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平 潭江丽

摘要：本文以清代画家焦秉贞所绘《御制耕织图》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与前代各种版本《耕织图》的对比来进行研究，分析其创作形式上的创新以及内容上所做的调整和改变，进而探究其中所折射出的帝王政治观念，望能够为研究《耕织图》的创作意义和艺术价值提供另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耕织图；农书；康熙帝；焦秉贞；政治观念

引言

《耕织图》是表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耕作收获蚕桑棉纺的劳动场景图。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男耕女织不仅代表着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衣食所需，甚至关系着国家的盛衰存亡。因此，农业问题历来收到朝廷的高度关注，《耕织图》也因此产生并发展。历代《耕织图》都备受统治者的青睐，它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与帝王的治国理念是密不可分的，而清代被学界公认为是《耕织图》发展的顶峰时期。本文因此选择清代画家焦秉贞所绘的《御制耕织图》（如图）作为研究对象，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研究资料，在此进行相关阐述。

一、内容上的传承与调整

（一）“耕”图部分

焦秉贞是以南宋画家楼璹的《耕织图》为蓝本创作《御制耕织图》的。其中，楼璹所作“耕”图共21幅，包括浸种、耕、耙、耖、碌碡、布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簸扬、砻、舂碓、筛、入仓；焦秉贞创作的“耕”图则有23幅，包括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筛、簸扬、砻、入仓、祭神。将两者进行对比，发现焦秉贞版“耕”图部分添加了“初秧”和“祭神”两幅图，且将“簸扬”“砻”“舂碓”“筛”四图的顺序调整为“舂碓”“筛”“簸扬”“砻”。下面，笔者将根据这两者的对比研究，探讨焦秉贞改变楼璹版《耕织图》的原因。

1.“初秧”和“祭神”的添加

“初秧”描绘的是农人们等待秧苗的场景，这可以算是农人们很惬意的一段时光了，乡间四处可见老幼相携游走田间查看秧苗的情景。“祭神”描绘的是稻米入仓盖藏，一年的稻作生产终于可以休止。画中呈现了人们得此丰登之年，不忘神灵的护佑，沐浴、更衣虔诚谢神、祭神，企盼来年风调雨顺、年谷丰穰的情景。相比之下不难发现，楼璹所绘的都是农民在耕作时的劳动场景，是必要的农业环节，而焦秉贞则在他的基础之上增添了两幅场景，都不是农人们在干农活，但这种情景又与耕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焦秉贞选择添加这两幅场景是有一定原因的。

“初秧”呈现的是农耕活动中，初春之时从“浸种”到“布秧”一阵忙碌的准备工作之后的场景。当所有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秧苗进入生长期，后期耕种也随之准备开始，那么中间的过渡环节就是“初秧”。由于古代自然经济落后，农作物生长的好坏除了取决于常规的田间管理外，剩下的就靠自然条件了，也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因此，期盼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成为无数田农普遍的心理愿望。所以尽管“初秧”并不是必要的耕种环节，但却体现出一种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表达，这也与儒家的“男耕女织”太平盛世之构想相吻合，倡导小农经济生活美好，与充满希望的农耕文化相契合。

关于“祭神”这幅图，焦秉贞把它放置在了“耕”图部分的最后。其画面内容描绘的是在辛苦劳作后喜获丰收、设桌摆供品祭祀祖先的场景。图中的题诗写道：“一年农事周……当年后稷神，留与后人祭”，从中可得知农人们正在祭拜的是“后稷神”。那么为什么农人们的祭拜对象是“后稷神”呢？据《史记·周本记》记载：“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宜谷者稼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等到周人建立政权以后，就将后稷作为农事的始祖，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于是“社稷”这一词就出现了，并逐渐演变成了国土疆域的代名词。其作为疆土和丰收的象征，自然也就受到了最高的礼仪祭拜。而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的朝代，维护疆土的完整和构建正统的形象是统治者所一直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农业文明逐渐形成礼仪，并被帝王纳入礼制化体系的宗教仪典。所以后稷已经衍生成为一种古代祭祀文化，这对于清朝初期刚刚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讲，焦秉贞选取这样的图像来进行表现，充分体现了帝王有意识向广大民众传达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同样会延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意图，如此一来，有利于维护清政府统治的稳定性和正统性。

2.谷物脱粒加工过程的调整

焦秉贞将“簸扬”“砻”“舂碓”“筛”四幅图的顺序调整为“舂碓”“筛”“簸扬”“砻”，这样是否符合农业规律、更加具有科学性呢？“舂碓”可将稻谷、包谷、高粱、小米等原粮加工成米粒或米粉，适宜少量加工；“筛”是用竹条、铁丝等坚固耐用的材料编成的有许多小孔的器具，可以把较细的东西漏下去，较粗的、成块的留在上面，从而达到筛选的目的；“簸扬”是扬去谷物中的糠粃杂物；“砻”则是去掉稻壳的农具，形状略像磨，多以竹、泥制成。《天工开物》中有关谷物脱粒去壳精粹的记载：“凡稻刈获之后，离稿取粒……凡稻去壳用砻，去膜用舂……凡既砻，则风扇以去糠秕……谷未剖破者浮出筛面，重复入砻……凡稻米既筛之后，入臼而舂……横木穿插碓头……足踏其末而舂之……精粮从此出焉。既舂以后，皮膜成粉，名曰细糠，细糠随风扇播扬分去，则膜尘净尽而粹精见矣。”

由文献记载可知，楼璹版《耕织图》的顺序更为符合农业生产的操作规律。那么，焦秉贞把正确的顺序打乱，农人们按照其顺序去开展农事活动就会出现失误。由此可见，《御制耕织图》的实用性、科学性减弱了，那么它的作用就更多地偏向于观赏或其他作用了。

（二）“织”图部分

焦秉贞《御制耕织图》的“织”图部分，与楼璹《耕织图》的“织”部分，两者进行对比，数量和内容都发生了改变。焦秉贞《御制耕织图》调整的地方非常多，不仅去掉了“下蚕”“喂蚕”“一眠”，把“大起”和“捉绩”调整到了“分箔”和“采桑”的前邊，且将“纬”和“织”放到了“络丝”前，将“经”放在了“络丝”之后，添加了“染色”和“成衣”。

1.“染色”和“成衣”的添加

“染色”这一图像的添加，使得养蚕缫丝织布纺衣这一环节更加完整，也与结尾添加的“成衣”相呼应。“成衣”是最后织布加工完成后的结尾，又是整个“织”图部分的结尾。其画面中描绘的是三男三女和一个孩子：三个男子中，有两个捧布匹、手握剪刀，另外一个在拍手称赞；三个女子中，有两个在观望男子们裁剪制衣，另外一个怀捧布匹；孩子则在一旁愉快地玩耍。他们都面带笑容，显然能看出他们一季度的辛苦劳作最后获得丰收，喜悦之感溢于言表。那么添加这样一幅场景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头看“耕”图部分的结尾添加了“祭神”一图，两图都作为结尾，表现的均是辛苦劳作之后获得丰收的场景。那么，添加“成衣”一图，既是为了给“织”图部分做一个完整的结尾，也是与“耕”图部分的“祭神”一图相互呼应，这一点在“耕”图和“织”图的数量上也有所体现，焦秉贞把两部分的数量全都调整成了23幅。由此也可知，《御制耕织图》的可观赏性更强，而实用性、科学性相对降低了。

2.順序调整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问题

从具体的养蚕和纺织角度去分析，调整后出现顺序混乱的有三处：第一，将“捉绩”放在“分箔”“采桑”之前。“捉绩”的意思是捉走老蚕，这时蚕已老熟，食量减少，大量“采桑”已没有必要。这个时候，要时刻观察老蚕的吐丝情况及时捉其“上簇”，在“捉绩”之后“分箔”，显然太晚；第二，“大起”也不应在“二眠”“三眠”之后，“三眠”后仍是幼蚕如何“大起”，“大起”应在“分箔”“采桑”之后；第三，“纬”“织”“络丝”“经”“染色”的顺序显然非常混乱。未络之丝没有办法再进行经纱和纬纱的梳整，织造完成后也不能再进行络丝、经和染色。由此可见，焦秉贞把图像的顺序进行调整之后，从农业知识角度来讲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如果从焦秉贞《御制耕织图》单纯地作为农业指导性的工具书来讲，就难以达到它应有的作用，也得不到大范围的推广使用了。恰恰相反，焦秉贞《御制耕织图》的出现使得《耕织图》被广泛应用，那么它的作用显然不只是农业工具书了。它被康熙帝奉为“御用”，把它赐予王公贵族、国家大臣，大臣们又向下传达帝王政令，使它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因此也反映出《御制耕织图》本身的政治性，象征着帝王统治的一种政治手段，在对于农业的倡导、民众心里对清代统治者的认可等方面实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也使官方文献成功走入民间并广为流传。

二、《御制耕织图》的题材选择

据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焦秉贞，济宁人，钦天监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远，由大及小，不爽毫毛，盖西洋法也。康熙中抵候内庭，圣祖御制耕织图四十六幅，秉贞奉诏所作……”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焦秉贞是山东济宁人，济宁属北方，而焦秉贞又是宫廷画师，长期待在宫殿中，极少有机会去南方生活，且奉旨以楼璹《耕织图》为蓝本创作，内容所绘皆来源于此，并非他亲自去观察体验所绘。而楼璹在任县令时，跑遍於潜县治十二乡之周边，所绘内容反映北宋时江南农业的实际情况。焦秉贞绘图沿袭楼璹《耕织图》摹绘，故究其题材基本上反映了南宋以来江南农桑生产和农业技术的概貌，只是在部分内容和绘画技法上有所不同。虽是江南之景，但并没有表明反映的就是当时清代江南地区农业的实际情况。那么，深究其作用就不仅仅是教科书式的农书这么简单了。

关于焦秉贞《御制耕织图》绘南方农耕之景而没有选择修改绘成北方之景的原因，笔者有两点推测：一是康熙南巡本就是对南方之景的喜爱，故没有要求焦秉贞更改，也是表达对南方之景的赞赏之情；二是清初政权尚不稳定，还有一定数量有社会地位、有话语权的明代遗民身在南方，不承认或者不认可清政权，统治者需要对这部分人进行拉拢。康熙帝可能是想通过绘南方图景、怜农民之疾苦，从而引起南方爱民贤人的共鸣，借此招纳南方的众多学者人士，广纳贤才，并通过诸多类似的手段收拢遗民当中贤才的心，为己所用，从而达到“得贤才而得以治天下”的目的。

结论

焦秉贞《御制耕织图》本是用于记录封建社会中农民生产、生活的图卷，不过由于它绘画艺术本身的出彩性，使其得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代文人在记载过程中除了文字，更加注重描绘相关的图像资料，因为相较于文字语言的抽象性表达，图画是更为直观形象的。毕竟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图像记载和传播的作用要比文字资料更加方便、实用。通过调整改变之后的《御制耕织图》，较前人更加扩大了它的使用群体，使其能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畅行，达到了康熙帝王治天下的目的。

《御制耕织图》是清代统治者宣传政治主张的一种手段和媒介，同时也传达出帝王的政治观念。在中国历史长河进程中，统治者深知“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的道理，所以编撰农业题材的书籍和绘画就成为宣传重农主张的有效手段，也借此传达帝王重农扶农的政治观念。同时，康熙帝也通过《御制耕织图》的流传强调清政府统治的正统性。通过对前代《耕织图》内容与形式上的调整和改变，达到康熙帝想要呈现给世人的一种清朝盛世图景的目的，也更加深刻地体现出帝王政治观念下的“天下”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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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雅平（1997—），女，满族，河北玉田人。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油画技法。

潭江丽（1996—），女，土家族，贵州印江人。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书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