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香梅， 刘 斌

（1.广东金融学院 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521；2.湖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1 引言

普惠金融战略下，商业银行发展需要兼顾财务可持续性与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根据《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17）》的定义，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普惠金融服务需要三个方面能力：一是能为社会各群体提供合适、负责任的金融服务；二是财务方面可持续；三是能构建适应上述两个方面的公司治理结构。因此，普惠金融战略要求商业银行有能力构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提升企业价值，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提高，也应承担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结构也是影响商业银行绩效的重要因素，银行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财务绩效是指在市场化机制下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向客户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获得综合效益，表现为经营业绩、资产质量、流动性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等。社会绩效源于社会责任，在普惠金融战略下，主要是让金融产品与服务惠及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尤其是被排斥在传统金融体系外的小微企业、三农以及城乡贫困人群。可见，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与普惠金融的财务可持续目标具有一致性，商业银行的社会绩效与普惠金融的社会责任目标相吻合，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协调发展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核心。

大量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中，自身财务可持续性与社会责任目标存在冲突，由此，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难以兼顾问题。针对这一主题，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在探究。已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是微型金融经营成功的关键。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绩效，尤其国有商业银行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如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占比、女性董事占比、设置内部审计员等不同安排会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产生不同影响［1］。

因此，本文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对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影响。一方面，为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同发展、普惠金融财务可持续与社会责任双重目标实现寻找解决途径，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资产风险与社会责任履行进行监测与评估。相比于过往研究，本文的创新贡献在于从金融供给层面和微观视角，提出商业银行双重绩效的协同度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搜集24家典型商业银行2009—2019年相关数据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和政策建议对优化中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具有参考价值。

2 文献综述

梳理现有文献，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等方面的构成要素。股权结构包括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三个方面。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主要涉及董事会、监事会的规模与结构（主要指各类董事、监事占比）。下面根据公司治理要素进行文献回顾。

2.1 股权结构

有关银行股权性质与其绩效的研究，国外学者发现政府持有银行股份更多出于政治目的，经济效益普遍较低［2］。国内学者对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前后经营绩效的比较研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效率都低于股份制银行，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仍然存在着股权集中度过高、股权制衡薄弱等问题。刘丹和张兵［3］发现国有性质股东对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的影响显著。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高管聘任受到行政干预，在晋升上不以业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指标，而非国有商业银行高管的聘任较少受政府干预，晋升以财务绩效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4］。

根据现有研究，股权集中度与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有正相关、负相关及非线性相关三种情形。Shleifer和Vishny［5］提出大股东监督论，认为大股东有动机提高公司市值，股权集中对公司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李维安和曹廷求［6］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研究也得到二者正相关结论。但股权过度集中不利于激发管理层的创新动力，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力削弱，对银行财务绩效产生不利影响。谭兴民等［7］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财务绩效负相关。叶陈刚等［8］发现股权集中度会加强董事会规模，与财务绩效呈负向关系。马静等［9］发现股权集中度与财务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张岳等［10］发现村镇银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经营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上述研究结论表明，股权集中度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关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股权集中度影响商业银行的社会绩效有正相关与负相关两种观点。洪杰［11］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显著正相关。Godosdíez等［12］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从事社会责任活动越多。然而，Costanza等［13］认为大股东为了保护自身财产，凭借决策权减少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费用，股权集中度与社会绩效负相关。雎立军等［14］以国内上市金融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股权集中度与社会绩效显著负相关。以上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结论不一致。

已有研究发现股权制衡有利于提高银行财务绩效，原因是分散化的股权有助于对第一大股东形成有效监督，并能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信息不对称［15］。Kilic等［16］发现股权制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王晓雨［17］发现第二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制衡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成正比。以上研究表明，股权制衡有助于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并促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践中，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存在政府或国有企业“一股独大”情况，增加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会对第一大股东形成有效制衡，有利于企业充分平衡各方利益，履行社会责任。

2.2 董事会特征

董事会规模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有正反两种观点。部分研究认为，规模大的董事会财务绩效更好。因为董事会人数多，成员间的专业特长与经验形成互补，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银行价值［18］。规模大的董事会也能提高银行社会绩效，决策时可以避免控股股东的短视行为，能更好协调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董事会规模小的企业财务和社会绩效更好。因为董事会规模过大，导致决策效率低、管理层控制过度［19］。可见，董事会规模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从长远看，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牵制有利于将社会责任纳入决策目标，提高银行社会绩效。

董事会独立性主要体现为外部董事所占比例。独立董事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李维安和曹廷求［6］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银行财务绩效有反向影响，原因是独立董事人数增加带来成本上升，还有可能内外勾结。王戈阳等［20］以14家国内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例，结果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对银行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理论上，独立董事不受银行利益约束，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独立性，抑制内部董事的机会行为。在我国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占比一般达到了1／3。此外，女性董事占比也对银行绩效尤其社会绩效有重要影响。原因是女性董事谨慎减少了银行的冒险行为［21］。

2.3 监事会特征

监事会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研究认为监事会规模人数与公司财务绩效成正比，但不是越多越好，监事会理想的成员人数为10人以内［22］。段军山和黄剑超［23］以11家国内上市商业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监事会特征对银行绩效提升作用不明显。薛华溢和吴青［24］的研究认为，监事会等内部监督机构对银行绩效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国内研究表明，目前监事会的监督与质疑权未获得制度保证，其职能与独立董事有重叠，尚未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近年的研究主张加强监事会的职权，包括监事会的独立性。熊巍等［25］的研究发现，外部监事比例对公司业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职工监事的设置存在“形式化”问题。

3 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3.1 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衡量的指标体系及其测度结果分析

本文将商业银行绩效体系划分为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子系统，建立商业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的协同度模型。基于数据可得性，设计了4组财务绩效指标和3组社会绩效指标（见表1）。

表1 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测量指标体系

商业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之间的协同度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子系统各自的有序度；二是子系统之间的匹配度。搜集200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24家商业银行年度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的相关资料与数据，运用协同度模型测算。对各家商业银行的协同度赋权，以各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占比来衡量。表2显示由24家样本商业银行相关数据计算出的各类银行财务和社会绩效有序度、二者的协同度，以及整个样本银行绩效的协同度结果。在财务绩效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不如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且这种差距逐渐扩大，而农村商业银行财务绩效最差。从社会绩效看，国有商业银行社会绩效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增长缓慢，股份制商业银行社会绩效一直最低，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排序最高。城市商业银行社会绩效2013年后有较快增长，这与其市场定位调整为地方经济、中小微企业和居民服务有关。样本期各类商业银行及银行体系的双重绩效协同度呈上升趋势，但协同度较低，有些甚至为负值，表明商业银行在财务可持续与社会责任担当中面临两难困境。

表2 2009—2019年各类商业银行绩效及协同度测度结果

3.2 变量的选择与模型建立

3.2.1 变量选取与说明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包括银行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及其双重绩效的协同度。运用协同度公式计算银行财务绩效有序度（OD1）和银行社会绩效有序度（OD2）。在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子系统有序度基础上，运用协同度公式计算银行双重绩效协同度（TCI）。

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研究，股权结构、董事会独立性和监事会独立性等是衡量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因素。（1）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是衡量企业股权结构合理性的核心指标，本文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度量股权集中度。（2）董事会独立性。本文使用“独立董事占比”度量董事会独立性。（3）监事会独立性。本文使用“外部监事占比”度量监事会独立性。

控制变量。银行公司治理中的其他影响因素，如董事会规模、女性董事占比、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等在样本期变化较小，对银行绩效影响相对较弱，本文将其作为控制变量。（1）董事会规模使用“董事会成员的数量”度量。（2）女性董事占比使用“女性董事数与董事数之比”度量。（3）监事会规模使用“监事会人数”度量。（4）高管薪酬使用“前3位的高管薪酬均值”度量。（5）借鉴已有研究，同时选取样本商业银行规模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界定和计算公式见表3。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各变量平均值与中位数接近，说明各变量的分布较均匀，增加了回归分析的可靠性。为解决多重线性问题，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变量H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仅与SIZE（银行规模）相关度较高。

表3 变量的选择与界定

3.2.2 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研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如回归方程（1）所示。其中Yit表示i银行t时期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及双重绩效协同度，H1it表示i银行t时期的股权集中度；INDit表示i银行t时期的独立董事占比；WJSit表示i银行t时期的外部监事占比；Zit表示系列控制变量，用于控制t时期不同商业银行的机构层面特征。

为区分不同股权性质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影响，构建异质性实证分析模型，如方程（2）所示。其中D为虚拟变量，国有商业银行取值为1，非国有商业银行取值为0。

3.3 回归结果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3.3.1 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搜集200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以及前文得出的2009—2019年中国24家商业银行的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计算结果构建面板数据。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首先，F检验的p值均为0.000，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明显优于混合回归模型。其次，Hausman检验结果的p值均小于0.05，表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后，由于每个银行的发展情况不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能够消除可能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偏误。公司治理结构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及其双重绩效协同度的回归结果分别见表4第（1）、（3）、（5）列结果。

表4 公司治理结构影响银行双重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回归结果

第一大持股股东比例（H1）对银行财务绩效影响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对银行社会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银行双重绩效协同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一股独大”的银行为保护大股东利益，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因而股权过度集中不利于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的协调发展。

独立董事占比对银行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影响不显著。理论上，具备专业知识的独立董事有利于提高银行绩效，但目前商业银行大股东操纵董事会、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严重，而独立董事地位较低，且一般由高校学科带头人担任，由于身兼数职，对银行业务认识不全，在经营决策与投资规划方面不能发挥重要作用。

外部监事占比与银行财务绩效正相关，说明外部监事在促进银行经营效率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外部监事占比对银行社会绩效及双重绩效的协同度影响不显著，外部监事所起作用有限。

控制变量的计量结果。（1）银行规模对其社会绩效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其财务绩效与双重绩效协同度影响不显著。说明规模前五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推进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董事会规模对银行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绩效及双重绩效协同度的影响不显著。表明银行内部董事与其各部门利益密切，占比2／3以上的内部董事一般只关注银行经营业绩，内部董事成员数越多，越不利于提升社会绩效及其双重绩效协同度。（3）女性董事占比对银行财务绩效影响不显著，但对银行社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女性董事对于促进银行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影响。（4）监事会规模对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影响都不显著。说明我国银行监事会发挥作用极其有限，形同虚设。（5）高管薪酬对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对其双重绩效协同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中国商业银行的高管薪酬制度缺乏激励机制，高管薪酬不由银行财务绩效决定，而与政绩考核有关，导致银行双重绩效协同度降低。

3.3.2 稳健性检验

一般而言，股权集中度越高，则其股权制衡度越低。本文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值”作为股权制衡度的度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第（2）、（4）、（6）列呈现稳健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与前面的回归结论基本一致，表明实证研究是稳健的。股权制衡度（ZH）对社会绩效的影响显著且正相关，说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能有效减少控股股东的不合理资源配置，也能相互监督履行社会责任。

3.4 异质性分析

为区分不同股权性质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把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9家非国有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运用方程（2）实证检验。由表5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双重绩效的协同度在1%水平下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银行社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原因是国有股比例过高引发“所有者缺位”，对银行财务绩效产生负作用，而国家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在推动普惠金融战略方面阻力较小，致使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未能同方向变化，导致其协同度反而下降了。国有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占比对其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但对其社会绩效及其双重绩效的协同度影响不显著。而外部监事占比与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影响不显著。这些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会独立性、监事会独立性不充分，未能发挥理论上所说的激励约束机制。

表5 异质性分析结果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协同度模型，构建衡量银行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计算二者的协同度，利用中国24家商业银行在2009—2019年期间的数据测度，发现商业银行双重绩效的协同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分类看，国有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农村商业银行社会绩效高但其财务绩效较低，股份制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好但其社会绩效较低，城市商业银行财务绩效最高但社会绩效仍然较差。

本文实证研究公司治理结构差异对银行双重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影响，得出如下5点结论：一是股权过度集中影响银行财务绩效提高，大股东为自身利益减少履行社会责任的开支，也不利于银行社会绩效提高，但大股东之间的制衡能有效减少控股股东对信贷资源错配，提高银行社会绩效。二是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占比）对银行财务与社会绩效及其协同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中国商业银行董事会内部人控制严重，独立董事实际地位较低，职能虚化。此外，女性董事占比对银行履行社会责任具有积极影响。三是监事会独立性（外部监事占比）对银行财务绩效提升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监事会规模与银行双重绩效及其协同度不相关，说明我国银行监事会的独立性尚欠缺。四是商业银行高管薪酬制度缺乏激励机制，高管更注重政绩考核而不是绩效。五是国有股权性质对银行财务绩效有负向影响，表明国有股权的所有者虚置影响了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提高。

结合以上结论，从优化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其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及其协调度出发，提出如下建议：一是降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形成股东相互制衡机制。二是改革董事会与监事会制度，将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强化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社会责任担当。三是完善独立董事选聘机制，增加女性董事占比，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四是构建完善的商业银行双重绩效考核体系，将社会责任纳入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中，并定期公示考评结果。五是建立长效的社会责任披露和奖励办法。政府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设立银行社会责任披露和奖励办法等多样化措施，促使商业银行重视声誉品牌，引导其履行社会责任，进而促进其双重绩效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