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晓

【摘要】1993年初，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打破统购统销发行体制，开启市场化改革。江苏是电影大省，省级电影公司的垄断发行率先在江苏破局。“江苏突破”加快了电影发行体制改革进程；增强了市场主体意识，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江苏院线制改革的基因；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30年后，抚今追昔，仍获启示。站在更高起点上，中国电影应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場，推进国有电影院线改革；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解决产业发展难点痛点堵点；完善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关键词】江苏突破 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 电影公共服务体系 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各国的电影业大多面临电视、音像制品的冲击和蚕食。1989年，中国观影人次降至169亿， 30%的制片厂、23%的县级电影公司、24%的城镇电影院亏损。这一年底，上影厂欠款2005万元，西影厂为2000万元，北影厂为1000多万元，各制片厂基本靠贷款维持生产[1]。对这一形势，“几乎一致的看法，就是很困难。有的称之为‘经济滑坡’，有的称之为‘面临困境’，还有的认为‘走入低谷’”[2]。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进程中，中国电影面临体制转型、提振信心的双重挑战。

1993年元旦刚过，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1993〕3号） （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主要内容包括：“国产故事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由各制片单位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见面。制片单位可同地方发行公司通过出售地区发行权、单片承包、票房收入分成及代理发行等方式进行经济结算（以前的一切经济关系，包括债权、债务，仍按原规定和合同执行）。对十一个老、少、边省、区，仍通过省、区公司发行；其他省、市，也首先依靠省级（含广州、重庆市）公司发行，但如因某种原因发行不畅，经我部电影局协调后，也可向下发行。”

“徘徊于低谷的中国电影业，终于在1993年爆发了一场革命，以归还制片业国产片发行权为切入点的电影行业机制改革，将市场经济的时代门槛横在了52万电影人面前”[3]。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窦守芳对这份文件做了说明[4]：“《若干意见》的第一条是整个方案的核心、精髓和根本，这一条包括三层含义，就是‘必须适应’‘就在观众’‘两个效益’。这一条的第一句话‘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企业必须适应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核心中的核心。这就表明或者说明我们电影从制片到发行到放映的全行业，从生产到流通到交换的全系统，从源头到中游到入海口的全流域都必须面向市场，适应市场，引入市场机制。”“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和盘根错节的矛盾，我们的改革思路一直在力图找到一个切入点，做到一处下手，能使整体变化。……目前提出的方案就是从流通的环节切入，放一部分可以放、能够放的权，调整关系，转变机制，促使全行业的企业面向观众，面向市场，适应市场，使企业断奶觅食，开发内在的能源，使整个行业乃至每个企业包括企业的从业人员，能够从常态、静态进入一种临界状态和激发状态。”

发行是对接制片和放映的中介，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以发行体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干意见》有破有立。

打破的是经实践证明越来越不适应行业发展的统购统销发行体制，破除了按层级发行的行政隶属关系，发行层次由4层减为最少2层，迈出了建立统一开放全国市场的第一步。类似地， 1985年，粮食市场取消了统购， 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基本形成，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5]。只有经济体制发生改变，统购统销体制才会改变；只要经济体制发生改变，统购统销也必然随之改变。

树立的是制片厂、各级发行公司、放映机构的市场主体意识。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提高它们的素质。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所在”。恢复制片厂的发行权，既符合1990年9月通过的《著作权法》的法治精神，也是落实企业自主权的重要内容。

针对电影发行体制改革，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艾知生强调“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力争平稳过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真抓实干，把方案搞出来再说”，并提到国务院领导同志曾电话提醒他“电影改革可以不宣传，以免过分提高期望值”[6]。

此次改革的价值取向明显，计划经济发行模式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行模式取代，改革向着市场化方向迈进。《若干意见》破除了中影的发行垄断地位，但是，省级电影公司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仍然存在垄断发行、环节过多的问题，为“江苏突破”埋下了伏笔。

《若干意见》发布3个月后， 1993年4月16日，北京电影制片厂与刚刚改制成立的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电影《狮王争霸》发行协议，分两轮结算，首映4个月内为首轮，票房100万元以内，北影厂与上海永乐按照60%： 40%分账，首映4个月至发行期满为二轮，双方按照42%： 58%分账[7]，该片成为改革后首个直接面向市场发行的电影。

江苏是电影大省， 1985年至1992年连续8年票房位居全国省区市首位，全国占比从7. 8%增至11. 0%。北影厂与江苏省电影公司未达成发行协议后，开始与南京、苏州、无锡、南通4家市级电影公司接触。这4家电影公司的发行收入占全省一半左右，南京市公司经过两轮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 1991年发行收入1378万元，占当年全省的14. 7%[8]，苏州市公司1989年发行收入1037万元，占全省的12. 0%[9]。

此时， 4市公司发行收入已经开始下降。例如，南京市公司1993年一季度发行收入同比减少177万元，降幅53%， 21个直属影剧院有9个亏损[10]。此外， 4市公司还与省公司正“出现不悦”[11]。4月12日，省文化厅举行会议，向各市文化局、电影公司传达广播电影电视部相关改革文件，并讨论江苏省《关于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对于此“实施意见”，会议“未达成共识”[12]， 4市公司认为，省、市电影公司都是独立的经济法人，不能强迫签署不合理的承包合同，理顺制片、发行、放映的经济关系，出路在于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减少中间环节，由制片单位与地方发行单位直接见面[13]。

江苏省票房基数大，任何调整都涉及较大的利益。在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对省级电影发行机构的突破率先在江苏发生了。

5月19日，在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的支持下，全国16家制片厂在北京与江苏4市公司签订影片发行权许可使用总合同，约定各制片厂在2年内不再向江苏省公司供片，直接以分成方式向4市公司发行国产片[14]，双方利润分成，风险共担。

省公司对此予以反对，理由有二。其一，《若干意见》提出仍首先依靠省级公司发行；其二， 4市公司发行收入占全省比例高，另立发行机构将打乱全省影片调度，省内相对落后地区将看不到新片甚至看不到电影[15]。6月1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委托电影局召集16家制片厂、江苏省公司及4市公司在北京磋商， 4市公司未派代表参加，到会各方“分歧很大，未能达到磋商的预期目的”[16]。

6月12日， 16家制片厂与4市公司联合举办为期4天的“苏州电影市场夏季看片会”。制片厂与全省各市、县电影发行部门、上海市公司直接见面，开展交易[17]。6月24日，苏州市电影发行服务中心注册成立[18]，代理4市国产片发行。“一时在江苏出现了与省公司分庭抗礼的发行竞争局面”[19]。

此后， 16家制片厂与苏北6市达成协议，直供南京等4市的影片，均以5∶5的分成向苏北6市发行，发行公司留成比例高于4市，缓解了苏北地区的供片矛盾[20]。省公司和省内7市成立经营联合体，联合发行。江苏电影市场一分为二。

1995年12月，省委宣传部、文化厅向各市宣传部、文化局传达省委、省政府关于“江苏电影事业的发展必须走规模经营之路，必须改革推进全省统一市场的建立，必须根据互惠、互利、互助的原则，真正实现和形成苏南带动苏北，谋求全省电影共同发展”的指示要求[21]。1996年4月，省公司和11家市公司[22]成立江苏长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省内电影发行放映。1997年，江苏省票房恢复至1. 47亿元，全国占比9. 4%。

2002年6月l日，长江影业公司停业，并成立工作组，负责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和民事诉讼等事宜[23]。同一天，江苏3条院线组建完毕，开启了新的发展之路。

在当时全国最大的省级电影市场实现发行体制的破局，既对当时，也对后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1.加快了电影发行体制改革的进程

突破一旦形成，趋势就难以改变。全国其他省级电影公司总结经验，与各制片厂联系购片，向市电影公司让利，加快经营管理的转型。“江苏突破”1年多后， 1994年8月1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电字〔94〕第348号），决定自1995年起，影片发行权拥有单位有权向北京等21家省、市各级发行、放映单位发行。继打破中影垄断后，进一步破除省级公司的垄断，拆除行政区域限制，打消了大家的观望情绪，强化了市场化改革预期，继续向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目标迈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宏观层面推进了主管部门的“影视合流”，制定实施了《著作权法》《公司法》以及首部电影法规《电影管理条例》，中国电影开始了市场化改革。1994年引入进口分账片，有限开放电影市场； 1996年开播电影频道，开辟影视播映新市场； 1996年允许省电影厂拍片； 1997年允许社会资金进入； 1999年允许社会公司拥有单片出品权。经历了固化板块的松动、市场主体的再造、行业格局的重塑，以及利益的再分配，制片与发行、观众与影院之间的供求关系通过价格和票房得到体现，企业利益大小与市场冷暖直接挂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逐步增强，电影市场初步形成。

2.增强了市场主体意识，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必然要求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供求双方直接见面、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是市场主体意识觉醒的必然体现。在此基础上，电影制片厂重获影片发行权，电影发行机构获得自主经营权后，开始了股份制、集团化改革，企业经营实力、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江苏突破”后，部分省区市也产生了两个市场发行主体，引入了竞争机制。1995年7月，上海成立了永乐与东方两条“院线”，进行差异化经营。1998年10月，峨眉电影制片厂、成都市电影公司和成都华协影城等成立四川峨眉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与1995年成立的四川西南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形成了省内两条发行渠道并存的局面。1999年12月，新设立的湖北银兴与武汉天河展开了竞争。同一区域内的竞争，减少了层级，启动了资产联结、提质增效的开关。在此基础上，探索了统一省内市场（四川、遼宁），跨区域整合市场（辽宁中影北方、河北中联）等模式，为此后的院线制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

3.提供了江苏院线制改革基因

2002年6月1日，全国23个省区市组建了30条院线———跨省院线11条，省内院线19条。其中，江苏组建了3条院线，是数量最多的省区之一。5月15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局长为全国首家院线“江苏扬子电影院线管理中心”揭牌。

一方面，江苏电影市场相对开放。2002年底，江苏共有90家影院加入7条院线。其中， 32家加入2条省内院线， 58家加入江苏盛世亚细亚、上海联和、上海大光明、北京世纪环球、中影星美5条跨省院线[25]。2021年，江苏省分布有35条院线，是院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另一方面，院线在竞争中增强了实力。江苏3条院线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合并，一条是上市。2005年6月，为了整合资源，避免省内恶性竞争，省电影公司、市电影公司、南京宇鸿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影集团对东方院线增资扩股，增资后，省公司持股33%，市公司32%，南京宇鸿31. 5%，中影3. 5%[26]，注销扬子院线。重组后，东方院线旗下影院30多家，银幕83块。其中，金陵工人影城、南京和平影城、常州红星影城、镇江新华影城、苏州开明大剧院的票房位居全省前十。2006年东方院线票房4100万元，增长32. 3%。2004年，江苏盛世亚细亚院线注册资本增至2000万元，江苏广电、浙江横店影视与常州亚细亚影视城分别持股55%、40%与5%。2009年至2010年，幸福蓝海收购浙江横店影视和江苏广电持有的院线股权，成为院线的控股公司[27]。2016年8月，幸福蓝海在创业板上市。2021年，幸福蓝海院线票房全国排名提升至第8位，占全国城市院线票房的4. 1%。

院线制实施以来，在开放与竞争的改革基因影响下，江苏省电影市场发展迅速， 2013年至今，江苏票房稳居全国第二，在全国电影市场中的份额，由2002年的4. 9%增至2021年的8. 4%。

4.一些负面影响

“江苏突破”打破了旧的垄断，但试图通过发行联营建立新的垄断，不仅合作基础不稳，而且割裂了市场，偏离了市场化改革方向，实践证明难以持续。1993年，江苏省放映收入10090. 1万元，发行收入4185. 4万元，较上年分别下降54. 4%和55. 3%。比较而言，上海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转制为上海永乐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改革发行方式、向放映单位让利、加强日常经营等方式， 1993年票房收入1. 2亿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票房下降的情况下增长了50%[28]。此外，还出现了部分省市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买方投入太大没有实力收回成本继续购片，卖方卖得的高价因买方的惨淡经营并没有实际地得到”[29]，在上游供给不充分、市场规模不够大的情况下，这种超出实力的行为难以持续。

对此，我们需要还原历史语境，不能苛责面面俱到。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分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田聪明感慨，“我国电影行业机制的改革是在与经济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文化市场管理混乱这样一个腹背受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面临的问题，既有计划经济下缺乏竞争机制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又有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时的盲目性”[30]。这一阶段是统一市场的形成期，新制度的建立期，也是市场主体的成长期。评价这一阶段电影市场的发展效果，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票房数字和增长比例，而在于航向调整过程中，在争论中统一了思想，在竞争中锻炼了能力，在经营中认清了风险，以及在前进中坚定了信心。“江苏突破”既称之为“突破”，其主要意义就在于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破局，顺应改革方向的突围，以及为新制度的构建打下基础。

“江苏突破”已过去30年。30年来，中国电影经过了市场化、产业化、数字化、法治化改革，在故事片产量、银幕数量、观影人次、票房规模等指标上实现了高速增长，电影业从“追跑”向“并跑”“领跑”跃升。目前，我国银幕数世界第一，票房世界前二，產量世界前三，既提升了产业硬指标，又增强了文化软实力，中国电影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电影从一度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重回社会舆论客厅，成为公众日常的热门话题。抚今追昔，“江苏突破”仍然能给予我们启示。

1.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国有电影院线改革

我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不是简单的纵向权力与资源分配关系，而是兼顾横向与纵向权力分割的条块关系。所谓‘条’，是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以部门为依据的管理体系；所谓‘块’，则是指以行政区划为准的党委领导下的政治关系。‘条块结合’又称双重领导体制”[31]。电影院线受到纵向归口与横向属地的双重管理，尤其受到属地行政管理的影响，地区分割、利益藩篱、政策壁垒等地方保护主义时有存在，例如，变相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在激励性政策等方面设定地域性条件或限制等。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目前，全国有51条院线，其中，国有院线大多由省、市电影公司转变而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若干问题。一是地域性分割明显，属地票房贡献率过高。例如， 2021年，在票房排名前30位的院线中，有13条国有院线的属地票房贡献在五成以上，其中4条在七成以上[32]。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难以打造全国性院线，而且有形成区域垄断的隐忧。二是实力较弱，经营效率和资产利用率较低，扩张能力不强。2005年至2021年，国有院线市场份额从94. 4%降至58. 2%[33]，如果以影投公司计算，趋势将更为明显。

鉴于此，一方面，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电影院线改革，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对已经上市的院线公司，要推动集团核心资产注入，鼓励兼并重组；未上市的院线公司，要强强联合，壮大实力，发挥好国有企业的压舱石作用。

2.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解决产业发展难点、痛点、堵点

从电影产业的主要指标看，中国电影已经大踏步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发展的“雁行理论”在一些领域已经失效。站在更高起点的中国电影不能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迟疑，需要在新的起点，将改革引入深水区，解决产业发展新的难点、痛点、堵点，提供中国方案。

院线制是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的重点，院线制改革解决了此前积累的问题，又在更高台阶形成了新的问题有待解决。全球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平台冲击等，这是外患；行业大而分散，院线多而不强等，这是内忧。应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等要求，第一，落实院线退出机制，加快院线优胜劣汰和并购重组，显著提高市场集中度，发挥规模效应；第二，推动资产联结型院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强化院线连锁职能；第三，探索分线发行、多轮发行、区域发行、分众发行，挖掘市场潜力，提高观众和电影的匹配效率，差异化竞争，提高经营效率；第四，提高技术引进创新水平，建立技术标准，用好资源禀赋，发挥造梦属性优势，强化影院的仪式感、沉浸感和社交感。

3.完善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电影既是艺术又是科技，既是产业又是宣传阵地，具有多重属性。在电影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与挑战，问题与矛盾，各参与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理想秩序的建立亦有多元标准。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采用什么方法，优先达到什么目标，这些利弊得失的考量，轻重缓急的斟酌，都关涉机制设计的调整与资源配置的优化。

电影发行放映政策存在先后与侧重，也需要重视配套与完备。在“江苏突破”中，苏南地区联合发行电影时，需要同步满足苏北地区的观影需求，“实现和形成苏南带动苏北，谋求全省电影共同发展”。全国城市电影开启市场化改革后，也需要配套“2131工程”加强农村电影放映事业。同样，在电影产业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同步完善电影公共服务体系。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是6个发展目标之一。为此，一要加快发展乡镇影院，促进农村电影放映优化升级，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二要推进城乡电影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不断扩大电影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三要落实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要求，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管理服务，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地基本文化权益。

注释

[1]林黎胜，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经济变更和艺术分野，《电影艺术》， 1996年第3期

[2]田聪明，《中国电影业“大地震”：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改革纪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39页

[3]向兵，冲出困境再造辉煌———写在中国电影改革行业机制一周年，《人民日报》， 1994年5月5日

[4]窦守芳，《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说明，《电影通讯》， 1993年第2期

[5]萧冬连，《探路之役： 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第171页

[6]艾知生，关于电影改革的若干问题，《电影通讯》， 1993年第2期

[7]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36页

[8]哈诚安、张明烈，竞争·开拓·前进———南京市影剧公司配套改革的经验，《电影通讯》， 1989年第7期

[9]毛瑞宁、宋玉文，在改革开放中稳步前进———记全国发行放映先进集体苏州市电影公司，《电影通讯》， 1990年第3期

[10]南京市文化市场调查组，电影市场，有进无退，《改革与开放》， 1993年第11期

[11]向兵，冲出困境再造辉煌———写在中国电影改革行业机制一周年，《人民日报》， 1994年5月5日

[12]陈国富编，《百年电影与江苏》，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275页

[13]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36页

[14]王志强， 1993年全国电影市场评述，《中国电影年鉴》编辑部，《中国电影年鉴（1994）》，中国电影出版社，第202页

[15]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37页

[16]陈国富编，《百年电影与江苏》，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275-276页

[17]徐寧，电影发行交易市场在苏州形成，苏州市档案局《苏州年鉴》编辑部，《苏州年鉴（1994）》， 1995年9月，第290页

[18]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苏州市电影发行服务中心于2004年12月20日吊销。

[19]向兵，冲出困境再造辉煌———写在中国电影改革行业机制一周年，《人民日报》， 1994年5月5日

[20]于丽主编，《中国电影专业史研究·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卷》，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9月，第137页

[21]陈国富编，《百年电影与江苏》，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11月，第276页

[22]包括：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苏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无锡市影剧公司、常州市电影剧场公司、南通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扬州市影剧公司、镇江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盐城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淮阴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徐州市电影剧场公司、连云港市电影剧场公司。中影集团当年12月参股。

[23]沐仁和、何勇，江苏长江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停业，《江苏文化年鉴》编纂委员会，《江苏文化年鉴（2003）》，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94页

[24]林莉丽，院线制十年：助推产业“破茧成蝶”，《中国电影报》， 2012年5月31日

[25]沐仁和、何勇，江苏电影实行院线制改革，《江苏文化年鉴》编纂委员会，《江苏文化年鉴（2003）》，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3年11月，第93页

[26]丁一岚，省内合并，院线重组探出新模式，《中国电影报》， 2005年6月23日

[27]幸福蓝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2016年7月

[28]吴鹤沪，怎样把“蛋糕”做大，《中国电影年鉴》编辑部，《中国电影年鉴（1994）》，中国电影出版社，第196页

[29]毛羽，寻找振兴中国电影市场的艰难之路———1993年以来电影行业机制改革概况，《电影艺术》， 1999年第1期

[30]田聪明，《中国电影业“大地震”：上世纪九十年代电影改革纪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第144页

[31]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86页

[32]数据来源：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编，《2021中国电影市场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 2022年5月

[33]廖湘君，院线制改革背景下国有电影院线发展及问题研究，《中国电影市场》， 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