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于时光深处的城墙

我第一次见到西安的城墙，应在六岁时。那一年秋天，我患上了俗称的百日咳，在村里诊所及村庄周围的乡镇医院、县医院辗转看了半个多月病，吃了许多的药，咳嗽却总不见好。父母亲很焦急，经过商量，就决定带我到西安西门里的儿童医院去诊治。瞧完病后，他们看时间尚早，就带我去革命公园、火车站逛。在革命公园看鸟语林，看孔雀，坐旋转木马。在火车站看火车。火车有绿皮的旅客车，有车厢黑乎乎的拉煤车，皆鸣声如牛，突突突地冒着白气，从铁道上开过。每当列车开过时，连脚下的大地，似乎都在微微颤动。还看了城墙。城墙是灰黑色的，很高很大很长，上有锯齿样的城垛。城墙下有空地，依墙根还住有人家，人家门前有高大的树木；护城河里有水，有乌黑的淤泥；坡岸上呢，是丛生的杂草、灌木。这就是我对城墙的最初记忆。后来，在我少年的时候，我先后随父亲去易俗社看戏，随堂叔父去他工作的单位陕西钢厂玩，还见过几次城墙，但也只是坐在车上看，一晃而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就是进城上学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尽管也随同学骑着自行车，来来回回地出入南门、文昌门，也看见城墙，但也不以为意，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古迹，当作一个风景点，没有近距离地接觸过，就更不用说登临了。我真正登上城墙，爱上城墙，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西安的城墙，经过修复，护城河经过清淤，已重新焕发出青春，显示出它的威仪了。

1990年的春天，我调入工人文艺杂志社工作。这家杂志社属于西安市总工会，社址在西七路工人文化宫内。因爱人单位在自强西路上，为了她上下班方便，也为了接送女儿方便，就把家安在了纸坊村里。

纸坊村位于自强西路和工农路十字的西南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村。村中皆是村民自建的两层小楼，低矮、无序；街道也很逼仄，有的小巷，两人并肩通过，尚觉艰难。村庄紧挨着陇海铁路，过铁路闸口，穿过环城北路，就是护城河和小北门。我那时上班的基本路线，就是骑自行车进入小北门后，沿顺城巷东行至北门，然后走北大街、西七路，到单位。距离也就两公里多，骑车一刻钟就到。这样，每天上下班，就都能见到城墙。而周末里，若不回长安老家，我就和妻子，带着女儿，去城墙根下的环城公园玩耍，捉迷藏、挖野菜，坐小火车；有时，我也会一个人带本书，在护城河边找一树荫浓密的所在，静静地读一上午或一下午书。书读累了，起身伸个懒腰，或把目光投向城墙，或去城墙下走走，用手触摸一下黛黑色的墙砖，就会有一种淡淡的愁绪袭上心头。是思念故乡呢？还是对未来怅惘呢？我说不清楚。

大约是1991年3月吧，当护城河边的枯草又开始泛绿，岸上的桃花又开始灼灼时，一日下午，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回家，走在路上，女儿看见路边有小贩推着自行车卖风筝，便嚷着要买。于是，我便给她买了一个蝴蝶风筝。女儿高兴坏了，刚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擎着风筝，和同院的小朋友满院子玩开了，一时间，欢声笑语，若春天山涧刚解冻的溪流，叮咚作响。恰好次日是星期天，吃过午饭后，我闲暇无事，就带着女儿和邻居的一个小女孩，从小北门西面的顺城巷入口，买票登上了城墙，陪她们放风筝。我尽管无数次地见过城墙，也许是灯下黑的缘故吧，总觉得城墙就在家门口，有机会上的，但实际呢，我在西安工作、生活多年，却仅仅登过一次城墙，那还是1986年的事情。那年夏天，诗人王振荣从北京来西安公干，我陪他游览了大雁塔，也游览了城墙。那次，我们是从永宁门（南门）上去，从小南门下来的。因要陪人，还要给客人照相，也没有好好看。这次，算是我第二次上城墙。登上城墙，极目四望，但见青砖铺就的地面宽阔平坦，几乎可并行四辆大卡车；北城门楼巍然矗立，蔚为壮观。城楼的上空，飞翔着无数的燕子，它们似一道道黑色的闪电，呢喃着，倏忽而上，倏忽而下，在城楼周围盘旋。春风骀荡，两边的城垛上，旌旗猎猎。天空中，飘飞着各种各样、五彩斑斓的风筝。城内大街小巷，纵横交错，宛如棋盘；车如流水，人如蚁动。单位机关、人家的房屋高低错落，鳞次栉比，真的是“参差十万人家”。而街边行道树铁一样的枝干上，已有绿意在涌动。脚下的环城公园里，树木如波涛，随春风起伏。游园的人，已换上了鲜亮春装，性急爱美的姑娘们，甚至已穿出了花裙子。我不由感慨，春天真的又回到了人间。

女儿和她的小伙伴欢如小鸟，她们扯着风筝，在城墙上追逐、嬉戏。见她们怎么也把风筝放不上天空去，我一时技痒，自告奋勇，要帮她们放。风筝家乡人叫纸鹞，童年时，每年的春天，我和小伙伴们在故乡的原野上，没少放过。只是那时所放的风筝，都是我们用竹棍、旧报纸、糨糊自制的，不如城里街上卖得鲜艳、漂亮。因此，放风筝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小菜一碟。蝴蝶风筝如一只大鸟，在我的操弄下，飘飘摇摇地飞起来了，它越飞越高，越飞越小，一直飞到远处铅灰色的空中，成了一个点。女儿和她的小玩伴开心极了，在我的身边跳着，欢呼着。我的心也随着风筝飞到了遥远的长安，飞到了故乡的田野上、小河边……

我高频次地登上城墙，则是1994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西安日报社工作，报社位于小南门内的四府街上，离城墙也就百余米远。后来，单位的办公地又搬迁到朱雀大街和太阳庙门，这两处地方，离城墙或二三百米，或不足百米，都是抬脚就到。如此，我几乎日日可见到城墙，登城的次数也骤然增多。尤其是新千年以后，我办了一张城墙健身卡，中午休息时，常常一个人从小南门里的城墙入口，登上城墙，或散步，或健步，享受在城墙上的美好时光。城墙下的树绿了，花开了；树荫浓了，蝉叫了；树叶变黄了，凋零了；飘雪了，黛黑的墙砖披上了银装。四季的更迭变化，放电影一般，缓缓地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让我感受着时光的流逝，生命的律动，也感受着人间的沧桑。我曾从小南门城墙上，向东走到东门，从西绕到北门，那一来一回，有十多公里的距离。但我至今也没有走满过一圈。2005年，天津的一位文友来，我陪她从南门登上城墙，原计划步行，或者骑自行车，要畅游一圈的。后因已过五月，阳光直射，天气有些炎热，只步行至和平门，就废然而返，从文昌门下城墙，直接去游览西安碑林博物馆。尽管有些遗憾，但那天我们边走边聊，游览得很尽兴，亦让人难忘。从小南门上城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用另外买票，可以去含光门遗址博物馆看看。这是唐代目前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可见的城门遗址，有三开门的宽阔的门道，有巨型石门墩，有唐城墙断面和过水涵洞遗址，可以想见一千多年前，含光门的雄伟和壮阔。这里还经常举办一些文物展，诸如钱币展、金银器皿展等，亦让人留恋。参观完含光门博物馆，若还有兴致游览城墙，可从博物馆上至城墙上，继续自己的旅程。

在参加工作后的数十年间，我曾参观过国内多地的城墙，如湖北荆州的城墙，山西大同的城墙，河北正定的城墙。这些城墙也有历史，也有传说，但若和西安的城墻相比，无论是规模，还是历史地位和影响上，均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时间的加长，我越来越喜欢西安的城墙了。有了它的陪伴，我能觉出一种踏实，也能觉出一种无以言说的幸福。城墙如一枚印章，已深深地烙印在我这个长安游子多愁的心里。

烟火漫卷的小寨

小寨不是一个村庄，更不是一个如水泊梁山英雄啸聚那样的山寨，它距西安永宁门（南门）也就3公里，是西安城南如今最重要的商业圈。它的繁华程度，可以与西安的市中心钟楼媲美。我不知道西安人为何要给一个如此繁华的商业区，取这样一个名字。也许在那些以往的岁月里，此处真的有那么一个寨子，以此来拱卫长安城。岁月如流水，流走的是一代代人的生活和记忆，留下的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这地名经过时光的淘洗，时不时地就会发出幽微的光，在人们的脑中闪现，让人感觉出此地的古老和岁月的变迁，感觉出此地人文历史的悠长。

我第一次知道小寨，且到过小寨，是六七岁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呢。我的家乡稻地江村在西安城南的终南山下，距市中心约35公里，属于长安县。长安县在八十年代是西安市除城六区和阎良区外，唯一管辖的一个县。我们那里属于川地，除盛产大米外，还盛产水果，什么桃、杏、梨、苹果，以及西瓜、甜瓜等都有出产，且果子品相好，个大汁多。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各村出产的水果，除了自售外，大多上交给了国家收购站。这是硬性任务，马虎不得。我们生产队桃园中的桃子，均交售到了西安南关果品收购站。这样，每年水果成熟期间，生产队就要选派精壮劳力，用架子车拉上桃子，送往南关果品收购站。这是个累人的活儿，送桃人当天下午就要在果园里摘好桃，用筐盛了，装到架子车上，筐上面再盖上缀满碧叶的桃枝，然后，用绳索固定牢，回家吃过饭，半下午，太阳还悬在西天上，但已有了一些凉意，趁着下山风正好，送桃的车辆就出发了。十多辆送桃车，一溜带串的，一色的精壮小伙子拉车，那队伍也是颇为壮观的。单趟60多里路，因为拉着重车，其间还要翻越一道陡长的韦曲坡，需要走六七个小时呢。大约晚上11时，送桃车队才能到达南关水果收购站，此时，送桃人已个个累得精疲力竭，如散了架一般。但他们还交不了桃，还需排队、过秤，直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才能交上桃。之后，大伙儿拉了空架子车，随便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铺上预先带来的塑料布，迷糊上三四个小时，在南关，或者小寨吃上一碗红肉煮馍，或者牛羊肉泡馍，便返回村里。那又是一趟漫长的跋涉，途中，还需翻过一道长长的三爻坡。不过，因为是空车，加之填饱了肚子，返回的路上就觉得异常的轻快。那时我们一帮小把戏，不知道大人们的劳累，以为进城去送桃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便死缠活泡，非要跟大人们一同去。家长们经不住我们哭闹，十次有一两次的，也就同意了。这样，我也就随叔父去送了一次桃，来回走过两次小寨，还因在小寨吃过一次饭，就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地方。但因为年纪小的缘故，对小寨也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象。

我真正认识小寨，是在1982年秋天以后，这一年，我考上了西安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的西安文理学院。学校坐落在翠华路上，距小寨也就一公里的样子，可以说抬脚就到。于是，在三年的求学生涯中，我单独或随同学，或午间，或晚饭后，或周日，无数次地去小寨溜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闲逛。小寨以十字为中心，东为小寨东路，西为小寨西路。小寨东路不长，也就一公里多，向东越过翠华路，即和雁塔路相交。从大雁塔十字右拐约五百米，就是著名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就巍然地矗立在寺内。这条路上，分布着一些大专院校，诸如陕西省商业学校、陕西省统计学校、西安建筑学院等，雁塔区的行政中心也在这条路上，蹲踞在大雁塔十字的东南角。小寨西路长短和东路相仿，往西依次和朱雀路、含光路相交。含光路彼时还不叫此名，叫陵园路，因为此路的南端是西安烈士陵园。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保护性修缮西安城墙时，在城墙的残缺部分，发掘出了唐代含光门遗址，陵园路才最终更名为含光路。这条路的两边，依次分布着小寨邮电局、省军人服务社、西安市地税局、陕西省委党校、陕西省社科院、西安医学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小寨的南北则为长安路所贯通，以十字为界，往南的叫南长安路，往北的叫北长安路。这两条路均很长，北长安路通往西安市南门，南长安路则一直向南，穿过八里村、吴家坟、三爻村，绵延四公里，到达长安县委县政府所在地韦曲。在我的印象里，八十年代初，小寨十字周围四条大道上，也就十几栋高楼，此外，皆是鳞次栉比的瓦房。就连位于北长路上的小寨商场，也是一片瓦房。那些瓦房的屋顶经过长久的日晒雨淋，已变成了黑色，而瓦楞上呢，则多有瓦松和野草生长，有的屋顶上，竟然生长着一两尺高的小树。风起时，这些瓦松、野草、小树随风摇曳起舞，倒也别有一种意趣。树木倒是很多，一街两行全是高大的树木，以法国梧桐、白杨、榆树、柳树居多。尤其是小寨十字南省军区门口两条路的中央地带，竟形成了一条南北二百余米长、十余米宽的林带。林带中全部种植的是白杨树，这些树木经过三十多年的生长，每棵都有水桶粗、三层楼那么高。夏秋时节，从旁边经过，但见树荫满地，但闻蝉鸣如雨，让人虽身临闹市，却有一种乡野之感。十字北街道上，道路的中央有一道泄洪渠，渠的两岸种植的是柳树。那些柳树呢，虽不及路南的白杨高大，但看上去也有一些年代了。越过马路，路沿边和小寨东西路一样，栽种的全是法国梧桐，这些梧桐夏秋时节枝叶茂密，冬春季虽树叶枯了，也不落去。街两边的单位、商铺，就大多掩映在梧桐里。车流、人流，也就在这树荫下穿梭了。

求学期间，小寨最吸引我的地方，一是新华书店，二是小吃街。新华书店开设在百货商场内，店面临街，也是五六间瓦房。记忆里有三四个售货员和一个收银员。售货员站在玻璃柜台内，她们的身后靠墙摆放着一排排书架，柜台内和书架上陈列的全是崭新的书。那时，书店还不像现在这样是开放式的，可以自由在书架上选书、买书。若要买书，必须通过售货员。售货员把你选中的书从柜台里，或者书架上取下，递到你手里。你粗略翻一下，如感觉值得买，则去收银台开票、交钱，然后凭票到售货员那里取书。如不满意，就需把书交还给售货员放回。这样，一次两次的尚可，若连续请售货员拿上三四次书，又不买，虽售货员不说什么，连你自己都觉得讪讪的，不好意思，会主动离开书店，或者离开这个柜台，转到另一位售货员那里去。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每次去小寨新华书店，都会买上一两本书。我在那里先后买过《雪莱诗选》《拜伦诗选》《普希金诗选》《莱蒙托夫诗选》《刘绍棠小说选》，以及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孙犁的《耕堂散文》《汪曾祺小说选》等，林林总总，不下三四十册吧。这些书在一段日子里成了我的最爱，不仅在校园里读，周末还带回故乡，在家乡的乡间小路上，小峪河边的小树林里读。每次在故乡的田野间捧读时，我的心里都会涌出一丝淡淡的惆怅，一点少年的无以名状的哀愁。是对未来的憧憬？抑或担忧？我说不清楚。

除了逛书店，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小吃街了。小吃街在商场的北面，紧临着兴善寺西路。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总有上百家吧，卖什么的都有，油泼扯面、棍棍面、刀削面、岐山臊子面、户县软面、兰州拉面，炒面炒饼炒米饭炒麻食炒合粉，馄饨米线麻辣粉，以及各种盖浇饭，米皮擀面皮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馋涎欲滴。当然，各家摊主的吆喝声，也是少不了的。这里呈现出的是一种人世的繁华和烟火气，让我们这些穷学生来了，就不想离开。可惜彼时囊中羞涩，给眼睛过生日的时候多，真正甩开膀子吃的少。逛完了书店和小吃街，我们偶尔也会踅进兴善寺西街的兴善寺内，听和尚念经，看善男信女进香。不过，我那时并不知道大兴善寺名头很响，历史悠久，是密宗的祖庭，建于晋代，昌盛于隋唐，是皇家寺庙。我们只是觉得这里环境清幽，古树参天，花木扶疏，好玩而已。知道它的历史，已是后来走上社会的事了。

1985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省上的一家建材企业。这家企业位于三爻村，距小寨不远，也就两三公里，坐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前往，都很方便，这样，我便得以常去小寨。我在三爻村前后生活工作过5年，这几年，小寨应该是我去得最多的商业街区。即就是后来离开了三爻村，调到西安日报社工作，我们单位的家属院在南郊的何家村，我在此居住，这里离小寨也很近，节假日或休息时，小寨仍然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可以说，我见证了小寨三十多年间的变化，见证了它是如何由一个不大的商业区，成长为西安南郊最繁华的商业区的。譬如，小寨过去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但如今呢，除了新华书店，矗立在长安南路上的汉唐书城和小寨东路上的万邦书城，皆是享誉全国的民营书店，其经营规模和营业额，均已超过小寨新华书店。而小寨新华书店呢，也早已鸟枪换炮，不再是五六间砖瓦房，而是建起了四层大楼，集购书、读书、休闲于一体。名字呢，也改成了新华里。假日无事，一个人踱进书店，翻翻书，或者要杯咖啡，选上一本书，边读边饮，足可寂静心灵，消磨半日光阴。当然，去汉唐书城和万邦书城，也可享受如此的悠闲。书读累了，若时间尚早，还可以步行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逛逛，看看馆藏丰富的文物，畅想一下古人的生活。或者，去大雁塔溜达一下，在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转转，这些唐时的旅游胜地，如今更是旧貌换新颜，成为中外游人的打卡地，每日人潮如涌。

至于我，也许是近年来上了些年纪，喜好安静的缘故吧，对这些热闹之地，已没有了兴趣。就连昔日常去的书店，如今也很少去了。我倒是喜欢上了大兴善寺西街，这里有很多旧书肆、旧书摊，出卖旧书，闲暇时，去那里消遣，倒无意中可以淘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书。我过去有一本《缁衣崇行录》，里面辑录的是一些历代高僧大德的言行及逸闻趣事。这本书是我有一年春天，去南五台圣寿寺游历时，无意间得到的。我读了，很喜欢。但后来，也不知道是放到家里什么地方了，总之是遍寻不着。我到多家书店去买过，也去网上淘过，皆无果。末了，还是在这里的一家旧书摊上买到的，这让我惊喜不已。

其实，我爱去小寨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大学同学王宝成在雁塔区政府工作，他和我是同乡，还是我的结拜兄弟。数十年间，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来往颇密。通过他，我还结识了在省教委工作的李宁，我们年纪相仿，又志趣相投，好读书，好郊游，好喝酒，好打牌，好唱歌……因此，常在一塊儿聚会。可惜，李宁后来因病早逝，这让我每每经过小寨，或想起小寨，都不免唏嘘，心中会泛起一丝隐隐的痛。

记忆里的曲江

曲江在大雁塔的东南方向，是唐代著名的宴饮歌乐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西安南郊的一所学校上学，周日无事，我们三四个要好的同学，相约了，没少到那儿去游玩。印象里，曲江那时很荒凉，除了大片的麦田，再就是离离的荒草，连树木都少见。空气倒是很清新，春日里，天蓝云白，碧野千里，清风拂面，太阳朗照，阡陌上有羊儿在悠闲地吃草，一切显得那么和谐安静。记得有一次，我们走得远，一下子走到了曲江村，也仅一些零零落落的房屋，没有花红柳绿，也没有青堂瓦舍。一个稍懂点地理和历史知识的同学说，这个村庄的所在地，当时就是整个曲江最低洼的地方，也是曲江池的中心。如今，地面上连一滴水也没有，更不用说我想象中的曲江流饮了。一时，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地发了一通感叹。好在我们当时年轻，不愿多在这些和我们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事上费工夫，感慨完后，依然快乐地过着日子。上课、读书、打球、郊游，生活虽清苦，但却颇有乐趣。

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我们就毕业了。一时，同学天南海北星散，我也分到西安南郊的一家企业工作。尽管企业所在地离曲江不远，但一则因为单位工作忙，二则因为曲江那时实在无甚可看，也就再没有去过曲江。曲江只作为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历史遗迹，存在于我的记忆里。闲暇时，我更多的是从历代的典籍中，从唐诗瑰丽的诗篇里，寻找它的踪迹，想象它当年的胜景。

大约是1986年的晚秋吧，被分配到西安北郊一所学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我们在学校时关系一直很好，老家又都在长安，我家在樊川，他家在青华山下，一东，一西，相距虽有三十多公里，但同居终南山的北麓，面对共同的山水，心理上便很亲近。加之，都来自乡下，在校时，大家来往多，便成了至交，可以说亲如兄弟。上学期间，我们就彼此多次到过对方的家。一年的暑假期间，他还陪我去了一趟青华山。当时的情景，至今还依稀记得，山下有大片的栗树林，有潺潺而流的小溪；山上有青翠欲滴的竹林，有庙宇，还有一尊巨大的睡佛；山顶则有一棵虬枝遒劲的苍松。有这样的交情，彼此自然相见甚欢。他在我这儿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我给单位请了假，一起去曲江东原上的春临村，到那里的一所中学看望我的另外一位同学。他也是我俩共同的好友。当时年轻，精神头好，我们向人打听了一下，得知春临村在我们单位的东面，有十多公里，便决定横穿曲江，徒步前往。于是，便从电视塔附近出发，走麦田、旷野，翻沟越坎，向春临村进发。田野里四下无人，只有我们俩在匆匆地行。可以听到麦苗摩擦裤腿的沙沙声，可以听到我们微微的喘气声。不经意间，我们来到了一个大土堆旁，近前一看，竟是秦二世墓。墓上生满酸枣、枸树，萧索至极。我们不由唏嘘，想那胡亥，生前享尽荣华奢靡，死后竟不如一个普通的草民百姓，墓堆矮小，清明寒食无人祭祀，只能寂寞地偏居僻地，与荒草狐兔为伍，也着实可悲。发完感慨，继续前行，从曲江西走到曲江东，走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暮色四合，我们才走到了曲江东岸，上到原上，找到了春临村。但我们要找的同学竟然不在，他有事进城去了。无奈，只好又踏着夜色返回，路上自然比来时辛苦了许多。只觉得曲江夜里的风很硬，月很小，旷野寂静得怕人。

自那次去过曲江之后，多年间，我再没有去过曲江，曲江在我的印象里已是非常模糊，只依稀从传媒上得知，曲江成立了开发区，建起了大唐芙蓉园、唐遗址公园什么的，但总没有机会去转去看。是两年前吧，因为身体日差一日的原因，我强迫自己坚持散步。这年的一个春日，我的一个朋友说：“你爱好散步，趁着天气好，咱们到曲江走走吧！”便徒步前往。多年未来，曲江已变化得我几乎不认识了。路好，建筑好，绿化好，昔日的麦田，已荡然无存。路边的行道树多为合欢、女贞，还竖了很多唐诗诗柱。我们边走边读，开心极了。访大雁塔，探寒窑，只是寻找秦二世墓时，却没能找到。向人打问，说在附近，但就是找不着，只好废然而返。此后，我便常到曲江散步，有时在清晨，有时在午后，有时还在灯火闪烁的夜里。有时散步时，我还会无端地想起“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在写这些诗句时，大概也和我一样，和朋友在曲江沐着和煦的风逛荡吧？不同的是，他们可能骑了驴或马，还喝了酒，我则是徒步，没有喝酒。

“波光鸟影，澈水静流，已成为历史。歌楼画舫，箫鼓笙声，已成为古迹。没有了士人淑女踏青游乐，没有了杨柳拂岸，歌姬倚门的风流。它们留在了唐代，藏进一本本书里。风景不再。斯人已逝。如今，唯留下一块陆地，留下一个个动人艳丽的故事，供后人瞻仰、咀嚼、赏玩。”这是我多年前游览曲江时写下的一则短文。如今再读，仿佛是一个梦。时空转换，我记忆中荒烟乱草的曲江已不复存在，如今，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靓丽的曲江，她款款绰约的风致，让世界都为之惊呆。

高亚平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写作，已发表散文、小说200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南山》，散文集《草木之间》《长安物语》《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等，曾获中国报人散文奖、汪曾祺散文奖、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