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佶芳

［摘 要］跨文化教学作为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教学实践中得到足够重视。本文通过梳理语言、文化与交际三者间的关系，说明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基于课程思政要求与跨文化外语教学原则，以昆明文理学院为例，提出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路径。

［关键词］课程思政；文化教学；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各高校各学科都应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将思政教育与学科知识有机融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也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强调“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化教育”。因此，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也应服务于课程思政建设要求，承担育人重任。

1 语言、文化与交际

现阶段，“许多高校简单地将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误以为是在课程中穿插中国文化元素教育”［1］。而在跨文化教学方面，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未在实践中受到足够重视。以民办高校为例，多数教师认为大学英语教学存在课时紧、任务重的问题，教学实践只能关注学生的语言知识与技能，无法兼顾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跨文化教学更是纸上谈兵。事实上，这种人为地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割裂开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要更好地推进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首先应厘清语言、文化与交际三者间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跨文化交际学与外语教学探讨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探讨可以追溯至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率先论述了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20世纪初，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Boas）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他认为地理、历史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语言的特点，语言体系反之又影响该语言群体的人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随后出现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影响或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社会文化理论和认知语言学也认可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国内学者胡文仲提出“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2］”张红玲分析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指出“语言是一个符号意义系统，是反映和传播文化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文秋芳从主题、语篇、情境和语言本体四个维度重新梳理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反对绝对的语言“可分论”与“不可分论”［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语言与文化二者相互影响，密不可分。文化通过语言得以反映和传播，而语言是文化的一种形式，一定程度上也能对文化产生影响。

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外，语言与交际、文化与交际的关系在不同学科领域中也均有论述。例如，应用语言学的交际理论认为交际是一种活动，而语言存在于交际活动中，交际之外没有语言［5］。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学者霍尔（Hall）也曾主张将文化和交际等同。针对语言、文化与交际三者之间的关系，张红玲还指出“语言是一种主要的交际模式，文化构成交际的环境，交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3］”美国学者克拉姆契（Kramsch）也从“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语言是社会符号。交际通过语言将社会现实分类。文化是人们在初级社会化中习得的、对行为和事件的便携式阐释模式。［6］”

由此可见，语言、文化与交际三者关系密不可分，相互依存。从外语教学角度来看，语言教学的目的之一是使学习者学会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培养和提升交际能力。语言教学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目的语和本族语文化，而不同文化又会影响学习者的语言表达与交际活动。

2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与跨文化外语教学

2.1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基于语言、文化与交际相互依赖的关系，可以说，外语教学必然涉及文化教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就被明确列为外语教学内容之一。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文化教学的地位逐渐从最初的附属于语言教学过渡至和语言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20世纪90年代末，以美国应用语言学学者克拉姆契为代表的学者更是提出了“新文化观”，认为应该将语言视作文化。

国内学者也普遍认可外语教学必须关注文化教学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文化导入”概念在我国出现并对外语教学产生影响［7］。这一时期，国内许多学者都围绕语言与文化、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展开了讨论。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语界出现了介绍英语国家文化并将其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外语界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问题，明确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學”等概念。同时，有部分学者指出外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主张将中国文化纳入教学内容中，如从丛提出应把中国传统文化之英语表达纳入博士生学术交流实用英语教学［8］。近年来，文化教学研究主要包括文化教学的策略研究［9］，以及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中国文化（中国元素）融入外语教学的意义与途径研究［10］。

2.2 跨文化外语教学

拜拉姆（Byram）的专著一般被认为是国际上“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的开端。在我国，张红玲最早明确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概念。她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本质特征是语言与文化教学的有机结合。跨文化外语教学应包括三个维度（知识、能力和态度）的教学目标及四个模块（目的语言、目的文化、其他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内容。孙有中将“跨文化外语教学”简要界定为“以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为教学目标的外语教学”，并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在融合外语教学和文化教学的基础上，促进学生语言和跨文化能力的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11］。因此，以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目的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也是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外外语学界关于跨文化外语教学原则的研究与论述林林总总，如英国学者李迪克（Liddicoat）等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五项原则包括积极构建、建立关联、社会互动、反思（即“去中心化”）及责任。孙有中提出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五项基本原则有思辨、反省、探究、共情和体验［12］。总结这些观点可以发现，跨文化外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以学习者为中心，充分发挥学习者在跨文化外语学习中的主动性；第二，目的文化和本族文化同向同行，注重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第三，为学习者创设互动体验机会，促成跨文化能力的内化；第四，强调学习者在跨文化外语学习中应持有的情感态度。

3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路径

作为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也应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发挥育人作用。各高校可以通过开设不同级别的跨文化交际课程或在通用英语课程中融入跨文化交际内容两种方式进行跨文化教学。以民办高校为例，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应以融入中外文化内容及跨文化交际内容为主要方式，并按照分阶段、分层次、由浅至深、循序渐进的原则有机融入语言教学，并伴随大学英语课程始终。大学英语课程采用分级教学模式，结合学生学情，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路径也应有所调整。以提高班层级为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可通过以下路径逐步推进。

3.1 中外文化内容融入，培养和提升跨文化意识

提高班大学英语教学的第一学年，跨文化教学应以中外文化知识融入为主要方式，以丰富学生文化知识，帮助其培养和提升跨文化意识为目标。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融入对语言教学、跨文化教学以及课程思政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文化内容的融入有助于学生掌握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语言知识，能够从翻译、阅读等方面提升学生用英语阐述中国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融入更符合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要求，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提升大学英语学习效果。从跨文化教学的角度来看，本族文化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如张红玲强调“跨文化外语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增强学习者对自己本族文化的意识和理解。［3］”从课程思政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帮助学生增进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加强身份认同，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树立文化自信，培养家国情怀。

在此阶段，教师可以围绕教材各单元文化主题，从阅读、听力、写作、翻译等方面拓展中外文化素材，并通过讲授式、探究式、任务式等教学方法开展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旨在帮助学生加强语言能力，丰富中外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意识。同时，跨文化交际相关内容也可依据教材主题适当融入到教学内容当中。例如，在“语言（Language）”这一主题下，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等内容就可以作为拓展素材，供学生课前、课后自主学习使用。

3.2 中外文化比较分析，培养和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需要学习者对自身文化、目的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探索和比较。换句话说，对比和分析不同文化也是实现跨文化外语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

中外文化的比较分析应作为提高班第二学年的主要教学内容之一，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比较和分析文化差异对学习者的文化知识储备及语言表达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因此提高班学生只有在进一步提升语言技能和丰富中外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更为自如地运用英语去阐释和分析文化差异、发表见解；第二，比较和分析不同文化现象对学习者的文化观及文化品格有较高要求。因此，提高班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和批判性的文化意识，才能以客观、正确的态度去对比分析中外文化差异，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在此阶段，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体验探索式的教学方法为主，如翻转课堂、任务式教学法等，让学生在“用中学，学中用”中完成文化主题学习。以《新一代大学英语提高篇1》第4单元“文化（Culture）”这一主题为例，教师既可以结合教材内容，通过翻转课堂引导学生对比分析中西饮食文化差异，加深对中外饮食文化异同的认识，也可以引入和饮食有关的跨文化交际案例和训练，帮助学生学习处理相关文化差异的原则与策略，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

4 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指出，大学英语课程应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因此，跨文化教育作为人文性的重要体现之一，也是大学英语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项教学内容，应伴随大学英语课程始终。值得注意的是，在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应在有机融入中外文化内容及跨文化交际内容的同时，充分挖掘育人资源，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寓于跨文化教学之中。因此，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应兼顾语言教学、跨文化教学与思政育人三个层面的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提升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坚定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并进一步提升个人思想道德修养与人文素质。

参考文献

［1］蔡基刚.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四个转向：《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内涵探索［J］. 外语电化教学，2021（1）：27-31，4.

［2］胡文仲. 文化差异与外语教学［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4）：45-51.

［3］张红玲.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4］文秋芳. 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2）：1-7，13.

［5］于根元.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J］. 语言文字应用，2002（1）：12-17.

［6］KRAMSCH C.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Culture［M］. New York：Routledge，2014.

［7］张友平. 对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再認识［J］. 外语界，2003（3）：41-48.

［8］从丛. 博士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 中国高教研究，2004（6）：49-51.

［9］唐冬宁，郭红，夏玉红. 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策略研究——以哥特式建筑为例［J］.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22（15）：92-94.

［10］夏文红，何芳.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使命担当［J］. 人民论坛，2019（30）：108-109.

［11］孙有中，廖鸿婧，郑萱，等. 跨文化外语教学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

［12］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2016，13（3）：1，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