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大赋假设问对、虚阔铺陈、博物胪列的文体特点之形成，有得于先秦诸子学说、纵横之谈及汉代经学系统的润泽，彰显大赋创作的学问所系意涵。赋家基于类思维，于赋中以类相从铺叙物事，体察物类情志，进而以夸饰技法，拈来远古神话和四方奇物，创造凌铄于现实的想象世界，最终落实到字词的繁难，名物敷写、物态形容的同形衍复，或因声造形，乃见学问。以致后世论赋必称才学，递相仿效汉作，竞技炫才，诗词创作也以学问为本，于宋代形成“以学问为诗（词）”的创作潮流，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

关键词：汉大赋；学问；文本；语用；范式

作者简介：马言，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贵阳  55000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赋论整理研究”（19ZDA249）；贵州财经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项目“六朝辞赋语用研究”（2021YJ001）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3.02.013

汉大赋创作本于汉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制度体系与削藩政策决定着汉大赋创作的主题格调，统一经学体系的建构营造了大赋创作的学术文化氛围，由此形成大赋创作与批评的轩轾不合。武宣之世，天子赞许司马相如等人赋作，但司马迁、扬雄、班固及后世左思、挚虞等人却多加批评，并以《诗》学本位否定大赋丽藻夸饰、凭虚铺陈的特性，以致文学史一度以缺乏情性彻底否定大赋的地位和价值。实际上，汉大赋系于学问，赋家基于博览群书的经学修养、通晓古今文字的小学训练、包括宇宙的恢宏气度，以连类夸奇敷陈大汉帝国四海八荒的万有物事，根植于多博物、多识字，借以昭示天子权威和大汉王朝气象，体现为文化的自信和国家意识的彰显。

一、学问的渊源

大赋创作系于学问，既受历世学术风气影响，又与汉代经学隆盛有关。诸子学说、纵横之谈、《离骚》《山海经》《舆地志》等先秦学术影响汉赋技法，于汉奉为经典后又滋养着赋家的经学修养，共同推动大赋创作的学问取向。

清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云：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 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1

按章氏论，辞赋的发生源于《诗》《骚》和诸子百家，假设问对、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等赋体的形式特征皆有因应，以致“自成一子之学”。实际上，相对于《诗》的话语系统，大赋与《骚》的血缘更近2，具有独特的乡风别调。清程廷祚《骚赋论》云：“宋玉以瑰伟之才，崛起骚人之后，奋其雄夸，乃与《雅》、《颂》抗衡而分裂其土壤，由是词人之赋兴焉。”3若说屈骚尚保留天然的楚风、楚调，则宋赋去情叙物，转向名物铺陈之路。青木正儿说：“屈赋主抒情，至宋赋则主叙事，以罗列事物的形容为事，及汉代，此风大开，遂至使后人以此为赋的本格。”4由此，骚、赋分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抒情作品称为“骚”，以宋玉开创的主物作品称为“赋”。5这是辞赋发生的基本流脉，当先明辨廓清。

章论要以“出入战国诸子”展开。《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6，三言之中，“寓言十九”7，为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寓言就是假托言说，也就是“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而“缥缈奇变”。8今观其文，良以人物对话虚夸故事，指向遥远虚无境域，借以阐发某种哲理，《逍遥游》中“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9，《外物》中“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嵇，投竿东海”10，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列子》同是。胡应麟《诗薮》谓：“蒙叟《逍遥》，屈子《远游》，旷荡虚无，绝去笔墨畦径。百代诗赋源流，实兆端此。”11王十朋说《上林赋》：“其词多夸而其事不实，如卢橘黄柑之类，盖上林所无者，犹庄生之寓言也。”12明见庄子“寓言”对汉赋凭虚之影响，相隔不同时空的文体形式，总因虚夸的体式关联而获得体认。枚乘《七发》中的七事编造，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大人》中虚拟故事和虚无境域的创设，并见《庄子》遗续，扬雄、班固、张衡及王延寿沿承，虚中设奇，想象遥远，于模仿中创新，共同描绘大汉帝国的壮丽画卷。

“《苏》《张》纵横之体”意在恢廓声势。纵横家游说各国，必以学问的滋养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夸张修饰，惊悚对方，达到劝说目的。蔺相如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会盟”中，以激昂的气势劝说秦昭王，辞令辩丽横肆，气势纵横，彰显一代外交家的风采。司马相如本名长卿，因“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13，其赋深得“恢廓声势”之精髓，铺张扬厉，气势恢宏。如《上林赋》描绘上林苑物事，山川地理、动植名物、礼乐典制，靡不铺写，无远不届，不肯漏一。写天子畋猎后的乐舞表演，“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1。高台上入青云，舞场阔大旷远，巨钟重十二万斤，钟架重百二十万斤，夸张至极。同时，以动词引领句式，形成连续动作，源源不断，以名词引领句式，表现声乐状态，绵绵不绝，读之明显可感战国纵横家的恢廓声势和铺张扬厉之气，山陵震动，川谷荡波，赋气振荡。

汉赋受到《离骚》《山海经》等先秦学术影响，自有承續传统，亦有当代经学要求。谢榛《四溟诗话》所论精切：“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2赋家学问的养成在于万卷书修读，以成竹于胸，亦即《西京杂记》所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3，用时便万箭齐发，排宕而出，不容间发。《离骚》对汉赋的影响，已有确论。班固《离骚序》谓《骚》：“多称昆仑、冥宓妃虚无之语……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4汉赋虚无之语的另一源头便是《山海经》。刘秀《上〈山海经〉表》曰：“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5《山海经·南山经》载：

《南山经》之首曰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6

“四至”开头而胪列各类名物的方式，直接影响汉大赋的文本结构。如《上林赋》“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7。张衡《南都赋》承之，首述“其山”“其川渎”“其水”“其原野”“其园圃”等上位空间，又于其下细述“其木”“其竹”“其水虫”“其草”“其鱼”“其鸟”等名物，物产丰富有序，杂而不乱。8《上林赋》中蛟龙、玉龙、玄豹、蛩蛩、赤螭、白虎、穷奇等异兽麇集，并可见于《山海经》。

至于《舆地志》9，赋家铺陈物事，彰显帝国气象，离不开图志。汉大赋虽有虚夸倾向，但仍是在现实地理空间基础上的文化空间建构。10《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年扩大上林苑，有论者考证出上林苑面积约三百余里11，又因上林苑为皇家禁苑，司马相如亲往机缘不多，唯依托《舆地志》之类图志才能铺写上林之实，并依靠自身游历对古益州的认知和蜀人的大胆想象精神，开拓到天下四方。《周礼·天官冢宰》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12汉代的政治文化具有“大汉继周”13的意识，出于政治管理需要，重视图志，不仅收集秦藏，而且大量绘制14，以便“体国经野”，如《汉舆地图》、朱赣《地理书》、王莽《地理图簿》、汉佚名《司空郡国舆地图》、张衡《地形图》和《后汉舆地记》等15。有学者已经注意到方志编纂在知识积累和写作方式维度上对汉赋创作的催动。1余定国认为，张衡《二京赋》“具有双重的地图学意义……可能包含了有关地图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应用的证据。……除了可能是有关应用地图的描述，张衡赋中的一些用词也暗示它可能是根据地图撰写的”2。不唯畋猎、都城题材，宫殿赋的创作也离不开原始的图状形貌之作。晋张华《博物志》载：“王延寿，逸之子也。鲁作灵光殿初成，逸语其子曰：‘汝写状归，吾欲为赋。文考遂以韵写简，其父曰：‘此即好赋，吾固不及矣。”3又《文选·鲁灵光殿赋》题下张铣注：“范晔《后汉书》云：‘王延寿父逸欲作此赋，命文考往图其状，文考因韵之，以简其父。”4王逸欲以鲁灵光殿为对象作赋，令子王延寿实地图写其形状。显然，汉赋创作的图志参考，一方面显示凭虚夸饰的现实参照，另一方面也表明实地考察的作赋征实，同为赋家学问的来源和表现。

当然，汉代赋家的学问不拘于小学，而是以经学为核心的博杂的学术体系。清阮元《四六丛话序》直言：“两京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5考诸史传，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6；东方朔自称从13 岁到19 岁学《诗》《书》、击剑、孙吴兵法，凡诵四十四万言7；王褒“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8；扬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9；班固 “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0；张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11；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12。赋家的博学用于大赋创作，发为比类夸饰、穷尽古今的丽藻铺陈，显见“学问”功夫。

二、连类的铺陈

先秦学术和汉代经学所形成的学问积累，为大赋铺陈奠定了基础。唯以赋家的博览群书、博物多学，才能于賦域展开铺叙。表现为两端：一是基于先秦和汉人的类思维，用以类相从的思维和方法结构赋篇；二为本于赋家主体情志的物类体察，以语类表达。但汉代之后，物类化为事类，以事叙物变为典事堆彻，甚至无关情感的知识卖弄，与汉大赋本于情志的连类铺陈已然有别。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谓：“物以赋显。”13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4清纪昀评点说：“铺采摛文，尽赋之体。”15王昌龄说：“赋者，错杂万物，谓之赋也。”16刘熙载《艺概》云：“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17故赋家学问首要体现在铺陈物事，方法是离辞连类。邹朝斌注意到类思维对汉赋内容和结构的影响18，故不再就此问题展开细论，但仍从学问的角度重点关注赋家积学形成的分类思维、方法和主体意识对大赋铺叙的影响。

《易传·系辞上》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1《九章·怀沙》云：“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王逸注：“类，法也。”2《庄子》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3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前文也提到汉赋“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故从赋家学问来源看，经史诸子和汉代经学，都蕴含鲜明的类思维，知类、分类、归类、别类、类比等为主要分类方式。尤其是汉代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哲学分类方法，直接影响了汉人的思维方式。司马迁《屈原传》“举类迩而见义远”5，《太史公自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6，司马相如《封禅文》“依类托寓”7，《方言》“肖、类，法也”8。由此，在汉人心中形成类别种类、法式方法二义，作用于汉赋创作，形成以类相从的作赋思维和方法，体现在结构上依照地理方位次序展开，内容上建立“畋猎”“山水”“鸟兽”“草木”“人物”“宫观”“礼仪”“游乐”等名物系统，为赋家“感物造端，材知深美”9的切实学问表现。

大类划分如《西京杂记》所载，“控引天地，错综古今”10，《子虚赋》“其山则…… 其土则……其石则……其东则……其南则……”11，囊括包举四海九州万物，山川地理、气候气象、城市建筑、动植物种及礼乐典制，细大无遗，靡不铺写，尽充于内。元陈绎曾《文筌·汉赋制》论赋之“引类”以为，“篇内泛览群物，各以类聚，此赋之敷衍者也。务欲包括无遗”12，实为赋家面对帝国丰富物质世界的学问溢出。可见，大赋铺陈在类合观念下，虚实不论，终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为准的。小者如枚乘《七发》，“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13，继而溷章、白鹭、孔鸟、鹄、 雏、 、翠鬣、紫缨依次铺开。马、扬、班、张承续，论物事按属类，极尽铺陈，纷至沓来，缤纷有序。《子虚赋》“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玄厉，礝石珷玞”14，毋庸说以偏旁部首组字的物类聚合，即使以“物”观“事”，也重在物类弥多的铺陈，譬如《子虚赋》写夜间射猎，“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姗勃窣，上金堤，掩翡翠，射 ，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连鹅，双鸧下，玄鹤加”15。弋射所获之翡翠鸟、锦鸡、白天鹅、野鹅、鸧鸹、黑鹤等水禽鸟类纷繁复杂，契应“多识博物，有可观采”16。

再如张衡《西京赋》，“其中则有鼋鼍巨鳖，鳣鲤 鲖，鮪鲵鲿鲨……鸟则鹔鹴鸹鸨，鹅鸿鹤”17，走兽飞禽并是以类聚集。在铺叙百戏表演场景时，也是以事叙物：“乌获扛鼎”（举重）、“都卢寻橦”（攀竿）、“冲狭”（钻刀圈）、“燕濯”（翻跟斗）、“胸突铦锋”（硬气功）、“跳丸剑之挥霍”（耍剑）、“走索上而相逢”（走绳）、“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化装舞会）、“鱼龙曼延”（模仿幻化表演）、“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魔术、幻术表演）、“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驯兽）、“百马同辔，骋足并驰”（马戏）。1恰如刘熙载所说，“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2。盖是出于天人之比的思维方式，即所谓“合而通之，缘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3。但要注意，张衡的分类并不完全同于前人，枚、马、扬、班承继孔子以直观特点分类的方式，张衡的《西京赋》在描绘上林苑时说“植物斯生，动物斯止”4，以“植物”“动物”做区分，具有近代科学的意味，这与他自身的科学素养密不可分，也是学问的表现。正如冯友兰所说“汉人知类，汉人有科学底精神”5。

汉大赋的连类铺陈系于学问，既是统一帝国建立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与开拓，也是对宇宙万物类属与具象主动体察的表现。《山海经》及《庄》《骚》对遥远世界的描绘、汉代疆域拓展形成的未知地域，都对大赋的铺陈创造具有催动之功。铺陈意味着要竭尽才智，在广博空间内填充物事，本身体现了主体的精神。“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是“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以致后人对汉赋的连类铺陈形成错位认识。汉大赋连类主要是物类和语类，但魏晋之后则侧重于事类。曹丕《答卞兰教》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6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7物类转为事类之后，赋家的才学便体现于典故的运用。如陆机《遂志赋》：“傅栖岩而神交，伊荷鼎以自进。萧绸缪于丰沛，故攀龙而先跃。陈倾覆于楚魏，亦陵霄以自濯。伍被刑而服剑，魏和戎而拥乐。”8连用六个典故，并将典故与骈对融合。直至南朝庾信《哀江南赋》，隶事用典与声韵属对的符契达到极致，开唐宋律赋先河。

唐宋闱场考赋，经史命题，要求赋“技”和赋“学”。宋孙何谓：“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9就此催生事类赋的创作。宋吴淑《事类赋》后，踵事增华而续者，有明华希闵《广事类赋》，清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等。宕开一途，广之以各类学科，诸如道教的《金丹赋》、医药学的《脉赋》、命相学的《奇门赋》、卜筮学的《九星赋》、术数学的《六壬军帐赋》、刑法学的《刑统赋》、纪年学的《历代纪元赋》、文字学的《小学赋》、兵法学的《卫武公赋》、理学的《四书类典赋》，及神话学的《山海经类对赋》云云。此种“事类赋”虽聚事成文，但已不是连类铺陈的学问所系，已然脱离赋写事类的隶事用典，而是“以数典为主，充读者之腹笥”10，不同于汉大赋的“虽引旧事而莫取旧辞”11，而是类书的生产。清袁枚说：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翻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12

袁论识见精拔，班固、左思等所创大赋的连类铺排不是知识的搬运，而是本于主体情志的学问发明，导源于司马相如，意在借类铺陈以成夸饰奇丽，炫耀学问，耸动人主，获得更好的仕途进阶机会。

三、夸饰的尚奇

汉大赋夸饰的尚奇，是系于学问的凭虚想象。饶宗颐《〈辞赋大辞典〉序》开宗明义言：“赋以夸饰为写作特技，西方修辞术所谓Hyperbole者也；夫其著辞之虚滥（exaggeration），构想之奇幻（Fantastie），溯原诗骚，而变本加厉。”1夸饰为赋家炫耀学问的特技，尚奇则是赋家博学的表现，更显见识。大赋之夸饰，一方面是基于现实地理空间，运之以楚《骚》精神，进行文化空间的拓展和遥远世界的想象，将天下四方物产尽归于汉；另一方面是以典籍之中和遥远未知世界的奇物，激发天子凌云壮国之志。二者共同彰显帝国阔大、物产富饶的国家认知和国家认同意识。

司马相如《上林赋》的夸饰首先是基于上林苑的地理空间而展开。《汉书·东方朔传》云：“建元三年……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提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2上林苑周围不过数百里3，但《上林赋》铺写范围广大无极：“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苍梧、西极、丹水、紫渊的四至范围，即是赋家本于学问的虚阔铺陈，并无实指。有论者指出：“左苍梧”指向东海之滨，与武帝海外求仙之事有关；“右西极”与武帝通西域相联；丹水在其南来自《山海经》，地处南越国，与武帝大破南越国有关；北紫渊与武帝立太一有关。4总之，这与汉武帝开拓疆域和求仙行为相关。其却未注意到一个事实，《上林赋》的创作时间是建元三年（前138）5，也就是汉武帝即位第四年。然汉武帝诸多开疆扩土、海外求仙的事迹则发生于《上林赋》创作之后，因此赋中所言四至范围并不是对武帝功绩的影射，而是基于《山海经》的积学对上林苑的夸饰，以迎合继位不久的汉武帝。“苍梧”来自《山海经·海内东经》“苍梧在白玉山西南”6。“西极”就是“邠国”7，为西方极远之处。郭璞《山海经图赞·海外东经图赞》谓“东尽太远，西穷邠国”8，《离骚》也说“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9。“丹水”出自《山海经·北山经》“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10。“紫渊”也来自《山海经》，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山海经》云：‘紫渊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11《上林赋》对上林苑地理空间的无限拓展，就是系于学问的夸饰，类于上林苑建设蓝图，意在振奋人心，耸动人主。恰如王充《论衡·对作》所言：“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12

汉大赋的名物铺陈，亦资于凭虚夸饰。在想象的世界中填充殊方异物，更需赋家博览群书，在典籍中搜罗异物。《上林赋》中部分植物取于《离骚》，本为楚地所有，却植于上林，如木兰、江蓠、青 、揭车之俦等。再看对“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跃波”的描绘：“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沓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13《史记索隐》引晋灼语：“此虽赋上林，博引异方奇珍，不系于一也。”14上林苑作为皇家禁苑，盖将四方异物移植于内以做观赏，类于现代动物园、植物园，但当时多是“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1，不似司马相如笔下“卢橘夏熟”的勃勃生机。司马相如精骛八极，挫万物于笔端，四方异物并为铺陈之需，却为后世讥评，当是不知大赋创作是主于情志的学问表达。程大昌《演繁露》即云：“亡是公赋上林，盖该四海言之……后世顾以长安上林核其有无，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者也。”2

皇甫谧即为先例，“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3，批判汉大赋胪列四方殊物于“中域”，虚构异物，无中生有。同时肯定左思《三都赋》“考分次之多少，计殖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4的征实稽录。左思应之而云：“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杨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5然而《三都赋》也落入相如等人虚夸的“圈套”。《吴都赋》“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蛇，鲛鲻琵琶”6，侈言神怪，荒诞不羁，非如赋序所言“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7。何焯《义门读书记》就指出，《吴都赋》中“百川派别，归海而会”二句，“皆赋家夸饰之词，不可实指”8。又如张衡《西京赋》写昆明池之大，“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濛汜”，其中名物“诡类殊种”等9，亦在广博空间填充四方异物，以为夸诞。明顾起元评之：“或侈其宫室畋猎之盛，指瑕为瑜，或靡衍非事实，诗人之富（赋）丽以则，何其爽与。”10凭虚夸饰成为汉大赋的重要特征，也是赋家厚积薄发的学问显现。

尚奇与夸饰处于同一维度，相辅相成，“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11，内在关联如刘熙载所说“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12。尚奇的目的一方面是展现才学，耸动人主，另一方面是知识的聚集，彰显汉人的博物观念。前引刘歆语，汉人多读《山海经》，以见远国异物谣俗。汉赋名物多取于《山海经》及四方奇异物怪，是汉人胸怀天下、怀抱四方的表现。既是知识的积累，也是学问的释放。如相如《上林赋》描绘上林苑，却将远古神怪拈来凑会，蛟龙、赤螭、麒麟、角躮、穷奇、应龙、、蛩蛩、玉虬、玉鸾等远古神兽纷至沓来，可见赋家博物多学，想象遼邈，真如扬雄所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13祝尧称之“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14，刘熙载直言“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15，固以虚夸尚奇之才，亦资厚学博识。

相如赋圣，后世追拟，扬雄为要。《甘泉赋》极力描写甘泉宫的崇殿华阙，虚中有奇，“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16。《羽猎赋》写国家富足之象，则“凤皇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17，并为神物，奇异难觅；叙鳞甲飞动之形，则“使文身之技，水格鳞虫，凌坚冰，犯严渊，探岩排埼，薄索蛟螭，蹈 獭，据鼋鼍，抾灵蠵，入洞穴，出苍梧，乘巨鳞，骑京鱼，浮彭蠡，目有虞”1，于夸饰中创造奇象。其后，班固《两都赋》写畋猎则“风毛雨血，洒野蔽天”2，述典制则“发鲸鱼，铿华钟，登玉辂，乘时龙”3，虽含“象体”4意味，但不能遮蔽夸饰尚奇的本质。张衡《西京赋》描写上林苑珍禽神怪，“陵重 ，猎昆。杪木末，攫 猢。超殊榛， 飞鼯”5等。夸饰尚奇要求赋家博览群书，具有博物的识见，以对国家地理疆域、物产的认知，强化对大汉帝国的认同。

四、字词的繁难

名者效物，物以名分。汉语单音独字，一字一义，一物一名，博物就要多识字。大赋的连类铺陈、夸饰尚奇，都以名物为核心，广之以物事，终于字词创造。表现为两端，一是名物的直接敷写，二是物态的形容描绘，并以奇字、联绵字、古字等繁难字的运用，尤其是因声造字，彰显赋家的小学功底。但后世不知赋家用字的学问积淀，妄加偏旁，肆意改造，以致形成“字林”的否定批评，脱离汉大赋文本原貌。

赋家铺陈，尤好奇异神怪，相对应的字也就繁难，适可炫耀学问。元祝尧《古赋辨体》谓：“自楚骚已多用连绵字及双字，长卿赋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赋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6司马相如《上林赋》云：“ 渐离，鳙鳍 ，禺禺鳎……”郭璞曰：“ ，鲔也。”李奇云：“周洛曰鲔，蜀曰 。出巩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龙门之限，则为龙矣。”郭璞曰：“，鱼有文彩。”“禺禺鱼，皮有毛，黄地黑文。，比目鱼状似牛脾。细鳞紫色，两相合得乃行。鳎，鲵鱼也，似鲇，有四足，声如婴儿。”7并本賦、、 等，率皆异物，若都是平常所见鸡鸭牛马，定然不具夸饰和耸人效果。又如张衡《南都赋》：“其木则柽松楔，槾栢杻橿，枫柙栌枥，帝女之桑，楈枒栟榈，柍柘檍檀……其鸟则有鸳鸯鹄鹥，鸿鸨鹅。”8四字一句，或双音节描绘一物，或一字一物，堆垛成句，不容中断。名物的取用就是多认字，赋中胪列树类和鸟类字之多，足见博物的小学功底。

大赋中物态的形容描绘愈加繁复，多以叠字、双声、叠韵等联绵字来堆彻铺写。翻检汉赋，写“水”，描写“水声”，就有“沸乎”“彭湃”“ 弗”“宓汨”“泌 ”“逆折”“潎洌”“滂濞”“莅莅”“瀺灂”“沉沉”“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等；描写“水势”，而有“暴怒”“汹涌”“偪侧”“横流”“转腾”“沆溉”“穹隆”“云桡”“宛 ”“胶盭”“逾波”“趋浥”“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坁”“注壑”“霣坠”“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漂疾”等。写“山”，形容山的“高峻”，就有“”“崔巍”“崭岩”“巀嶭”“嶊崣”“崴 ”“崇隆”“崔崪”“峍崪”“ 屴”“崛岣”“岑崟”“峥嵘”“崔嵬”“嶕峣”“峣崯”“嶜岑”等；形容山的“险峻”，则有“岖嵚”“岿崎”“倚巇”“迤 ”“巉崄”；形容山的“高大”有“矗矗”“”“嶈嶈”“岿巀”“岌 ”“嵣 ”。写乐声，则有“咇”“”“鸿洞”“婆娑”“绵连”“牢落”“泛滥”“杂沓”“拔摋”“恻惐”等，或同形衍复，或因声造形，并以类相从方式的实现，旨在形貌摹写和声音形容。

同时，赋家造用联绵词，语义精确，形象贴切。如写水声，水向下流动用“涖涖”，水相击用“霈霈”，水冲石用“礚礚”，并用重言9；写山势，分别用“岪郁”“嵚巇”“崎岖”“崛崎”“迤 ”“ 岏”“崷崪”“峛崺”等，表现山的盘曲、对起、倾斜、陡峭、斜平、尖锐、高长、平长等不同形貌。扬雄《长杨赋》写捕猎，以“罗罔罝罘”1四字并置，仿佛布下天罗地网，形象生动，显见小学功底。

赋家名物类合、物态形容的小学功夫，来源于经学系统下的小学教育。小学旨在辨物类名，意趣颇与博物学相通，而汉之赋家亦多含小学素养。《汉书·艺文志》说：

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斷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2

学童试六体，要能“通知古今文字”，赋家更需如此。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人并撰有字书，为大赋创作临文造字奠定了基础。汉大赋异物怪态所承载的繁难字、因声异形和奇字泛用，正是缘于古今文字的复杂、秦朝“书同文”的不彻底以及方言方音的参用。阮元论曰：“古人古文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汉之相如、子云，无不深通古文雅训。”3相如赋自铸伟词，同声避免同形，变化较多者如参差—偨池— 嵳、委丽—骫丽—葳蕤—委蛇—威蕤、宛 —婉 —宛蜒、猗狔—佁儗—猗抳、隆崇——隆窮—茏茸、壇曼—延曼—衍曼—靡曼、陁靡—猗靡—施靡—离靡等，并是因声求义，只要发音相同或相似，并不拘于字形，以达到“象体”的效果。

扬雄好奇，常拟相如。其《答刘歆书》曰：“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4宋朱质《跋李刻〈方言〉》云：“汉儒训诂之学惟谨，而扬子云尤为洽闻。盖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学详说，将以反约。凡其辨名物、析度数，研精覃思，毫厘必计，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语，莫不推寻其故而旁通其义。”5扬雄通晓古字，其《河东赋》“洒沈葘于豁渎兮”中，“葘”为古“灾”字6；《羽猎赋》“玉石嶜崟”中，“嶜”为古“岑”字7；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同时，在司马相如造字基础上愈加依声变形，《上林赋》有“崔巍”一词，转写“催崣”，扬雄《甘泉赋》则有“崔巍”“嶊嶉”“ 隗”三种形式。王先谦《汉书补注》曰：“嶊嶉即崔崣之同音变字，若今言崔巍矣。……五臣本 隗作 隗。 隗，犹崔巍也。”8崔、嶊、 、巍、嶉、嵬、隗等都是微母字，赋家避免重出，因声变形，临文造字。恰如周生杰所说：“辞赋中出现的玮字，就是赋家挖空心思提炼口语中传神的状声状貌的词汇并大量用在作品之中，或者原无定字，写成书面语时，各凭其声；或假借用之；或再附加形旁以造新字。”9凡此可见赋家本于方言、古字的因声造字实情。

晚清郑珍《说文新附考》载“湲”字，郑知同按语云：

《楚辞》中形容叠字，许书阙如……若“侘傺”、“崴嵬”、“踥蹀”，与“暧暧”、“忳忳”、“觺觺”等皆无之……许意盖目为南楚晚出方言，无关要义，不妨略之。然非俗字，例可作古。第自屈宋滥觞，喜作体物语。汉晋以还，竞尚辞赋。文士模山范水，以意鱼贯，肆加偏旁，或且文无定形，形无定义，繁滋复赘，眴惑心目，纷难理矣。即如“潺湲”，在《楚辞·湘君篇》为“流涕貌”，在《湘夫人篇》为“流水貌”，已是两解。而六朝复变体“瀺湲”……又上声转为“”，入声重为“溭淢”……后世文字之多而鲜用，此亦一类也。然先秦以降，汉又较古。如杨、马、班、张皆能洞见字原，出于其手者，形体音义吻合六书，古意斑驳。故今《上林》《大人》《甘泉》《河东》《长杨》《羽猎》《两都》《两京》诸赋……虽不见《说文》，例可副之。第不免有经后人增改偏旁者，当考别审实耳。1

《楚辞》中的联绵字或为南楚晚出方言，汉代赋家读万卷书，不乏《楚辞》及其他古书，而能够“通知古今文字”，故可“洞见字原”，临文造字，随用而出，不必吻合六书。《说文》虽不收辞赋联绵字，但不影响汉大赋出于凭虚夸饰、连类铺陈而展开的名物聚合、形容描绘的判断。

也要注意，确实存在后人有意增改偏旁以为“字学”的现象。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列传》即言：“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皆改易文字，竞为音说，致失本真……今依班书旧文为正，于彼数家，并无取焉。”2颜师古根据班固《汉书》旧文修正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借以还原赋文原貌。今综观《史记》《汉书》《文选》载录赋文，异文繁多也就获得理解。总的来看，《汉书》所载赋文未加偏旁，而《史记》《文选》增加偏旁，如《汉书》作昆吾、夫容、律崒、毒冒、参差、宛雏、属玉、离支，今本《史记》分别为琨珸、芙蓉、嵂崒、瑇瑁、 嵯、鹓雏、 、荔枝；《汉书》作武夫、昌蒲、江离、巴且，《文选》作碔砆、菖蒲、江蓠、巴苴。可以看出，汉人作赋并没有益加过多形旁，只是随用随取，仍在音形义的转复，后人屡屡叠加，形成所谓“字林”风貌。王筠《菉友蛾术编》云：“郑司农注考工记，引《上林赋》：‘纷容揱参。汉书作：‘纷溶萷 。文选作‘纷容箾 。司农又引‘倚移从风，文选作‘猗泥从风。偏旁务令齐同，不知形容之词，在声不在义也。”3真乃通达之言。汉代赋家创作未脱口头传统，诵读为妙，必“会集众字以成辞义”4，因声异形，以博览物事，以字堆物，完成大赋创制，彰显帝国气象，不同于后世抒情的才气，彰显自我的“学问”功底。

正因汉大赋创作系于学问，赋学批评必称才学，区别于诗人的才情。刘熙载《艺概》云：“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5合观诸论，重在赋家的才智与积学。因此，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左思等递相仿效，大赋创作字数递增，力求超越前者，显现才学。其后，李白《〈大猎赋〉序》批评相如《上林赋》气象“龌龊之甚”6，对汉晋前贤“鄙心陋之”7，周邦彦《汴都赋》称“而此汴都，高显宏丽，百美所具，亿万千世”8，黄文仲《大都赋》说“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9，俱以当朝的壮阔傲视前朝的渺小，进而否定前人才具，炫耀自我才学。然而，朱熹转引林艾轩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1这种评价洵为中肯。“赋圣”相如远绍屈骚、宋赋，近受汉代经学润泽，与同时枚乘等人深耕学问，在山川地理、形胜名物、礼乐制度和求仙理想维度极尽铺叙，尊崇天子权威，彰显汉代功业，开创大赋体式，以大赋文本文化的空间建构，宣扬大汉帝国气象，影响扬雄、班固、张衡等后来赋家，甚至绵延至元明清时期，形成复古宗汉思潮，都邑、畋猎和礼乐题材同题拟作勃兴，竞技炫才，大有与汉人一较高低之势。

结    语

汉大赋文本的建构，彰显了一代文士的学问积淀，影响了后世的赋学批评，也开创了文学创作的范式。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大汉继周”的隔代拟效与系统的经学教育，催动了赋家的学问积淀，涵括了先秦诸子百家、纵横之说、《诗》《骚》大义及小学知识等。运之以大赋创作，则以连类的铺陈、夸饰的尚奇及字词的繁难，书写大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丰富物产和完备礼制，彰显一代文士的学问功夫和壮阔视野，蕴含了对大汉帝国的国家认知和国家认同意识。同时，这引发了以才学论赋的赋学批评，以致后世递相同题模拟，逞才竞技，促使大赋创作绵延不绝；又影响到诗、词等其他文体，于宋代影响江西诗派，形成“以学问为诗（词）”的创作潮流。总之，基于学问的汉大赋创作，既书写了时代风貌，又影响了后世赋学批评和诗词创作，具有理论创造与技法示范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