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在外的毛泽东惊闻噩耗立马星夜兼程赶回韶山村，母亲已入土两天了，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他跪守慈母灵位前，以泪和墨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诗作《祭母文》（97句），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至孝至爱之心溢于言表。

毛泽东在少年读私塾时，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读物和“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著作，对中华传统文化自是谙熟贯通。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中华传统，终其一生，以中华传统文化立身处世，忧国报国、待亲待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父亲毛顺生：“老头儿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位严厉的人。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毛泽东学会了记账和双手打算盘后，1910年秋天，毛顺生让他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当学徒。然而，毛泽东的志趣不在经商，他渴望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学堂去读书。毛泽东深知父亲的倔强脾气，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说服的，又不能犯上忤逆去斗嘴。于是，他联系塾师兼族兄的毛宇居以及外婆家的人一道力劝父亲让他去读书。毛顺生终于同意了。这天早晨，毛泽东即将告别父母到东山学堂去求学。送行的除父母外，还有弟弟毛泽民、毛泽覃、老师毛宇居等人。一向严苛的毛顺生也流下了热泪。后来毛泽东曾说道，“老头儿是一个克勤克俭的人，他的严厉态度对我也有好处，这就使我干活勤快些……”

1919年在母亲病逝一个月后，毛泽东把悲伤且操劳过度的父亲接到长沙休养、散心，三兄弟陪同父亲在长沙照相馆合影留念。毛泽东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的孝心。

1920年1月23日，毛顺生因患伤寒离世，享年49岁。这时毛泽东带领驱张（军阀张敬尧）代表团正在北京请愿，他沉痛地对杨开慧唏嘘道：“我真是一个不孝之人，一误再误，不但未能赶上为母亲送葬，而且泽民来信，父亲也不幸最近逝世，我却回不了韶山冲……”

母亲文七妹：“在我还小的时候，她便经常教育我要‘夹紧尾巴做人”

与严厉暴躁的父亲不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则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女人。对周围的人，无论远近亲疏，文七妹都是真诚相待，从不欺心，对穷人乐善好施，以礼相待。对丈夫过分的节俭和严苛以及性情上的暴躁与专制，她大都是选择忍耐。正因为这些美德，毛泽东对母亲格外孝顺和敬爱。他曾玩笑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另一个是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起母亲时，曾说道：“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勤劳节俭。在我还小的时候，她便经常教育我要‘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说得很对，我也常常拿来跟同志们讲。”

1919年春天，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到了长沙后，他让弟弟毛泽民将母亲接出来，送到长沙诊治。那时交通不便，从偏僻的山沟里到省城诊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足见毛泽东对母亲至孝至极。到了长沙后，毛泽东“亲侍汤药，未尝废离”。期间，兄弟三人拥着从未出过远门的文七妹进了一家照相馆，给母亲留下了一生中唯一与三个儿子的合影。或许，毛泽东预料母亲的病已是回天无力，留下遗容以慰日后思念之苦。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享年52岁。在外的毛泽东惊闻噩耗立马星夜兼程赶回韶山村，母亲已入土两天了，未能见上最后一面。大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悲恸欲绝。他跪守慈母灵位前，以泪和墨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诗作《祭母文》（97句），饱含深情地追述了母亲一生的辛劳和美德，至孝至爱之心溢于言表。他还作了两副挽联，其中之一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在母亲的影响下，使幼时毛泽东形成的朴素慈悲情怀，升华为对人民的爱、对民族的爱和为穷苦人谋幸福的思想。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

1959年6月25日，离开韶山32年的毛泽东怀着对家乡故土和安息在九泉之下父母的怀念之情，回到了韶山。翌日清晨，在没有行程安排的情况下，毛泽东独自一人快步朝着故居对面的南竹皂走去。等聞讯的人赶来时，他已来到了父母的坟前，用手折下一束松枝放在坟顶上，双手合拢虔诚地三鞠躬，轻轻念道：“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俩来了！前人辛苦，后人享福。下次再来看你们！”

返回的路上，毛泽东对陪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这时早已以身许国的领袖，应该是无限怀念父母在家的日子，感念父母的养育和教诲之恩。

（《党史博采》 梁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