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荔君

摘 要：经济重心南移现象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表现，能够体现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隋唐时期尤其是中唐起，经安史之乱的重大历史转折，在政治原因及北方环境的恶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经济重心南移是明确的。经济重心转移这一现象的产生是具有过程性的，因此这一现象应在北方与南方均留下了“痕迹”。文章拟从以长安为代表的北方地区在经济重心转移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生活变化，以及以扬州为代表的南方地区该阶段生产生活变化的相关考古材料两方面入手，对隋唐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表现加以探讨。

关键词：隋唐；曲江池遗址；昆明池遗址；九华山古铜矿；经济重心南移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3.08.038

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人口较为集中，较早便得到了社会活动的开发，成了最早的经济中心。我国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的开端虽在学界仍有所争议，但经济重心南移这一现象伴随着多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已得到较多考古资料的证实。隋唐时期的中原北方地区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尤以两京地区最为繁盛。但随着唐王朝逐步走向衰落，自然资源与生产条件更适宜生产生活及经济发展的南方地区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经济重心逐渐南移。这一经济活动现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具有过程性的，因此，在北方与南方地区均留下了經济发展或走向衰败或逐渐兴盛的例证。

1 北方地区

伴随着经济重心转移这一进程的发展，北方地区作为转移的“输出地”，会产生人员的流出、城市的逐步衰落、贸易往来的频率逐渐降低等多种负向表现，因此城址的规模变化、手工业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变化往往是最能反映经济重心转移现象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人民的精神追求也在不断地提升，即经济发展的繁荣情况与该阶段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应是正相关的，因此能够反映出社会生活丰富程度的相关考古材料，也应是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例证。以下将从长安地区的曲江池、昆明池两个遗址的相关考古材料入手，进行分析探讨，试以其在隋唐时期的变化来说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的衰落情况。

1.1 曲江池遗址

据文献记录，芙蓉园即曲江池，位于长安城东南隅。由于现代西安城是叠压于隋唐长安城之上的，完整的考古揭露难度大，因此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只是在隋唐长安城遗址上展开了一些勘探和局部发掘，并于1960年完成了对曲江池等遗址的初步勘察。根据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曲江池遗址的实探结果（图1），曲江池岸曲折不甚规整，但整体呈南北走向狭长的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最宽处600余米，周长4000余米，面积大约为70万平方米。这与《太平御览》中的记载，即曲江池的规模是“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相对应。西汉以后，长安城频频遭到毁坏，曲江池也因常年无人管理、修缮而破败。直到隋朝重新修复长安城并营建隋大兴城时，曲江池所在的东南园林区域才又被重视起来。

唐长安城修建时基本沿袭了隋大兴城的建制，沿用“芙蓉苑（亦作芙蓉园）”之名，也称为“南苑”，曲江池的繁华胜景到玄宗时期达到顶峰状态，成为都城内首选的休闲游览的景观地。唐玄宗时期，对曲江池进行了疏浚、修凿与增修，使其面积进一步扩大，这在《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五中也有相关记载：“池周回六里余，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顷，又加展拓矣。”李绅的《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诗中亦提及了春日游芙蓉园的事：“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并且在诗中特别点明是奉诏进入芙蓉园。宋之问也有《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一诗，都表明了芙蓉园为皇家御苑的性质。并且从杜甫“苑外江头坐不归”“城上春云覆苑墙”等诗句，可以看出芙蓉园有围墙环绕，反映出芙蓉园非应招不得入内，并不是寻常民众可随便进入游览之地。

唐玄宗时期，为方便由皇宫往来芙蓉园，还沿外郭城东墙修建了夹城。夹城又称复道，经考古勘探确定夹城位于外郭城东墙以西23米，并与之平行，其北连大明宫，南至芙蓉园，供皇帝在大明宫、兴庆宫和芙蓉园之间自由潜行往来，免受路人烦扰喧嚣①。在夹城通向芙蓉园处，专开了一城门称“新开门”，今天西安城还有新开门这一地区沿用古名，该地区向南即为曲江池遗址公园。夹城的出现与使用，反映了唐玄宗时期往来芙蓉园的频繁。

但盛景不长，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丧失了大量人口，国力锐减，曲江池沿岸大批建筑被毁。太和九年（835），唐文宗仅对紫云楼、彩霞亭进行了小规模修葺。随着唐王朝的进一步衰落，曲江池也因疏于管理，破坏更甚。《南部新书》记载：“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风雨，波涛震荡，累日不止。一夕，无故其水尽竭，自后宫阙成荆棘矣。今为耕民畜作陂塘，资浇溉之用。”至此时，曾经作为风景文化娱乐中心的曲江池及周围区域已至没落，不复繁华，往后随着经济重心及政治中心的转移，长安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发展程度再也无法达到隋唐时期的高度，因此这一休闲娱乐中心也再没有恢复过隋唐时期的盛况。而今天，曲江池遗址被建为大遗址公园，长安城东南隅自大雁塔至曲江池这一区域又成了名胜地，吸引众多市民与游客来此参观，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化设施的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密切的正相关联系。

1.2 昆明池遗址

与曲江池皇家禁苑的性质不同，昆明池就如同现在西安市的南湖公园一般，自汉代扩建而成之后便成了民众平时皆可游览的风景点。昆明池所处位置在周秦时期原本便有池沼，后经元狩三年（前120）和元鼎元年（前116）的两次扩建，成为一处体量较大的人工湖泊，作为公共园林供民众及游客参观游宴。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过程中，又再次对昆明池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范围。通过试掘确定了存在早晚两期池岸，分别形成于西汉及晚唐时期，与文献中记载的昆明池于唐代曾修整扩建相对应。根据试掘可见西汉时期至唐代的昆明池占地约14.2平方千米，而唐扩建至15.4平方千米，池中未见岛屿痕迹，且最深处约3.3米②。根据已进行的考古工作可知元鼎元年（前116）除了修建昆明池本体外，还在岸上新建或重修了一些建筑，另外还造有楼船。考古工作者在池内发现了一些专门为像楼船这样吃水较深的大船修建的航道痕迹。并且昆明池周围著名的亭台楼阁如长杨观、细柳观等亦是在此时建成的。自此昆明池成了民众游览的公共园林，直至后期由于淤堵等原因，造成园区环境恶化又无力修缮，最后逐步被废弃。

昆明池作为人工湖泊，原本建有较为完善的进出水系统，昆明池水引自秦岭石砭峪，考古工作在池岸南线的西端发现了进水口遗迹，并在池岸东线发现了东向的出水沟渠。但发展至唐代，受各种因素影响，仍旧出现了严重的淤积问题，文献中明确记载了三次疏浚记录，前两次为了解决水源问题，分别在太宗与德宗时期进行。而《资治通鉴·唐记·唐纪六十一》中记载了第三次疏浚则发生在大和九年（835），即唐文宗时期，“发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文宗较为喜爱游览风景名胜，想将长安城两大都城盛景都恢复到盛唐时的状态，然而昆明池占地面积巨大，但此时长安地区的财力与人力已明显下降，不足以支撑疏浚工程的巨额经费消耗。根据《旧唐书·本纪·卷十七》的记载：“时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升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可知此项工程最终是通过征收茶税提供资金保障及通过五行卜卦之术造势实现的。本次修复虽顺利进行，但已是强弩之末，唐代以后，昆明池仍旧未能摆脱逐渐干涸的态势，也基本不见有关修浚昆明池的记载。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最后一次对昆明池的修缮是在既没有足够的经费，亦缺乏民众支持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的，甚至采用了类似“大楚兴陈胜王”的舆论造势方法，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的财力衰弱以及长安地区人民生活已经不似前期一般，他们已无心娱乐游玩，民众真实的需求反映出此时经济的衰落。

这两处遗址的废弃均与政治中心的转移、关中地区的旱灾及环境恶化有关，无人主持疏导工作加剧了淤塞的情况，同时人员的流出与经济的衰落使当地物力、财力、人力均不足以支持对其再做整治工作，娱乐宴饮的需求度降低可能也是导致这两处昔日繁盛的游览盛景逐步走向荒废的原因之一。因此，隋唐时期曲江池、昆明池的变化与最终的荒废既反映了造成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又体现了其带来的结果，是北方地区该阶段社会发展情况的缩影。

2 南方地区

与北方地区不同，南方地区作为经济重心转移的“输入地”，随着人员及技术的流入，经济繁荣带来社会多方面正方向发展，州府城的建设、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等均是这种发展的例证。

2.1 扬州城

扬州城作为隋唐时期南方城市发展的一个代表，其在隋唐时期的演变能明显体现当地受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唐初扬州城仅有子城部分，随着唐王朝经济发展，为了加强商业贸易，便利运输供给中央，向两京地区运输粮草、盐、铁、茶等物资，作为枢纽的扬州城经济得到快速提升，往来人员逐渐增多并居于城内。因此，扬州城于建中四年（783）与晚唐乾符六年（878）两次外扩修建罗城部分，使扬州城面积增大（图2），对扬州城及周边商业、手工业发展起到更大的助益，使其在江淮地区逐步成为经济重镇。

扬州城内出土有宜兴窑、越窑、定窑、巩县窑、寿州窑、景德镇窑、长沙窑、洪州窑、磁州窑等全国各地名窑烧造的瓷器，突显了扬州城受漕运发展影响，经济不断繁荣并逐渐演变为水路网枢纽的中心地位。同时扬州城还有诸多波斯釉陶、胡人俑等外来器物及外国人的墓葬，这也得益于扬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带来的贸易，使扬州在此时成了一座国际贸易都市。这些频繁进行的经济活动为扬州带来的是人力、物力、财力多重的提升，也使这座城市得到了扩张与发展。

2.2 九华山古铜矿遗址

考古资料显示，1975年在扬州槐子桥附近的唐代窖藏中出土的開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钱币总计超14万枚，这不仅体现出扬州地区的经济繁荣，亦能反映出南方地区冶铜的需求量应是较大的。如同新疆地区的苏巴什佛寺一般，出土铜钱较多的遗址附近多有铜矿分布提供物质支撑。以下试以隋唐扬州城地区的一处铜矿遗址为证，说明南方经济实力增强的情况。

隋唐时期，钱币及铜镜的制造和使用相当广泛。属于淮南道的扬州和江南道的昇州，手工业及物产雄踞全国之冠。因此，江南地区当时多处均有铜矿的开采，如江都、庐江、江宁、余杭等地都发现了铜矿的遗迹。其中有一处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较具有代表性，为唐时全国产量较大的铜矿之—。该矿址于1974年被发现，1987年由南京市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合作对该矿址进行了调查。

九华山古铜矿遗址位于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东北3千米的南山，《舆地志》记载：“铜山，在府（即南京）东南七十里，周十九里，昔尝采铜于此，因名。”九华山铜矿到目前为止，共发现4个古采场。4个采场平面均不甚规整，空间大小不等，总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中4号采场规模最大，南北长206米，东西宽23米，最高处5米。《乾隆句容县志》亦载：“铜铁：出铜山。铜山有铜冶，今废。”又载：“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鼓铸，器物上多有监官花押。今学宫祭乐器品，尚有古铸。”现在该地区依旧有铜山行政村及铜窑自然村等，这些村名、地名都是该地曾大量开采铜矿的历史见证，可见铜矿生产鼎盛时期的规模。九华山古铜矿遗址中出土的瓷器从胎质灰白、釉色青黄泛绿且多施于上腹，到典型器型都与唐代宜兴窑烧造的瓷器相类似，因此推测这批器物应为宜兴窑产品，时代大体属唐代中晚期。这与前文所述扬州城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并带动周边手工业发展互为例证。同时这一古铜矿遗址距离扬州较近，为进一步认识扬州城在该时期成为铸铜中心及南方经济重镇提供了重要证据。

作为南方地区城市发展代表的扬州城以及其周边作为手工业发展代表的九华山古铜矿，这两处遗址都是人员与财力的“输入地”，其在隋唐时期的发展与兴盛体现出了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现象产生的实际影响，也是南方地区该阶段社会发展情况的缩影。

3 结语

本文在南北两区分别选取了园林建设发展、城址变迁、手工业发展的考古资料作为经济重心转移现象的例证，受笔者研究水平及考古发掘资料搜集程度的限制，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浅显的整理与基于个人理解的探讨，希望日后可以通过更完善的思考对该问题进行更严谨的研究论证。同时希望随着正式发掘工作的开展产生更多的考古资料，为该问题的深入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资料。

注释

①杭德州，雒忠如，田醒农.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J].考古学报，1958（3）：79-93，155-156，162-170.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西安汉唐昆明池水系的考古勘探与试掘（2012—2016）：关中地区夏商周、秦汉水利工程的集中发现，汉唐都城近郊水系考古的突破性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7-03-2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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