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师资状况考述

2023-06-15唐晓丽

西部学刊 2023年7期

摘要：1938—1944年，桂林成为大后方著名的抗战文化中心，大批文教界精英聚集，使桂林教育的师资力量盛极一时。通过对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收藏的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人事档案进行梳理和分析，与《桂女中期刊》刊载的1936年末《教职员一览表》进行比对，发现全面抗战期间桂林女中的师资特点是：学历普遍提高，来自国内外名校、有师范专业背景的教师明显增多；年龄结构合理，中青年教师是骨干力量；女性教师数量逐步增加，超过男性教师；广西本地、邻近的广东和湖南省以及沦陷区各省市教师各占师资力量的三分之一；因个人健康、家庭、调职等因素影响，师资流动频繁。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女中；师资；人事档案

中图分类号：G63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07-0015-04

根据史料记载，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以下简称“桂林女中”）前身为成立于1921年的桂林道立女子师范讲习所，由道尹雷殷开办［1］110，首任校长是李良箴①；1926年更名为广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110，办有师范和初中班①；1929年更名为广西省立第二女子中学［1］110，1932年起相继开设幼师、家政等职业科及简师［2］114；1934年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2］114，1941年增设高中班②；1945年更名为广西省立桂林女子师范学校，开设师范和初中班；1950年并入桂林师范学校［2］97。由于研究对象多次更名，文中简称的桂林女中与桂林女师为同一学校。这所民国时期位于广西省桂林市的唯一的中等教育女校，对近代桂林女子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相关研究却很少。

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大批文人和教育工作者撤退到桂林避乱，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著名的抗战文化城。广西当局抓住抗战给本地教育带来的有利契机，吸纳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中学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笔者将桂林女中档案和史料进行系统整理，从教师的学历、年龄、性别、籍贯、流动情况，考察全面抗战时期学校的师资状况。

一、桂林女中师资相关文献简述

据了解，记载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女中师资情况的文献主要是1家地方档案馆馆藏的人事档案，为清晰地呈现全面抗战时期学校师资的优化情况，笔者选取1937年1月学校期刊上登载的《教职员一览表》进行纵向对比。

（一）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情况

桂林女师档案现存于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馆藏全部民国时期档案材料汇集为“临桂县民国档案”全宗，全宗号为1，按照年代、事由进行归纳整理，其中以桂林女师为立档单位整理的档案，时间跨度为1940年至1949年，共计13卷，保管期限均为永久，主要由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等机构所签发的有关教育工作的文件，以及桂林女师与广西省政府、教育厅往来的报告与批示等文件组成，其中记载了学校档案在1940年被敌机轰炸炸毁，并解释了档案残缺的原因。

笔者梳理这些档案，发现1940年到1944年的人事案卷有8卷，主要是桂林女中与广西省政府关于学校教职员任免的请示与批复文件，附有辞职信、荐委表、调职同意书等，还有少量教职员履历表，以及1940年度、1943年度的教职员一览表、训导人员名册等，荐委表、一览表和名册对教师的职务、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和经历等做了详细记载。据笔者统计，去除职员，该校共有88名教师（含校长和教导、事务、训导、体育主任，以及童军训练员）②-⑨。

（二）学校期刊登载的教职员情况

桂林女中学治会编辑出版的《桂女中期刊》，刊载了1936年末《教职员一览表》，对教师职务、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学历、经历和通信地址做了详细记载，笔者统计共有教职员30名，去除职员，共有21名教师（含兼任教师、政治和体育指导员，以及校长和教导、事务主任）⑩。

二、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女中的师资特点

笔者从教师学历、年龄、性别、籍贯、流动情况五个方面，将1940—1944年在校88名教师的动态情况与1940年度、1943年度单学期在校教师的静态情况进行对比，同时与《桂女中期刊》刊载的1936年《教职员一览》表记载的教师静态情况作纵向对比，分析桂林女中师资优化的状况与特点。

（一）学历结构

从整体上看，1940—1944年桂林女中88名教师学历构成情况是：留学归国8人，国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系毕业22人，国内大学本科毕业29人、肄业5人，国内高等师范、优级师范毕业3人，国内专科学校毕业8人、肄业1人，师范学校毕业3人，专门学校毕业8人，中学毕业1人。其中专科学校毕业的主要是图画、音乐、体育教师，专门学校毕业的是童军训练员，师范学校毕业的是训导主任、事务主任和音乐教师，中学毕业的是1名老教师②-⑨。

从学期教师学历构成情况看，1940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22人，其中留学归国1人，国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系毕业6人，国内大学本科毕业6人、肄业3人，国内优级师范毕业1人，国内专科学校毕业3人，师范学校毕业1人，中学毕业1人。其中专科学校毕业的主要是图画、音乐、体育教师，师范学校毕业的是訓导主任，中学毕业的是1名老教师⑦。

1943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34人，其中留学归国2人，国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系毕业9人，国内大学本科毕业13人、肄业2人，国内专科学校毕业3人，专门学校毕业3人，师范学校毕业1人，中学毕业1人。其中专科学校毕业的主要是图画、音乐、体育教师，专门学校毕业的是童军训练员，师范学校毕业的是训导主任，中学毕业的是1名老教师⑥。

1936年全校共有教师21人，国内师范大学、大学教育系毕业5人，国内大学本科毕业3人、肄业1人，优级师范毕业3人，专门学校毕业的3人、肄业1人，简易师范、师范学校毕业3人，中学毕业1人，不详1人。其中优级师范毕业的是校长、事务主任和1名老教师，专门学校毕业的主要是图画、音乐、体育教师，简易师范、师范学校毕业和中学毕业的是4名老教师⑩。

由以上数据可见，桂林女中1940—1944年师资水平比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有了质的飞跃，除了童军教练员和极个别旧式教育培养的老教师，从校长、教务主任等学校管理层，到班导师和专任教师这些教学一线人员，基本都是来自外省市沦陷区各类知名大学的毕业生，且很多具有师范教育类专业背景，其中不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等名校毕业生，亦有留学美日的归国人员，可以称得上是群英荟萃。如教育家陶行知的弟子操震球先生出任桂林女中教务主任，现代作家、文艺理论家杨晦先生，著名学者、诗人、古典文学评论家陈迩冬先生都执教桂林女中，讲授国文课程。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坚持教育救国理想，在战火纷飞中给学生灌输抗日救亡的精神与求学上进的信念，给地处边陲的广西带来先进文化的熏陶，推动桂林女中进入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阶段。

（二）年龄结构

从教师年龄结构上看，1940—1944年在校教师88名，21—30岁有37人，31—40岁有40人，41—50岁有8人，50岁以上有3人。21—40岁的中青年教师占比高达87.5%，并且在21—30岁与31—40岁两个年龄段呈均匀分布②-⑨。

从学期教师年龄构成情况看，1940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22人，其中21—30岁有7人，31—40岁有8人，41—50岁有4人，50岁以上有3人。21—40岁的中青年教师占比为68.2%，并且在21—30岁与31—40岁两个年龄段呈均匀分布⑦。

1943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34人，其中21—30岁有14人，31—40岁有16人，41—50岁有3人，50岁以上有1人。21—40岁的中青年教师占比达88.2%，并且在21—30岁与31—40岁两个年龄段呈均匀分布，可以说学校是中青年教师扛大梁，教师队伍年轻化特征明显⑥。

1936年全校共有教师21人，其中21—30岁有10人，31—40岁有3人，41—50岁有5人，50岁以上有3人。21—40岁的中青年教师占比为61.9%，近八成教师集中在21—30岁年龄段，中年教师出现断层，可见学校师资存在青黄不接的问题⑩。

由以上数据可知，桂林女中1940—1944年教师的年龄结构，比抗战前的1936年更加合理，1936年接近半数为21—30岁的青年教师，中年教师过少，师资出现断层。1940—1944年教师队伍形成梯次发展，近70%—80%以上为21—40岁的中青年教师，并且在21—30岁与31—40岁两个年龄段呈均匀分布，师资整体处于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也是思维最活跃的阶段，有较多的时间、较好的精力和较高的热情从事教育事业，在这样的年龄结构下，学校会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性别结构

从年龄结构情况整体上看，1940—1944年在校88名教师，其中男性35人、女性53人，女性教师占比为60.2%，且担任班导师的31名教师和担任童军教练员的8名教师皆为女性②-⑨。

从学期教师性别构成情况单独看，1940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22人，其中男性11人、女性11人，男性和女性教师持平，且担任班导师的6名教师皆为女性⑦。

1943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34人，其中男性15人、女性19人，女性教师占比为55.9%，且担任班导师的10名教师和担任童军教练员的2名教师皆为女性⑥。

1936年度全校共有教师21人，其中男性13人、女性8人，超过六成为男性教师，女性教师不足四成⑩。

由以上数据可见，桂林女中1940—1944年师资性别结构比全面抗战前的1936年更加均衡，1936年以男性教师为主，1940—1944年女性教师数量逐步增加，赶上甚至超过男性教师数量。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推行训导和军事训练，按规定由女性教师担任的班导师和童军教练员需求迅速增长，一方面是抗战救国与女权运动的叠加，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参与度提高，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南撤桂林的文人云集，给桂林女中输送了充足的女性教师资源。

（四）籍贯分布

从籍贯分布情况看，1940—1944年在校88名教师，广西籍34人，广东籍14人，江苏籍11人，湖南籍10人，安徽籍5人，河北、北平、江西籍各3人，浙江、四川、云南、山西、湖北籍贯各１人。广西籍占比为38.6%，邻近的广东和湖南籍占27.3%，其余省籍为34.1%②-⑨。

从教师籍贯分布情况看，1940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22人，其中广西籍12人，江苏籍6人，广东、浙江、河北、山西籍各１人。广西籍占比约为五成，余下五成来自华东和华北等地⑦。

1943年度第一学期全校共有教师34人，其中广西籍10人，广东籍9人，湖南籍6人，江苏籍3人，安徽、河北籍各2人，北平、山西籍各１人。广西籍占比为29.4%，邻近的广东和湖南籍占44.1%，其余省籍为25.5%⑥。

1936年全校共有教师21人，其中广西籍18人，广东、江西、云南籍各1人。广西籍占比高达85.7%，零星的外省籍教师来自广西周边，几乎是广西籍一统天下⑩。

由以上数据可见，桂林女中1940—1944年教师来源比抗战前的1936年更加广泛。1936年近九成教师来源于广西本土，1940—1944年教师籍贯分布迅速向12个外省市扩展，教师来源呈现多元化。总体上看呈现三分特点，即广西本地、邻近的广东和湖南省以及沦陷区的各省市各占三分之一，并且广西籍教师趋于减少，外省籍教师趋于增多。主要原因是随着华北、华东、华中、桂南等地相继沦陷，大批文人撤退到桂林，来自外省的优秀师资迅速占据了桂林女中的教职。外省籍教师中以邻近的广东和湖南省居多的特点，反映出教师选择就业单位时将生活习俗、语言沟通、文化传统、人脉关系等作为重要考虑因素。

（五）流动频繁

1940—1944年桂林女中教师流动人数有60人，占比高達68.2%，教师队伍很不稳定。分析人员变动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辞职和离职，共有38人。辞职和离职的教师以旧疾复发或精神衰弱需要休养为主，还有部分因受家事牵累或随家人外迁等家庭因素影响，亦有个别因求学深造辞职。可见，身体和家庭因素是教师流动的主要原因。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正常情况下教师身体素质和女教师兼顾家事与教学的因素，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敌机不断轰炸桂林城，使教师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战时物资供应不足造成生活条件相对艰苦，躲避战乱使得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二是调职，共有19人。其中有省政府统筹规划，例如档案记载的省政府电文《电饬桂中校长蒋培英着即免职另候任用，遗缺调桂女中校长雷震继任仰即到校接收具报由》：“桂中校长蒋培英另候任用，遗缺调桂林女中校长雷震继任”④，更多的则是教师受他校延请而向学校请调。此外有2人退休，这与前文分析的教师队伍年轻的特点相符。还有1人因玩忽职守被撤职，可见对教师除检定资格外，还有严格的管理要求②-⑨。

1940—1944年桂林女中变动人员的職务范围，涉及2任校长、5任教务主任、3任事务主任、8任训导主任、4任体育主任，以及29位班导师、32名专任教师和8名童军教练员，这段时间保持不变的仅有6名专任教师。可见，短短四年间，学校从管理人员到教学人员的变动都相当大，管理人员甚至全部更换。

三、结语

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女中利用沦陷区文人南撤的有利条件，选聘了大量有较高学历和教学水平的教师充实师资力量，师资队伍在学历、年龄、性别、来源等方面不断优化，堪称学校发展史上师资阵营最为豪华的高光时刻。尽管由于战时教师流动性增强对学校教学和发展不利，但这些教师带来新的教育思想和丰富的教育经验，对学生和学校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有关桂林女中师资状况的文献，印证了全面抗战时期桂林女子中等教育师资力量壮大的史实，为研究当时广西中学教育办学历史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佐证。

注释：

①《广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概况》，广西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事务部出版课，1929。

②《桂林女师：民国29年度任免职教员文件》，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2。

③《桂林女师：教职工任职、离职、委任状、辞职》，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

④《桂林女师：教职员任、离、辞职书、名册、一览表》，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5。

⑤《桂林女师：人事任免卷》，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0。

⑥《桂林女师：人事案卷》，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2。

⑦《桂林女师：行政、教务来往公文及学生名册》，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11。

⑧《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训导人员名册》，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4。

⑨《广西省立桂林女子中学训导人员名册》，桂林市临桂区档案馆藏，全宗号1，目录号1，案卷号7。

⑩《桂女中期刊》，广西省立桂林女中学生自治会编辑委员会，193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