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卫 雷博华

摘 要：詹姆斯·奥康纳对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认识和创新之处，他认为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不仅是实现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联姻的关键，也是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通过“社会劳动”，奥康纳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含的生态学基因，也在继承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基础上以外在完善和补充的方式将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构建起“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的三位一体理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对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下经济、生态问题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奥康纳；社会劳动；自然；文化；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23）01-0005-06

收稿日期：2022-12-23

作者简介：

李洪卫（1967-），男，河北南皮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后起的研究领域，因此，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奥康纳曾说：“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1］3那么，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内在的有机联系？联系的根据何在？不同学者对该问题的论证是不同的。奥康纳论证的特异之处在于，他试图从文化层面丰富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的内涵，以“社会劳动”概念为基点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这也是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内容恰与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构成一个既相联系又有所不同的诠释空间。本文就此做一些相关讨论。

一、 从物质生产的根本属性上把握生态危机的根源

努力把握马克思社会劳动的属性及其根源，是奥康纳与其他西方生态学家相区分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异源自于对人类社会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1］12在对生态危机展开具体分析之前，奥康纳已经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自己分析问题的基点：从物质的层面剖析生态危机，而非停留于现象表面，这也是他贯彻唯物主义主张的体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151西方生态中心主义者和人类中心主义者，在观念层面纠结于“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无形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地将人类与自然相对立，脱离人类物质生产的现实，只是在现象层面寻求解决的出路而非触及问题的根本，导致西方生态运动一直以来效果甚微。奥康纳认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1］8他认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物质基础层面分析生态危机根源，更有利于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奥康纳指出，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潜在的生态学理论视野，关键在于对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社会劳动作为理解马克思理论的关键概念，具有穿透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审视生态问题一体性的本质力量。奥康纳首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原理，同时他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补充认识。

马克思在强调生产活动及其组织方式的第一要义时指出，人类活动的目的是人类的生存，由此形成在此目的下的生产，“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58马克思将劳动确立为历史发展的前提，提出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不仅在自然基础上发挥自身主体性，通过改造外部世界以满足自身需要，创造出“第二自然”，同时人的感性意识也在物质生产中形成和发展，即历史唯物主义已经看到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之中。首先，劳动在马克思这里是物质性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在最普遍的和最基本的意义上就是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类物质活动不仅整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还协调、改变自然界与人类文化间的关系，即人类劳动为自然界发展过程和人类文化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注入了动力。

其次，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指出，劳动作为具有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具有人类生活的属性，同时具有社会历史特征，因此还要把社会劳动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奥康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由于劳动的不同组织形式还会产生不同的生态效果，因此原则上说，生态史也是人类劳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奥康纳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研究方法，强调历史变迁过程中物质生产方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某些反生态的属性，这个分析是与他考察“社会劳动”及其物质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奥康纳又认为，社会劳动不仅仅包含着物质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构成，同时还有自然与文化因素的构成，这是他在思考生态危机问题时的另外一个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个人理论的核心要素。

二、 协作与“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三位一体理論

奥康纳选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劳动出发研究生态危机，但同时他也指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蕴含了一定的生态学基因，但不够充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1］7经典马克思主义主要“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1］8一方面，马克思是在“前生态学”的阶段分析社会发展矛盾的，受到一定的时代局限，当时的社会生产尚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很多问题诸如生态问题都还没有暴露，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解决后发的生态问题上还不充分。另一方面，马克思是在“前人类学”阶段阐释社会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剧烈，因此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批判是马克思的时代课题，这就导致他尚未来得及对相关的文化问题作详细阐释。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后续传播过程中，第二国际思想家特别是苏联的一些政治学家，从迫切需要发展本国经济的现实出发，倾向于以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来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导致在此之后很多人误把“经济决定论”视为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忽略文化。奥康纳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原因导致了马克思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历史转型问题时，对自然和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忽略。

奥康纳认为在解决现今的生态问题时需要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向外和向内作双向拓展。第一，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将其内涵向外拓展到对自然界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分析。人类劳动引发自然改变的同时，自然也会相应地制约人类历史的发展限度，即由社会劳动连接起来的人类史和自然史，实则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这就是说，人类和自然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辩证关系中，在这个关系中，不仅人类的生产发挥作用，而且自然自身的生产也发挥作用，并彼此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在奥康纳看来，自然具有“自主运作性”和“终极目的性”两个特征。其中，自然的“自主运作性”是指人类在塑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重塑着自身，自然界以其自身的“弱规律性”，如生物生长、气候变化等自然规律主动参与到生产生活中，而非被认为的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消极、被动的对象。自然的“终极目的性”是指自然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其目的，奥康纳提出自然界的“终极目的性”是为了强调自然界的自身价值。相较于把自然界作为人类附属物品的观念，他认为人类如若想实现真正的解放，需要把自然的解放也考虑在内。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发展处于同一个历史进程当中，其终极目的是一致的，即在社会劳动中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第二，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将其内涵向内延伸到文化中。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生产不管在何种程度上被社会所塑造和调节，都会对自然和人类自身发展产生作用。在奥康纳看来，文化不只是社会劳动的精神产品、上层建筑，相反，他认为文化是融入于社会劳动中的规范，同人类劳动和自然交织在一起后共同参与到历史发展变化中。特别是文化作为一种累积性的要素，如语言、习俗等，同生产力一样，对社会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奥康纳试图从“协作”入手，将“自然”和“文化”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中。

关于“协作”，奥康纳认为在论述历史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上，马克思倾向于把技术因素解释为主导性因素，卢卡奇等人倾向于把权力因素看作为主导因素，即“一个是把协作看成生产力，另一个是把协作看成生产关系”，^［1］65他认为双方对协作的理解都不够完整。奥康纳指出，协作模式不应只被视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它其实同时被四重因素决定：权力关系、技术、自然和文化，这四重要素都以具体的、累积的、有条件的方式沉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也就意味着协作范畴虽然是被决定的，但也具有不确定性。比如，在信仰新教伦理的地区，社会协作模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新教文化精神所决定，而在农业地区，社会协作模式则主要被当地的水力循环情况所决定。因此，奥康纳认为可以借助协作范畴这个突破点来厘清社会劳动、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之中，社会劳动依旧保持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核心地位，与此同时，自然和文化因素都对社会劳动的内涵进行丰富和补充。为此，奥康纳提出了两对概念，一是“自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是“文化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构成了他的“三位一体”理论。

“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自然的生产力”是指，人类在劳动中尽管塑造着自然，但是自然界中的生物反应和物理、化学变化是自发进行并独立于人类系统的，依然是以自身的物质资源、地理状态等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参与到协作模式中，成为人类生产的自主合作者。例如，气候地貌、土质水文等自然因素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种植业、矿产业、航运业等的发展情况。“自然的生产关系”是指，自然生态系统会干预社会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建构与发展。比如，英国发达的输水系统及其形成的水陆条件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国没有产生完全的封建社会。奥康纳在这里试图以“自然”的自我调整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一是想重新确立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性前提的地位，二是想强调自然不仅是生产过程的合作者，而且还是一个自主的合作者。自然界中土壤生成的条件、森林的生态平衡、气候的变化以及河床的形态改变等，都是自然界的“弱规律性”。受自然界“弱规律性”的规限，人类工业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界造成的改变，反过来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奥康纳认为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人类应该看到自然发展的弱规律性和相对自主性。

“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文化的生产力”是指，技术和生产力的产生受文化影响的结果和生产力作用的文化方式，是生产力的主观维度，它除了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外，还内含了劳动力的不同协作方式。“文化的生产关系”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对社会关系干预的结果，是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这就是说，在奥康纳看来，“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其实都是与文化规范问题融合在一起的。”^［1］61但他认为马克思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而非将它看作与社会经济基础融汇在一起，因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的结论。他认为以单一决定论的理解方式来解释历史，会导致把复杂的社会关系片面地还原为由技术因素所决定，从而忽略文化规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能还原历史发展的全貌。但实际上，在协作过程中，文化活动是同经济和政治活动联结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文化的规范性不仅自上往下地输入到工作场所中，而且自下而上地渗透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可以看出，文化在奥康纳这里不仅是一种精神产品，它还作为社会实践的过程融入到社会生产中，在这一理解下也可以说，奥康纳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

奥康纳以协作为突破点把自然和文化丰富进历史唯物主义中，形成了他的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的三位一体理论。社会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临界面，具有主观和客观两种功能：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创造出了一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客观物质世界，同时它还帮助建构起我们的主观意识世界，并由此决定人类物质世界发展的走向。因此，一方面，社会劳动拥有自然的特征，这是指人类劳动的开展基于特定的自然现状、受制于一定的自然规律，与此同时自然界也在社会劳动开展的过程中被改变；另一方面，社会劳动拥有文化的特征，这是指人类劳动既是在价值规律和阶级基础上展开的，同时也被文化规范决定，相应的文化规范也被社会劳动的形式所调节。在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三者的关系中，自然与文化的因素是彼此融汇和并存的，社会劳动是调节二者关系的关键。奥康纳通过揭示美国蒙特利湾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了自然决定文化和文化决定自然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丰富的天然资源、多变的气候、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走向地缘政治学；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群内容铸就了当地的自然景观，走向阶级政治学。这两种观点各自从自然或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和社会变迁，却都没将劳动考虑在内。离开了劳动，只限于自然的视角，可能會走向“绿色生态地区主义”，只限于文化的视角，可能会走向“多元文化主义”。可以看出，特定的文化形式和自然本身除非与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并生成生产力，否则无法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这也是奥康纳坚持社会劳动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核心地位的原因。

总体上说，奥康纳试图在社会劳动的基础上补充自然元素和文化元素作为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方面，他的三位一体理论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有特殊价值，既强调了自然约束和自然规律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文化生成以后对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作用，同时他又试图将社会劳动继续置于社会发展进化的基础地位，这样他的三位一体理论不仅在解释生态危机方面有相当的解释力，同时在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发展方面有其特殊的价值。

三、 对奥康纳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几点比较

奥康纳通过对社会劳动中“协作”的分析，提出了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组重要概念，试图以此为基础把握现代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以补充、完善的方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与其有类似思想目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的刻画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二者之间的共性是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不同点在于哈贝马斯的根基在“交往”并以此代替劳动，而奥康纳则试图通过自然、文化和社会劳动的整合性、一体性形成重建的基石。

哈贝马斯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借鉴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以此区别于系统世界（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他把生活世界的相对独立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摆脱资本和权力束缚的主要阵地，由此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上就用“交往”替代“劳动”，“主体间性”则成为核心观念。哈贝马斯试图继续延续而不是颠覆现代性的发展，因此他没有像一些后现代哲学家那样试图去除“理性”观念，而是继续延续理性哲学，但是他的理性哲学的重心发生了转换。他说：“从历史起源以来，意见和行动的合理性就是哲学研讨的一个论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思维本身，就是从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动中的理性反思中产生的。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4］14哈贝马斯将人的行动划分为工具目的性行为、规范性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第一种行动主要侧重于经济理性行为，只有交往行为才是纯粹为了个体之间的没有工具目的目标的理解性行为，理想的生活世界中要实现交往行为的理性主导。他将现代社会理解为合法性秩序之下的人类自我沟通理解和实现自愿行动的场域，从而凝结为一个社会团结的整体。奥康纳将“文化”补充进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涵之中，试图扩充完善生产方式内涵，而哈贝马斯则是试图用新的理解和新的概念替换劳动或社会劳动，这是从劳动实践的主体性向生活世界中交往主体性的转变。他说：“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按照知识储存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我把个性理解为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就是说，使一个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而能论断自己的同一性。”^［4］189显然哈贝马斯对文化的理解也是作为个体之间达成交往共识前提的条件，而不是具体的文化遗产或成果，这是他与奥康纳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他把理解置于现代人理性交往的核心，以此取代劳动作为个体摆脱异化性人身束缚的前提。

王晓升曾就此指出，从哈贝马斯的理解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按照交往理性来行动，那么这个人就不是按照交往理性的原则参与交往，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人。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区别，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交往理性（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中所说的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是与理解有关的理性，而不是与行为目的有关的目的理性，不是以行为的成功为目标的目的理性。”^［5］齐勇指出，哈贝马斯用交往代替劳动的哲学转换，此前的实践哲学是以劳动或社会劳动为前提的，“哈贝马斯认为上述的这种实践哲学用劳动代替了自我意识，强调行为主体对客体世界的操纵，因此，它虽然不是把自我意识作为世界的原则，但把劳动当作现代性的原则，从而很容易就推导出了科技生产力的概念。这一类型的实践哲学不可避免地滑入生产范式的泥潭，这种生产范式把理性的有效范围仅仅固定在真值有效性和效用上，其他的一切价值统统予以排除。”^［6］换句话说，哈贝马斯交往哲学的目标是以个体之间的沟通理解代替个体面对自然界所呈现的劳动实践主体性，而倡导一种人类主体内部的交往主体性，这个转换显然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同时呈现出与奥康纳等试图以文化扩充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尝试之间的显著差异。哈贝马斯强调“相互作用”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而社会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则处于主导地位，这二者之间的地位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演变发生了重要变化。相互作用其实就是人际的主体性互动，这是在超离了劳动束缚人身前提下的主体间性的交往转换，李佃来曾就此分析说：“‘社会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分析。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突破口就是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一方面，哈贝马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之于人类社会产生和人类生活方式再生产的重要意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对相互作用和劳动的联系并没有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在社会实践的一般标题下把相互作用归之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为工具活动。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指涉的只是纯粹的工具式行动，而把相互作用的向度置于不顾或将之消融于劳动概念之中，从而不能正确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尤其是看不到相互作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根本界分构成了他提出新范畴、新框架的出发点。”^［7］也就是说，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是相对于社会历史变化而来的新的思考和发展，而奥康纳只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形成的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解，因此二者之间的视角和出发点都有相当的差异。

奥康纳作为最早一批研究生态危机的学者，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其深刻的见解。他通过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透视了人类劳动对于人类发展、自然界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意义，否定了“技术决定论”“自然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单一决定论，并以自然和文化维度补充历史唯物主义，就此提出了源自于但又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试图以此论述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奥康纳强调的是，社会劳动本身基于两种社会关系的前提，第一个是自然或自然界，自然界既是人类社会劳动的前提条件，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约束性，奥康纳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其实也有呈现；他特别提出的第二点更加重要，即文化规范和价值同时是社会劳动在不同时代持续展开的条件和前提因素，因此他提出了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概念。王雨辰对此有较好的阐述：“从社会劳动与文化的关系看，社会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又是一种文化实践，因为社会劳动总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的基础上的，同时社会劳动的形式又决定了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决定和相互控制的关系。从社会劳动同自然的关系看，社会劳动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上的，自然的客观规定性制约着人类的社会劳动过程，同时社会劳动又通过对自然过程的调节和改造，不断创造出‘第二自然或自然界的新形式和新关系。”^［8］奥康纳同时强调了自然因素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劳动和社会演化中的介入作用，这是对唯物史观内涵的有益补充：“奥康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文化联系，既肯定自然生态系统本身的自主性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客观制约性，同時也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不仅仅是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文化和价值规范的基础上。奥康纳……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单一技术关系，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空间。”^［8］

總之，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哲学是在延续马克思批判性实践哲学立场上的较大变革，而奥康纳基于“协作”等概念出发衍生的社会劳动、自然和文化三位一体概念则是继承大于变革；从思想史脉络上看，他们的思想逻辑对丰富和深化相关理论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各自视角的不足。

参考文献：

［1］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9.

［4］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5］王晓升.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方案［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29-37+92.

［6］齐勇.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再阐释——基于实践哲学视角［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7+136.

［7］李佃来.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1）：293-302.

［8］王雨辰.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5（6）：4-11.

责任编辑：艾 岚

O'Connor's Trinity Concept's Attempt to Rebuil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ompared with Habermas

Li Hongwei¹， Lei Bohua²

（1.Institute of Philosophy，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China；2.School of Marxism，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James O'Connor has a unique and innova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y and Marxism， arguing that grasping Marx's concept of "social labor" is the key not only to the marriage of ecology and Marxism， but also to its re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social labor"， O'Connor affirms the ecological gene inherent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ntroduces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an external and complementary way，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Marx's labor theory， building up a trinity of "social labor， nature and culture". The trinity of "social labor， nature and culture" is to a certain extent a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has profound enlightenment implications for our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ssues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Key words：O'Connor; social labor; nature; cultu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