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视域下传统道德的时代困境

2023-05-30尚学莉

今古文创 2023年2期

【摘要】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是以已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传统社会的道德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影响的逐渐扩大，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受到冲击。清朝崩溃后，国人进一步陷于新旧道德的混乱之中。梁济作为晚清士大夫的代表，在其遗著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社会道德问题的内容，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

【关键词】差序格局；道德危机；《梁巨川遗书》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2096-8264（2023）02-0068-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2.022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在其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个描绘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理念，即相较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在这样的模式下，“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群系中发生意义。[1]中国的传统道德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之上。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西方的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传统道德随着社会的改变也开始面临危机。梁济之死是近代以来著名的文人自尽案例之一。在其遗著《梁巨川遗书》中，梁济多次表达了其对社会道德现状的不满，反映了此时的社会道德概况，对于我们考察民初社会道德状况有重要意义。

一、《梁巨川遗书》所见社会道德问题分析

《梁巨川遗书》中多次提及民初的社会道德现状，认为民国社会之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道德的沦丧，“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覆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7]遗书中揭示的具体道德问题主要可依人群分为两类。

首先是官员道德问题。梁济出生于传统的士大夫之家，祖父、父亲均在朝为官，其父亲因工作劳累病死任上，且其祖父、父亲均为官清廉，父亲死后家中生活艰难，梁济更是在其母亲的养育下艰难长大。儒家对士大夫品格的要求在其家中得到很好的传承。梁济在其任上时，始终克己奉公，虽因能力不足而未有大的贡献，但始终是尽忠职守，一心为国。

辛亥革命前，梁济已经认识到官僚群体道德品质的败坏，修书《拟呈民政部长官请代递疏稿》请求改良官德、民德、君德，但此书未等完成辛亥革命就已爆发，梁济虽痛心清朝的溃亡却也对民国寄予厚望，希望民国之人能够抓住时代转变之机，重塑社会风气。然而在清王朝被推翻北洋政府建立之后，官僚风气非但没有焕然一新，且更加不堪入目。对民国的失望更是成为促使梁济赴死的直接原因。梁济遗书中所呈现的官员，伟人政客尚“提倡诡谋，贱弃正义”[7]，普通官员更是“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7]，不见廉洁唯见利益。甚至连新生的、被寄予厚望的议员群体也让人大失所望，“一般议员全非素日心中想望之议员，全不以救民救国为心，捣乱行私，不成事体”[7]，甚至中国社会最为看重的道德，也为议员之辈所摒弃。

对于官员群体的道德状况，梁济无可奈何，只能隐藏自身，故言“我素日绝无道学之名，盖深知今世不容直道，故形迹上不甚彰明。”[7]“直道”也不容易，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且民国以来，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以外，并未有其他有益于人民之行动，官员们带头取乐，使得“人心纵恣，从恶如崩”，“加以达官时彦锐意提倡，赌博女闾种种荒嬉风靡一时，转相簸扇，人民无判别是非之常识，信以为共和之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 [7]。1912年，梁济入署，“满心言从此当洗污向善，而某君言不过金钱主义，且言新俸制几等几级云云，我全茫然，只好面上敷衍，而心窃哀之。”[7]

其次是民德问题。梁济认为：“国家之根本在人民，人民有公诚正直之风，即是国家之根本稳固。”然而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观今日议员政客官吏军人新闻报纸以至市井商人，处处皆诈伪奸欺，无一非斩绝国脉毁坏根本之事”[7]，“这几年来，人心险诈已极，风俗败坏已甚”[7]。民国以来，随着民主、共和、自由等观念的传入及本土化，各种社会活动、外来思想使得民众眼花缭乱，许多非道德行为也开始借新事物之名发展起来。“二十年前之人心世道，当时老成宿士已叹为叔季浇漓，岂意流失变迁，今更出人意外。”[7]

据梁济分析，民德之堕落主要有两大表现。一是“大开智识，借以行私”[7]。梁济肯定了近代以来种种新知识的传入，但据梁济观察，新的“智识”并未行之于实处。“今试举维新之名词，所谓义务也，团体也，公益也，改良也，孰不口熟能详，惜不用于矫风正俗，而但借以攘利沽名。又试举自强之学说，所谓优胜也，劣败也，冒险也，进取也，熟不心知其意，惜不用于国际竞争，而但营夫个人权利。”[7]当时的报纸对借宣扬学说进行政治投机的行为也有所评价：“其中之稍智者则热衷富贵满心利禄，假运动官场之美名以售其奸术。一入鲍鱼之室，居然臭味相投。”[7]二是“谬附文明，流为侈靡” [7]。“今人一切学术技能不思与泰西竞胜，而惟服御陈设以摹仿洋人为文明。” [7]“衣食住之模仿欧风，日用品物之流行洋货，其势若决口江河，沛然莫御……世风既因之日侈，富力即因之日竭。”[10]梁济指出，西方文明传入后，国人只重享受而忽略了西方文明真正先进之处。“心无辨别之才，耳食欧风，不求甚解，但以物质上之文明为文明” [7]。梁济认为，国人对西方的学习，犹如小康之家与王公贵族比富，不久即耗尽家财，然而享用已成习惯，于是不得不放弃其心书操守，以各种方法寻求不义之财，民德因此败坏。

梁济还将前清与民国做过一对比，认为前清政治虽“无一不虚伪”，但对于不义之行的禁止可谓十分注重，因此虽然政治腐朽，但人们心中对不义之行有所界定，行“不义”时也会躲躲藏藏，然而民国政治虽有所进步，在不良行为的禁止上却不进反退，一味放任，“昔所目为不肖者，今或以为当行，黑白可以易形，善恶可以易位，凡一切不正当之营业，轶范围之举动，无节制之嬉游，皆听民自为，冥行素涂，无复轨线之循守，贫弱盗贼日日暗中胚胎，明明有不测之祸，而曰文明日进，是真天下最可痛之事矣。”[7]梁济也试图通过向统治者进言对民德之败坏进行补救，在《留属袁冯林周彭五兄书》中，托其友人向时任北洋政府总统的徐世昌进言以改善民德：“民德因近年倡导恶风而堕落扫地，民生因复负担而衣食困难，四乡之人生活状况几乎人畜平等，而京城之人谈笑欢娱，讲求精美卫生，实属可叹。”[7]报纸上也出现呼吁人民守礼法的声音：“要知道若是真正的文明人，没有不言规行矩，作事毫不越乎礼法的。”[12]

梁济因常年生活贫困，与底层人士多有交往，据平民所言，此时的社会“人民苟偷欺诈，淫乐日盛，愁惨日深，莫可形容，惟一言敝之，大乱必至而已。”[7]

二、《梁巨川遗书》所见社会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格局受到严重冲击，与之相匹配的传统道德也逐渐为人所摒弃。民国建立后，社会秩序得到稳定，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并未推出一套完善的可以践行的新道德标准，也就是梁济所说“旧道德已厌弃，新道德未发明” [7]。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社会道德问题涌现。分析《梁巨川遗书》可知，除却“新道德未发明”这一点，梁济认为社会道德问题涌现的原因还有以下两点。

1.权利观念的兴起

梁济在留给赵智庵的遗书中提到：“梁济灼见世事泯棼由于人人争权利，人人不尽责任。”[7]中国传统社会中并无“权利”这一概念。儒家始终坚持“克己复礼为仁”，认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13]，即通过对自身的修养来达到使他人向善的目的，道德修养过程中更多的是对自身的约束而非对他人的要求。中国的社会结构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一切价值以“己”为中心，先有己再有家再有国。西方则是“团体格局”，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才互相发生关联。架子即是团体、社会、国家，这使得西方公民都有一个“国家”的概念，国家之下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权利。所以中西方社会的一大不同，就在于中国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尽的责任，西方社会则更强调团体之下各人应享有的权利。然而明清以来，西方的各种观念传入中国社会，在种种矛盾冲突中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开始产生影响，近代国民观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开始为知识分子所宣扬。但正如梁济所指出的民德堕落的原因，以国民之名掩盖追求个人权利之实成了当时的普遍现象。如《大公报》所言：“今人动云：社会腐败已达极点，国家疲敝不堪思议，岂社会自能腐败，国家自能疲敝乎？毋亦由于人对于社会放弃责任，对于国家放弃责任之所致”[16]。

2.打破家族主义之说

梁济认为世风之败坏是由于打破家族主义之说兴起后，人“自幼不闻礼义” [7]之故，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工作负有绝大部分的责任。“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13]上到孟母三迁，下到梁济自身在家中耳濡目染的儒家传统道德，传统观念将家庭视为子女一生中的教育起点，同时也是品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私塾教育或者说社会教育更多的是为进入仕途所做的准备。

然而清末以来，打破家族主义（即家庭革命）成为一些读书人打破封建传统的一种尝试。自由平等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导致五伦从普遍价值退守为中国传统的象征。[17]这样的价值导向迫使家庭失去了对子女的教育权利。然而，当时并未形成完备的社会教育模式，教育权力与责任的不明确，使得青年人的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在差序格局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亲属关系中，孝悌是人在此关系网中应践行的道德准则，然而在家庭革命者的眼中，严父慈母被视为压迫、阻碍个人成长的因素而受到指责，兄长照顾年幼弟妹也被视为家庭对青年的压制。[17]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下，家庭不敢施督责于子女，想来也不难理解。然而“不敢”所造成的影响，实在难以估量。

三、传统道德的时代困境

传统道德的时代困境主要表现为道德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错位。在传统封建社会，国是国，国也是皇帝之家，国与家的界限不清不楚，人们只能以从自身出发的社会关系作为与他人交往的依据，通过规范自身的行为维持与他人的良性互动。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重私德成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居其位谋其政”可以说是中国人在各个身份上的道德要求。但类似于西方的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等社会公德，在传统中国是不存在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形成公共的道德观念，例如仁义礼智信等，都是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为人所推崇的道德品质。“吾中国自古以来未尝有公共之道德，不过随天然之进化自成一种风俗耳。”[20]对于这种共同的道德观念的描述，相较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德”，“风俗”一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更为合适。

然而在清末民初，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伦”作为传统决定社会关系的主要因素受到很大冲击，权力、政党、团体等非传统因素开始成为划分社会关系的依据。“今日讲伦理，明日家庭革命矣。今日言合群，明日团体溃烈矣。”[20]社会潮流变迁之快，使得由这些非传统因素衍生出的社会关系常常充满变数，且作为新出现的社会关系，传统道德中没有相应的道德品质与之相匹配，许多社会行为因此被划为“非道德”。加之传统道德由自身出发的一面被放大，“自私自利”几乎成为传统道德的代名词，“何言乎重公德也？我国人自私自利之心太盛，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社会有国家。”[22]中国人“私”的毛病被归结为传统道德使然，在宣扬公德、公民意识的时期，传统道德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对此，梁启超曾提出“道德革命”，试图将传统道德加以改造以适应社会需求，可惜并未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旧有的道德约束被摒弃，新的道德观念却并未建立，人们的行为失去可遵循的道德准则，社会风气自然败坏。随后的军阀混战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使得传统道德的约束力进一步下降。直至新文化运动提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中国社会才真正开始了对道德观念的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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