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 楠

（哈尔滨商业大学 经济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由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不断出现的生产潮涌和重复建设等现象，造成了生产资源浪费和生产效率低下，严重制约了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无法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一个地区内的创新不仅包括国内技术积累，而且还包括国际技术溢出。而国际技术溢出受到区域经济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地区贸易政策的影响［1］。基于此，形成一个关键性的影响链条“贸易政策—地区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这一链条的厘清，对于实现“以贸易促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贸易开放政策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Hyun和Hur［2］对韩国1000家外贸企业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政策促进了企业内部产业结构升级。周茂等［3］研究发现中国贸易自由化政策通过进口竞争效应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开放政策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傅耀［4］在对产业结构升级、贸易开放政策与经济转型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时，发现贸易开放政策对经济转型具有驱动作用，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则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马颖等［5］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分析了贸易开放政策、经济增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综上研究，可见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影响，而地区创新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由此形成“贸易开放政策—地区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这一完整的影响路径，但现有文献并未对此影响路径有研究。因此，本研究采用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了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依赖和空间相关性后，构建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政策、地区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贸易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

政策作为国家执政意志的体现，阐释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规则设计，能够引导与保障各项措施的有效执行。通常每一个五年规划开始时，中央政府制定并颁布贸易发展规划后，各省结合省情形成并颁布更为具体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尤其是贸易开放政策的目标是提升经济活力，优化产业结构。因此，更合理和更完善的贸易开放政策将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贸易发展规划颁布后，各省各地区根据不同现实情况其贸易开放政策必然存在差异，有些省份可能会存在政策功能异化、多部门执行中的政策实施梗阻、政策对话中的信息传送阻塞等执行偏差不适应的情形［6］，产生政策执行“一阵风”。政策执行“一阵风”现象破坏了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容易产生政策刚性执行与弹性执行的恶性循环。政策刚性执行是指要求相关政策必须无条件严格执行，不允许任何拖延、变通。这种恶性循环往往会影响政府政策的公信力［7］。因此，不同地区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会存在差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进口贸易中，往往会进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为了消化这些先进技术，必然会增加相关方面的研发经费支持，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对于出口贸易来说，目前还主要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不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会存在异质性差异。

2.2 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均面临着瓶颈约束，“创新驱动”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地区创新水平必然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通过创新，能够加快地区高技术和绿色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以及新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提高区域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Anderson和Tushman［8］的研究认为，创新是一个循环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突破促使产业实现了跨越。Greunz［9］对欧洲工业结构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发现，创新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中国市场下的研究，张晖明和丁娟［10］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内生动力。付宏等［11］认为，创新不仅实现了技术进步，还带来了市场、管理效率提升和改善的制度环境，推动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地区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政府政策是影响地区创新的关键。贸易开放政策将会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地区创新［12］。完善的贸易开放政策能够改善地区市场环境以及要素环境。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更能够激发创新动力，提升技术创新水平［13］。行业间进入壁垒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在位企业创新投入，提升创新的效率［14］。要素环境也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资本要素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要素的扭曲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成果产生抑制效应，从而不利于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此外，人力资本要素的错配也会影响创新［15］。完善的要素环境将会使得资本、人力等要素有效配置到高效率企业，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由此，贸易开放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结合假设H2，地区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构建了“贸易开放政策—地区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地区创新在贸易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2009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深化对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和资金汇出核准两项行政审批改为事后登记，并允许国内机构在其境外项目正式成立前的筹建阶段汇出前期费用。通过这一改革，对外投资外汇管理环节已无前置性审核，基本实现了可兑换，方便了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因此，本文以2009年为分界点，选取2009—2020年30个省级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等。

3.2 变量测量

（1）采用干春晖等［16］的做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其中i为《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其它行业；Y为某省份的GDP，Yi表示该省份第i个行业的GDP；L为该省份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口，Li表示该省份第i个行业的城镇单位就业人口。需要指出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值IND在0-1之间，IND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

（2）贸易开放政策（Open）。通过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加快生产要素向优势产业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由此，贸易开放政策采用进出口贸易额与GDP之比来替代衡量。

（3）地区创新水平（Innovation）。以往关于地区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利用省级和企业的专利数据衡量创新水平，这主要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然而，手工检索专利数据工作量庞杂，且仅以专利数量衡量地区创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忽视了不同专利的质量和价值中所蕴含的创新信息。此外，专利也并非获取创新收益的唯一方式，很多创新无法申请专利保护，而是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存在，因此仅以专利衡量地区创新水平有失偏颇。寇宗来和杨燕青［17］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和国家工商局的新注册企业数据，通过专利更新模型估算专利的平均价值，并加总到地区层面，得到地区创新指数，修正了以往仅从专利数量度量地区创新水平的测量误差。因此，本文以该创新指数衡量地区创新水平。

（4）经济发展水平（Y）。采用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也将进一步改善，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5）资本存量（K）。资本的大量投入有助于推动产业集聚形成。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18］，计算公式为Kit＝Iit／Pit＋（1-δ）Ki，t-1，其中Iit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Pit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资本折旧率δ取值为9.6%。

（6）人力资本（HR）。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能够通过提高地区创新与管理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借用Barro和Lee［19］的算法，采用平均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

（7）基础设施建设（INFRA）。采用各地区公路里程数代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机制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3.3 空间相关性检验

（1）空间邻接矩阵。由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之间基本上有陆地接壤（海南岛在数据处理时可定义与广西、广东相邻），因此可采用简单的二进制空间邻接矩阵。

（2）空间距离矩阵。由于空间邻接矩阵不能反映不相邻区域之间的空间关联性，因此采用空间距离矩阵。定义第i省与第j省之间的空间权重阵为

其中d（i，j）表示采用各省会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第i省与第j省之间的欧氏距离。

（3）经济地理矩阵。由于各省之间的经济来往密切，因此不能仅仅考虑空间距离的相关性，根据朱文涛等［20］的做法，构造经济地理矩阵如下

李东坤和邓敏［21］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为此采用Moran指数来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2009—2020年的Moran指数基本上大于0，且总体上较为显著，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由局域Moran指数散点图结果可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化指数多数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即表现为“高值—高值”“低值—低值”的空间集聚状态，具有典型的“局部俱乐部”特征。具体到地区，表现为“低值—低值”集聚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发达省份，而“高值—高值”集聚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欠发达省份，这些地区传统产业的比重较高，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限。

3.4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构建

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研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检验。LeSage［22］认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最适合用来研究全局域空间相关性的模型，因为空间杜宾模型能够同时反映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同时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性，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如下

其中τ表示滞后一期产业结构升级对当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ρ表示空间自相关系数，Xit为解释变量，W×Xit表示本地区所有解释变量对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最大值为0.985，最小值为0.231，说明地区间产业结构水平差距明显。贸易开放政策与地区创新水平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1%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区创新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在1%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贸易开放政策与地区创新水平在1%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相关假设。所有变量的VIF值显著小于5，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基准回归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比随机效应更为合适，因此，本文使用STATA 15.0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与双固定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表明，空间固定效应的估计最好。表1汇报了空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拟合值和似然比值均较好，表明所采用的空间固定效应模型的效果较好。

表1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基准估计结果

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其原因可能是随着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以及中间技术产品进口的比重提高，所以贸易开放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假设H1得到部分证实。地区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地区创新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动力的观点进一步得到证实。假设H2得到数据证实。在空间溢出效应上，贸易开放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扩大贸易开放可能会导致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产业进入到其他地区，从而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地区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本地区创新水平与其他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不强。

4.3 中介作用分析

由表1可知在三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实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故在中介作用分析时仅汇报了空间距离矩阵的估计结果。从表2中介作用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贸易开放政策对地区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贸易开放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地区创新水平的提高。由表1可知，地区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由此，满足中介作用的前提条件，可以进行进一步中介作用检验。由表2可知，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在加入地区创新中介变量后，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系数变小，且仅在5%水平上显著，显著性降低，中介作用成立。假设H3得到数据证实。

表2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

4.4 地区异质性分析

受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等的影响，导致中国贸易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因此，本文将全样本分成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以进一步揭示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地区差异性。

从表3地区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具体来说，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东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政策更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明显弱化。可能原因是，受到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的制约，加快了东部地区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而且中西部对外贸易产品以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为主，再加上政策执行力度不够，使得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无法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溢出效应上，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显著抑制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受经济辐射能力所限，无法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表3 地区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4.5 进出口贸易异质性分析

由表4进出口贸易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可知，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具体来说，进口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出口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进口贸易开放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在加快进口贸易开放背景下，企业更愿意进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这样能够提高中间品的多样性和技术存量。为了更好地吸收、消化进口贸易获取的先进技术，进口企业通常会努力增加研发经费投入，从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开放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可能是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因技术与管理不配套导致所生产的产品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因此亟需对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升级、提高贸易开放质量。在空间溢出效应上，无论是出口贸易开放政策还是进口贸易开放政策，均显著抑制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表4 进出口贸易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4.6 稳健性检验

（1）更换变量。借鉴纪玉俊和李超［23］测算产业结构升级的方法，综合考虑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以及与地区GDP之比，构建了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其中IND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li为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ki为各产业GDP与地区GDP之比。

更换产业结构升级变量后，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实证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表明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回归检验结果稳健。

（2）内生性处理。进一步，考虑到贸易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为了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选取工具变量对基准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构建全国层面贸易开放政策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检验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工具变量是弱有效性”的假设，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恰当的。估计结果发现，贸易开放政策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证明了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这一研究结论。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产业结构升级与贸易政策和地区创新水平的关系密不可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通过不断拓宽产品国际市场空间，提高外贸竞争和能力创新水平，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迈上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因此，研究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采用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到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自相关性后，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贸易开放政策、地区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Moran指数在2009—2020年大于0，且总体上较为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在空间存在正向空间集聚效应。（2）从全国层面看，贸易开放政策和地区创新显著促进了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地区创新在贸易开放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间的中介作用，证明本文所构建的“贸易开放政策—地区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链条是合理的。（3）从空间溢出效应上看，贸易开放政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扩大贸易开放可能会导致劳动密集型和污染型产业进入到其他地区，从而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地区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本地区创新水平与其他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较弱。（4）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差异。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不显著。在空间溢出效应上，东部地区贸易开放政策显著抑制了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进口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出口贸易开放政策的直接影响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进口贸易开放政策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而出口贸易开放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

5.2 研究建议

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得出以下具体建议：

（1）推动贸易开放，增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一方面，从推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来看，要提升贸易开放程度，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便利化政策，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贸易开放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要从更高层面充分发挥贸易开放政策的外部性特征，逆转其负向作用，使其在更深层次和范围内促进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平衡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政策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贸易开放政策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帮助不大。因而客观上需要从更高政策层面建立对落后地区的“补偿”机制，通过激励政策的引导和考核机制的改进，促进技术、资本等高端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输送，加速推进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3）促进地区创新水平提升。首先，健全市场竞争机制，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其次，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轻政府对市场发展的干预程度，使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再次，提高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推动资本、人力等要素向高效率企业流动，从而促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

（4）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不是要以牺牲对外贸易为代价，而是要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等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逐步摆脱低附加值与低竞争优势的贸易开放的旧模式，推动对外贸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的转变。一方面，需要推动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引导制造业向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升级。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金融创新、云计算、大数据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战略调整，实现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与价值链中高端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