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阳，李颖珊（西安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一、格里芬的起源

类似于翼兽这种由不同生物混合而成的神话生物出现在许多文明中，虽称呼不同，但形态相似。就翼兽而言，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为是加上翅膀的非鸟类动物形态。翼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两河流域文化中的古神形象。苏美尔文明是两河流域信仰的起源。在不断变迁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多个不同种族部落的重新诠释与创造，他们的文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苏美尔时期，使用最多的几个造型被固定下来，以翼狮和翼牛为代表，显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之后这两个常用的造型传入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带，在传播中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被人称为格里芬（狮鹫怪物）。由此可见，起初格里芬特指翼狮造型。但往前追溯，自苏美尔文明时期以来，暴风雨神安祖的形象在早期就是狮头鹫的形象。大约在公元前1186年-公元前1172年，在古巴比伦王美里·什帕克（Meli-Shipak）时代划界石上的冥王内尔加尔（Nergal）和战神尼努尔塔（Ninurta）的形象都是翼狮。以上所述均为两河流域时期的翼狮造型，并不是之后被称为格里芬的狮鹫怪物。“在与巴比伦、亚述有直接来往的国家文明之外，翼兽形象基本上失去其原本的含义。它在希腊文化中变成了东方的有翼怪（wingedmonster），希腊人称之为‘Gryphon’（鹫狮）。同时，这类形象也传到了里海以东地区，影响了亚洲草原地带被总称为‘斯基泰’的众多族群艺术的形成。”[1]

狮鹫，作为主神马尔杜克（Marduk）的敌人，出现在巴比伦的创世史诗《埃努玛·埃利什》中。当波斯征服巴比伦后，狮鹫的形象就从波斯传遍了希腊城邦，逐渐变成了有翼兽格里芬，其职能主要是为阿波罗等神祇驱车。Griffin，一般直译为格里芬，也指“狮鹫”的意思。狮鹫的造型是动物世界中两个“王”的结合，鸟类之王—鹰、万兽之王—雄狮，二者结合即为强大力量的象征。在书中有记载，格里芬作为阿尔泰山脉黄金宝藏的守护者，它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财富。在被波斯帝国和希腊化了的塞琉古等国家统治着的阿尔泰地区的斯基泰人，则是将格里芬的造型作为他们文化中的图腾样式，格里芬成为“斯基泰三要素”之一。

二、斯基泰文化中的格里芬

翼兽形象作为格里芬传入斯基泰之后，造型没有局限于狮鹫，即狮子和猛禽的组合。斯基泰人崇拜的格里芬有三种形态，狮形格里芬、鹰形格里芬和鹿形格里芬。鹰形格里芬的特点是鹰的头部和狮子的身体，狮形格里芬为生有翅膀的狮子，鹿形格里芬有异常繁复的鹰嘴状长角。在这三个范式里，鹰头狮身的格里芬是草原霸主斯基泰王族的图腾。因为鹰是天上最凶猛的飞禽，狮子是地上最雄健的动物。作为草原游牧民族的斯基泰人，血液里流淌的野性使得他们喜爱格里芬扑咬动物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将其嗜血、残忍、疯狂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再看鹿形格里芬，斯基泰人对鹿形格里芬的崇拜不仅出于对鹿的速度的欣赏，还来自鹿可以化作万物生长之源的这一象征意义。因此，斯基泰人在把鹿作为主形象的金权杖上叠加同构了更多的飞禽走兽装饰，在黄金打制的武器、马具、饰牌上，处处可见鹿纹。

阿尔泰斯基泰人对于格里芬形象的推崇让人不经意想起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提到的“草原美学”一词。以这样独特的形式，草原美学已经在南俄罗斯的这片土地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并且这种方式有向东方扩展的趋势，我们将会看到其扩张发展到蒙古国以及中国。从起始就能够注意到有两种趋势：首先是倾向于自然主义，趋势一是以亚述-阿黑门尼德王朝为渊源，另一个则从希腊的渊源中阶段性地得到补给；第二个趋势是倾向于装饰艺术。综上所述，第一种发展趋势被改变和转移，逐渐朝着以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去发展。结果，这种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从草原上的牧民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变成模式化装饰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发展倾向可以从原始草原民族的生活状态和方式得到体现，不管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既没有固定居所，也没有私产，这种艺术倾向是因为特定物质的缺乏使得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现实主义的绘画，浅浮雕以及雕塑。他们能想到的最大奢侈局限于华丽的衣服首饰和个人装束。

斯基泰人与亚述王国曾经结成过100多年的同盟。关于亚述-巴比伦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对于斯基泰艺术的初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一个无可非议的证据，就是在库班克勒梅斯城出土的金铁合制手斧，据考证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物品。在这个手斧上装饰着古代亚述-巴比伦（及罗尔斯坦）古老的画题，两只野山羊站在一棵生命树的旁边，附近还有一只美丽的鹿，其现实主义风格的形象，很明显地也受到了亚述王国动物象形艺术的影响，明显表现出它是斯基泰式的，是为了装饰而制造的[2]。

三、格里芬翼兽造型传至中国

与欧亚草原上的鹰首格里芬相似的造型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所谓“斯基泰人的艺术题材”，实际上还是源自西亚的翼兽。随着斯基泰文化的东传，战国时期华北诸国和斯基泰关系密切，斯基泰骑兵还参与了赵、秦、燕三国的军事活动。除了贸易、军事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斯基泰与我国还存在两族通婚现象，这些交流都加速了文化交融。由此，斯基泰人的审美偏好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当时中国艺术家所塑造的形象。狮鹫造型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两汉时期，以至于在那时出现了天界羽猎、翼龙、翼虎以及不限于以上3种新兴的翼兽艺术形象。

图一 “斯基泰黄金项圈”中的格里芬形象 乌克兰基辅历史博物馆藏

图二 东汉 翼兽羽猎图画像石 横50 厘米 山东临沂白庄出土

在汉朝以前，带有双翼的兽类造型很罕见，他们一般都作为个体出现，猛禽或者猫科猛兽很少会在一个身体上发生融合。汉人所创造的翼兽形象虽源自外来文化，但是真正到了汉代已经去掉部分原义，在本土文化对外来艺术文化吸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汉代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汉代史书记载中出现过的翼兽造型，大多是继承了两种战国时期的构成方式：一种是位于天界的群兽（包括仙人羽猎及其他新兴的主题创作）；第二种就是独立个体的高级神兽形象（以翼龙和翼虎为主要形象）。在汉代墓葬中的墓门楣画像石上出现大量翼兽造型，但是与斯基泰不同的是汉代多为翼虎造型，用带有双翅的猛虎来象征天界，题材多表现天界羽猎（图二）、西王母群兽等不同构图呈现的主题。在中国本土化后，翼兽的主体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局限于狮虎，还出现了翼马、翼兔、麒麟等。翼兽形象在中国的兴盛不仅借鉴了原型格里芬，还在这一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本土的精神、文化、艺术内核，将其变成了民族化的一个部分。随着翼兽形象的中国化随之演化而来的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辟邪（图三）、天禄（翼鹿）等。

图三 东汉 辟邪石 洛阳博物馆藏

翼兽原义指非鸟类的但有双翅的神兽。最早期的翼兽形象源于苏美尔两河流域的上古文明，在苏美尔时期最早出现的是狮头鹫的形象，后来才开始有大量翼狮和翼牛的造型，这两种形象也是西亚上古文明之中很重要的神兽，在两河流域的文化中都代指了具体的神明。两河流域文明巨大的影响力，导致当时周围地区的古国在文化上都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也包括翼兽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和自己国家的信仰相结合。自公元前二千纪开始，亚洲地区逐渐开始有游牧人群在该区域活动，这成为西亚地区与东亚地区之间沟通文化的桥梁。但是草原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形象的时候，直接抛弃了其内在的信仰意义。不具有信仰含义的翼兽造型经由文化传播流入草原地带后，就变为只有奇幻外貌但是具体含义模糊不清的形象，古希腊人将这种兽类称为“狮鹫”怪物，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格里芬”[3]。

四、结语

斯基泰文化是不同古代人类文明的碰撞、融合与再创造的全新文化产物。我们不能片面地将斯基泰的文化作为一个单独个体去追根溯源，探究其形成与发展的特点，而是应该具体到各个组成要素。这些构成要素，既有原创的也有继承前人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再创造，有的是起源于或首先出现于某一中心，有的是多点起源。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传播、模仿、借鉴、改进乃至创新的复杂过程。文化要素的传播和扩散都需要时间。公元前一千纪上半期，畜牧经济转变为游牧经济后，欧亚草原如同游牧人穿梭驰骋的海洋，而以马匹为主的驮畜及车辆就像载量小但数量多、速度快的船只，连接起草原各地和处于草原边缘的各文明区。从斯基泰文化要素的传播和演变来看，当时的欧亚大陆确实是相通的。作为欧亚草原首批完全游牧化的人群，斯基泰人是这条物质文化交流通道上的建设者，而其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游牧文明，恰恰说明他们也是这条通道上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