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风

《枇杷山鸟图》南宋·林椿 绢本设色 26.9cm×27.2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花鸟画发展至宋代，其写实性达到了最高峰。宋徽宗赵佶尤为重视写实，在现存徽宗画派的册页作品中，有一种秩序感和明确度贯穿于整个画面之中，极为重视准确性和严谨构图。

宋代花鸟画的写实性具体表现在以双钩重染的表现技法上，追求几乎不见墨迹的逼真效果，故而穷款、隐款、藏款现象较为普遍。对物象刻画精工细致，技艺高超，可“远望其势，近观其质”。宋画宁静肃穆，没有一点燥气，想来宋人作画时心平气和、胸有成竹，所以观之舒意畅神。而画面真实感的背后不仅深藏着画家精密耐心的观察，还有对“理学”的执念以及对“神韵”的传达。

朱良志在《理学与中国画学研究》中说：“为什么中国画写实之风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理学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方面之一。”徐习文在《理学影响下的宋代绘画观念》中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格物穷理’以求真的绘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宋画的写实画风。”但是中国绘画的写实历史并非从宋代开始，早在唐、五代时期写实技法就已经达到相应的高度，如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所画禽鸟和草虫极其精妙，风格写实，而此时尚未有理学。由此可知，宋代绘画的写实性传统部分是唐、五代绘画写实性的延续。宋代理学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画的发展，但并非宋代花鸟画写实风尚的决定性因素。

在宋人“夺造化而移精神”的精湛技法背后，展现给世人的精神世界尤为丰厚。宋人花鸟虽然在形式上重写实，但在精神层面，“神韵的传达”“意境的营造”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已经被确立，并成为指导花鸟画创作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体悟宋人花鸟画“形”“神”兼容、虚静空灵之美的重要门径。黄庭坚曾云:“凡书画当观韵。”如宋末法常的写意花鸟画，用笔恣肆而形神兼备，在宋代精微富丽的院体花鸟及清雅的士大夫梅竹外别具一格。苏轼则直接道出绘画的自我性与主观性:“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从“宣教”到“赏悦”，从“政教”到“悦情”，从黄休复将“逸格”定为绘画品评的最高标准开始，再到欧阳修提出的“萧条淡泊”之意……其中不难发现，宋代花鸟画的功能、审美与品评标准都有了新的变化，宋代花鸟画写实风尚下暗含的写意性也逐渐被彰显。“黄家富贵”的画法在北宋成为画院绘画的标准，直到崔白、崔悫、吴元瑜的出现，才打破了这一绘画标准，摆脱了花鸟画绘画风格上具有装饰性、开创性的发展方向，使花鸟画写意与写实并举。

南宋宫廷花鸟画与北宋宫廷花鸟画，在写实性的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不同之处。社会背景的变化是南宋宫廷绘画题材改变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因北方领土的失守，统治阶级开始重视社会生活，致使画家的风格有了一定的转变，开始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动荡的担忧。绘画形式上更加趋向于小巧、放逸。在绘画题材上，南宋花鸟画不如北宋时期范围宽广，继承了北宋时期“神似”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意境的营造和抒情性的表达，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意境尤其强调花鸟画家对客观事物个性的独特体现，从而在有限的物象中表现无尽的“象外之景”。

花鸟画在长期的发展中，适应人们的审美需要，形成了在观察客观形象的基础上以寓兴、写意为目的的创作传统。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在审美上以主客和谐为原则而偏于主观的创作特征，成为中国人缘物寄情、抒发胸臆的艺术载体。因此，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不是为描绘花鸟而描绘花鸟，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际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寓意性的表现。种种文化艺术现象和观念深刻反映了宋代绘画写实性与写意性的交织和矛盾，也是宋代绘画写实性所处的状态。

《水墨写生图卷》（局部）南宋·法常 纸本墨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