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燕燕

月姐的变故

我在2021年4月初给月姐打电话，是因为我完成了她的一个“理想”。此前，一直做着“民事庭”陪审员的月姐给我讲了她耳闻目睹的许多与女性权益相关的案子，她想要我为这些弱势女性鼓与呼。每每在讲完一个故事之后，她长长吁一口气，然后连珠炮一般轰出自己的看法和评论，像一个斗士。我被她的正义和情绪深深感染，明确表示愿意去“复盘”她口述的这些人和事，最终形成一个长篇“非虚构”来警示女性朋友。复盘是艰难的，但月姐常常陪伴左右，帮着给司法工作人员打电话，为得到采访对象许可出谋划策，虽然推进采访的成效不甚显著，但她对这件事的上心程度不容置疑。月姐是体贴的，她知道我家里因为适应老人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所以总是想方设法替我调度最适合的访谈时段。

所以，当作品最终完成并即将发表出版，为了答谢月姐提供的线索及诸多支持，我需要一张她忙碌于公益现场的图片附于杂志上。然而那天电话接通，另一头传来的并非日常爽朗干练的话语，而是沉默片刻突然爆发的哭声：“我家的那个出事了！”我一惊，忙问：“怎么了？”

“他昨天被确诊得了癌，说是很罕见的瘤子，长在肠子上。”月姐的话音未落定，便被沉重的抽泣接续。

我从未见月姐如此的悲恸，这一发打碎了我头脑中对月姐的固有形象。月姐的日常是稳重端庄，在盛产女干部的S区，她算得一个标准“女干部”。脸部化着若有似无的淡妆，这样的妆容精致隐晦，不会太明艳，但细看确实是认真拾掇了的。喜欢品永川秀芽，办公室里悄悄备上一小盒。咖啡偶尔喝，抿上一小口，便掏出纸巾轻轻擦嘴角。通常情况下，和人说话，她都是面带微笑看着对方的眼睛，耐心倾听着，等人把话说完了她才开腔，而她说得哪怕再在兴头上，看别人有说话的意图，便会停下，给人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一年四季，月姐几乎都是裙装，只是秋冬季节要套一件呢子大衣。有一回初冬季节开会，有人玩笑着从月姐大衣上摘下一个极小的绒球，然后告诉她背上还有不少这样的玩意，后来就再没看见月姐穿过这件咖啡色的薄呢大衣。羡慕五十出头的月姐头发乌黑油亮，四十出头的我已经长了许多白头发，月姐靠近我耳边轻轻说：“才不是呢，我也是白了三分之一，戴着假发呢！”半晌，又补了一句，“不然，白头发亮闪闪的露在外头，不好看。”说者无意，我的脸倒是红了几秒。

空闲时间，我也摸出手机在淘宝逛了逛，发觉假发不比想象中便宜，动辄几百元起底，想咬牙买一顶，但转念想到巴渝长达小半年的炎热，汗水本就自头皮奔流不息，若再顶个“帽子”，怕不是得一层盖一层的痱子，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心里格外起了一层对月姐保持形象的钦佩。

电话那头一直抽泣，我胡乱安慰着，因为面对这样突至的变故，旁人尚且大吃一惊，又如何能找到合适的言语宽和那灾难漩涡中的当事人呢？

“这可怎么办呢？”抽泣声里伴随着月姐的发问。作为我那本书的串线人物，月姐是那样的有勇气，她不该是发出这样一问的人。在采访中，我倒是常常会碰到遭遇婚姻挫折、家暴，被“重要人物”性骚扰举报未果的女人发出这样的一问。

月姐平时很少提及她的丈夫。我只知道，月姐管他叫老周。老周是个退役军人，现下在S区某局工作。月姐日常提得最多的是女儿，常常把女儿的漫画作品发到朋友圈或者私发给朋友，我收到过几次。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漫画很有时尚感。月姐的女儿小芊毕业于某美术学院工艺设计专业，因为热爱漫画，所以并没有着急出去工作，而是远赴日本进修。小芊2019年底出国，2020年春天以后新冠肺炎疫情弥漫海外，即使学校开始长期上网课，各种花费白白流淌，也没有动过回国的心思。也是2020年春天以后，我频繁因为琐事皱眉发愁，月姐依然成日笑眯眯。“有啥好愁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月姐讲。月姐数年前遭遇车祸后，她从S区政府机关调到某群团组织，此后再无动静，大概半个月前，又调到区里的某局，这次改了“非”，做了一名普通“副调”。

在月姐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我大致得知了这场变故的始末。

一个寻常的上午，月姐家的老周去医院做检查，为了一次偶然发现的十分隐匿的便血。通常，这种情况是痔疮所致。但是肠镜却发现了极严重的真相，在结肠拐弯部位，有一颗质脆易出血的肿瘤，现场检查的医生高度怀疑恶性。当过兵沉得住气的老周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个不确定的巨坏消息告诉月姐。回家，妻子像往常那样絮叨着自己这次的调动，人老了，改了“非”，把现在的位置让给年轻人，本来，“80后”当下格外吃香……不当领导也好，少操一份心，只是不知道那新的单位，局长分管副局长管得严不严。男人听着，嗯嗯答着，垂着眼，盯着膝盖上摊开的那本旧汽车杂志，半天都没动一动。老周自己应该不很怕，因为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过战场，觉得从枪林弹雨里活出来就很幸运。其实，他是担心事情说出来，又没完全确定，家里倒先大震荡了。几天过后，病理结果出来，果真是恶性程度极高的肿瘤，且伴着极大的转移可能，接下来有一大堆无创或有创的全身检查，要继续隐瞒妻子显然是一件难事。于是月姐知道丈夫得癌了，并且凶多吉少。

他們托了人，好不容易挂上顶级专家号，但专家与他们把话说到一半，恰好还没讲预后生存期的问题，就被突然而至的紧急会诊打断了。顶级专家临走，把事情交代给一直坐在旁边的一个医生——因为口罩遮住了半张脸，从眼睛来看也算不得年轻。等专家离开，这个不大年轻的医生便挪了挪，坐在专家的位子上给月姐夫妇俩继续答疑解惑。说到预后，这个医生先瞅瞅老周，老周摆摆手：“没事，你讲。”医生点点头：“得等到所有检查出结果，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如果扩散了，那就几个月；没有扩散的话，还有希望。”

这会我给月姐打电话，正值她等待一张全身磁共振的片子。她在电话里情绪激动地哭泣，仿佛我的意外来电为她开启了一个泄洪的突破口。本来，我预计与她的通话在一分钟左右，只需告知她发图片即可，岂料一通电话却撞破了一起别人家的大变故。

我站在广场上，手里提着从罗莎店买的面包，小雨淅淅沥沥下着，因为一直同月姐说着话并关照她的情绪，罗莎店赠送的盛装面包的纸袋不知不觉湿透了，袋子突然一倾斜，险些掉落地上。一看，纸袋的一边提手已经湿透断掉。原来，看上去牢固的纸袋，并没有想象中牢固。通话结束的当儿，月姐又一再叮嘱我，不要向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说起这场变故。我理解她的嘱咐。怕将来工作出了岔子，领导多半认为是家事所累。于是，我赶紧地应承了。

第二天上午，我又给月姐打电话，想着问问最终情况。她依然在电话里哭泣。她告诉我，老周身上的肿瘤已经扩散了，从头到脚，都有。我赶紧问她：“那么医生怎么说，需不需要我帮着找人再看看。”

月姐说：“找人倒也不必了，这样的晚期，其实应对方法本就有限了。”

“还有，医生提供了几种法子试一试，说可能对延长生存期有效……”月姐补充道，“都需要自费，一个疗程可能要花上几万。”

“那你准备怎么办？”

“哎，总不能看着不管，还是试一试吧！”听起来，月姐下了决心。

难念的经

大半月过后，我接到月姐主动打过来的电话，这次她托给我一件事，替她介绍个律师，尤其是熟悉“遗产继承”“财产分割”之类的，她有急事要咨询求助。

我说：“你自己不是做过陪审员吗？难道你不认识人？”话一出口，那头一阵沉默，我才想起月姐是有自己苦衷的。然后，我连连应承，表示帮着找一个曾采访过的优秀律师。

“你不好奇我怎么就打起遗产的主意来了？”月姐突然问。

“这个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回答得很尴尬。

“说得对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月姐已经恢复了一些精神头，说话也像过去一样有条有理。

这时候我才知道，月姐家的老周，在二十多年前与月姐恋爱结婚时，已经历过一次婚姻，并且还有一个女儿，一直跟着前妻。因为各种缘故，多年来这对母女并不多于和老周来往，但她们如今也知道老周突然身患绝症且时日不多的消息。这一段，前妻生的女儿丹丹在老周跟前跑得很勤，丹丹老公帮着联系专家，甚至动用了自己表兄的朋友的朋友的关系。

“到底血浓于水嘛！”我帮着解说，往好的方面去启发月姐。

月姐在电话那头冷笑了一声。

大约五年前，丹丹结婚，甚至没有给自己的亲生父亲发请柬，为了这个事，老周甚至找到前妻狠狠打了一场口水仗，这是他们分开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据说，老周是忍得住事情的。那年跟前妻刚领完离婚证，老周还没落实下住处，深夜加完班回曾经的家，敲门没人开，拿出钥匙捅半天开不了门，人家白天趁他不在已经换过门锁了。老周使劲儿憋回口气，在被小孩拿弹弓打坏的路灯底下跺跺脚，便径直回办公室睡下了。之后两个月“打游击”，住办公室、住朋友家，前妻和女儿连问也不曾问上一句，就这样，老周也没有动火。当然，老周想要陪伴亲生女儿丹丹走进婚礼殿堂的热切愿望，更加不能实现。前妻再嫁，丹丹并不认可继父。所以那天结婚仪式上，是舅舅把丹丹送到新郎身边，但继父还是得到了继女和女婿敬上的一杯茶。这一切，老周亲眼看见。他没有被邀请入席，那天中午在酒楼同一层的另一个包间独自点了酒还有两个菜，顺便藏在人堆中看了自己女儿出嫁的盛况。从酒楼回来，老周醉得又哭又骂，醒来被月姐一顿数落。

月姐只说老周此前在丹丹那里得到的冷遇，至于老周为什么和前妻及丹丹关系弄得那样不堪，月姐只字未提。但她强调，今时不同于以往，就这几天，丹丹他们两口子忙着往老周这边跑，连前妻都时不时打电话问候鼓励老周。

“你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就这么几天肉就长出来了？”月姐愤愤说，“她们在想什么？人啊，就这么现实。”

月姐现在这么讲究，想来年轻时也精致，精致的女人有心气，又怎么会嫁给有过婚史还有孩子的老周？话都说到关键地儿了，月姐也就趁便向我解释了这个疑问。

在月姐的原生家庭，父亲要看母亲脸色，因为父亲不如母亲进步，而且母亲说话快且狠，像红旗轿车的车轮，又像尖利的剔骨刀。在买肉需要肉票的日子里，母亲特意在小厨房里装备了一把剔骨刀。红旗轿车把领导送回家之后，司机又顺路送母亲。一到家，母亲立时由一个严肃的机关女干部变身熟稔的家庭主妇，她直奔厨房，父亲已经待在那里多时了，他摘青菜淘米削萝卜皮，母亲从手头紧捏着的布袋里取出托人情买来的事先砍成两截的猪棒骨，再从墙壁上取下挂着的剔骨刀，贴着案板，把骨头上附着的厚厚一层肉，拿刀一点一点剔下来，就像门口的大花猫用满是锋利倒刺的舌头舔着已经被炸得焦黑的鲫鱼骨头——没有一丝多余的肉被放过。刮下的肉，被拿来做糖醋肉圆子，光秃秃的棒骨炖萝卜汤。

父亲小心翼翼炸着肉圆子，听着母亲的教训：“谁让你在大会上讲那个事情是虚的，你难道不晓得这个事情是上面抓的吗？你有没有一点头脑……”月姐大专毕业，刚分到单位就和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在家里，月姐谈到恋人满面笑容，母亲低头熨一件毛领子大衣，眼也没抬下：“哟，农村的呀，家里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将来麻烦多哟！”月姐要说更多，母亲没再理她，但她跟母亲说起不久要带小伙子到家吃饭，母亲却爽快答应了。

星期天，小伙子来了，提了一大兜苹果香蕉，还带了一个崭新的大背包，说是专门给月姐父親买的，听说这位伯父经常出差。母亲面上淡淡笑着，把水果拎到一个角落，说是明天让家里帮带幺妹的阿姨拿给乡下的孩子，又指着那个大背包，说：“我家出差都用箱子，虽说这背包比起箱子要便宜许多，但到底装不了什么东西，你还是拿回去吧。没用，我们不要。”母亲使的都是软钉子，不久，小伙子知难而退。再后来，月姐交往的几个对象，母亲都没看上眼，也都没成。在母亲退休的前一年，逼着当了大半辈子“窝囊废”的父亲离了婚，也就在那一年，快三十岁的月姐嫁给了老周。月姐跟母亲说：“反正无论什么人你都不会满意，那我干脆捡一个你肯定不会满意的嫁了，这样你反而没话说了。”

母亲扯着嘴角抛出冷笑说：“你这一辈子是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月姐很快跟老周扯了结婚证，婚礼是在老周北方的家乡办的，月姐离婚离家的父亲专门坐火车倒客车去参加了女儿的婚礼，母亲则从始至终没露过面。父亲给女儿塞喜礼，也顺便跟她说：“别埋怨你妈，她还是心疼你。”月姐没说话，但母女就此彻底生分。过年过节去母亲那边，母女之间能好言好语小半天，但上不得饭桌，那饭吃着吃着，母亲就要发感叹，陈年旧事一堆摆上桌面，饭菜变了味。月姐在自家人面前，也做不得那么收敛，一来一回，擦枪走火，吵闹收场。

好日子里头结个疙瘩，后面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不舒服。本来娘家应是个温柔的所在，可里头径直横了根刺，刺得一颗心血津津的。

月姐告诉我，老周生病这件事她压根没告诉娘家人，大哥没告诉，幺妹也没告诉，就是防着母亲知道，她要是知道，又要说“这些都是你自作自受”。

月姐说：“我现在一点都听不得这些。”其实，屋檐下的人都是一样，难念的经，处处有。月姐只知道我家的老人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却不知道究竟严格到何种情形。

我的父母数年前因为帮忙“带外孙”来到重庆。父亲全面接手了我女儿的课后教育，而母亲不仅接手了小孩的日常，还接管了厨房，轻易不让任何人帮着下厨。从此，准点吃饭成为家里“头等大事”。开放式厨房里，抽油烟机的响声一停，所有人就要立刻冲向餐桌，把母亲亲手烹饪出的饭菜一样样端到桌上，片刻不敢耽误。这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饭点到，手里一切的事情必须搁下，不论我是否在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孩子的数学演算是否到了最后一步，丈夫是否还在电梯里，父亲是否正在回复一个关键信息。这样的“条件反射”的形成，显然也是历经一次次事件强化形成的——要知道，我们之前的“三口之家”并没有对吃饭时间形成固定的规矩，早饭和中饭，丈夫和女儿都不在家里吃，晚餐一般在6点40分左右开始，视情况可以晚10—20分钟，丈夫的单位喜欢快下班的时候开会，所以他会发信息过来，让我们先吃，给他留点菜就好。母亲接管厨房之后，我跟母亲说“留菜”，她立刻表示为难：“留菜很难的，留多留少都是问题，最好就是大家一起吃。”母亲把晚餐的时间定到6点半，几乎不会有一点延展。那个时间，丈夫常常还在下班的路上，我则被晚高峰车流堵在路上，被絮絮叨叨教育了几次后，我们都开始努力适应这个固定饭点。我曾经与母亲有过一次商量，晚餐稍微延后10分钟.不到两天，父亲在手机上找到一篇文章，说最佳晚餐时间是在6点半以前，否则可能发胖，接着父母就一起高声谈论晚饭吃晚了的坏处。

最后，我家晚餐的时间，雷打也不动。

母女，父女

再见月姐，也是在大半个月以后。我知道的是，我帮着月姐请去咨询的律师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并且月姐对于律师见面后首先向她报出“价目表”的行为很不满意。

“我知道咨询要花钱，可你也不能上来就谈钱，你这样冷冰冰的，我又怎么放心让你去办贴心的事儿呢？”

月姐的新单位我还是第一次去，在繁华闹市的街角旧楼里。约定在楼下碰头，可我竟然差一点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人——齐耳短发花白稀疏，原本清瘦的脸现今脱了形，眉心皱结，颧骨高耸，面上未施任何粉黛。月姐见我愣着打量她，一边慌不迭把外套往胸前拉了拉，又系上两颗扣子，一边讪讪笑着：“今早赶得太急，里头的胸衣竟忘穿了。”其实，她說的这个细节我并没有注意到。

我是第一次看见月姐纯素颜不戴假发。

原本我是约着月姐一块吃午饭的，但我到的时候才11点，还早着。月姐便带着我往楼里面走。原来，这栋楼外面看着很有些年头，里面装修得体，作为机关办公场地还是很像样。上了三楼，穿过长廊，进了右手边一间大办公室。进门两盆绿植，里面打着隔断，有4个工位。月姐带我走进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工位坐着人，门边墙壁上贴着的去向牌显示，另2个人外出公干去了。我开口：“这办公室够气派！”月姐连忙竖起食指表示保持安静，有人呢。她压低了声音，然后说去旁边小会议室看看，如果没人的话就先去那里坐坐，一股“寄人篱下”的意味却油然而升。

片刻月姐转来，拉着我一起去了空无一人的小会议室，一进去就关上门。待我坐下，她又从饮水机旁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说：“喝这个。这个饮水机的水呀，都是陈水，不好。”

我问她如今家里的情形，她告诉我，一个是老周的治疗已经正式开始，二个是老周的遗嘱已经立下了。

老周需要同时做化疗和进行最新的“免疫疗法”，医保能报销的实属有限，还有许多治疗是需要自费的，算一算，第一个疗程自费的花销就在五六万。老周的情况，余生治疗不能中断，是个“无底洞”。

“唉。”我叹气。

“那有什么办法呢，夫妻二十多年，不说爱情那些虚话，情义也都长进命里了，他嘴上说不怕死，但心里还是想活。想活，我就得让他活呀。”

月姐告诉我，无论她怎么瞒，母亲还是知道这件事了。

八十岁的母亲独居着，一贯强势，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孩子。小妹与母亲住在一个小区里，晚上做好饭菜给母亲送过去，大哥也常常上门看母亲。但母亲坚守着自己的一切，她的存折自己握着，存钱取钱自己去银行。大哥和小妹的花费，她都直接回报现金，除此不要儿女一分钱，包括过年包的红包——给她红包，她回头买个等价的东西，送给孙辈。其实，家里最先知道这场变故的是小妹，小妹与月姐新单位的人相熟，别人见面说起月姐最近很难，请了很多假陪老公看病——她老公得了大病。小妹一脸诧异，别人也很诧异：“哦，原来你不知道呀？”于是，小妹直接堵住了月姐，知道了一切。起先，小妹也发誓说不告诉母亲，但小芊在日本因为疫情原因一时半会回不来，月姐现在孤军作战，况且要留意提防突然热心的老周前妻女儿，小妹于情于理也必得给月姐搭把手，月姐有时忙不过，她就带着姐夫检查、做治疗。母亲细心，看小女儿好几次都没有亲自过来送晚饭，便觉察出其中的问题，拿出一贯的凌厉，逼着小妹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楚。至于母亲当着小妹的面怎么评说这件事的，月姐不知道，但她接到了母亲突然打来的电话：“你的事情我晓得了，救人要紧些，我这里有十五万，你拿去用。”母亲第三天真的给她打了十五万。

月姐先前最烦恼的是老周的“身后事”。因为她知道，老周虽说父母已亡，老家没有什么纠葛，可老周毕竟是个再婚之人，之前有孩子，到了最后如果一切没有交代，就可能打起遗产分割官司。如果说家里的房产存款统统都是老周一人挣下的，月姐无话可说，该怎样就怎样，可房产存款都是月姐和老周一起一点点置下的。像许多男人一样，老周把工资卡交给老婆，自己花钱管老婆要。月姐把自己和老周的钱存到一张卡上，买下的几套房子都写的是自己和老周的名字。她不想成为我那本非虚构里那些循着《民法典》保护自己、虽赢了官司却身心疲惫的可怜寡妇。有人跟她支招，说最好让老周事先留好遗嘱，以免身后的纠纷。月姐觉得有理，所以才托着我找律师。律师没有派上用场，月姐的这场烦恼却自动解除了——一天，老周主动提出要立下遗嘱，交代身后事。

那天，老周精神不错，在病区走廊上遛了一圈之后，突然给她说起这事儿，然后煞有介事地拿出纸和笔，算起一笔笔账。活像是搞财务工作多年的“老把式”，夫妻共同财产在存款、房产中占比多少，老周算得清清楚楚，虽然这么多年家里很多事情他没有亲自经手。

“如果我算得对，那么，相当于城郊那套房子是我的一部分财产，有个事和你商量，我想把这套房产拿给丹丹。”老周说。说是商量，可并没有丝毫商量的口吻，分明是已经决定了。

“你到底还是想着你女儿……”月姐想要发作了。

“手心手背都是肉，小芊是我女儿，可丹丹也是我女儿。要说，你和小芊跟我更亲，所以我想着留咱们主城中心的房子给小芊呀！”老周说得很诚恳。

原来，做父亲的到底不会记仇。不管丹丹曾经对老周有多么冷淡，或者说给过多少难堪，但只要丹丹有一天主动来看老周，有那么一两句带点温情的话语，不管真假，老周心头经年的疙瘩转眼烟消云散。不说老周，自己的老母亲也是啊，就算母女隔阂那么多年，可母女毕竟是母女，冷嘲热讽搁在平日，但真要有个急事，当妈的首先也想着拉女儿一把，下回要算账也得秋后不是？

几天过后，老周把丹丹和月姐叫到一起，又喊了两个老朋友做见证，立下了一份遗嘱，又盖了手印。

月姐看见，丹丹瞧着生身父亲一本正经立遗嘱要送房子给她，嘴角微微抽动，两手不安地搓动。有吃惊的成分，也夹杂着一些愧疚。

“放心，我已经跟你月姨讲好了，我走了过后，月姨就跟你去办过户。”老周交代丹丹，又看了看月姐，月姐点点头。

“儿女要孝顺，现在都认最后一份遗嘱，你爸日子且长呢。”一个老朋友插了一句。

“不管怎样，老周的身后事总算有了交代，我和小芊也就放心了。”月姐说。

那天中午我请月姐吃饭，地点是某广场我们熟知的一家江湖菜馆，月姐第一次没有抢着付款。临别，她说：“你太破费了。”

习惯就好

无论丹丹也好，小妹也好，在老周和月姐的家庭之外，都算是“别人”了，要照料好患着绝症的老周，还得是月姐自己。

一段时间过后，月姐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生活习惯，随着化疗的周期，给老周办住院，自己做个核酸，陪护老周做治疗，3天后出院，21天后周而复始。治疗期间，小妹有空帮着煲汤，再把汤送到住院部门口——人是进不来的，住院只能有一个做过核酸的亲属陪护。实在忙不过来，月姐也从医院周边一排看似不大清洁的餐饮店认定一家稍可靠的，打电话请他们送餐。老周做化疗反应大，恶心反胃一时半会吃不下去，月姐就把餐食先搁一边，等到老周缓过来，再把这些凉掉的汤饭放进病房搭配的微波炉里，加热端出来。

伺候病人久了，人疲了，走路拖着步子，刚刚“下活”的护工看月姐一个人忙前忙后，就赶着招呼她：“大姐，请人不？两百一天，不管伙食，如何？”月姐摇摇头。

“不划算的，老周差不多一个月住院治疗就三天，哪里用得上护工，人遭罪钱省着了。不管是谁，生了大病，钱就跟流水似的，好钢要用到刀刃上。”

9月下旬，我的新书在四川开首发式。提前一周，我给月姐打电话邀请她出席。我告诉她，路费住宿不必操心，你只管过来就好，也就一天的时间。

“我得问问老周的意见。”过了一会儿，月姐在微信上告诉我，老周同意了，刚好那两天他结疗在家，自己热热饭菜没问题的。

最终月姐没有去。首发式的前一天，我突然接到月姐电话，说医院突然安排老周做一项检查，必须家属陪同，这两天刚好其他人都抽不出时间，只能她去陪着，所以只好缺席首发式了。

我没有多想。等我从四川回来，月姐在微信里祝贺活动圆满成功，说着说着漏了嘴，原来她不去是为了避免给我添麻烦，“我猜，那些路费什么的出版社不会报销，又是你在帮我贴，我哪里好意思领受呀？”哎，到底是精致了许多年的月姐，我立时什么也说不出，除了一阵感慨。

之后，我还是常去看月姐。老周的情况一直维持着，估计打破医生预估的生存时间没问题，只是跟以前比较，这个重病在身的中年男子变得越来越依赖人。过往的老周很勤快，在家抢着做事，如今渐渐变得不愿动弹——在月姐看来，这不仅仅是身体的问题。

月姐在厨房里，手里搅动鸡蛋，锅里热油冒烟，想让老周帮着把裹了芡粉的肉丝下锅翻炒，老周却卡在客厅沙发里一动不动。月姐说老周，老周就讲自己一个等死的人，啥都不想了。一番丧气话，噎得月姐脸色煞白。

菜上桌，老周又问：“我的筷子呢？吃饭总不能没碗筷吧？”

月姐最近为了一件事和老周大动干戈。老周几个月一直治病没有上班，单位便没给他再发每月一千多元的“交通费”。月姐很上火：“说到底，这‘交通费属于单位职工正常待遇，怎能说扣就扣？再者，老周得了大病，正用得着钱呢，别的不说，从家里到医院这路上一来一去还要花不少！”所以，月姐得知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找老周单位领导说理去，老周却拦着：“算了算了，你人没在岗位上，大家都看著呢，哪好意思争这争那？”“不是争，是维护自身权益！”看月姐不依不饶，老周最后做了让步：“再等等吧，他们才给我评了个先进！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呀！”

月姐究竟有没有去找老周的领导讨要被“克扣”的“交通费”，这个我不知道。11月初，市里发生了疫情，月姐被派到基层一线配合防控，而老周在治疗中碰到“大坎儿”了：免疫治疗过后出现很大的副作用，血小板计数低得怕人——这样的状况，脑出血分分钟可能发生，治疗引起的副作用可以先于癌症杀死病人。但是，无论如何危险，老周也不能一直待在医院，大部分时间还得居家。本来嘛，并不是在医院血小板就能妥妥地上升，关键还是看用对药没有。按说，几个月以来，月姐早已适应了家有重病人的客观事实，从变故起始的哭泣变得愈加淡定，与恐惧悲伤相比，长时间的焦虑才是主旋律。并且，焦虑在不同阶段有不同主题：检查出大病，焦虑着找医生；方案好几个，焦虑着到底哪个能既有效且副作用又少；方案选定需要住院，焦虑着何时出床位；自费项目多，焦虑着商业保险能否守信，急需的大量经费又从哪里来……现在，副作用于一堆繁复的抗癌治疗之后终于暴发，究竟哪一种药能迅速提高血小板数量又成了新的焦虑点。还有，老周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因为一点小小的伤口都可能致命。月姐把家里所有带角或尖利的物品都拿布和棉花包裹了，包括桌角和椅子腿，就像家里养着一个娇弱的幼童。这样还不够。月姐绝不允许老周自己拿水果刀削苹果，每天早上上班前都把水果削好切块；怕老周用饮水机被烫伤，月姐专门给老周准备了一只小巧的温水壶。丹丹说要上门帮忙照料，也被月姐拒绝了。她怕换个人不了解老周那纸片般的脆弱身体。

恰在那一段时间，月姐单位换了主要领导，本来那几天她一直是从家里直接去防控的社区，但新领导却规定，所有人得先去单位签到然后再出去，这样一来，月姐早上便忙不过来。刚开始，她并没在意新领导的规矩，因为她家的情况，办公室已经向新领导汇报过了。可就在一天早上，她收拾停当，正盯着老周一口口喝下玉米粥，电话便突兀响起，是办公室来的电话，那头刻意压低着声音：“姐，你在哪里呀？领导说你早上怎么不到办公室签到？”“哎，我的情况他知道的呀！”“姐，你是不知道，今早领导亲自到每个办公室查验了一番，他说，谁都要打起精神，不许松松垮垮的。”听罢，月姐叹气，拿起包，又仔细嘱咐了老周几句，然后出门。

最终，还是专家引荐的一款新的进口药起了效，老周在极低水平停滞了一个月的血小板竟然缓缓地升了起来。虽说，升起的幅度都很细微，但这个趋势终归是喜人的。可惜这个灵药暂时不在医保名录，得自己掏腰包，一针几大千，如此缓慢的增长，起码得七八针才能接近正常水平。

“贵，当然贵了，但针必须要打，人命最大呀。再说，只有把血小板给升上去，才能继续后面的治疗呀！”月姐说。现下她唯一的烦恼是，想要卖一套房子，这样可以增加手头可用的现金。可是这套房子偏又放在女儿小芊名下，小芊一时半会回不了国。

这已经是月姐家发生变故的半年后。老周真的突破了医生的预言，虽然从头到脚都带着恶性肿瘤，虽然前方不一定有闪烁的希望，可他依然活着，治疗着，战斗着。我已经许久没有看月姐再戴一头油黑的发套了，花白短发确实平添憔悴，但却更加真实。

（编辑 吴翠）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连年入选《中华文学选刊》《中国报告文学精选》《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