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辉　刘琦　尹广英　刘建秋

【摘要】年报问询函是证券交易所提高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监管创新举措， 面对证券交易所问询监管的压力， 企业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 以及对企业后续信息披露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话题。本文从非财务信息披露管理的视角， 研究年报问询函监管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披露管理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 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显著加大了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管理程度， 说明面对财务信息监管压力， 企业会通过“曲线救国”的方式操控非财务信息中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 以获得更多的合法性来挽回声誉损失。截面异质性分析表明： 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业绩较差时报告语调管理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 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在年报问询函与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而企业内部控制、 外部媒体关注、 分析师跟踪以及高质量审计可以缓解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年报问询函；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监督抑制假说；压力促进假说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04-0051-9

一、 引言

近年来， 证券交易的监管手段逐步多元化， 出现了许多针对上市公司的非惩罚性监管举措。为了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合规性， 证券监管最常用的方式之一， 就是通过问询函审查上市公司的备案文件。关于问询函在改善信息环境和加强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袁蓉丽等，2022）。然而， 尽管有许多研究证实了问询函在监督公司报告合规性和信息披露方面的效力， 但既有研究主要是针对财务方面的量化信息， 而对非财务的定性信息关注较少。

企業社会责任报告作为非财务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了关于公司政策、 实践以及公司在社会、 环境及治理领域表现的文本性、 非量化信息， 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内容和沟通效果方面， 文字的特性（例如可读性、 语调等）发挥着重要作用， 管理人员可能使用语调向投资者提供及时可靠且难以量化的增量信息。但是， 信息披露的语调是由经济基本面因素和管理激励因素共同决定的， 换句话说， 可能导致真实披露和战略披露并存（Huang等，2014）。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监管、 诉讼、 外部审计和披露制度方面尚不完善， 企业对于是否披露和披露多少社会责任信息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管理者基于对声誉的渴望或与代理问题相关的利己动机很可能歪曲社会责任报告以操纵投资者感知。因此， 社会责任报告的情感语调既可以成为管理者提供增量信息的工具， 也可以成为管理者进行印象管理的手段。识别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印象管理动机， 抑制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现象从而发挥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信息增量作用， 对投资者如何结合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提升投资决策效率， 改善我国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发现， 监管问询制度可以减少分析师预测乐观偏差和分歧度， 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 降低股价同步性（袁蓉丽等，2022）， 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聂萍等，2020）和审计质量（陈运森等，2018）。这些从财务视角的研究结果说明， 监管问询制度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 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 但这是否说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监管问询制度的监督压力下已经完全变成了“好学生”呢？一方面，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可以通过“监督机制”和“市场机制”让管理者更加负责， 更少地利用制度漏洞做出机会主义行为（Calvo等，2019）。但另一方面， 根据合法性理论和声誉修复理论， 在面对监管所造成的制度压力和声誉损失时， 管理层可能会对信息披露进行操纵以达到合法化和修复声誉的目的。因此，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也可能通过“压力机制”和“声誉机制”让管理者试图寻找更加隐蔽的方法来提高企业声誉和形象（Guay等，2016）， 减少市场制度约束， 或避免在未来再收到问询函（Cassell等，2013）。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管理者是否会选择文本语调管理这一隐蔽且低成本的方式以达到目的呢？针对以上问题， 本文尝试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角度展开研究。具体来说，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 企业收到关于年度财务报告的问询函， 面对监管压力时， 是会“改过自新”， 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还是会“曲线救国”， 实施更为隐蔽的非财务信息管理行为， 通过社会责任积极语调管理树立“好公民”形象， 来缓解监管压力和减少声誉损失？这一问题的探究， 对于进一步深入探寻监管问询制度带来的潜在经济后果， 认识公司为应对监管压力而实施的决策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监管问询制度旨在提高企业报告合规性， 改善信息披露，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已有文献研究表明， 监管问询制度能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水平， 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李晓溪等，2019）。但这是否说明上市公司管理者在监管问询制度的监督压力下已经完全“洗心革面”了呢？一方面，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可以通过“监督机制”和“市场机制”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 更好地遵守相关的会计规定， 更清楚地描述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 通过提高信息质量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进而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 但另一方面，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也可能通过“压力机制”和“声誉机制”让管理者试图寻找更加隐蔽的方法来修复企业声誉和形象， 减少市场制度约束或避免在未来再收到问询函。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管理者可能会选择文本语调管理这一隐蔽且低成本的方式以达到目的。因此， 企业收到关于年度财务报告的问询函后既可能会“改过自新”减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也可能会“曲线救国”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监管问询制度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 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存在“监督抑制”和“压力促进”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假说。

（一）监督抑制假说

首先， 监管问询制度可能通过“监督机制”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削弱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 从而抑制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已有文献发现， 监管问询制度产生了一定的治理效力和威慑力（陈运森等，2019）， 能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质量。同时问询监管压力也会迫使管理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管理公司上（Chen等，2007）。这是因为在更严格的监管机构监督下， 管理者会更加负责， 更少地利用制度漏洞做出机会主义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描述了一个公司在关心其运营的社会—环境维度方面的承诺，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文字为主的特点使得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语调来传达难以量化的信息。年报问询函可以通过发挥监督治理效应促使管理层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质量， 注重报告语调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进而减少报告语调管理行为。

其次， 监管问询制度可能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市场参与者关注度， 增加企业违规成本， 从而抑制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监管问询制度在心理上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的感知成本， 比如收益操纵（Cassell 等，2017） ， 因此， 管理者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改善企业运营状况。财务报告问询函可以通过促进市场监管来加强对企业报告的审查， 企业高管们也深切关注投资者对问询函的看法， 并针对这些看法改变他们的报告实践（Dechow等，2016）。同时，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会引起分析师、 新闻媒体和投资者的关注， 给监管部门带来更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 给企业带来更高的违规成本和公众愤怒成本， 这导致收到问询函的企业管理层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陈运森等，2019）， 从而降低了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操纵的可能性。此外， 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 有一些机制发挥了限制管理人员机会主义披露动机的作用。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获得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还可以获得独立第三方提供的各種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如润灵环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 KLD的企业社会责任评级、 《新闻周刊》的绿色排名、 CDP的环境影响信息以及大众媒体的信息等。当企业收到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函后， 社会责任文本信息使用者已经对企业整体产生负面印象， 如果管理者再对报告语调进行管理， 甚至过度偏离第三方信息中介机构的评估， 那么管理者可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 反而增加企业额外成本。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监管问询制度可能通过“监督机制”和“市场机制”给企业带来较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和市场参与者关注度， 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的下降和企业违规成本的加大会抑制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年报问询函会抑制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即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语调方面更倾向于“改过自新”而非“曲线救国”。

（二）压力促进假说

一方面， 基于合法性理论， 监管问询制度可能通过“压力机制”给管理者带来利益相关者压力， 加剧管理层追求合法化的动机， 从而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当证券交易所发现企业年度报告可能存在缺陷（例如存在潜在的会计错误）或需要进一步澄清时， 就会向该企业发出问询函（Cassell 等，2019）。因此，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往往表明信息披露质量较差， 合法性较低， 机构投资者会减少持有该公司股票， 审计师会调高该公司审计费用和出具非标准意见的概率， 银行会收取更高的贷款利息， 同时管理层会转而实施更为隐蔽的真实盈余管理（张岩，2020）。相关文献也表明， 当企业形象受到外部负面事件的冲击时， 企业合法性会下降， 管理层会试图通过不同方式重新合法化自己（Li和Haque，2019）。而履行社会责任能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防范企业负面事件发生时的市场、 政治、 监管和社会制裁风险， 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也可以使企业行为合法化（Colleoni，2013）， 因此， 管理者可以通过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良好的信号以增强公司合法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传递社会责任信息的主要方式， 其受众包括各种利益相关者， 且具有文本性和非量化的特征， 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内容和沟通效果方面， 文本语调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监管、 诉讼、 外部审计和披露制度方面存在缺失， 企业对于是否披露和披露多少社会责任信息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可能成为企业收到年报问询函后的一种“曲线救国”手段， 管理层可能通过披露“言过其实”的社会责任报告来强化企业的合法性， 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可能变成一种压力缓解战略。

另一方面， 基于声誉修复理论， 监管问询制度也可能通过“声誉机制”给企业带来声誉损失， 加剧管理层声誉修复动机， 从而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研究表明， 年报问询函会增加审计师变更和公司管理层更换的可能性， 造成企业声誉损失， 企业融资约束加大（翟淑萍等，2020）， 也会给企业带来股东的消极反应或更严格的市场监管。面对监管造成的负面影响， 管理者可能试图寻找更加隐蔽的方法来修复企业声誉， 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Guay 等，2016）。此时具有机会主义动机的管理层也可能有更强烈的动机去“曲线救国”， 即通过问询对象以外的非财务信息披露管理策略挽回企业声誉损失， 且这种印象管理问题在治理机制不完善的公司中可能更加严重（Hesarzadeh，2022）。相关文献表明，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在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之间为企业建立良好声誉（Michelon，2011）， 同时也能在企业负面事件发生后减轻企业声誉损害， 发挥类似于保险或价值保护的作用（Zhang等，2021）。因此， 当企业面临证券交易所的问询时， 管理层可能通过披露更积极语调的社会责任报告来修复企业声誉，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可能成为一种声誉修复手段。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监管问询制度可能会通过“压力机制”和“声誉机制”给企业带来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声誉损失， 管理层追求合法化和修复声誉动机的上升会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b： 年报问询函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即收到年报问询函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语调方面更倾向于“曲线救国”而非“改过自新”。

三、 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证券交易所从2015年起开始向公众大批量披露监管问询信息， 而当年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后一年披露， 因此， 本文选取了2015 ～ 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和其对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年报问询函件作为研究对象。需要指出的是，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方式有两种， 一是随年报一起披露， 二是单独披露。为了更好地厘清年报问询函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关系， 本文只对独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进行研究。根据《2021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和CSMAR数据库中的社会责任数据可知， 我国上市公司2015 ～ 2020年总共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为5455份， 且金融行业披露率为所有行业之首。本文只保留了独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 且参考以往研究删除了被定为ST类的公司、 银行和保险等金融类公司以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 最终得到3610个“公司—年度”样本数据。为减少异常数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问询函数据主要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获取， 并根据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数据进行补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数据是利用Python软件爬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并运用Python的“Jieba”中文分词模块进行词频统计得出语调数据， 然后利用相关模型计算出报告语调管理变量。内部控制指标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DIB）获取， 剩余数据主要从CSMAR数据库获取。回归分析使用统计软件Stata 16。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是指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描述时的语气与情感， 在本文中具体表示的是企业管理层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时展现出来的积极正面词汇与消极负面词汇的程度。借鉴谢德仁和林乐（2015）的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Python软件爬取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然后利用Python的“Jieba”中文分词模块进行词频统计， 分词依据主要为Loughran和McDonald的单词列表、 知网词典、 清华大学李军中文褒贬义词典、 Bosen情感词典， 最后根据公式（1）度量社会责任报告的净正面语调TONE， TONE值越大， 语调就越积极。其中POSPCT是指积极正面词汇数量， NEGPCT是指消极负面词汇数量。

TONE=（POSPCT-NEGPCT）/（POSPCT+NEGPCT） （1）

所度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TONE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反映公司基本情况和社会责任业绩的正常语調部分， 二是反映管理层操纵语调策略的异常语调部分（即语调管理）。本文借鉴王华杰和王克敏（2018）提出的模型（2）、 （3）， 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TONE分解为正常语调和异常语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异常语调（语调管理）是控制公司当前市场和财务表现、 成长机会、 经营风险等因素后对其净正面语调TONE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

TONEt=?0+?1EARNt+?2RETt+?3SIZEt+?4BMt+?5STD_RETt+?6STD_ROAt+?7AGEt+?8LOSSt+

?9DEARNt+ε                 （2）

TONEt=?0+?1EARNt+?2RETt+?3SIZEt+?4BMt+?5STD_RETt+?6STD_ROAt+?7AGEt+?8LOSSt+

?9DEARNt+?10FEARNt+ε     （3）

其中， 模型（2）得到的残差值BTONE1、 模型（3）得到的残差值BTONE2即为社会责任语调管理变量。EARN是企业业绩， 即t年度的净利润与t-1年度的总资产相除； RET是股票收益率， 被定义为年度股票收益率； SIZE是企业规模， 即市场价值的自然对数； BM是年末的账面市值比率， 按股票账面价值除以市场价值计算； STD_RET是当年月度股票收益的标准差； STD_ROA按过去五年业绩的标准差计算； AGE是公司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LOSS是一个虚拟变量， 如果一家公司在t年经历了净亏损， 这个指标变量等于1， 否则为0； DEARN测量净收益的增长率， 计算方法为当年净利润减去上一年净利润除以上一年总资产； FEARN是后一年净利润除以本年总资产。

2. 解释变量： 问询函接收概率。根据之前的文献， 本研究利用是否收到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来衡量问询函接收概率（CL）。具体来说， 如果公司在t年收到年报问询函， 则 CL为1， 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资产负债率、 企业上市年限、 资产报酬率、 产权性质、 账面市值比、 营业收入增长率、 年度股票收益率以及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 股权集中度、 管理层持股比例。另外， 本文还控制了行业、 年度固定效应。各变量具体定义及说明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

BTONE1i，t/BTONE2i，t=β0+β1CLi，t+β2SIZEi，t+β3LEVi，t+β4ROAi，t+β5BMi，t+β6RETi，t+

β7GROWTHi，t+β8TOPi，t+β9SOEi，t+β10AGEi，t+β11INDEPi，t+β12DUALi，t+β13MSi，t+Ind+Year+ε     （4）

其中： CLi，t为企业i第t年是否收到关于t-1年年度财务报告的问询； BTONE1i，t/BTONE2i，t为企业i第t年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并且， 企业t年的社会责任报告是在t+1年进行披露的， 因此， 本文在模型中使用了年报问询函变量的滞后项来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决策的时机保持一致。

（四）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文本语调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1的均值为0.000925， 标准差为0.0653；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2的均值为0.000917， 标准差为0.0652。这说明管理层在描述企业社會责任信息时倾向于使用积极乐观词汇， 更容易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乐观语调管理， 且各企业之间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积极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问询函接收概率CL的均值为0.036， 标准差为0.187， 表明样本中有3.63%的企业被证券交易所问询过， 同时各企业之间收到年报问询函的概率差异较大。

四、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基本分析

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基本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 当用BTONE1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时， 问询函接收概率的回归系数为0.016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当用BTONE2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时， 问询函接收概率的回归系数为0.0163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压力会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 研究结论初步验证了H1b。由于年报问询函会给企业带来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声誉损失， 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起到缓解公司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缓解融资约束以及修复声誉的作用， 因此， 年报问询函可能会通过“压力机制”和“声誉机制”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产生压力促进效应， 微观企业在面对证券交易所的问询时， 可能更倾向于“曲线救国”即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二）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披露形式对比分析

基于强制报告与自愿报告动机、 内容的不同， 本文按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制度的规定将样本分成强制披露组和自愿披露组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 不管是用BTONE1还是BTONE2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问询函接收概率的系数都是在自愿披露组显著， 而在强制披露组并不显著。这说明由于自愿报告在社会责任披露内容方面没有统一要求， 其披露情况可能更容易受到管理层动机的影响， 管理者更有可能基于自利动机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进行管理。

（三）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社会责任业绩对比分析

企业管理层在不同的社会责任业绩下对报告文本进行修辞语言管理的动机及偏离情况不同， 社会责任表现较差的公司往往更容易使用有偏见的语言和语气（即更乐观和更不确定）以提供一个更有利的描述， 这说明管理者可以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一“软”信息进行披露内容与形式的选择性操纵。本文利用和讯网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 根据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的中位数进行分样本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5。结果表明， 不管是用BTONE1还是BTONE2来度量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 问询函接收概率的系数都是在社会责任业绩较差组显著， 而在社会责任业绩较好组并不显著。结果表明， 当企业社会责任业绩较差时， 管理者进行有偏的修辞语言管理的动机可能更强， 证券交易所的问询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四）稳健性检验

1. Heckman两阶段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自我选择偏误的影响， 因为被问询的企业也可能具有某些影响年报问询函的特征。因此， 本文参考陈运森等（2019）的研究， 在模型（4）中加入企业是否由“四大”审计（BIG4）和是否亏损（LOSS）这两个指标， 并控制前文中的控制变量进行第一阶段的Probit回归， 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 然后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4）的回归中。Heckman两阶段检验的回归结果（数据表略）表明， 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1、 BTONE2仍然显著正相关， H1b结论稳健。

2. PSM匹配法。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可能会受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内生于企业基本面特征变量的影响， 进而导致那些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公司可能会系统地区别于那些不进行语调管理的公司。因此， 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 首先创建一个虚拟变量（BTONE1_HL和BTONE2_HL）， 如果公司语调管理高于中位数则取1， 否则取0。然后基于本文的原有控制变量采用PSM近邻1∶3匹配法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由于匹配后各匹配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 即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匹配变量之间基本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这表明匹配满足了平衡性假设， 以此为基础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匹配后结果（数据表略）显示， 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1、 BTONE2仍然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说明年报问询函能够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的结论稳健。

3. 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缓解本文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采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lCL）重新进行回归， 以厘清本期收到年报问询函对下期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研究结果（数据表略）表明， 问询函接收概率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4. 改变语调管理衡量方法。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选择了另一种估计方法以衡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首先， 运用公式（5）计算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净正面语调（TONE1）。然后， 与本文先前对异常语调的估计方法一致， 应用模型（2）、 （3）进行回归分析并将残差作为语调管理的代理变量。问询函接收概率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新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数据表略）表明， 用这个新变量重新进行分析， 本文研究结论仍然保持不变。

TONE1=（POSPCT-NEGPCT）/词语总数目 （5）

5. 排除社会责任承担本身对积极语调的替代解释。本文认为， 当企业收到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函时， 会由于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声誉损失从而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 但管理者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也可能会受到企业本身社会责任承担情况的影响， 因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好，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可能越积极。为了排除社会责任积极语调并非良好社会责任行为引发的情况， 本文利用在和讯网中获得的社会责任数据， 将社会责任评分指标滞后项与社会责任报告积极语调进行回归以排除社会责任承担本身对语调管理的替代解释。回归结果（数据表略）表明， 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情况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积极的语调并非由社会责任承担本身引起。

五、 扩展性分析

（一）基于融资约束的压力促进机制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 年报问询函会给企业带来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声誉损失， 压力的加大和声誉的降低又会加剧公司融资约束程度（陈运森等，2018）。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以起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Goss和Gordon，2010）。因此， 年报问询函可能会通过“压力机制”和“声誉机制”加剧企业融资约束， 从而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产生压力促进效应。微观企业在面对证券交易所的问询时， 可能更倾向于“曲线救国”即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本文运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对企业融资约束在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并构建了以下两个回归模型：

SAi，t=μ0+μ1CLi，t+Control+Ind+Year+ε   （6）

BTONE1i，t/BTONE2i，t=θ0+θ1CLi，t+θ2SAi，t+∑Control+Ind+Year+ε        （7）

其中， SA是企業融资约束程度变量， 该变量越大， 表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低。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表6展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从表6第（1）列可以看出， 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SA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证券交易所的问询会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加大； 在表6第（2）列和第（3）列中， 本文将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SA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 可以看出CL与BTONE1、 BTONE2仍然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SA与BTONE1、 BTONE2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 表明年报问询函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导致管理层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 从“压力促进机制”角度验证了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作用机理。

（二）基于公司内外部治理的缓解机制分析

1. 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缓解机制分析。高质量的公司治理可能会减少一些与机会主义相关的担忧， 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是促使管理者更多地考虑道德因素的恰当方式。因此， 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来说， 管理层基于机会主义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进行管理的动机将得到抑制。基于此， 本文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DIB）中获取内部控制指数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并按照其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的结果可知， 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压力促进效应仅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组中显著， 说明公司内部控制能够产生监督治理作用， 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 进而减少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现象。

2. 基于媒体关注度的缓解机制分析。媒体在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传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可以成为企业与公众沟通的渠道， 也可以发挥独立监督作用， 监督公司并保护公众利益， 同时可以直接成为积极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谈判的利益相关者。因此， 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发挥监督治理效应， 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降低管理者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进行管理的可能性。基于此， 本文利用CNRDS数据库中的媒体报刊报道总数以衡量媒体关注程度， 并按照其同年度同行业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结果可知， 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1、 BTONE2的回归系数仅在媒体关注度较低组中显著为正， 而在媒体关注度较高组中不显著， 这表明随着新闻媒体关注度的加大， 企业管理者将会面临更高的潜在风险和更大的监管压力， 此时管理者会减少对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管理。

3. 基于分析师关注度的缓解机制分析。分析师作为上市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桥梁， 比个人投资者更加理性， 在资本市场的信息搜集、 处理与传递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分析师主要是通过盈余预测和荐股来影响投资者， 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 代表着企业面临的外界压力越大， 分析师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动机， 从而促使企业披露更为真实的信息。因此， 本文预期较多的分析师对企业进行跟踪能够有效缓解年报问询函导致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基于此， 本文利用CSMAR数据库中的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取自然对数以衡量分析师关注度， 并按照其同年度同行业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由表9的结果可知， 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不再显著， 分析师关注缓解了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4. 基于是否由“四大”审计的缓解机制分析。审计作为市场信息鉴证的第三方， 能够有效抑制管理层的自利动机， 发挥外部监督制约作用。一般而言， 当外部审计质量越高时， 企业整体信息质量越高， 企业管理者对语调进行操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 本文预期较好的独立审计质量能够对年报问询函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关系产生缓解作用。以CSMAR数据库中是否由“四大”审计作为外部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将样本分成“四大”审计组和非“四大”审计组并进行分组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从表10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问询函接收概率CL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BTONE1、 BTONE2的回归系数仅在非“四大”审计组中显著为正， 表明外部审计质量越高， 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就越低， 高质量审计抑制了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六、 研究結论

监管问询制度旨在提高企业报告合规性， 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水平。但企业在面对证券交易所的年报问询时， 既可能会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 减少语调管理行为， 也可能会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这一隐蔽且低成本的行为以达到缓解压力和修复声誉的目的。本文通过使用计算机文本分析方法获取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数据， 检验2015 ～ 2020年我国证券交易所发出的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 ①管理层在面对年报问询函监管时会采取非财务信息管理的化解策略， 通过增加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来减少监管压力和声誉损失， 这一行为给监管层带来了新挑战； ②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责任业绩较差的公司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更倾向于采取“曲线救国”的语调管理行为， 这说明管理层的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行为会受到其机会主义动机影响； ③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 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是年报问询函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一个机制； ④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 媒体关注度较高、 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且经“四大”审计时， 年报问询函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影响会被削弱， 说明企业内部控制治理与企业外部媒体关注、 分析师跟踪以及由“四大”审计在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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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校对： 黄艳晶  许春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企业战略价值的社会责任投入机理与回报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8BGL098）；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投资者实地调研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项目编号：20A126）；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管理的动机、市场效应与治理研究”（项目编号：CX202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