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地各族文化的综合文化。应当指出的是，华夏和华夏文化是具有多元性的。从人口与民族方面讲，历史上曾经出现在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女真等，以及曾经出现在长江流域的三苗、百越，这些民族有的已经整体融合到华夏民族之中，有的则是民族还存在，但是在历史时期大部分已经融入华夏民族之中了。所以华夏民族早期是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中心的，后来逐步扩散到长江流域、岭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而前文所提到的三苗、百越也就是历史上江南文化的源头，它在逐渐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一步步地融合到华夏文明之中，成为华夏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江南文化的逐步发展，得益于一次次的人口迁移。秦汉之际、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以后，北方黄河流域的人们由于战乱纷纷迁徙到了南方，在这一次次的迁移之中，江南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受益地。

另外还有自然条件的变迁。西汉时人评价江南地区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指的是今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长江以南。今天人们称为江南的地方，在历史上被称作江东，“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便是如此。西汉时期的江南地区，地势低洼，江湖密布，植被茂密，瘴气弥漫，气候湿热，是十分不适合人居住的。

江南地区又是如何在唐朝末年形成了“江南好”的局面呢？这就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汉朝以后，全球气温开始降低，当时温暖湿润的黄河流域变得干旱，年平均气温变低、降水减少，影响了粮食的产量，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反，江南一带气候由湿热变为温暖，降水由过多变为适中，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对大面积原始植被的清理也不再吃力，其地理环境的优势便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江南的景观便从蛮荒之地变成一幅繁荣的景象。总的来说，一方面北方文化层次较高的移民迁入，使得江南地区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应提高；另一方面，江南自然环境变得宜居，再加上江南地区居民自身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江南好”的局面。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与财产的积累，属于江南地区特殊的人文景观就产生了。

南宋初期诗人陆游曾说“苏常熟，天下足”，苏州府、常州府这一带的粮食丰收了，全国的商品粮就能够得到保障。而到了明朝中期这句话就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这是否意味着江南地区的衰落呢？并不是的。因为在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土地完全用来生产粮食已经十分不现实了，所以更多的是用来种植经济作物，进而支撑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也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的文化重心也相应南移，宋以后江南文化已经处于先进地位。江南文化在多方面显示出新的特点和优势，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化。

近代社会变迁对江南文化也产生了新的影響因素，那就是1843年的上海开埠。一方面我们要指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中国的一段屈辱史，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另一方面，客观地讲，它又确实为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保守的国度提供了一个变化的空间。通过上海，江南文化与世界文化接轨。例如现在所讲的红色文化，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由于租界的因素，红色文化才聚集在上海，其实还有其他因素。中国人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是直接从西方，而是从日本，李大钊、陈独秀包括戴季陶等，都是通过留学日本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这些留日学者多数为江浙地区的人。

江南文化与现在人们所说的海派文化，实际上就是延伸与发展的关系。海派文化讲海纳百川，也就是指江南曾吸收历代南迁移民，而这些移民的一部分最终迁移到了上海。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海纳百川是必然的。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不论是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还是红色文化，讨论的根本目的在于要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民族未来的发展找到一些有利的因素，在顺应现代化要求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新的文化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