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娜

关键词：文化史；《四库全书总目》；法帖；清代

摘 要：文化史研究需要把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经济、学术等因素中加以阐释。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受时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潮与士人文化心理的影响，形成错综复杂的脉络交织。法帖本因书法学习而产生，在历代目录学著作中，或被视为经部字书文献，或被视为史部金石文献，或被视为子部书法文献。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从官学视角出发，将法帖文献收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与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强调其裒辑文字、裨益经史之功，而忽略其书法鉴别之艺。其部类分布受到清朝政治权力、乾嘉汉学思潮、清代金石之学与碑学书风等因素的影响。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四库全书总目》加以研究，可以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现象、文化流派、文化审美与文化知识谱系的多元研究，拓展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3）02-0014-11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ine Specimen of Calligraphy in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 Shu and 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ought in the Mid-Qing Period

WU Ya-na（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Chongqing 401331，China）

Key words：cultural history；the Catalogue of Si Ku Quan Shu；the fine specimen of calligraphy；the Qing Dynasty

Abstract：The study of cultural history needs to set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s，economy and academy.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nd academic thinking of the times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the scholars，the Chinese four ancient catalogue formed a complex system. The fine specimen of calligraphy was originally produced for calligraphy learning，in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cataloguing works，is regarded as the dictionary documents of the Confucian works，or is regarded as the jinshi literature in history，or is regarded as the calligraphy literature of hundreds of schools of thought. Howev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the catalogue included it in the category of enlightened reading materials or jinshi in history. This classification emphasize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redit of the word collection and the history advantages，but neglect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alligraphic art.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Qing dynasty's political authority，the Qianjia Sinology trend，the sphragistics and the stetablet book style etc. Researching the Catalogue of Siku Quan Sh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history can broaden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approach to Chinese ancient culture，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ancient cultural phenomenon，the cultural genre，the cultural aesthetic and the cultural knowledge spectrum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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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理论的推动之下，文化史研究受到格外关注。文化社会史学家将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社会构成因素之一，“采用历史主义的路径，把文化放入社会和历史中，考察它与政治、经济等的联系及其历史变迁”1，为文化研究建构强有力的结构。在中国传统的学术史中，目录学向来被视为“一切学术之纲领”2，由此建构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庞大知识谱系。目录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虽各有其鲜明的主体性，四者之间却由于时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文化思潮的律动与士人文化心理的体认，而形成错综复杂的脉络交织，进而可以反观时代思想文化的嬗变。其中，发轫于唐3，繁荣于宋，泛滥于明清，介乎经部字书、史部金石与子部书画之间的法帖文献的部类迁变，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目录学的视角考察时代政治思想与文化衍进的经典范本。《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将中国古代典籍分属经史子集四部，以官方的权力意志对中国古代学术做了权威的部类界定，建构出清代中叶的正统文化谱系。《总目》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与文化阐释，就与清代中叶的政治意志、学术精神和文化风尚紧密相联。然迄今为止，学界尚未有人对《总目》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问题加以梳理，更鲜有人从文化史的视角对其加以审视。

一、历代目录学著作中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演变

盖目录之学，为“学中第一紧要事”4，从其堂庑而入，方能窥探学问的门径。中国古代目录学自刘歆《七略》开创六分法的分类方式，经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六分法、晋荀勖《中经新簿》甲乙丙丁四分法、刘宋王俭《七志》九分法的不断调整，至《隋书·经籍志》确立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再到《总目》对四部群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遂成为古今目录学的大成之作。而历代目录学著作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则由于目录编纂者的学术认知与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法帖”由“帖”字发衍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将帖阐释为“帛书署”。5清段玉裁云：“木为之谓之检，帛为之则谓之帖，皆谓标题，今人所谓签也。”6“帖”即加贴在帛书褾頭上标明文书内容的一条丝织物。宋初，始现“法帖”一词，欧阳修《晋兰亭修禊序》云：“于是魏晋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太宗皇帝时购募所得，集以为十卷，俾模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7此将法帖指向官修的《淳化阁帖》。随着宋代书法的日益自觉，法帖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概言之，“法帖”指为书法学习者提供历代名家书法范本的石刻或木刻的复制品。8随着法帖的盛行，各种研究法帖的专书也应运而生，法帖文献开始在目录学著作中现身。

南宋郑樵《通志》设有金石略，与艺文略、图谱略并列而观。《通志·艺文略》于小学类法书门收录书法、法帖著作；于艺术类设画录门与画图门，分收画录与画图文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小学类收录法帖、金石类著作，于杂艺类收录书画类典籍。稍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于目录类收录金石类书籍，于杂艺类收录法帖书画类书籍，凸显法帖的书法鉴赏之功。综上，法帖在南宋目录学著作中，经历了由经部小学类到子部杂艺类的部类衍变，展现出宋代法帖的兴盛与文化的衍变。

元马端临批评陈振孙将书法、法帖文献纳入杂艺类的做法，认为“夫书虽至于钟、王，乃游艺之末者，非所以为学，削之诚是也。然六经皆本于字，字则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故今并以入小学门。”1马端临将法帖与书法文献从《直斋书录解题》的杂艺类调整到经部小学类。脱脱等敕修的《宋史·艺文志》于经部小学类收录书法法帖文献，于子部目录类收录金石文献，于子部杂艺类收录画学文献。则元人对于法帖的部类归属呈现复古的趋势。

明正统年间，杨士奇的《文渊阁书目》于辰字号第一厨设法帖类，于辰字号第二厨设画谱类，凸显法帖文献的书法鉴赏功用，彰显明初法帖的兴盛之势。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独创三十三类目分类法，于上卷子杂门收录金石文献；于下卷艺圃门收录画谱文献，法帖门收录法帖、书法文献。焦竑《国史经籍志》参考《通志·艺文略》，于经部小学类书部收录金石、书法、法帖类书目，于子部艺术家类画录门收录画学文献。祁承 《澹生堂藏书目》于子部艺术家类设书、画、棋、琴、数、射、杂伎七目，将书法、法帖文献收入书目中，将画学文献收入画目中。王圻《续文献通考》则根据法帖文献的功用，或入小学类，或入书考类，将法帖文献与金石文献区别开来。综上，明代官私书目虽对法帖的部类归属不一，然都将法帖视为书法文献。

从清朝建国到《总目》编纂的100多年里，目录学著作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尚未整齐划一。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设有杂艺类、金石类与书画类，将书法、法帖书籍置于杂艺类。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万斯同《明史》和乾隆四十年（1775）官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则将法帖、书法、金石类文献收入小学类，将画学文献收入艺术类。而《总目》则视法帖文献的功能分别归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与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中，并影响了后世目录学著作对法帖文献的分类。《总目》稍后的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赵尔巽《清史稿·艺文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都根据法帖的功能，将之纳入经部小学或史部金石中。因此对于《总目》法帖部类分布的探究，就成为从文化史的角度窥探法帖文献部类分布的关键所在。

二、《总目》法帖文献的部类分布

《总目》在编纂与修改的过程中，融萃官方的政治意志与清代的学术思想，收书3500多种，设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6属。《总目》子部总叙云：“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馀皆杂学也。”2此将经部典籍视为天下之公理，置于典籍之首；将史部典籍赋予征事鉴史之功用，置于第二位；而将子部、集部置于第三层级的“杂学”类，建构出庞大的文化谱系。《总目》于经史子三部共收录法帖文献12部3，彰显出乾隆年间官方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

（一）《总目》经部法帖著录情况

“小学”本指供贵族子弟接受初等教育的学校。《周礼注疏》云：“周立小学于西郊，为有虞氏之庠制。”4《汉书·艺文志》将小学指向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并将《说文解字》《广韵》《尔雅》等收入小学类目中。《隋书·经籍志》将金石文献归入小学类，《新唐书·艺文志》将书法著作纳入小学类，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将《弟子职》等说教之书纳入小学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蒙求》等字学启蒙书籍也纳入小学类，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则将字书、音韵、训诂、法帖、书法、金石等书都纳入小学类了。

《总目》对于小学的类目有着更为清晰的认知：“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岐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1《总目》效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法，以儒家小学的古义六书为内核，将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置于经部小学类，净化经部的类目，凸显经部“天下之公理”2的地位。

《总目》与《天禄琳琅书目》一样，于经部小学类著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作为宋代金石学的重要著作，收录夏商周秦汉钟鼎彝器510多件，依样摹写钟鼎原器的款识，并加以释文、考说，记载原器物的出土地与收藏者。曾宏父《石刻铺叙》云“武陵所锓，金石篆隶，则此帖为备”3，称赏其对于秦汉篆隶书法的收录之功。清孙怡让明确此书的主旨在于“鉴别书法”4。而《总目》云此书“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5，肯定其对钟鼎铭器的文字裒辑之功，忽略其书法鉴别之艺。

（二）《总目》史部法帖著录情况

金者，多指有铭文的各种青铜器物，“凡金之属皆从金”。6石者，多指有文字图像的墓志碑碣、摩崖石刻、宗教造像等石刻，“凡石之属皆从石”。7金石作为专门之学肇兴于宋代。欧阳修《集古录》开启金石作为专书的历史，其后吕大临、黄伯思、赵明诚等为金石著书立说，蔚为大观。金石作为目录的一个类目，始现于南宋史志目录中。郑樵《通志·艺文略》碑碣中已开始收录金石学著作，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金石文献收入小学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将之收于目录类。马端临《文献通考》将之收入史部谱牒目录类，脱脱等《宋史·艺文志》将之收入经部小学类。焦竑《国史经籍志》将之收入经部小学类，祁承 《澹生堂藏书目》将之收入集部制科艺中，王圻《续文献通考》将之收入书考书目类。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万斯同《明史》则将之收入经部小学类。而《总目》“用《宋志》之例”8，将金石文献附录于史部目录类之后。

《总目》史部总叙言：“其有裨于正史者，固均宜择而存之矣。”9则《总目》将金石文献置于史部，是为挖掘其考经证史之功。刘次庄“取帖中草书，世所病读者”10为《法帖释文》，旨在阐释《淳化阁帖》的帖文，解决帖中草字贻误后学的问题，被《总目》收入史部金石之属。《总目》将姜夔《绛帖平》纳入史部金石之属，云其“首有嘉泰癸亥自序云：‘帖虽小技，而上下千载，关涉史传为多。观是书考据精博，可谓不负其言”11，从汉学实证的视角称赏其补史之功，而忽略其书法鉴赏之艺。曹士冕的《法帖谱系》不仅详陈所见版本，且对不同版本的字迹、制作方式加以品鉴评定，偏重于帖学的版本考证与鉴赏。如其评《武冈旧本》云：“碑段稍长，而日月光天德等字号，间于行中。字画亦清劲可爱。而第一卷卫夫人、宋儋无枯笔，第九卷大令帖诸字皆误。信乎出于新绛也。”12其评《北方印成本》云其“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纸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围皆空白纸，不施筐缘装表，而自然整齐成册。字画亦甚可爱”。1而《总目》评曰：“每条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其异同工拙，颇足以资考证。《书史会要》称士冕博参书法，服习兰亭，宜其鉴别不苟矣。”2强调其裨益经史的考证之功，而将之置于史部金石门。

《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为于敏中等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旨搜集整理《淳化阁帖》诸家释文考订而成。乾隆亲为作序，指出编书的目的在于裨益书法鉴赏和考证真伪：“复念古帖流传可补墨迹所未备者，惟宋《淳化阁帖》镌集尤为美富，远出太清诸本之上……因命于敏中等依字旁注其互异者，折衷附记于后，以资省览。是于考文稽古之中，兼寓举坠订伪之益。”3此次翻刻以时代为序列，对帖名以及释文加以校订，于法书每行右侧刻上相应的诗文，方便士人对碑帖书法的临摹，宜将其归入鉴赏类的书画文献。而《总目》虽言其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却将其归入金石门，更看重其“辨正是非。别白疑似”4的考证之功。孙承泽《闲者轩帖考》不仅有对法帖版本的辨伪，更有对法帖的鉴赏。如其评《绍兴国子帖》曰：“绍兴中以内府所藏阁帖，刻板置之国子监。首尾与阁本悉同。当时御府拓者多用匮纸。盖打金银箔者也。笔画精神，极有可观。后碑工往往作蝉翼本。且以厚纸覆板上，隐然为银锭痕以惑人。按宋搨以匮纸为第一，蝉翼次之。”5匮纸是古代打金银箔用的一种薄纸，金银箔即在匮纸上涂上金银粉作装饰。而蝉翼本则以厚纸覆盖在板上，并作出银锭痕的样子来迷惑众人。此对拓本之法进行鉴赏。其评《书谱》云：“宋搨有黄白纸二种。白纸者所见不一，而黄纸者止见一部。字法精妙，亚真迹一等。乃徽宗赐宰相余深者。”6此对搨本的纸张做了甄别。则《闲者轩帖考》当以书法赏鉴为主，亦被《总目》置于金石之属中。

《总目》将以考证版本、鉴赏书法为主的法帖类文献纳入史部金石之属，强调其证史之功，而忽略其书法鉴赏价值，一定程度上扩充了金石文献的数量与品类，其分类呈现出鲜明的主观色彩。

（三）《总目》子部法帖著录情况

《总目》赋予艺术“学问之馀事”的功能，将其视为“小道之可观者”7的经部次生变种。《总目》在子部艺术类设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属，对书画文献的部类归属做了明晰的阐释：“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于是字学、书品為二事。左图右史，画亦古义。丹青金碧，渐别为赏鉴一途。”8“六书”指小学的构字法则，《汉书·艺文志》释其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9，将之视为古代造字之本。郑玄在《周礼》中释“书”为“六书之品”10，将书学等同于六书。元代理学家刘因《篆隶偏旁正讹序》曰：“夫古之小学果专于艺而已乎？而其艺果止于书而已乎？而今之所谓书学者又果古人之所谓小学者乎？”11刘因认为小学不能专指于艺，不能把书法等同于小学。元周伯琦《说文字原》云“书学有六”12，将书学视为六书之学。后世钱谦益言“书学亡而书法亦弊”13，将书学与书法视为并列的关系了。而朱彝尊言“书学以考篆籀分隶真草章行”14，则给“书学”做了明确的界定。从“古言六书，后明八法”之言，到《书法离钩》提要“然大旨在论八法，不在论六书”15之论，《总目》是反对将“书学”等同于六书之学的。且《书品》提要又言：“考窦臮《述书赋》，称肩吾通塞，并乏天性，工归文华，拙见草正。徒闻师阮，何至辽敻。使铅刀之均锋，称并利而则佞云云。其于肩吾书学，不甚推许。”1此将书学指向“拙见草正”的书写实践的“八法”，而非“工归文华”的书写内容。“八法”指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的楷书书写技法，后世称为“永字八法”。由此，《总目》将书学文献分为经部小学汉字构字法之“六书”与子部书法赏鉴之学的“八法”。

今查《总目》于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墨薮》后附录有《法帖释文刊误》一卷，是因其“篇页太少，难以单行，仍缀之末简”2，则《总目》将原本用于书法鉴赏与实践的法帖文献除《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纳入经部字书属外，余者全部纳入史部金石属中了。此无疑更重视法帖文献的考证经史的功能，而忽略其书法鉴赏、实践与传播方面的功能；扩充了史部金石类文献的数量，而缩减了子部书画类文献的容量，呈现明显的主观倾向。

三、《总目》法帖文献部类分布的影响因素

文化史研究需要把文化现象置于社会之中，从多元因素中寻找其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艾尔曼曾将“思想史和社会史的重叠”称之为“文化史”，指出“思想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一旦结合起来，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将会是何等的丰满”。3黄兴涛亦指出要对“文化内部各门类和各因素之间互动的关系”以及“文化与外部社会的政治、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形态”4加以揭示。因此对于《总目》法帖文献分类的探究，就需要将清代中期的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化等诸因素综合而观，方能深入问题的肌理。

（一）清代政治权力的强势渗入

知识是作为权力的一种手段。福柯曾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受到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5，其作用在于转移它的权力和危险。《四库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耗时十几年，征集删削天下文集，纂修《总目》，评述得失，渗入了鲜明的权力意志。乾隆在《御制题文渊阁诗》中曰：“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6彰显出乾隆帝希冀树立文统，巩固政权的政治韬略。在《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中，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帝命中外搜集古今群书，“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7，到乾隆三十八年润三月廿六日的“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8的鼓励征书的上谕，再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辑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9的查询违碍的谕旨，彰显出清朝官方寓禁于征的政治心理。

以此为指导，《总目》对于法帖文献的甄选，也存在鲜明的主观意志。《总目》史部目录类金石属收录法帖文献10部，其中宋代5部，清代4部，明代只甄选顾从义的《法帖释文考异》1部，且评价不高。明代是中国刻帖繁盛时期，仅《淳化阁帖》在明代就被不断翻刻，“即温陵一搨乃有四十二家，其他不可推乎”。10今查成书于乾隆初年的《明史稿》著录明法帖12部，容庚《丛帖目》收录的明刻帖亦有16种。此可见出《总目》对于明代法帖的忽视。就明代的书画文献而言，《四库采进书目》著录了张梦锡的《书法会编》、吴景长的《画继补遗》、沈灏的《画麈》，而《总目》皆未予以著录，形成对明代艺术书籍的忽视。延及清代被列入贰臣传的周亮工的《读画录》1以及吴其贞的《书画记》，亦因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十一日，详校官祝堃在复勘文渊等阁所藏四库全书时，发现此二书“内有违碍猥亵之处”2，因而朝廷将二书从《四库》中撤出。祝堃查出《读画录》中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之论，怀疑其以“义熙”为喻，有反清复明之意，因而将此书连同周亮工的《印人传》《书影》《同书》《闽小纪》等书从四库中撤出。而清吴其贞的《书画记》则因其中的《春宵秘戏图》语涉猥亵，被奏明应毁。何宗美曾言《总目》将众多遗民别集或划入清朝，或加以删削，对明代文学采取“掐头去尾”3的断限分法，从客观上削弱了明代文学的真实厚度，亦达到彰显正流、隐去动乱的目的。则《总目》在皇权意志的指导下，对于法帖文献的征集、著录、销毁、评价与部类的归属，呈现鲜明的政治倾向。

（二）乾嘉汉学思潮的深度浸染

清代汉学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汉儒治经，重训诂考据，延及清代被称为汉学。而宋儒重义理阐释，衍及清代被称为宋学。汉学在乾嘉时期发展为显学，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息息相关。就政治经济而言，在康雍两朝的努力下，统一的多民族政治格局得以确立，政治稳固，经济繁荣，制墨业和造纸业的兴盛，保证了书籍的刊布与文化思想的传播。富商结交文士，刊刻古籍，助澜汉学的兴盛。就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而言，乾隆初年，乾隆帝钟情理学，科考场中的理学气息浓郁。然自乾隆十年（1745）起，殿试中开始加入经史方面的内容，其比例逐年增大。乾隆四十六年的策试更明确“学术首严真伪，士子读书敦行”。4这种策试制度选拔了诸多的汉学精英纳入国家的政体之中，囊括庄存与、卢文弨、纪昀等多数的乾嘉学派骨干5，也限制了理学之士的仕途门径，导致理学书籍“无读之者”6了。乾隆在选拔人才之外，还先后组织编修《四库全书》等典籍，吸纳大量汉学名士进行古籍的辑校整理。而雍乾时期罗织文网的文字狱也钳制了士人的思想，促使更多士人埋首古籍，辨章考据，助推汉学的兴盛。就乾嘉学术自身发展规律而言，乾嘉理学继宋明理学之后，在学术、思想上都罕有建树，“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7到四库馆开馆之时，汉学已拥有绝对的学术权威，“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8

在汉学的影响下，馆臣多从实证的视角对法帖文献加以评价。如《法帖刊误》提要云：“然垕亦空谈鉴别，而不以考证为事者。”9《绛帖平》提要云：“观是书考据精博，可谓不负其言。”10《法帖谱系》提要曰：“每条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其异同工拙，颇足以资考证。”11而《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释者诸器之文字，非诸器之体制”12，因而被纳入经部的小学字书属中。明顾从义《法帖释文考异》精于辨伪，臻于鑒赏，而《总目》评此书“原不过白茅之藉。特行世既久，其用心勤至，亦颇有可取者。故仍录而存之”13，从实学的视角出发，批评此书考证不精，此亦是对明代空疏学风的一种批评。综上，《总目》从汉学考证的视角对法帖文献加以阐释，注重其补经证史之功，进而将其纳入经部小学类字书之属与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中。

（三）清代金石之学的全面复兴

在汉学之风的影响下，清代学者自觉地将金石学与汉学研究相结合，“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1此让兴于宋，至元明而衰微的金石学于清代又呈现复兴之势。王雪玲曾统计清代金石书籍有1208部2，展现出清代金石文献的宏富。关于清代金石学的派系，缪荃孙曰：“国朝谈金石者有二派，一曰覃溪派，精购旧拓，讲求笔意，赏鉴家也，原出宋人《法帖考异》、《兰亭考》等书。一曰兰泉派，搜集幽僻，援引宏富，考据家也，原出宋人《金石录》、《隶释》等书。”3此将清代金石学分为以鉴赏为主的翁方纲覃溪一派，和以考据为主的王昶兰泉一派，其中尤以考据派蔚为大观。四库馆在开馆的过程中，先后聚拢了桂馥、钱大昕、朱筠、王昶、翁方纲等金石大家：“四库校勘诸臣，讲金石之学者朱竹君筠、钱辛楣大昕、张瘦同埙、陈竹厂以纲、孔 约广森。后又继以桂未谷馥、黄秋盫易、赵晋斋魏、陈无轩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醕。而惟钱箨石、程鱼门、姚姬传、翁覃谿、严冬友五君，先后从事最久，遂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一派。”4在乾嘉实学盛行的时代，四库馆中的金石学家多注重挖掘金石文献考稽史传的功能，而忽略其鉴赏之艺。

对于将法帖视为考据经史之学的现象，翁方纲批评道：“金石自是一类，法帖与书画自是一类。考金石，则仍吾前所云考史之例矣。若考法帖，则专以书法为主。何者？法帖、书画者，艺而已矣。”5翁方纲认为法帖属于艺术的范畴，应从其艺术风格、艺术价值等加以品评，而不应该用研究金石、考订经史的方法来研究。然而翁方纲主张“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6，在四库馆的汉学大本营中不受重用。其将法帖视为鉴赏之艺的建议，并未被采纳，提要多援引汉学派钱大昕之语7。绝大部分的法帖文献被《总目》纳入史部金石门，作为补益经史之用了。

随着清代金石学的发展，其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清初金石学以石刻为研究对象，鲜涉铜器。乾隆年间，随着内府青铜器数量的增加以及《西清古鉴》的刊行，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青铜器。乾嘉以降，金石学的研究范围又从石刻、铜器扩大到钱币、玺印、封泥、兵符、陶器、玉器、镜鉴等。金石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展，也影响了四库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子部杂艺类收录的《法帖释文考异》《闲者轩帖考》，在《总目》定稿中都变为史部目录类。《钦定淳化阁帖释文》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修成的《四库全书荟要》中置子部杂艺类，在《总目》中被安排在史部金石属。陈奕禧《金石遗文录》本“为书法而作”8，亦被提要收入金石属中。

（四）由帖转碑书风的潜移默化

清朝以乾嘉为界，自晋代以来散逸秀媚的晋唐书风变而为雄强质朴的秦汉书风，形成“帖学”与“碑学”9两个阶段。就前者而言，康熙帝“以教化为先”10“书宗正统”，推崇董其昌优雅温润的书法风尚；乾隆推崇赵孟端庄淳厚的行楷，搜罗天下名家法帖，摹刻传抄；加之科举考试对于书写规范的要求，以及四库馆的开馆1，遂导致帖学地位在乾隆朝的再次隆升2，确立了馆阁体书法以规矩、中和为美的帖学审美基调。就后者而言，傅山“四宁四毋”的书学理念，谓为碑学运动的萌芽；郑簠、朱彝尊倡导篆隶、师法汉碑；郑燮、金农追溯秦汉，援引甲骨篆隶的碑学实践，开启碑学先声；邓石如、伊秉绶广取碑版；刘墉、钱沣等帖学书家亦开始取法唐碑。乾嘉之际，阮元《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艺舟双楫》尊碑抑帖，遂让质朴峻劲的碑学书风占据了书坛高峰。清代碑学复兴篆籀隶书，取法碑版，冲破宋元以来帖学的樊笼，以雄浑渊懿的碑学书法，补救日趋靡弱单薄的帖学书风，助力书家在书法创作中抒发性灵、张扬个性，开拓出书坛峥嵘的新气象。

乾隆中叶，乾嘉学者就已然深刻认识到帖学的诸多弊端，大加批驳。赵翼批评肃本淳化帖是“何况近代屡传刻，一佛化作千百魔”“傀儡索然生气尽，劣到假面方相傩”3，认为阁帖屡被翻刻，越失其真，害人不浅。王昶作于乾隆三十二年4的《题蒋湘帆衡摹刻圣教序后》亦批评《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屡被翻刻以后的失真情状：“摹榻千年久损神，慈恩空说重怀仁。丁头鼠尾争传写，谁识龙跳虎卧真。”5卢文弨评价傅征君隶书《荼毘羊记》时，说其“隶苍劲，无近代人姿媚态，可宝也”6，表达出对隶书骨气的称赏和对当世软媚书法的批评。桂馥更在和翁方纲的诗中，表达了他崇尚古隶、鄙薄姿媚的书法审美倾向：“朱（竹垞）陈（元孝）傅（青主）郑（汝器）顾（云美）张（卯君）王（觉斯），气势居然远擅场。若溯汉唐求隶古，蔡中郎后李三郎。”“《曹全》新出派初分，姿媚宁惭白练裙。赖有《衡方》《荡阴》在，《停云》犹胜棘门军。”7乾隆后期，毕沅《升仙太子碑》跋文更为尊碑抑帖张帜：“予尝论学书之法，临帖不如临碑。碑则古人亲自书丹，当时摹刊，求其神采，宜得十分之九。其见于法帖，则传之百数十年，纸墨漫灭，或是后人临摹赝本，赏鉴家误以为真，俱未可定。观《大观》《淳化》《绛》《汝》诸帖所收名臣书，讹错支离，类皆以私意定之，不足信也。”8嘉庆十六年阮元著成《南北书派论》，称“宋、元、明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所望颖敏之士，振拔流俗，究心北派，守欧、褚之旧规，寻魏、齐之坠业，庶几汉、魏古法，不为俗书所掩，不亦祎欤”。9此言被后世看作是清代尊碑抑帖思想的标杆。

在这场书坛革命的浪潮之中，四库馆臣以朴学的根基、官学的视角，力倡篆籀隶书，助澜清代的碑学书法运动。翁方纲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同为乾嘉“四大家”，言欲精言书道，“必当上穷篆隶”。10编修朱筠“作字兼篆体”11“书法参六书，有隋以前体”12。王澍“篆书法李斯，为一代作手”。13纂修洪亮吉宗法李斯、李阳冰，“工篆书”。14纂修桂馥“一枝沉醉羊毫笔，写遍人间两汉碑”15，于隶书用力甚深，于分隶、篆刻最为擅长，“能缩汉隶而小之，愈小愈精”。1總纂官王昶收集殷周铜器及历代石刻碑志拓本一千余本，编为《金石萃编》，长期浸润金石文字之中，其书法古秀蕴藉。由此不难看出，虽然自唐宋以后，书宗“二王”的观念深入人心，四库开馆，以馆阁体楷书誊写书籍，造势帖学书风。然四库馆臣中多金石家与书法家，受金石碑版的影响，推崇篆隶。这种书学观念，影响了馆臣对提要的评价。

《总目》评价丰坊《书诀》曰：“皆论学书之法，而尤注意于篆籀。又排比古今能书之家，评其次第。其论颜真卿，独推其擘窠题署第一，而诋《东方朔赞》《多宝塔颂》为俗笔。又贬苏轼以肉衬纸，甚有俗气。于楷法仅取其上清、储祥宫碑等三种，务为高论。”2题署，即署书，为秦书八体之一3，是古代题名匾额所用的字体，在汉代以前就已出现。随着时代文化风尚的发展，题署渐由匾额泛化为匾额一样的大字。丰坊《书诀》中对于颜真卿和苏轼书法的评价，展现出其书法复古，崇尚篆籀骨力的审美倾向。四库馆臣称赞丰坊对于颜真卿与苏轼书法的批评是“务为高论”“固与无实大言者异”，就明显体现出对于丰坊书法复古篆籀审美观念的推崇，以及对于清初书坛法帖盛行，馆阁体书法匀圆丰满审美风格的批评，体现出四库馆臣摒弃帖学，推崇碑学的书法审美倾向。

《说文解字》提要云“徐铉进《说文表》亦曰：‘高文大册，则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简牍，则草隶足矣。二人皆精通小学，而持论如是。”4查早期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和《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说文解字》提要，都没有引入徐铉此论。此更表明，随着时代书法风尚的迁变，以及金石碑版的影响，馆臣推崇篆籀的书法意识更趋强烈。在《阁帖》重修之前，清朝内府就已完成十几次丛帖刊刻活动以满足皇室对于书法学习的需求。5乾隆三十四年（1769）敕修的重刊《阁帖》云：“惟宋《淳化阁帖》镌集尤为美富，远出《大观》《太清楼》诸本之上。但惜初搨与赐者绝尠。或云版寻残损，当时已为难得。后来翻刻愈繁。真意寖失。有意追摹者，末由津逮。”6因此翻刻毕士安本《阁帖》，以彰显其书法鉴赏、考文稽古之功。而《总目》虽从官学的视角出发盛赞《钦定校正淳化阁帖释文》“诚为墨林之极轨，书苑之大观”7，将其视为书法临摹的典范，却将其由子部杂艺类书画文献移入史部目录类金石文献中，凸显其证史价值，削减了法帖的书法临摹鉴赏功能，展现尊碑贬帖的书法审美风尚。

综上，《总目》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与清朝的政治权力、乾嘉汉学思潮、清代复兴的金石学和尚碑书风的影响紧密相关，呈现出一种文化与政治、文化与思想、文化内部诸因素交织而成的文化景观。

四、余论：《总目》法帖文献部类分布的文化史反思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总和。目录学不仅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分类方式，更融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承载起古代文人的学术、思想与情感，建构出古代文化的庞大知识谱系。清代章学诚曾对目录学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8的要求，意在厘清文献的发衍历程，阐发学术的道统，已卓具文化史研究的雏形。自章学诚之后，学者们开始关注文献史、思想史与学术史之间的关系，然其研究的畛域还有待拓展。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柳诒徵等就对旧史学研究详于政治而对文化“举无可稽”9的现状表示不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兴于法国，盛行欧美，影响世界的新文化史渐次取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成为当今学术界的“集体运動”。对于文化的分析，微观的研究，符号、仪式与象征的解读，交流与传播的考察，对于底层民众与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而打破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唯社会经济因素论、唯精英人物论的狭隘性，融入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等多元的学科知识，从而使研究更加立体、真实与客观。新文化史（或称社会文化史）流派的迅速崛起，也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研究。1因此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对于中国古代目录文献学的研究，就需要统观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属性，在中国传统目录、版本、校雠之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综合视角来加以审视，阐释其文字符号背后的深层隐喻。

文献书籍不仅是人类沟通的一种媒介，更是塑型文化的一种手段。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指出：“书籍的历史首先构成经济史（生产条件、图书生产本身及其传播），也构成文化史和文化活动（文本的结构、接受、交流和适应性），因而也构成不同阶段的社会、政治尤其社会等级的历史。”2法帖作为书法传播的媒介，被历代官方以及民间的书法爱好者不断地模拓临摹，付梓翻刻，鉴赏传播，也被当时以及后世的学者加以分析、研究与阐释，进而形成系列的帖学著作。历代目录学著作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在经部字书、史部金石和子部艺术类中不断游移，折射出部类归属背后的权力意志、学术思潮、文化风尚与审美心理。《总目》对于法帖文献的部类归属，与四库馆臣的文化身份、四库编纂的政治意图、时代的实学风气以及书学的文化风尚紧密相联，架构起一个联系政治、历史、社会、文化与观念的桥梁，并以官修目录的权威身份，对后世诸多目录学著作中法帖文献的部类分布产生影响，展现出目录学著作作为文化媒介的重要作用与功能。因此对于四库学的研究，需要运用书籍史的研究方法3，“把书籍理解为历史中的一股力量”4。进而将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接受与阐释、内容与思想、政治与学术、时代与文心有机凝聚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使各种元素彼此互动、循环往复，构成一个意义共同体，从而促进中国文化史研究视角的多元、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重心的转移、研究思维的更新。

责任编辑：刘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