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定状元、自点状元、后门状元、恶得状元、指标状元……各朝各代都产生过形形色色的与状元有关的奇闻趣事，尤其是一些五花八门的状元郎的故事，能让我们从中窥见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各朝各代都产生过形形色色的与状元有关的奇闻趣事，尤其是一些五花八门的状元郎的故事，能让我们从中窥见科举制度的利与弊，同时也对现在的各种考试制度等方面，有更多层次上的理解。

内定状元

所谓“内定状元”，指的是在进士考试前就已经把第一名“内定”了。这种情况在唐代较多。

唐代初兴科举，考试制度不严，主司独掌考试大权，试卷不糊名，又流行“行卷”风（所谓“行卷”，即报考进士的考生把自己的作品抄写成卷轴，在考试前递呈给公卿权贵、名人贤士，请他们向主司推荐）。主司与有关人士对内定某人“第一”已达成共识或默契。

如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状元牛锡庶早在考试前很久就知道自己要当状元了。他本是一个“累举不第”的举子，一个偶然的机会，向尚书萧昕献上“行卷”。萧昕看后很是欣赏，对他说：“如果我任主司，一定选你为状元。”后来，萧昕当上了主司。第二年考试，他也果真主点牛锡庶为状元。

又如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李固言考进士前有人哄骗他向不起作用的闲官许孟容投“行卷”。谁知后来许孟容被任命为主司，他看过李固言的文章，对他“早已藏之于心”，就让他中了状元。

再如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状元韦筹也是早就内定了的。哪怕杜牧的《阿房宫赋》写得再好，一些知名人士还推荐了杜牧，他也只得了第五名。

自点状元

历史上竟有这等奇事，自己给自己点状元？

据清人徐松的《登科记考》载，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状元尹枢就是自己点的。该科主考官是礼部侍郎杜黄裳，他一心想为朝廷选出栋梁之材，但怎么选却心中无数。这天他灵机一动，对应考的500多举子说：“你们都是当代英才，但谁最拔尖，我还定不下来。你们有谁愿走出来帮我决定录取进士的名单？”众考生面面相觑，无人敢应。

这时70多岁的尹枢站了出来，他迈着龙钟步履走上前说：“我愿应命。”杜黄裳交给他纸笔，只见他“斯须而就”，取了进士30名，并当场宣布姓名。众考生听了都觉得很公道。

尹枢把榜贴呈上，杜黄裳见状元的名字空着，就问：“你看状元该点谁？”尹枢毫不客气地说：“状元非老夫不可！”杜黄裳听了很惊奇，说：“好，那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吧。”尹枢毫不犹豫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后门状元

走后门最严重的是明朝。据史料记载，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科考，唐汝楫第一，他的状元就是靠打通奸相严嵩环节，走后门得来的。明神宗时宰相张居正权倾朝野，万历五年（1577年）状元沈懋学就是靠攀附他取得了第一名。

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状元韩敬也是靠走后门及第的。会试时，主考官汤宾尹是他的老师，强使其他考官取他为第一名会元。廷试时，汤宾尹又帮韩敬走后门，让韩敬中了状元。不过，3年后，汤、韩二人被告发，汤宾尹被罢官，韩敬被解职。

恶得状元

靠异常凶恶的手段逼使主考官点自己为状元的例子，历史上也出现过。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高锴主持进士考试，考生裴思谦依附皇上宠信太监、手握兵权的“军容使”仇士良，一心要当状元。高锴当庭骂了他一通，裴思谦回过头来对高锴厉声说：“明年非取我为状元不可！”第二年，高锴早给门下打了招呼，凡有来说情的，一概拒绝。这天，裴思謙怀揣仇士良的推荐信，穿上当官的衣服，径自走到高锴面前说：“仇军容有书信在此，专门举荐裴思谦。”高锴心中虽有万丈怒火，但一想到军容使，只能改了态度，以礼相待。就这样，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裴思谦中了状元。

指标状元

清代皇帝对每一位科考中的状元，都要查问祖籍世系，对各省各地录取的名额要实行“统筹兼顾”，以达到“均衡、公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考生赵翼名列第一。皇帝御览时，见赵氏乃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人，沉吟片刻说：“江苏、浙江考的状元不少了，西部各省却是空白。”他竟然为了“安定团结”，把这个状元“指标”批给陕西。于是，陕西考生王杰被点了状元，而赵翼换成了第三名探花，他无可奈何，只叹自己“生不逢吉地”。

“沾光”状元

清穆宗同治二年（1863年），翁曾源的状元来得有几分蹊跷。

翁曾源的祖父翁心存在咸丰时官至内阁大学士，又是同治皇帝的老师。他的叔叔翁同龢是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历任朝中要职，还当过光绪的老师。翁曾源因患羊痫疯，只是一个监生，考举人没考上。1863年，翁心存病逝，皇上特赐其孙翁曾源一个举人身份，还特许他可不经过会试直接参加殿试。没想到他竟然考了一个状元。就连他的叔父翁同龢也认为，这是承“先人余荫”。

（水云间荐自《中华状元奇闻大观》 孙自筠/著，中国言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