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屏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情修辞传播契合当前国际传播领域的信息传播特性，以共情修辞为路径传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可以有效提升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引导其诉诸实际行动。当前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面临文化偏见、政治色彩浓厚、传播对象笼统、民间话语微弱等困境，因此需要做到国家引导与民间力量相结合，借助新媒体打破零和性藩篱，做到分众传播，丰富话语修辞方式，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话语体系创新，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情修辞传播；理念认同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必将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地球村” 这一概念已经变成现实，我国尽管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全球话语框架内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同时，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与西方媒体的误导，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形象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向国际社会输送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增强西方群众对我国的文化认同，提高我国的国家形象已经迫在眉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输便是一种途径，但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抽象以及西方媒体的误导，致使其并未起到较好的效果。所以，传统的单向度、宣传化、刻板化的话语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发展的需要，不同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所形成的交流障碍、误解甚至是对立都迫切需要一种崭新的国际交流方式来解决，共情修辞传播便是一种较好的前沿方式。

修辞的发展历史也源远流长，从语言文字诞生开始，人类便开始了修辞活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修辞看作“说服的艺术”。[1]修辞传播则是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段和方法对文本和非文本进行加工来增强传播势能的重要思路。[2]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传播过程中，应善用共情修辞模式。本研究从共情修辞传播的角度去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优化途径，旨在推进国家话语体系创新和政治传播范式的革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困境

（一）传播主体单一，制约了传播话语的引领力和阐释力

传播主体是传播内容的把关人，是传播活动的实践者。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因此在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理应包括党与政府、官方媒體以及普通群众、民间组织等。但在公共外交迅猛发展之际，我国的海外传播主体仍囿于政府机构及其官方代言人，清一色都是官媒信息，政治宣传色彩极为浓厚，在对话上也具有主体性的特点，摆架子、耍“八股” 官腔，乃至实行“灌输” 模式，使得国家受众对我国传媒信息产生了抵触情绪，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其实民间力量亦是话语传播的重要主体，中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就体现了对人民群众的重视。但目前我国较少借助民间力量和新媒体进行发声，显得不接地气，无法发挥话语传播的感染力。总之，“在西方人眼里，就媒体传播而言，‘官方的就是不独立、不可信，是政治宣传工具。”[3]由此可知，我国在进行国际传播时需要扩大修辞传播队伍，适当淡化官方政治色彩，借助多元主体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层次、多方位的有效传播。

（二）呈现方式生硬，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战斗力

布尔迪厄认为，新闻可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场域，体现了新闻生产者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客观关系，其中充满了权力关系的冲突和较量。[4]因此，为了获得回报价值最大化，就必须重视对话语的策略传播。但是目前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实践中，主要采用“学理论证” 的话语方式，强调内容的完整性和论证的严谨性，而忽视了内容呈现的生动性。比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仍然较为生硬，官媒海外传播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只是简单地把24个字翻译为英文以及官方化、公文化解读的现象，这种概念被翻译成异国语言时表达不准确或内容空洞不利于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提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5]目前，全球已经进入Web3.0时代，倡导“去中心化” 而进行“流量与价值” 之争。虽然目前我国通过修辞的方式实现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传媒属性的差异，我国仍无法摆脱传统教条式的宣传方式，仍处于一种单向宣传、官方主导的传播状态，这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战斗力。

（三）传播对象笼统，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对外传播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对受众异质性及其认知心理的把握是对外传播的关键，也是我们对外传播实践的短板。[6]当前全球化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但共同体的观念并未完全树立，由于地理隔离、社会意识形态与语言、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的人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因此彼此之间共同的意义空间较小，即对符号有较少的相同的理解。然而，我国在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常常忽视受众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多元受众的需求和认知差异而进行笼统传播，导致传者表达和受众接收到的内容之间存在偏差。霍斯金斯和米卢斯指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扎根于一种文化的文化产品会不被扎根于其他文化的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相对减低。[7]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就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加之我们对外传播一贯运用宏大叙事手法进行传播，使本就抽象的理念更加空泛，难以调动受众的兴趣和关注，从而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我们需要依据受众特征做出有针对性的传播，达到“同情认同”。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优化模式：共情修辞传播

在上述基础上，旨在增强文化认同感，扩大国际影响力，本文提出应向国际社会有针对性、有技巧性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议，即将共情融入传播行为，以共情修辞为路径，推进修辞者与受众的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引导其诉诸实际行动。

（一）共情修辞的表征

修辞传统中，“以理服人” 的“服人” 效果似乎不言自明，只要“理” 得当，人自然会“服”。但单纯“讲理” 貌似难以打动情感充盈的受众，没有情感的修辞行为也难免会陷入刻板的甚至带有强输性质的输出模式。而“政治修辞” 的核心应是道德情感，体现在对社会既定规则的遵循和对修辞受众处境的关切等方面。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时，我们应该注重受传者的情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因素，即在修辞传播过程中应以情感为基础。

在当前的国际传播领域中，即使是在十分正式的场合也不可能会抛开感性空谈理性。在“讲好中国故事” 的时代命题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共情修辞传播进行联结，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现实境况，将受众情感与传播内容相连接，探寻具体传播方法，提高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认同，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价值。这不仅符合当前人本主义传播的潮流，也是尊重受众情感的传播模式。

（二）共情修辞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融通中外是关键。忽视互动与反馈的传播活动无异于对牛弹琴，无法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所以要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辞传播的困难，必须得有针对性地采取优化路径。伯克提出了戏剧理论，认为世界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是舞台上的演员，这为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修辞传播机制与方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进路。本研究将从修辞主体、话语呈现方式、传播对象三个角度进行探究。

1.修辞主体：以共情为前提，强化国家引导，调动民间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其传播带有政治传播学的特点，而各国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使得在传播过程中任何一种阐述都不会具有全球普适性。以《复仇者联盟》为例，美国结合世界倡导的团结精神，将“美国梦” 融于其中，这样不仅不会引起受众的反感，还能让世界各国在“润物细无声” 中受到美国文化的浸染。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政府就可以借鉴“美国梦” 话语传播的宝贵经验，进行“中国梦” 的有效传播。“中国梦” 作为我国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在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要突出与世界的相关性，否则说得再清楚，国际社会也未必会对仅仅属于中国人的“梦” 感兴趣。当然，中国要想在对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取得好的效果，就需要以共情为前提，在国家的宏观领导下，多元调动民间力量。《中国三分钟》便是对外传播中借助民间力量的一大成功实践。借助中国人、海外华侨与国际友人，在“内容为王” 基础上对内容和传播逻辑进行深刻把握，无论是表达形式还是内容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密切结合。

2.呈现方式：以共情为依托，借助新媒体，打破零和性藩籬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作为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生活模式，已经成为话语表达的重要阵地。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也应借助新媒体，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视频化、社交化的特性，创新修辞呈现方式。在进行传播时，除了保证修辞的准确性，还应该注意受众情感，这也是话语呈现的重要部分。修辞者只有率先达成与受众的共情，找到两者共同的意义空间，才可能生产出带有共情色彩的修辞话语。[8]在进行话语国际传播过程中，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文本中抽离出来，将文字、图片、视频、声音相结合，建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修辞传播网络，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大层面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如《人民日报》发行的《中国一分钟》宣传片，生动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打破国际受众对中国刻板印象的伟大举措。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民间传播者来传递中国声音。如李子柒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农作的方式呈现出来，使质朴、美好的中国传统田园生活受到了海外受众的追捧。

3.传播对象：以共情为纽带，做到分众传播，传递尊重理念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认为：交往行动本质上是达到主体相互理解的行动。[9]中国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执行者，也是共情修辞过程中的修辞者。当在共情的思维框架下向国际社会进行话语传播时，受众的感受与想法也应该融入话语内容中。修辞者如何将共情心理通过修辞的方式加以展现，对获得受众认同来说至关重要。为达到最佳修辞效果，共情修辞必须把握受众的情感和尊重需要，表达友好、平等的沟通意愿，较大程度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得先了解不同国家或群体的特点和情感需求，对受众的理解能力、接受范围等有所把握，再通过共情修辞模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受众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诉诸行动，从而增强认同感。比如对于美国和巴基斯坦所用的传播模式就有所不同：对于美国，在进行修辞传播时我们致力于打破其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使其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对于巴基斯坦，在进行修辞传播时我们则致力于建立中巴友好关系。

三、结束语

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海外公众对中国一直持有刻板成见，因此，中国应该注重软实力建设。修辞作为一种“说服的艺术”，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仍然散发光彩。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时，修辞作为一种传播模式，是获得受众认同的助推力；而以受众情感为出发点的共情修辞，符合国际社会时代发展潮流，也切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目的。当然，在进行共情修辞传播的时候，并不是说要过度渲染情绪或者滥用情绪，而是应该在尊重受众情感的基础上进行真实情感的表达。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24.

[2]    陈世华，汪旭.“一带一路”修辞传播的逻辑与进路[J].国外社会科学，2021，（1）：117-126+160.

[3]    张春波.新媒体与旧秩序：YouTube上的中国形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223.

[4]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93.

[5]    习近平.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并讲话[N].北京：新华社，2022-05-31（01）.

[6]    冯冬梅，谢天勇，张郁凡.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对外传播路径探析：以云南野象迁徙为例[J].城市党报研究，2022，（8）：54-57.

[7]    考林·霍斯金斯，全球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95-113.

[8]    李克，朱虹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共情修辞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88-96.

[9]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4：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