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起，西方哲学美学实现了“身体”转向。在环境美学中，对于“身体”维度最为重视的当属伯林特。他提出的“参与美学”吸收了杜威以及梅洛-庞蒂等人的理论，突出了身体介入在环境审美中所具有的作用。基于此，伯林特主张在环境审美中以多感官取代单一视觉。身体的介入使得审美主体的身份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当然，身体的介入也使“参与美学”产生了一定的弊端，这也引起了卡尔松与伯林特的论争。伯林特对身体的重视还可以视为身体美学在环境审美中的具体表现，这显示出了二者之间互动与会通的可能性。

【关键词】身体；参与美学；多感官；论争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2-0038-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2

以20世纪60年代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发表的《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一文为标志，自然美学在经历沉寂之后走向复兴。西方诸多理论家对以往的自然审美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如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对景观模式（the landscape model）与对象模式（the object model）进行了批判，从而提出了“环境模式”（environmental model）。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则提出了与之相对的非认知模式，即“参与美学”（the aesthetics of engagement） ①。

本文将以伯林特“参与美学”中“身体”维度为核心展开探讨，确定其在环境审美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以及引发的有关环境审美方式的论争，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当代环境美学的发展。

一、参与美学身体维度的理论渊源及其表现

实用主义美学重视“经验”，杜威（John Dewey）认为，“经验”是一个主客体统一的连续性过程。杜威从这种主客统一的连续性出发，认为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也是连续的，“审美的敌人既不是实践，也不是理智”[1]43。

尽管“经验”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的核心观念，但就注重连续性这一特点而言，“身体”才应该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对此，有学者指出，没有这一概念，就无法对其“经验”概念与“自然”概念、自然与经验的连续性，以及艺术经验的构成方式和最终根源进行彻底而有效的解释。[2]本文认同这种观点，在谈到“有机体”与“环境”之关系时，杜威指出：

有机体不是徒然站着，一事不做……它并不默守……等候外界有什么东西逼到它身上去。它按照自己的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着环境动作。结果，环境所产生的变化又反应到这个有机体和它的活动上去。这个生物经历和感受它自己的行动的结果。这个动作和感受（或经历）的密切关系就形成我们所谓的经验。[3]

在杜威看来，经验的形成在于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没有“身体”的参与和介入，经验就不能成为经验。就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杜威指出：“五官是活的生物藉以直接参与他周围变动着的世界的器官。在这种参与中，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精彩与辉煌以他经验到的性质对他实现。”[1]22

此外，杜威十分重视身体各器官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他说：“从生理与功能上讲，感觉器官是运动器官，并且是通过人的身体中的能量配置，而不仅仅从解剖上，与其他的运动器官联系在一起。”[1]55由上可知，杜威希望通过“经验”从而恢复身体之间以人与环境之间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杜威的这种环境观念以及对于身体的重视对伯林特的审美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

尽管杜威看重身体，但是对于伯林特的环境美学的影响更大程度上还是体现在连续性这一方面。相比之下，梅洛-庞蒂现象学对于身体介入的重视对伯林特强调身体维度有着更加直接的影响。现象学从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开始就以批判笛卡尔的主客二分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进行本质直观，从而达到超越主客二分的目的。而梅洛-庞蒂认为，胡塞尔的意向性并没有真正解决主客二分的问题，因而主张将研究的核心从意向性转向知觉。

梅氏认为，知觉才是人直接与世界接触的方式，知觉的主体并不是意识而是肉体-身体。他说：“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4]116

显然，梅氏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世”观念的影響，认为身体是处于世界之中的，也是人与世界产生联系的重要媒介。梅氏更是以幻肢和瘫痪现象为例说明身体所具有的意向性，以此论证身体并不是西方传统哲学所说的客体对象，而是知觉的主体，进而表明我们是通过身体来把握世界。

此外，梅氏还特别强调了身体的整体性，他的《知觉现象学》在论述身体空间性时，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即“身体图式”，他说：

我的整个身体不是在空间并列的各个器官的组合。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体。我通过身体图式得知我的每一条肢体的位置，因为我的全部肢体都包含在身体图式之中……身体图式应该向我提供我的身体的某一部分在做一个运动时其各个部分的位置变化，每一个局部刺激在整个身体中的位置，一个复杂动作在每一个时刻所完成的运动总和，以及最后，当前的运动觉和关节觉在视觉语言中的连续表达。[4]135-136

显然，梅氏的“身体图式”这一概念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但是却并非是简单的“完形”，而是身体在空间中存在的一种方式。身体在一定的空间中对世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感知，这种感知并非是多种身体器官不同感知的简单拼凑。梅氏也以此说明身体所具有的空间性是一种处境性的空间性，而非是位置性的空间性。[4]137-138

事实上，梅洛-庞蒂之所以强调多感官，还是源于他对知觉具有不可分解性这一特点的判断。梅洛-庞蒂认为，知觉并非是简单地来于多个感官的简单相加，“不能将知觉分解、使之成为各部分或各感觉的拼合，因为在它那里整体先于部分，并且——另一方面——该整体也不是观念的整体”。[5]综上所述，梅洛-庞蒂将传统身体观所认定的动物性的“肉体”，改造为“具有认识能力的身体”。[6]

在西方哲学以及美学史上，身体感官是带有明显等级色彩的，如黑格尔（G. W. F. Hegel），他说：“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7]基于对现代艺术发展的反思，伯林特认为无论是在艺术欣赏还是在环境审美中，传统的审美无功利观念都不再适用，更多的是审美主体身体的参与和介入。

因此，伯林特认为在环境审美的过程中应改变以往将视觉和听觉作为主要审美感官的观念。上文提到，杜威以及梅洛-庞蒂都强调了身体的整体性与系统性，摈弃了身体器官的等级观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伯林特对感知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改变了以往仅仅将视觉作为主要感知方式的观念，他认为：

我们熟悉一个地方，不光靠色彩、质地和形状，而且靠呼吸、气味、皮肤、肌肉运动和关节姿势，靠风中、水中和路上的各种声音。环境的方位、体量、容积、深度等属性，不光主要被眼睛，而且被运动中的身体来感知。[8]19

在伯林特看来，审美体验不再是康德所说的视觉上的愉悦，而是整个身体的介入。虽然伯林特强调身体各感官之间的共同参与，但却不是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完整的知觉。在伯林特看来，这种完整知觉的形成是一体化的状态，也就是联觉（synesthesia）。

正是通过这种联觉，我们达到了对环境的感知，并且与环境形成互动。为了证明身体介入所带来的连续性体验，伯林特将观察式景观和交融性景观进行了对比，对于前者而言，主体获得的是视觉上的清晰，但是身体消失，进而失去好奇心。而后者则具有一种召唤性，能够吸引审美主体主动参与和介入，尽管失去了那种旁观模式的清晰度，但是却能够得到对不确定性以及发现身体的诉求。②

综上所述，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以及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知觉现象学对“身体”维度的强调和知觉完整性的认知都对伯林特对“身体”的强调给予了理论上的启发和参考，伯林特在他们的基础上，以身体介入为核心建构出自己的环境审美模式，由此，身体不再单纯是心灵的载体，而是审美主体。

二、伯林特环境美学“身体”维度引发的论争

身体的介入成为伯林特“参与美学”的重要特征，但也正因此使得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受到了质疑。加拿大环境美学家卡尔松从自己的分析美学立场出发对伯林特在环境审美中过分注重身体的介入提出了批评。

对伯林特而言，身体的介入是获得审美体验的主要方式，这种现象学的立场自然引起了卡尔松的不满。卡尔松在《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的要求》一文中提出了环境保护论对构建自然审美模式的五项要求：非人类中心的（acentric）、环境聚焦的（environment focused）、严肃的（serious）、客观的（objective）、伦理参与的（morally engaged）。[9]281

卡尔松以此为基点，对二人的审美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卡尔松认为，在非中心这一问题上，二人的理论可以说是相似的，同时也都关注环境。至于其他几个方面，卡尔松认为，伯林特的“参与美学”都有所欠缺。

首先看严肃认真这个方面，卡尔松认为，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对肤浅与严肃审美欣赏之间的区别进行了解构。他在《环境美学：自然、艺术与建筑的欣赏》一书中认为：

参与模式要求欣赏者融入自然环境……主要有两个困难。首先，在试图消除我们与自然之间的任何距离时，参与模式可能会失去这种距离，因为由此产生的体验具有美感。……从概念上讲，审美这个概念与无功利以及欣赏者与被欣赏者之间的距离联系在一起。第二个困难是，在试图消除诸如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二分法时，参与模式可能也会失去区分琐碎、肤浅的欣赏和严肃和适当欣赏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严肃、恰当的欣赏往往围绕着欣赏对象及其真实本质展开，而肤浅的欣赏往往只涉及欣赏对象所带来的体验……如果没有主客体的区分，对自然的审美可能会退化成一种主观的幻想。[10]

卡尔松认为，参与模式根本无法达到对环境的审美欣赏，因为对环境的审美欣赏的前提就是将自然视为自然本身进行看待。事实上，卡尔松对严肃和肤浅审美欣赏的强调是受到了罗纳德·赫伯恩的直接影响，赫伯恩就曾明确提出了严肃与肤浅两种审美欣赏模式的划分。[11]

在卡尔松看来，严肃的审美欣赏模式，除了将自然视为自然之外，同时还要借鉴自然科学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自然真正的审美欣赏。

相反，伯林特主张身体在场，这样一来，人与环境无法区分，主体在欣赏环境时的严肃与浅薄也无从谈起。当然，卡尔松在这个问题上也暴露出了自己的理论的矛盾性和局限性。首先，卡尔松在对“环境”这一概念界定的时候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连续性，“审美的焦点是环境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审美的几个重要方面……我们的环境。因此，作为鉴赏者，我们沉浸在鉴赏对象之中”。[10]

可见，卡尔松对于环境概念的界定与伯林特是相吻合的，自然是环境，而非是有边界的对象。如果严格按照自然环境模式，卡尔松环境审美理论会超越主客二元。但令人遗憾的是，卡尔松还是将自然视为了客体，最终还是落入到了自己所反对的艺术模式之中。

其次，卡尔松认为，伯林特在“参与美学”中对身体的强调露出了主体性的特点。对于这个问题，卡尔松指出：“在对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参与美学似乎包含着不可接受的主體性。这两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没有充分回答什么以及如何从审美角度欣赏自然的问题。”[12]

卡尔松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伯林特自己所说：“当身体将自身投入环境之中时，它会发射出各种力量。”[13]

伯林特尽管提出了“参与模式”，但自始至终没有讲清楚如何使用交融美学对自然环境进行审美欣赏。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卡尔松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在谈到伦理性问题时，卡尔松认为，伦理性主要表现在于承认艺术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基于此，卡尔松认为，伯林特的参与模式似乎支持这种伦理，但是其主观性的过分投入也是对伦理立场的一种削弱，“因为没有了客观性，伦理评估即使为参与和感官融入所促进，但当它只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表达时，仍然可以被抛弃”。[9]294

通过引文可以看到，卡尔松认为伯林特的参与模式由于过分注重身体的介入，从而产生了明显的主观性，这就是使得伦理评估失去客观性，这也使得伦理评估具有成为个人情感表达的风险。相反，卡尔松认为科学知识为自然审美欣赏提供了客观的角度，而在环境伦理上面，卡尔松认为自己的环境模式“有助于驱除有些人对人类中心主义所做出的环境伦理批评”。[14]

面对卡尔松的批评，伯林特从自己的“一元论”美学的立场出发进行了反驳。对于自然环境客观性的问题，他认为，客观性并不是卡尔松所说的将自然视为自然本身进行审美欣赏，真正的如其本然是“带着一种谦逊的态度介入其中，并按照他所允许的方式却接纳它，而不是让它屈从于我们的意愿或欲望……实际上，将自然客观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欣赏活动中我们已经进入审美场，并且将自己变成了它的一个组成部分”。[15]

显然，伯林特从身体这一维度出发，对如其本然的真正内涵进行了解释。对于自然环境的客观化问题，伯林特指出，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审美主体通过自己的身体参与其中，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自然环境的客观化是无法实现的。在伯林特看来，卡尔松主张的客观化只不过是他“二元论”的具体表现而已。对于严肃性的问题，伯林特认为，没有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无法满足严肃性这一要求。在他看来，主客二分的超越可以达到某种特定的“独立判断”，这就可以满足卡尔松所说的“严肃性”以及“道德关怀”等问题。[15]

由上可知，伯林特对卡尔松的反驳还是以身体介入为出发点。

由上可知，伯林特注重身体的介入，从而使得自己的“参与美学”成为一元论美学。但是身体的介入也使得伯林特的“参与美学”带有一定的理论上的局限性。当然，认知模式与非认知模式之间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Ⅲ），他既主张身体的参与，又主张借鉴科学知识，实现了身体介入与理性认知二者之间的结合。

三、余论

综上所述，作为实现伯林特一元论美学的主要方式，身体的介入对伯林特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林特宣称：“身体的美学是一种环境的美学。”[16]身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作为国际美学的两大前沿学科，伯林特对于身体的论述也体现出了二者之间所具有的共通性，这也使得两大学科参照与发展成为可能，也可以说环境审美的身体化或可理解为身体美学在环境领域的一种拓展和延伸。[17]

尽管身体介入使得“参与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但是这种非认知的审美模式与以卡尔松为代表的认知模式构成了成为西方环境美学中最为主要的两大环境审美模式，对环境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伯林特对身体的强调使得审美主体从之前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审美主体从之前对环境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转向了身体与环境的互动与建构。同时，这也体现出了西方美学由“去身体化”到“身体化”的回归。

注释：

①（美）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伯林特在文中提到，“‘结合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在字面意义上就是身体的参与，这种参与在总体意义上而言就是环境审美”。这里的“结合”其实就是交融，对于伯林特的“参与美学”，中国学者有多种译法，有的学者将其翻译为“参与美学”，如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交融美学”参见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O13年第5期。此外，还有“介入美学”等翻译。本文在这里采用“参与美学”这一译法。

②阿诺德·伯林特，程相占、宋艳霞译：《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1]（美）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汪堂家.多重经验中的身体——试论身体对于杜威哲学的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1.

[3]（美）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6.

[4]（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法）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M].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0-11.

[6]程相占.现象学与伯林特环境美学的理论建构[J].南京社会科学，2020，（07）：119.

[7]（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8-49.

[8]（美）阿诺德·伯林特.环境美学[M].张敏，周雨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9]（加）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M].薛富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62.

[10]ALLEN CARLSON.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 of Nature，Art and Architectur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00：7.

[11]罗纳德·赫伯恩.当代美学与自然美的忽视[J].李莉译.山东社会科学，2016，（09）：14.

[12]Allen Carlson and Sheila Lintott，eds.， Nature， Aesthetics，and Environmentalism：From Beauty to Du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5.

[13]（美）阿诺德·伯林特.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M].程相占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12.

[14]（加）艾伦·卡尔松.自然与景观[M].陈李波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5.

[15]赵玉.再次对话当代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J].鄱阳湖学刊，2013，（03）：111.

[16]（美）阿诺德·伯林特.生活在景观中：走向一种环境美学[M].陈盼译.长沙：湖南科學技术出版社，2006：85.

[17]韦拴喜.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一种可能的融通[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1）：53.

作者简介：

王长青，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