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州白塔寺是甘肃武威的历史名胜，其白塔是元代阔端所建，供奉藏传佛教高僧萨班的灵骨。明代宣德年间，凉州地方官绅重修白塔寺，并立下了《重修凉州白塔志》碑，其碑文记载了白塔寺的由来、重修的过程和意义。本文根据馆藏的《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物，分析了碑文的内容，探讨了碑文背后白塔寺的历史变迁，揭示了白塔寺重修这一事件所反映出的河西走廊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历史缩影。

关键词：凉州会盟；凉州白塔寺；《重修凉州白塔志》

位于甘肃省武威城南20公里武南镇白塔村的凉州白塔寺，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传佛寺，在历史上曾见证了西藏首次归属祖国版图的重要事件“凉州会谈”。1247年，蒙古汗国窝阔台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在此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会谈中商定，西藏向蒙古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条件，自此，西藏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深刻的政治意义、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悠久的建寺历史，使白塔寺成为凉州“四部寺”之一，闻名蒙藏，盛极一时，但在元末兵燹中被毁。明宣德五年（1430年）、康熙十四年（1675年）先后修葺，但不复元时盛况。民国时期，白塔寺在1927年的武威大地震中受损，成为断壁残垣，如今仅存遗迹。21世纪以后，围绕白塔寺遗址的发掘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人们从灵骨塔基遗址中发掘出宣德五年、宣德六年的两通石碑，其中，宣德五年碑的碑文为《重修凉州白塔志》，碑之阴阳有汉藏文字，保存情况尚佳，记述了白塔的历史沿革、重修过程和意义，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

一、馆藏《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物概况

《重修凉州白塔志》碑，刻成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该碑为圆首，通高51 cm，宽29 cm，碑厚10 cm。碑文采用汉藏双语，碑阳为竖排汉文（图1），题1行，正文14行，共15行；碑阴为藏文（图2），题3行，正文25行。碑文语言简洁，结构有序，文辞庄重（汉文碑文见表1），既是一部关于白塔的重要史料，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对于研究元明时期的社会历史和甘凉地区的宗教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碑文背后白塔寺的变迁

（一）白塔寺的源起

碑刻阴阳双面保存完好，汉文与藏文几乎完全对照，仅在部分表述上有一定差异。由碑文所述，白塔寺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凉州会盟”。1247年，蒙古汗国窝阔台之子阔端（即碑文中的“燀火端王”）与西藏萨迦派宗教领袖萨班（即碑文中的“帝师撒失加班支答”）在此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会谈中商定，西藏向蒙古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条件，史称“凉州会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为后来元朝统一全国和直接管辖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

对于白塔寺的起源，明人亦未详其故，碑文中仅言“故寺”“不知起于何代”，未作更多的交代。根据乾隆年间成书的《武威县志》，白塔寺初名“百塔寺”，因其初建时寺内有塔林，其中大白塔1座，小白塔99座，故名“百塔寺”。当地传说，萨班与另一位高僧斗法，破解了对方幻化出的白塔阵，并将其白塔定在原地，化为塔林，因而又称“幻化寺”；成书于光绪年间的《凉州四部寺志》则更清晰地记载，是阔端与萨班相辩，阔端说世上从无有毛的乌龟皮，萨班却拿出一块带毛龟皮，还说龟皮上有千佛显像，而阔端却看不出，因此阔端便幻化出一座寺庙，想令萨班出丑，寺庙却在萨班的法术下成真。虽然稗丛传说不足取信，但白塔寺与萨班、阔端之间的确实存在深厚的渊源，且可考于史。

从碑文中可见，萨班在“凉州会盟”后，就被阔端请居于白塔寺。以白塔寺为中心，萨班在此长期讲经说法，医病治人，为当地人所尊，信众无数，并圆寂于此，萨班的两个侄儿也随他来到凉州，并在他的教导下成为杰出的宗教领袖和政治人物，其中一位正是后来的萨迦派第五祖，被忽必烈尊为大宝法王和帝师并创造了著名蒙古文字八思巴文的蒙古国师——八思巴。萨班圆寂后，阔端为之建造了高约35米的灵骨塔，以安葬他的遗体，碑文中又言“乃建大塔一座，高百余尺，小塔五十余座，周匝殿宇非一”，似乎符合藏族学者乔高才让先生所作的“白塔寺是阔端为萨班所修建”的论断[1]，总而言之，白塔寺在蒙藏地区的政治声望和宗教地位，都应当是在萨班时期围绕萨班与阔端的友好关系建立起来的。

（二）从碑文看宣德五年的白塔寺重修

正因這次重要的会盟，白塔寺盛极一时，香火不断。直到元末，白塔寺在兵燹中“颓毁殆尽，瓦砾仅存”，直到宣德五年，才得到重建与修葺。从碑文中的“诸檀善”称呼来看，立碑者应为当时白塔寺的僧众。碑文中提及，促成本次重修的是“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碑文中升格2处，说明实际负责主持募资修建的是钦镇太监王安和地方守将刘广、吴升等人，并且募资修寺的举动得到了当时世袭于甘凉地区的皇亲肃王的鼎力支持。

根据碑文，最早提出重修白塔寺的是“西僧妙善通慧国师锁南监参”，根据武威《重修凉州广善寺碑》碑文，琐南监参原名伊尔畸，本为游方番僧，被赐号为“妙善通慧国师”，是天梯山石窟古刹广善寺的寺僧。伊尔畸在宣德四年开始游方，途经白塔寺的荒颓旧址，深感遗憾，并发愿重修。在此后的一年，伊尔畸积极联系当地藩府卫所等各方，希望由政府提供资助。由锁南监参伊尔畸的活动，直接促成了白塔寺的重建，并使藏传佛教在甘凉地区的宗教影响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由于在本次重修白塔寺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伊尔畸也提升了个人在甘凉地区的宗教地位。正统八年（1443年），伊尔畸已经成为白塔寺僧众的主要领袖，不仅常驻白塔寺，并且为广善寺指定了接班人。

在锁南监参的积极促成下，白塔寺的重修得到了藩府与卫所的双重支持。如碑文所述，肃王府是白塔寺重修的主要支持者。宣德年间，在明宣宗朱瞻基力主削藩的方略之下，地方卫所与藩王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作为世守甘凉的肃王，在碑文中亦与卫所官员分开书写，未出现直接牵连。

宣德四年（1429年），在位的袭爵肃王是第二代肃王朱赡焰（其父为朱元璋子肃庄王朱楧）。两代肃王在位时都对治内的佛教文化传播持积极态度，二代肃王朱赡焰曾支持兴建修复了诸多佛寺，其事迹见于普福寺、广善寺等遗址出土的碑刻和各类史料记载之中。由碑文可见，在琐南监参的请求下，朱赡焰为重修白塔寺提供了建材和资金上的援助，还捐资命琐南监参缮写经卷。根据宣德六年（1431年）另一通碑刻上的《建塔记》所述，宣德六年，肃王府内臣、佛教徒黄潮宗出资在白塔寺内修菩提宝塔一座，其碑文中亦恭祝肃王延岁千秋。由此可见，藩府实际上为重修佛寺提供了主要的物质支持，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藩府上下被佛教文化浸染，从王公到官员都信奉佛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甘凉地区以宗教渗透保证社会稳定的考量。总之，尽管重修过程是在伊尔畸的多方游说下大力促成的。作为地方藩镇和财政中心的肃王府，实际上在凉州白塔寺的重修过程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2]。

碑文反映在重修白塔寺中的另一方重要角色是中央官员与卫所长官，即“钦镇甘肃太监王安、平羌将军都督刘广、都指挥吴升”等诸位“檀善”。在参与重修白塔寺的碑文中，列名的钦镇太监王安无详细史料可考，但本次重修得到王安的首肯，应当代表着中央意志（即明宣宗）的同意。事實上，终宣宗一朝，中央对待藏传佛教始终实行开放政策，宣德年间，大量的藏传佛教徒由河西地区进京传教，如西天佛子班丹扎释、临洮宝塔寺大敏法王端竹领占等[3]，都是见于史载的宣德年间在京藏各地多方往来的番僧，这些番僧的活动在客观上加深了京藏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也使朝廷看到了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因此钦镇太监王安列名碑文，实质上代表着中央的支持态度。

从卫所方面来看，平羌将军都督刘广承袭乃父刘先（朱元璋大将）之职，曾历任甘州指挥同知、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宣德元年后佩平羌将军印，镇守甘肃。刘广在甘凉地区抵御鞑靼，军功卓著，在行伍士民中均有一定的威信，在镇守河西任上，刘广还积极参与地方活动与宗教事务，形成频繁的活动记录，常见于当地各类出土的史料与文献记载，如洪熙改元后刘广与王安谒神祠求雨，随后“甘澍大作”；宣德五年刘广与王安参与重修凉州白塔寺；正统六年（1441年），刘广会同钦镇太监王贵、总兵官宁远伯任礼等修建张掖大佛寺金塔殿，被记于《重修万寿塔碑记》中。镇守河西的卫所官兵，也为凉州地区藏传佛教的恢复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结语

凉州白塔寺是河西走廊上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遗迹，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它见证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之间的友好交往和相互尊重，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明代《重修凉州白塔志》碑的碑文是一部具有深刻意蕴的历史文献，既反映了藏传佛教在明代的发展状况和恢复情况，也为考察明代中央朝廷、地方藩府和卫所官员对藏传佛教的态度提供了参考，在反映明代凉州白塔寺的重修情况的同时，见证了元明两代河西地区与西藏地区的交流与融合。对该碑的赏析，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白塔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帮助人们认识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的融合历程。

作者简介

张晓玲，女，汉族，甘肃武威人，文博助理馆员，本科，研究方向为文博。

参考文献

[1]乔高才让.《重修凉州白塔志》碑文考略[J].中国藏学，1993（4）：144-150.

[2]樊翔.凉州白塔寺与藏传佛教跨出雪域[J].敦煌学辑刊，2006（2）：120-126.

[3]胡箫白.明朝政策与15世纪中期藏传佛教在汉藏走廊的传播机制述论[J].中国藏学，2021（3）：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