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档案学逻辑起点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记忆——档案学逻辑起点探究》一文论证了社会记忆作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创新和启发价值，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科学性和专业性是档案学逻辑起点的价值旨归，社会记忆的定位和内涵并不符合这两个价值旨归。档案信息不仅符合逻辑起点之质的规定性，也符合科学性与专业性的价值旨归，宜将其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档案学逻辑起点；价值旨归；社会记忆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problem of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sc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Social Memory-- An Inquiry into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Science argues that the view of social memor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science has certain innovative and inspiring values， but there are also debatable points. Scientificity and professionalism ar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es， and the positioning and connotation of social memory do not conform to these two value orientations.Archival information not only conforms to the qualitative prescriptive nature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conforms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cientificity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it is appropriate to take it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science.

Keyword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rchival science; Value orientation; Social memory

1 引言

李佳男在《档案管理》2022年第5期发表了《社会记忆——档案学逻辑起点探究》（以下简称《李文》）一文，其在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归黑格尔《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资本论》等原始文本，并对社会记忆可以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进行了论证。[1]档案学逻辑起点在档案学科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该问题也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中的元问题之一，对其的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李文》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同时其对档案学逻辑起点的新思考也具有较大启发价值。但是，细嚼《李文》的观点和文本即可发现，从定位和内涵来讲社会记忆并不符合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规定，同时文章也存在研究逻辑矛盾、学术评价不当等问题，值得商榷。

据笔者统计，目前我国关于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观点有13种之多，而且仍未达成共识，即便是对其思考的本源——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论述学者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李文》提出的社会记忆观及其对逻辑起点的解读也仅是其中之一。这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也为研究视角的转换提供了契机，即以逻辑起点之质的规定性为依据业已产生了多元观點纷争的局面，是否可换一种研究视角，由探讨是什么转向为什么，从分析档案学逻辑起点的价值旨归入手进行研究，或可得出共识性较强的观点。其一，目前关于档案学逻辑起点价值旨归的认识较为单一且共识性较强，尚未有学术争论存在，若以此为依据可得出共识性较强的观点。其二，价值旨归是档案学逻辑起点生命力的重要所在，也是相关研究的目标导向，对其的认知不仅可为已有观点的评价提供重要依据，也可为相应结论的提出提供重要支撑。

以作用方式为标准，价值有直接性价值和间接性价值之分。对于档案学科而言，逻辑起点在其发展中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也存在直接性价值旨归和间接性价值旨归之分，本文即以此为思路展开分析。

2 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直接性价值旨归——科学性

我国系统性研究档案学逻辑起点问题的是胡鸿杰教授，其对逻辑起点的价值有明确阐述：“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通常是代表这门学科合乎理性、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发端，往往对该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由此可以推论，逻辑起点是影响档案学科理论体系科学性的关键要素。《李文》也认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确定是其理论体系严密科学性的根本保证。”[3]可见，两位学者的认识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时，胡鸿杰教授进一步认为：“任何一种理论，要想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必须具有严密的、内在的联系，也就是必须形成一种理论体系。而要建立理论体系，则必须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4]从这一层面来讲，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直接性价值旨归可认为是档案学科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价值指向是整体性的理论体系，而非局部的或阶段性理论体系。因此，对于学科发展而言，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确定需对理论体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全面考察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结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范式理论在档案学逻辑起点的研究中是不适用的。因为，范式理论虽然提出了科学动态发展模式，为世人摹绘出了科学发展的全貌，但其理论精髓却在于以范式为核心对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时期等科学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分析；而且，依据范式理论，不同科学时期理论体系建构的方式和结果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范式主导下的理论体系也有较大差别，这也是库恩本人将范式转换比喻为世界观之转变的根本原因，而逻辑起点恰恰强调的是一以贯之的发展模式。

《李文》提及：“刘言在其硕士论文中创造性地把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同范式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在多元范式并存观点的启发下，认为不同的范式理论体系也会有不同的逻辑起点。其也对‘社会记忆作为逻辑起点的未来范式做出展望，但并没有系统论证这一观点。”[5]从立意和行文看，《李文》不仅认同刘言的观点和研究思路，而且对其观点展开了系统论证，但是这也恰恰使《李文》在研究逻辑层面陷入了矛盾，因为其在文章的开头即明确提出，“对于社会记忆理论范式下的档案学而言，把社会记忆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的论证研究对于社会记忆理论范式研究也有基础性意义”，[6]而正文却在论证社会记忆是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显然是混淆了局部与整体、阶段性与全局性的关系。此外，《李文》在提及刘言的研究之前说道，“随着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沿革，对于档案学逻辑起点的表述也打破了‘一种科学理论的起点只能有一个的说法”，[7]殊不知，一种科学理论的起点只能有一个，这是由逻辑起点的定位和功能所决定的，与相关研究的发展程度无关，对此胡鸿杰教授已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因为这个起点是逻辑的，所以，一种科学理论的起点只能有一个。”[8]此外，《李文》作为重要论据的《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只确定了商品这一唯一的逻辑起点。因此，《李文》如此行文，一方面是将刘言论文的硬伤凸显了出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此外，丁华东教授以范式理论为依据，在对档案学理论发展历史和趋势做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档案学的五种理论范型，即“传统范式——档案史料整理理论范型、档案文件管理理论范型；主流范式——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范型；前沿范式——知识管理理论范型与社会记忆理论范型”。[9]可以看出，社会记忆理论范型只是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当前并非主流的理论范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一书中，来自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等领域的14位国际著名学者提出了“社会记忆”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文化记忆和沟通记忆的补充。文化记忆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德国著名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则提出了五种记忆形构，即个体记忆、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政治记忆、文化记忆。[10]可以看出，从定位来讲，社会记忆并非一种独立存在，而是与其他若干种记忆形态并存。上述几种记忆形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均有体现。因此，单纯强调社会记忆并将其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是较为偏颇的。此外，本质上是属于政治记忆范畴的档案，如甲骨档案，社会记忆也并不符合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统一的论断。

3 档案学逻辑起点的间接性价值旨归——专业性

对于逻辑起点之质的规定性，学者们已有多种解读。《李文》也认为“逻辑起点是对研究对象的抽象、是发现对象领域的原始基本关系、是与历史起点的统一、是与逻辑终点的辩证统一、是建构学科理论体系的基础”。[11]即便如此，《李文》对于逻辑起点价值的认知却与其他学者是一致的，“作为逻辑起点要可以以其为基础建立整个学科体系，学科体系构建以此为发端”。[12]

耿磊以树的生长比拟档案学科体系构建过程，并认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就是档案学的‘种子……我们种下苹果树种，它是不会结出桃或梨的，这是由苹果树的基因决定的，而这种‘基因就好比蕴藏在档案逻辑起点及其学科体系中‘质的规定性因素。正是逻辑起点中的这种‘质，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末，制约着学科发展的总的方向与趋势。”[13]耿磊以具象事物入手分析抽象概念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揭示档案学逻辑起点的内涵和价值，也有助于从“根”上把握其价值的发挥。

逻辑起点是学科基因所在，是学科体系的源头和原始动力，是学科的性質、发展方向和独立性的决定因素。以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专业性是其逻辑起点的间接性价值旨归。

社会记忆理论虽肇始于社会学，但是，“诚如奥利克和罗宾斯所言，社会记忆研究从一开始便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为记忆研究做出了贡献”。[14]可以看出，社会记忆是诸多学科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相应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传统和视角，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同时，社会记忆的内涵较为宽泛，导致其专业性指向较差。当前，学界应用较广的定义有两个：德国学者哈拉尔德·韦尔策将其定义为“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15]值得注意的是，韦尔策是依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研究所下的定义，而根据其研究社会记忆的内容包括“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绘制或摄制图片、集体纪念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16]我国台湾学者王明珂则认为，社会记忆是“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藉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如图书馆中所有的典藏，一座山所蕴含的神话，一尊伟人塑像所保存与唤起的历史记忆，以及民间口传歌谣、故事与一般言谈间的现在与过去”。[17]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在社会记忆范畴中，档案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若将社会记忆作为逻辑起点，孕育成长出的树将可能是历史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社会学、传播学、档案学、地理学、艺术学等学科之树，档案学的专业性根本无从保证。

4 档案学逻辑起点之我见

笔者认为，档案信息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符合逻辑起点之质的规定性，而且，从价值旨归的角度看，其不仅能揭示出档案学发展的核心线索和全貌，同时也是档案学专业性的根本所在和集体体现。

孙大东在《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研究》一文中，从档案信息的内涵、档案信息的性质、档案信息的价值三个方面入手论证了其符合逻辑起点之质的规定性，其论证依据“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18]虽与《李文》的解读有所差别，但是综合《李文》及其他学者的解读来看，其基本能涵盖黑格尔对逻辑起点规定的核心内容。

从档案因其信息价值而被管理和利用的层面讲，档案信息是档案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和优势资源。档案作为档案学基本研究对象是题中应有之义，而相较于载体而言，档案信息在其中的价值则更大，尤其是在内容为王的时代，对档案信息的研究更应成为主导。当前，档案领域对信息的高级形态——知识和智慧业已展开了大量研究，如知识管理、智慧档案、智慧档案馆等，胡鸿杰教授即认为，知识管理可以为中国档案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使其最大限度地融入社会前沿学科。[19]可以看出，将档案信息作为逻辑起点，不仅可以揭示出档案学科理论体系一以贯之的核心要素，更可将其历史、现状和未来融会贯通，尤其是在前瞻性方面具有较大的启发价值。

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其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变更为‘信息资源管理并非偶然，而是学科发展与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顺势而为。这种变更，也绝非名称的简单改变，而是学科内容与学科体系的重大变革，是新形势下从传统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走向与时代发展相呼应的‘信息资源管理的必然选择和重大跃迁。”[20]在一级学科更名的背景下，新兴学科如出版管理、数字人文、信息分析等二级学科的设置工作也正在展开。在一级学科更名的背景下，将档案信息作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不仅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更能体现出其专业性区别。一级学科是二级学科共同的基础，体现了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管理等二级学科相比，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其差异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其专业性的根本所在。档案信息是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使档案学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也使得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学科理论体系具有了专业性特点和内容。

最后，《李文》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价方面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李文》认为，“现有的主要观点存在抽象不足和抽象过度的问题”，[21]而其评价的基点是臧兰对逻辑起点问题的解读：“认为一门科学的逻辑起点即认识或思维起点是对研究对象进行适度抽象出的基本范畴。”[22]且评价方式主要是对已有结论的简要分析，且没有给出适度抽象的标准，导致其评价结论很难令人信服。而且，臧兰的解读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认知，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2022年10月11日，笔者在中国知网文献库中，以“篇名”为检索项、以“档案学”并含“逻辑起点”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14篇有效文献，其中大部分作者都对自己的观点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论证，而且其中不乏国内档案领域成果显著的专家学者，《李文》近乎于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极不合适。同时，胡鸿杰教授的观点是“文件”而非“文件的归宿”，这一点孙大东在论文中已有专门说明，且其已向本人求证过，胡鸿杰教授随后在其博文中也已明确给出其观点，“中国档案学正是一门以管理因素——文件为逻辑起点，研究管理方式、管理程序和管理资源的学科”，[23]《李文》仍以“文件的归宿”为其观点视之，表明作者在阅读文献过程中似有疏漏。此外，《李文》认为：“‘文件等表述更适合被称作‘档案管理学这一分支学科的逻辑起点。”[24]姑且不论其结论正确与否，单从逻辑层面即可看出其认识的偏颇。胡鸿杰教授将档案管理学视为档案学的主干学科，[25]而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此，即便是按照《李文》的说法，将“文件”等表述视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可以成立的。

参考文献：

[1][3][5][6][7][11][12][21][24]李佳男.社会记忆——档案学逻辑起点探究[J].档案管理，2022（05）：18-22+26.

[2]胡鸿杰.论档案学的逻辑起点[J].档案学通讯，2001（03）：33-36.

[4][8][25]胡鸿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1，1，85.

[9]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12.

[10]ASSMANN A，CLIFT S.Shadows of trauma：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war identity[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16：9-44.

[13]耿磊.浅析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及学科体系的构建——由一棵树的生长联想来[J].湖北档案，2012（04）：17-19.

[14]钱力成.记忆社会学——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社会学评论，2022，10（04）：168-185.

[15]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16]郭辉.史料、路径与领域：记忆史视域下的“口述”[J].理论月刊，2022（04）：145-150.

[17]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05）：136-147+191.

[18]孙大东.中国档案学逻辑起点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5（06）：8-12.

[19]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69.

[20]初景利，黄水清.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OL].图书情报工作：1-7[2022-10-13].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APJ&dbname=CAPJLAST&filename=TSQB20220729001&uniplatform=NZKPT&v=rdrk9kGHGucvj9efqcpun40ZNc6I1Y43ZXsoRui3hICIGH_XyuG0y2AJL_gJ0jjU.

[22]臧兰.论情报学原理体系[J].情报学刊，1991，12（06）：401-406.

[23]胡鸿杰.再论中国档案学的逻辑起点（续）[EB/OL].[2022-10-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75c030101cpy2.html.

（作者單位：河南省驻马店市图书馆 殷冀飞，副研究馆员  来稿日期：2022-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