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凭

(枣庄学院档案馆，山东 枣庄 277160)

引言

“忠”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关键的价值之一。一提起“忠”，大多数人会想到“忠臣孝子”。“忠臣”“忠义”这些词中的“忠”指的是在君臣关系或更广泛的上下级关系中，作为臣下对于君上所应有的服从与拥戴。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忠”不只有作为“臣德”的“忠诚”之意，其意涵更加丰富。这一点早为学者所注意。佐藤将之的《战国时代“忠信”概念的发展与王道思想的形成》一文通过对战国中期“忠”与“忠信”概念的分析，提出“忠”的基本意涵当为“对社稷的忠诚”，其后“逐渐分化为比较明显的‘臣德’与‘君德’的两种范畴”。作为“臣德”的忠，其实践应遵循“义”“善”的标准，而非君上的私利。而作为“君德”的“忠”与“忠信”的概念在战国中期也由“社稷或一国之德”转变为“四海天下之德”。因此，佐藤将之反对“忠”的概念的发展有助于战国国家的“君权伸张”与“官僚制度化”的主流观点。他推测“忠信”概念乃是“孟子王道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1]佐藤将之的文章揭示了战国时期“忠”丰富的意涵，他对于“臣德”的重新解读以及“君德”的系统分析都颇有可取之处。但他“忠的基本意涵当为对社稷忠诚”的论断还需进一步考察。本文将使用《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文献，探究春秋战国时期“忠”这一概念的基本意涵及其发展。

一、《论语》中的“忠”

“忠”是《论语》中反复提及的概念。曾参便将孔子之道概括为“忠恕”二字，而孔子更是反复提及“忠信”。分析《论语》中使用“忠”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忠”并不一定涉及上下级的关系。比如：

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2]

②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2]

③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2]

由以上例子来看， “忠”更像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所应遵循的德行。句①所说“为人谋”,显然并非指君上。句②谈论的是与人交往之道。句③则很明确地指出对于朋友应当“忠告而善道之”。以上都是《论语》里以“忠”作为人与人交往时应遵循的德行的例子。其中涉及的是在血缘关系之外，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关系。《论语》中极为重要的“忠恕之道”与反复出现的“忠信”之“忠”都是此意。

不过，在《论语》里，“忠”也有政治的意义。如：“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2]季康子想要使民敬忠君上，而孔子则说要想让百姓忠诚，那么君主就要做到孝慈。可见百姓对君主的忠，实则产生于孝慈，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于“孝”的感染力。如有子所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2]

因此，这里的“忠”乃是由“孝”延伸而成，与之前讨论的“忠实之心”显然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孟子以前的‘忠’概念不太包含‘君臣关系’之政治意义”这一佐藤文四郎、高田真治等日本学者的研究归纳出的结论就不成立了。[1]虽然这里的“忠”由“孝”延伸而成，但 “忠”并非是无条件的。“君使臣以礼”是“臣事君以忠”的前提。[2]事君以忠也要遵循礼法，并非完全顺应君主私意。

由上可知，在《论语》里，“忠”主要是指“忠实之心”，涉及的是在社会中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忠恕之道”以及“忠信”这一反复出现概念都是这个意思。然而，《论语》之中也有涉及君臣关系的忠，只是 “忠”必须以“礼”为前提与标准。

二、《孟子》中的“忠”

孟子对“忠”给出定义：“教人以善谓之忠。”[3]此处说“教人以善”，显然并非专指臣下以忠言劝谏君主，而是类似孔子所说“忠焉，能勿诲乎”，指的是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忠”与“善”的关系。孟子认为人性为善，人本身具有仁义礼智四个善端，人应当“扩而充之”。[3]故此，对人“忠”的人应使别人能够完全发展自身的善端。可见此处之“忠”，虽然不是指“臣德”，但与“臣德”一样，“忠”并不意味着要完全顺应其“忠”的对象的私意，而是要符合“善”或“礼”的标准。

当孟子谈及与君主无血缘关系的异姓之卿，这样说：“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3]我们可以将这句话与孔子论交友对比。子贡问到与朋友相处之道，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2]孟子所说的异姓之卿对于君主的态度与孔子所说君子对待朋友的态度是一样的：对于其过错，应当以忠言劝导，如果实在无法帮其改正，则应当放弃。异姓之卿与贵戚之卿不同，后者涉及宗法，而前者是更为纯粹的君臣关系。则在孟子看来，臣子在这一君臣关系中的角色及其承担的责任义务应与忠诚的朋友相似。孟子在谈论君臣关系时虽然并没有用“忠”这个字，不过从这一句来判断，孟子心中臣下对君上的忠，应当就是“忠告而善道之”的“忠”。这样一来，作为“臣德”的“忠”，就是由人与人交往时普遍的“忠实之心”“由衷尽诚”延伸而来。甚至可以说，后者本来就包括前者。

孟子中提到“忠”的次数屈指可数，大多是“忠信”二字，这与孔子的用法类似。可见“忠信”乃是春秋战国时期常常并列的两种美德。孟子也将“忠信”与其它美德并列，构成“孝弟忠信”或“仁义忠信”。对于君臣上下关系的价值源头，有子以为是“孝”，而孟子则指出是“义”，如“君臣有义”。[3]又如“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3]无论是“孝”还是“义”，在“孝弟忠信”与“仁义忠信”两个词中都是与“忠”并列，因此在孟子看来，“忠”这一概念本身固然可以描述君臣的关系，但还应有更广泛的使用范畴和更基本的意义。即是以“忠实之心”对待别人。 “忠”应以“善”为规范。臣下对于君上的“忠”，是由更普遍的“忠诚之心”发展而来。

三、《荀子》中的“忠”

和孔子与孟子一样，荀子也常常使用“忠信”二字，如：

①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4]

②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4]

③致忠信，箸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4]

④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4]

由上面的例子来看，荀子所说“忠信”都是关于政治的关系，不过却不限于臣子对君主的服从。句①②说的是作为臣德的“忠信”，而③④所言则是君德，即君主应当以忠信之道待人。因为后两句提到“天下取”“先王”与尧舜，故此佐藤将之认为“体现‘忠’和‘忠信’之理想的君子往往不仅是‘一国之君’，而且是统治‘天下’之帝王。”他认为当统治者显现“忠”或“忠信”之德时，人民就会亲附他，所以他便能统一天下。[1]所以，忠信并非仅仅是臣德，也是君德。不过，佐藤将之认为“‘对社稷的忠诚’之基本意涵逐渐分为‘臣德’与‘君德’之内涵”，[1]这一点并没有切实的根据。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

相较于孔子与孟子，荀子的“忠”更有政治的意味。如：“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4]又有：“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4]这里荀子单独用“忠”字，说“以德覆君”“逆命利君”，指的明显是臣德。所谓“大忠”“次忠”“下忠”说的都是臣子以正道引导、劝谏君主，只是方法有所不同。孟子的“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这在荀子看来只是“下忠”，真正的大忠之臣，应当以自己的德行“化”君。在这里，臣子对于君主的义务被强化了。臣子对于君主有化之以德或辅之以德的责任，作为忠臣，敢于犯颜直谏仅仅是“下忠”而已，更不必说谏之不听则去了。荀子强调“忠”不是顺应君主的私意，而是遵循一定的标准，这一标准在孟子看来是“义”，在荀子看来是“德”。若能利君，忠臣不惜“谏争辅拂”。然而“利君”并非指满足君主之私欲，荀子引《传》曰：“从道不从君。”[4]忠臣之忠，固然是对君主之忠，然而却非顺之谄之，而是要以德化之辅之。

总之，荀子所说之“忠信”或“忠”都有政治意味在其中。遍稽《荀子》全书，“忠”所指不是“臣德”便是“君德”，都是君臣关系的范畴内使用“忠”的概念，而与人交往时所应有的“忠”在《荀子》中几乎不见踪迹。这是《荀子》与《论语》《孟子》之间值得注意的一个差异。

四、结语

由于“忠”的对象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上文提到忠分为三类。第一，人与人交往时的忠；第二，作为臣德的忠；第三，作为君德的忠。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后两者其实可以归于前者。因为，不管是臣对君的忠，还是君自己的忠，其实都是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可以归纳为对其忠的对象的“忠实之心”、“由衷尽诚”。不管是对于朋友、君主、百姓或是江山社稷，“忠”都应发自诚心，而以某一标准节之。这一标准，孔子认为是礼，孟子认为是义，荀子认为是德。由于忠的对象不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标准，普遍的待人之诚就分化为友德、臣德与君德。之所以产生区别，并非是“忠”的核心概念有所变化，而是由于忠的对象有所不同。基于这些不同，孔子、孟子、荀子根据礼、义、德这些标准提出了“忠”字不同的内涵。而“忠”之基本意涵则一直是“忠实之心”“由衷尽诚”。因此，“君德”与“臣德”并非是由对社稷之忠诚分化而来，而是“忠实之心”应用于君臣关系的结果。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对于春秋战国儒家来说，“忠”的基本意涵是忠实之心。第二，忠实之心应用于君臣关系就产生了“君德”与“臣德”。在《论语》里，孔子就已经这样做了，因而赋予了“忠”以政治意义。故此，不能认为，在《孟子》之前，“忠”仅限于个人之道德。第三，由孔子至荀子，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忠”的政治意味愈发浓厚，然而却不能据此断定“忠”与后来的君主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有关系。因为，作为 “臣德”的“忠”应遵循一定的规范，并非顺应君主的私意。即便是更晚的《韩非子》一书，虽然说“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5]然而也说：“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5]他还说：“忠言拂于耳，而明主听之，知其可以致功也。”[5]故此，在韩非子看来，决定臣子是否是忠臣的并非是顺应君主，而是要致功于国家。

将“忠”解释为“忠实之心”“由衷尽诚”不仅可以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忠”的理解完全涵盖进来，而且对于理解这一时期君臣之关系有重要意义。君与臣之间并非是如同父子一般天然具有权利与义务，臣子对于君主的效忠不仅是有前提的，而且也不是盲目的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