,中学教师贾红磷、下岗工人齐大海、派出所的胡春林警长,三个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却在一次意外中相互碰撞到一起。贾红磷与齐大海醉酒斗殴,被送到派出所。胡春林警长在办理这个案件时,明显地袒护贾红磷,尽管贾红磷只是受到轻微的皮外伤,但他还是罚齐大海交1000元的医疗费。当然,他的袒护事出有因。他想通过办案结交贾红磷,从而将儿子转到贾红磷所在的重点高中。当人微言轻的贾红磷万般无奈地告诉他,自己无法完成这一“重任”后,胡春林在失望之余,似乎被唤起了内心的良知。他退还了齐大海的罚款。尽管自己多年卧病在床的老伴儿,又要去医院透析,而这次看病的钱还得去借,他也没有想去动用这笔罚款。三个身份不同的人因为“共同遭遇”,被苦难缠绕到了一起。小说的最后,胡春林在打给齐大海的电话中说到:“大家都不太容易,我那天态度你别太在意!”这句话顿时为文本苍凉的底色上晕染出一丝明丽。其实,真正的温暖都是从困难和苍凉中生成的。《共同遭遇》正是在苦难中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美丽。

或许是人生的阅历使然,在津子围写作中,像《共同遭遇》这样的“温情叙事”较少,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以戏讽性的笔墨,描摹出小人物的灰暗人生。《一顿温柔》中的宋文凯是一个有些窝囊的小公务员,错过了一辆又一辆提拔的班车,加之人又小气,单位的人都不待见他。宋文凯也就此破罐子破摔,一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样子。领导让他打车去送材料,他却去挤公共汽车,这样他就可以随便找一张20元的出租车票报销。然而,就在挤公共汽车的当口,他与20年没见过面的老同学高丽英邂逅。高丽英下岗、离异,带着孩子,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对在机关工作的宋文凯心生仰慕,这使得宋文凯获得了久违的成就感。两人在酣饮、跳舞后,在高丽英母亲家有了一次放肆的欢爱。本来,这是两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之间的相互取暖,正像宋文凯蹲在厕所里,眼含泪水所反思的:“他和高丽英都不是生活中的强者,都是在生活中活得艰辛、受憋屈的人,甚至活得有些窝窝囊囊,这样的、生活在底层的两个小人物在一起温暖一下犯了什么大罪了吗?”这样的“一夜情”本已令人心酸。然而,更可悲的是,“一夜情”并没有慰藉宋文凯的心灵,对他而言,高丽英不仅不美好,简直“就像挂在他身上的定时炸弹,时间越长,离爆炸的时间越近,危险性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男女之间的情爱都已在生活重压下被碾轧成齑粉。直到宋文凯得知高丽英已经因癌症去世,才怀着愧疚的心情去探望高丽英的母亲,而高母一句“现在像你这样的好孩子太少了……如果当初,我家丽英嫁你就好了”,更是在令人心酸的反讽中尽显宋文凯无奈而悲凉的人生。这种悲凉来自于现实与理想的错位,也源于表象与存在的落差,而强烈的错位与反差有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令人心碎的荒诞。

《求你揍我一顿吧》中讲述的就是一个由荒诞引发,又归之于荒诞的故事。出租车司机大宝对戏曲演员小春风纠缠不休,却屡遭小春风的拒绝,因此,心情郁闷,到饭店去喝闷酒。恰巧,保安许强也在独自喝酒。两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喝到最后,大宝竟然请许强揍自己一顿。这个多少有点荒唐的民事纠纷,却惊人地搅起“一池春水”,翻滚出貌似平静的水面下那些涌动的暗流。民警罗序刚在办案时认为,大宝和许强两人本不认识,只是酒后滋事,后果也不严重,处理上罚款与拘留都可以。“罗序刚想了想,还是决定拘留一個,人选是许强。”之所以选择许强,一是大宝被打得更重,从后果上看更严重;二是考虑到拘留指标;三是罗序刚本人曾被保安整过,保安这一职业是他所痛恨的。可见,选择拘留许强与罗序刚的私心有很大关系。而老马看到这个案子时,做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判定:大宝滋事在先,应拘留大宝。就在罗序刚与老马因处理方法不同而可能导致两人本有的矛盾更加激化的时候,副所长孙光峻又做出另外的决定:先是两个都拘留;而后接到局长打来的电话,又放了大宝,只拘留了许强。此时,大宝与许强的民事纠纷事件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嬗变,“由警察与处罚对象的关系上升到警察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各种利益、私心交织成一张厚厚的网,纠缠着每一个当事人。文本最后,情节出人意料地反转,被释放的大宝居然去找公安局长释放了许强。由此,罗序刚、老马两人之间也避免了一场冲突。然而,就在罗序刚和老马在饭店交杯换盏、冰释前嫌之际,喝醉的罗序刚“附在老马耳边小声说:‘老马,求你揍我一顿吧!”上帝似乎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如此荒诞的事竟然又一次循环上演。

津子围以反讽与审视的态度,对现实生活中的“走调”“失序”“不和谐”做了写实性呈现,似乎荒诞就是现实的,现实就是荒诞的。被排拒的小人物的视角、内在逻辑的严谨与细节的真实,使得文本屏蔽了与现实的疏离,而更加凸显某种几乎是接近于生活的真实及真实之中的荒诞。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失序”比比皆是,早已深度麻痹了我们的神经,令我们见怪不怪。正如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所说:“在今天写滑稽的幻想所要做的一切就是按照现时的情景进行新闻式的报道。”[1]从这个角度看,津子围拨动了单向度现代性的变奏曲,那走调与刺耳的旋律,打破了现实的惯性、蒙昧与沉寂,催生出警醒与“疗救的注意”。

在艺术形态上,津子围的写实主义笔法是粗线条的,像一座奇韵巧妙的根雕,呈现出“原生态”的美感,对生活的仿真描述,尤其是“零距离地表现人物的丰富内心世界”构成了津子围创作的又一突出特色。[2]为了最大限度地凸显人物心理,津子围往往通过第三人称叙述和内聚焦视角来观照人物和环境。《老霍丢了》便是一篇完全以内聚焦模式展开叙述,重在探测人物内心世界的文本。老霍在境外的边境小镇失踪了,与他同行的小丛、老冯、大刘、小蝶找遍了这个小镇东南西北仅有的8条街,但就是见不到老霍的身影。他们不敢找领事馆报告,因为他们5人趁参加学术会议之机,私自出境旅游,而老霍又是他们的领导,他们怎么也不敢主动暴露行踪。在寻找老霍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极尽发挥自己的想象,而这些想象又将他们阴暗、扭曲的内心晾晒到阳光下。大刘悄悄提醒小丛:老冯巴不得老霍出点啥事,“老霍如果丢了,就倒出了位置,老冯最有希望接任老霍”。小蝶则担心老霍丢了,别人会猜测是她与老霍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这样她就有嘴也说不清了。老冯一边拉拢小丛,封官许愿;一边故意推测老霍会不会是借机“外逃”。大刘认为,老霍可能私下跑到“红灯区”逍遥快活去了。显然,在“世外桃源”般的异国小镇,这些小人物长期压抑的情绪发生了“核内爆”,人性中尘封的灰尘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释放,想象、荒诞和隐喻曝光了他们隐秘的内心活动,为他们失落的人生蒙上一层浓浓的灰色。

可以说这几篇作品中的小人物都曾经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生活的重压、时光的无情逐渐漂白了他们的激情,他们被完全地“机关化”了,每日在琐屑的公务和闲言碎语中蹉跎着岁月,提拔似乎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他们黯淡的人生让我们不由联想到新写实小说《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太阳出世》里的赵胜天、李小兰这些人物形象,庸碌的生活对人生的消耗和折磨,以及对人精神意志的软化。然而,与新写实主义不同的是,津子围并没止步于此,他不满足于借用这样庸常人生告诉我们生活的本相。津子围在还原现实生活的同时,还腾挪出一个形而上的空间,使他的作品在表层叙述的背后总是缠绕着基于本体论的思考:生活的本真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操控、决定着我们的人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津子围挣脱了现实的羁绊,在更高的层面去俯瞰人生。由此他的作品便具有了普世性与人性关怀。

《说是讹诈》讲述房地产公司老板孙刚被告强奸了公司清洁工吕秀秀,报案人是吕秀秀的丈夫——下岗职工庄志伟。民警罗序刚在调查这一案件时,发现事情并不像庄志伟所说的那样“事实清楚”,吕秀秀也收受了孙刚送的不少礼物。加之初中同学朱胖子来为孙刚说情,罗序刚便收下孙刚贿赂的5000元,把这件事压了下去。结果庄志伟不服,捅伤了孙刚,因此被判5年徒刑。罗序刚本以为此事已经过去,未曾想难题却接踵而来,让他陷入无休止的麻烦中。先是已经破产的孙刚打来电话,向罗序刚索要“办事”的2万元,平白无故讹诈他1万5千元,而能够见证此事的唯一证人朱胖子恰在此时又人间蒸发,怎么也找不到。祸不单行的是,此时庄志伟越狱了,扬言要找罗序刚算账。罗序刚患有多年的肝病,不能动气上火,一连串的灾祸倾泻下来,搞得他应接不暇,万念俱灰,甚至写好了遗书,做了最坏的打算。然而,就在山穷水尽之时,忽地柳暗花明。庄志伟在去“解决”罗序刚的路上,被一个在天桥上掌鞋的老头瞬间感化,决定投案自首。而当天晚上,“失踪”的罗胖子也出现了,罗序刚“几乎不敢相信,这几天积累的难题在一天之内就全部解决了”。或许我们无法得知到底那个在天桥上掌鞋老头的哪个表情和动作打动了庄志伟,但无论如何,这个极其偶然的瞬间,解决了罗序刚所有的问题。其实,生活不就是如此吗?在许多时候,正是无数个稍纵即逝的偶然建构起了生命的必然。《马凯的钥匙》也是由一件偶然事件引发的。丢钥匙本是偶然的小事,却因此改变了马凯的人生轨迹。马凯丢的不是一串普通的钥匙,“除自家房门的外,还有单位房门的钥匙、金柜的钥匙以及装重要文件和公章的防盗文件柜的钥匙”,没有钥匙便打不开抽屉,打不开抽屉便无法加盖公章,而“办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盖公章,公章是一种标志”。在丢钥匙的几天里,人们焦急地找他,请客、送礼,希望能够早日加盖公章,顺利办事。这让马凯茅塞顿开,他忽然意识到,尽管他本人没有任何的权力,但他掌握着象征着权力的钥匙,钥匙只有在他的手里才能发挥出权力的价值,他掌管着钥匙,却从未学会真正去使用钥匙。而这串丢失的钥匙让他在不经意间终于找到了打开权力之门的“钥匙”。象征权力物化的一串小小的钥匙,直接导致的却是人性的异化。

津子围对现实与人生的书写,无疑是有哲学意味的。他将笔触探入生活的细部,超拔出的却是生命的高度。海德格尔曾指出,我们要挖掘出生活的存在特征,既不能停留于体验生活而放弃对生活的理解,也不能执迷于对生活的理解而遗忘了生活本身,而是在生活与理论的辩证运动之中把握生活。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沉潜于生活中,才能够从本体论上理解生活的意义。其实,朝向生活真谛的聚焦一直都来自生活,而津子围的中短篇小说叙事,恰恰向我们展现了聚焦“跃入眼帘”的地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记忆视域下新世纪文学的东北叙事研究”(21BZW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 海: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宏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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