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茹志鹃的作品多以短篇小说为主，她的文章多具有清新俊逸的笔调、明快单纯的情节及丰富传神的细节等特点。而其代表作《百合花》则用柔美纤细的笔触彰显出女性个体的独立性，弱化了战争的残酷，而专注于捕捉“我”、年轻战士及年轻新媳妇之间那不经意间的情感碰撞和人性的交流。文章中大量细节描写，恰到好处地凸显了细微之处的美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更好地寄托了作者作为女性作家对人间真情及人性的美好向往，用“我”及年轻媳妇等女性角色的描写展示了女性个体在战争年代所体现出的坚韧状态。与此同时，一瞬而逝的情感的消失，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既体现出战争对生命的无情剥夺，也使整个作品洋溢着淡淡的感伤之情。本文通过回溯文本的形式，对《百合花》中所蕴含的女性形象及情感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茹志鹃；《百合花》；女性形象；人文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1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05

百合花，被誉为“云裳仙子”，花朵典雅大方，颜色皎洁无暇，带有宜人的清香，是我国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意象，通常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及纯洁的感情。小说《百合花》首发在《延河》杂志的1958年第3期，茹志鹃以解放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1946年中秋前夜总攻海岸部队在发动总攻前，年轻的通讯员送文工团的女同志“我”到包扎所帮忙并去老乡即年轻新媳妇家借棉被的故事，通过大量细节描写，恰到好处地凸显了人性细微之处的美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战争年代纯洁的人性之美。

一、《百合花》写作背景简述

在深入解析《百合花》中体现的女性化生命情怀前有必要先了解下作者茹志鹃写作本文的背景，从而为我们理解文中的人物间的际遇及激发出的感情提供一定的基础。

对比一般战争题材的小说，需要看到《百合花》并没有大量描写炮火硝烟连绵的战场场面，而是聚焦于游离于大场面或者大英雄之外的小人物的故事，一方面是源于作者本身的实际经历，即1946年茹志鹃在总攻团的包扎所做战地后勤工作，由于那时候作者被安排的第一个工作正是去老乡家中借被子，帮助受伤的伤员保暖，同时，在战斗正式打响后，她又被安排要负责记录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姓名及单位，在这过程中触发了作者的女性情怀，她想到这些牺牲的战士也有其家人及未完成的心愿，这段经历，为作者后期构思和写作此文提供了一定素材。

而真正让作者决定将故事写成的时间是在1957年左右，作者的丈夫导演王啸平被划为“右派”，茹志鹃苦于无法解救丈夫，被紧张的政治氛围和人际关系所包围，她在苦闷的日子又回忆起1946年那个中秋之夜和一个年轻的通讯员去送信的事，并将在战斗中听到的关于某位排长的事迹融合起来，写成了《百合花》的故事。

二、《百合花》的女性化视角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化视角源自历史和文化塑造了女性形象，让她们超脱了自身的肉体生命存在，女性作家用其丰富细腻的自我情感体验重塑了情感世界。《百合花》虽然以战争作为背景，但专注于描摹战斗之外人与人间的情感交流与碰撞，女性化视角的叙述手法打造出鲜明的女性风格。正如作家冰心先生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所言，唯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动人。

《百合花》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作者从女性的生命个体出发，站在自我价值体验的立场上，用残酷战争背景下所蕴含的单纯美好的简单人性的体悟，并通过朴实的、细致的笔触呈现出来，由此构成一个带有淡淡忧伤与希望的情感世界。

三、《百合花》中女性形象简析

（一）“我”的形象简析

“我”的视角既是小说的线索，也是小说的叙述主体。在小说开始点明了“我”是一個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人物，由于“我”要去包扎所帮忙才会有年轻通讯员护送，在护送的途中，作者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年仅十九岁的小战士的质朴羞涩。“他没让我撂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这一细节点出了小战士细心认真的性格特点，而这自然而然触发了“我”对小战士的好奇，开始观察小伙子。此时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寥寥几笔恰到好处，小战士的形象跃然纸上，“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来看，是个挺棒的小伙儿，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

小伙子的善良淳朴、强壮有力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女性应有的尊重和照顾，由此展示出女性所特有的魅力，并主动与小战士进行攀谈，得知小伙子和“我”是老乡，自然萌生出亲切感，而试探小通讯员娶媳妇了吗，这时作者又使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皮腰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段生动细致的人物描写，让读者对小伙子更加心生好感，感受到他的年轻质朴、善良单纯，而同时，可以体会出“我”是一个活泼可爱，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

而在两人到达包扎所后，我和小战士分别去向老百姓借被子，以帮助受伤的战士保暖，当“我”了解到小战士和年轻新媳妇间的“误会”后，对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由于没借到被子而懊恼，同时又对理解百合花被子主人的难处，借由“我”的心理活动，“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用此段既写出小战士的善良可爱，也借用“我”的想法直白表达了对小战士的喜爱之情，而后又通过小战士与“我”送别时不忘留下两个馒头让“我”开饭，再次点出了小战士的善良体贴。

读者在作者细腻的笔下体会到的不是爱情，而是超脱于一般友情和同乡感情的令人动心的单纯与温情。这位小战士的纯真可爱，善良质朴，憨厚却不呆板，充满生命力，这些特质唤起了女性的怜爱情愫和母爱之心，而这些与作者本身的性格所契合，茹志鹃自己就是个爽朗大气、乐观活泼的人，这不仅源于她在革命队伍的历练，也源自她曾经在孤儿院生活的经历。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个人的人生遭遇让作者的本身的生命顽强且敏锐，豪爽且强烈，在她文字中才洋溢着那种对美好人性的怜惜之感，因而女性作家的细致观察和人生体悟才更让人感动。

（二）新媳妇形象简析

新媳妇是在小战士的形象初步稳定后出场的，作者通过描写小通讯员没能借到被子而引出了新媳妇，而因为新媳妇未直接说明不借被子的原因而引起了些许小误会。由于前文铺垫了小战士在女性面前的局促和扭捏，而当他独自面对刚结了婚且充满热情的新媳妇时产生误会或者矛盾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新媳妇在借棉被时对他的捉弄和调侃也为后面情节的推进提供了线索。后文当“我”与小战士再去新媳妇那儿借被子时，她并未怒气相向却是“尽咬着嘴唇笑”，好像是“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这段描写可佐证上文新媳妇对小战士的捉弄，而她又“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不直接给小战士被子，而将被子塞给了已“捧满了被子”的“我”，这种就是不给小战士的感觉，则表面她不借被子是假，只不过想开玩笑逗下小战士。

而小战士不服气地跟“我”说，“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通过这一来一回的行为和语言描写，新媳妇的性格直爽、活泼可爱的形象立刻呈现了出来，而后小战士接被子时衣服不小心被门钩挂掉一块布，“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用这个细节描写不仅再次印证了她仅是和小战士开玩笑，也点出了新媳妇的心地善良。

再深入阅读文本，这些细节则帮助我们找到文字后的深意，即在战争背景下，这个美丽的刚刚新婚的女子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希望，善意调侃则体现出她的乐观及对生活点滴人际互动的珍视，这也就是作者想表达出的在恶劣生存环境下仍然心中充满爱与希望的女性形象。

当战斗打响后，作家通过担架员的三言两语点出小战士为掩护担架队而牺牲的情况，虽然隐去了对战斗惨烈的直接描写，但是这个细节将战争的残酷性直白地呈现出来，前面塑造出的小战士的形象顿时化为乌有，即平时走路“脚不点地”的小战士就这么倒下了，而曾经盛开在枪筒里的野花在瞬间毁灭，小战士带着他身上的美好质朴就这么被无情地摧毁了。

这时对新媳妇的描写更凸显出这个女性形象的善良美好，“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当卫生员要动手揭掉小战士身上的那床棉被时，新媳妇一改平时的温柔，却“劈手夺过被子”，且“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这些生动传神的用词将新媳妇的性格展现了出来，随后她“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为小战士盖上了她的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此时作者动情地写道：“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当死亡降临时，美好的事物却显得苍白无力，新媳妇的伤心与愤怒也是作者自己心中的愤懑。在新媳妇亲手把百合花被子铺进小通讯员的棺材里时，新媳妇与小战士的情感已达到巅峰，百合花被子覆盖的是人类的永恒感情，这象征着他们所献出的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小战士年轻的生命，另一个是新媳妇陪嫁的百合花被子。作者在这种貌似平静的情节描绘中，用两位女性人物内心的波澜有层次地将故事推向高潮，战争可摧毁人世间许多的东西，甚至是人的生命，但是却无法摧毁小战士与两位女性的情谊，而这感情像那百合花一样纯洁美好。

洒满百合花的被子、枪筒上的野花、衣服上的破洞及小战士塞给“我”的干馒头，这些彰显着人对美好向往的细节或许在战争等宏大叙事面前不值一提，而这却体现出了女性作者对生命意义的体悟，《百合花》中三个人物间真实互动，在短暂的相遇时却用人性的光辉温暖了每个人，让文中的形象生动立体，充满意义。

四、《百合花》所蕴含的作者情感分析

茹志鹃曾说，在她写《百合花》之时，正处于反右派斗争激烈之际，那时她丈夫处于危险之地，她却无能为力，每晚待孩子睡着后，她就独自一人默默回忆起当年战争时期的遭遇，那时遇到的人，那时的同志间的关系。她动情地说：“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这段交情仅是十几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但就是那一瞬间，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人与人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在茹志鹃所经历的政治运动中，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足以让人对人性感到失望，她无疑是看到了人性的丑恶，看到了那些为了自己苟活而出卖亲人、爱人、朋友的人的可憎面目，同时，这种人与人斗争的无情也触发了作者对美好人性向往的渴望，对战争年代感受过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的感怀，正是怀着这种情感，作者动笔写下了《百合花》这个名篇。在《百合花》中，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无关于交往的时间，而是一种对抗共同命运下的默契，这种感情尽管存续的时间很短暂，但刹那间碰撞出的人性之美却永存心间。

女性大多是厌恶战争的，她们也从来不是战争的挑起者，却无能为力地被卷入其中，茹志鹃用女性的本能细致关注战争背景下人与人的细腻情感，并用自己擅长的细节描写，构成对人物内心多层次的挖掘，融入其作为女性的婉约温柔的写作风格，从女性视角出发将这一切置于女性化的感情和情绪下，用浪漫抒情的笔调编织出生动细节，让每个人物形象丰满立体。比如小通讯员在来去路上，分别在枪筒中放置了树枝和菊花，随着他的步伐，枪筒里的树枝和菊花在微风中飘飘摇摇。作者描绘的这个细节带有浓郁的女性色彩，这种浪漫或许是作者的美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未必真实存在。

同时，作者通过“我”与小通讯员是老乡这情节的补充，并运用神来之笔，描绘出“我”关于通讯员在竹海中托举毛竹的身影，而这种主观色彩的联想，则构成了小说中重要的抒情氛围。

《百合花》在女性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茹志鹃创作此小说时，我国文学正处于崇尚风格统一的、慷慨激昂的社会变革时代，豪迈的英雄主义是当时衡量艺术创作的唯一标尺，这就导致男性风格为主的艺术文学大行其道，包括女性文学的其他艺术风格则处于喑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很多女性作家放弃了她们所擅长的文学风格，转向英雄主义，从而博得时代的认同，按照男性的叙事风格，使用强势的语言，从而使原本百花齐放的文坛变得整齐划一，缺乏生气。

而茹志鹃的《百合花》等作品的出现打破了这种状态，弱化了对战争的正面描写，放弃对战争英雄的歌颂，把战争推到远处仅作为背景出现，而转向战争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真情实感的描摹，用女性所擅长的细节描写，为我们描绘出了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

五、总结

百合花被誉为“云裳仙子”，是我国重要的文学意象，通常象征着美好爱情及纯洁的感情。茹志鹃从女性视角出发，以其特有的情怀，一种不同于男性作家的观察方式、文章结构、表达方式，使《百合花》成为洋溢着女性情怀的佳作。细腻的笔触描摹出战争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作者站在当时的情景下呼唤她在战争年代所体会过的美好感情，那是无关于交往时间长短的感情，而是一种对抗共同命运的默契，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后续作品为我国的女性化创作提供了范本，也是女性作家对当时整齐划一英雄主义风格的挑战。正如作家茅盾对《百合花》评价，“其结构细致严密，富有节奏感，人物描写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越近越看得清晰，最后不仅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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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利芳，女，汉族，安徽亳州利辛人，硕士研究生，中学一级教师，利辛县第七中学教师，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