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愁叙事”是一种承载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叙事。基于不同的空间意识，台湾当代文学的“乡愁叙事”呈现出复杂的图景。当下，传统“家国叙事”的情节框架在台湾受到挑战，余光中《乡愁》文学场的重心已经迁移到大陆，主要用来满足大陆读者的文化想象与情感认同的需要。从这种“乡愁叙事”隐含读者方位上缺席的台湾人，成为被召唤的潜在读者。基于民族国家认同中“感性政治”运用的考量，应当重视余光中“乡愁叙事”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乡愁叙事；台湾；余光中；认同政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3）2-002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台湾认同政治的公共叙事与舆论引导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XXW003。

作者单位：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两岸传播研究中心，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乡愁叙事”源远流长、蔚为大观，为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文学审美和国族认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以《乡愁》一诗蜚声华人社群的诗人余光中，被打上了“乡愁诗人”的标签，几乎成为当代台湾“乡愁叙事”的代言人。诚如诗人一再声明的那样，《乡愁》这张“名片”遮蔽了其本真面目，但广大读者尤其是大陆读者的热烈追捧，某种程度上赋予这首诗以一种国家认同层面上的“元叙事”的意味：它塑造了大陆民众对台湾当代文学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想象与期待，并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审美的层次，成为关于台湾国族认同的一个经典性的公共叙事文本。自《乡愁》问世以来，围绕这首诗及其作者余光中的评论与争议从未间断，为深度解析台湾文学中的“乡愁叙事”提供了重要依据。而生发于不同语境的相关言论，也折射出海峡两岸民众“情感结构”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嬗变的历史轨迹。

一、乡关何处：台湾认同政治的空间叙事

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乡愁往往指向特定的地理空间，文学作品的乡愁叙事因而具有鲜明的空间意识。换言之，“乡愁叙事”实质上就是一种承载情感与记忆的空间叙事。在国族认同层面，乡愁并不依附于人们具体的出生地，但又扎根于涵盖特定地域历史与文化的时空疆界。如何确认“乡愁”的时空疆界，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密切相关。在关于国族认同的“乡愁叙事”中，难以调和的空间意识分歧往往意味着族群的分裂。台湾当代文学的“乡愁叙事”就存在这样显著的问题：乡关何处？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展现了台湾当代“乡愁叙事”的复杂图景。台湾诗人向阳将战后台湾寄寓怀乡之情的作品划分成两大类型：“一是战后来台诗人的‘乡愁悲情，一是战后本土诗人的‘乡土咏叹。前者潜藏着一种‘失根的兰花的伤怀，后者则多半流露出一种‘湠根的番薯的悲郁。”①这种外省和本土诗人的区分虽然不免流于简单，但总体概括了台湾当代“乡愁叙事”的两种取径及其所蕴含的不同空间意识，因而在宏观上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判断。

在战后海峡两岸对峙和隔绝的现实环境中，像余光中这样流寓台湾的外省作家依然深情地抒写对祖国大陆的眷恋。在“两蒋”时期，台湾同胞胸怀祖国大陆的情感表达属于“政治正确”，然而针对这种乡愁的怀疑与疏离的情绪也在岛内潜滋暗长。笠诗社诗人陈鸿森指出：“我们长久以来的中原思想，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式的乡愁，是背离生存的现实问题。”流露这种不满情绪的诗歌文本如“我们以着/故国的地名/为这个城市的街道/重新命名——/总算，还能勉强显露些/天下的格局/与况味//然后，各自在/家居的墙壁上/尽量张挂着/大幅的/中国地图/让我们暂时忘却/土地的窘迫//这便是我们的名实论/以及用以抵抗/乡愁的/最后的战场”。②面对想象中的祖国大陆，诗人的乡愁体验终究显得虚幻而又隔膜。在论述“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一概念时，段义孚（TuanYi-Fu）指出了地方与现代国家的差异：“现代国家往往面积广大，边界更依赖于人的意志而非自然界限，涵盖的区域显得混杂，因此人心中很难产生依赖于亲密无间的地方经验与知识的情感。”③对于台湾本土诗人来说，祖国陌生而又广阔的疆界超出了其情感体认的范围，那种自然生发的“恋地情结”便无从建立。如果没有在主观意志上建构对祖国大陆的坚定认同，那么台湾人的“乡愁叙事”便可能将大陆排除在外，成为陌生的甚至是敌对的他者。

在围绕“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统“独”论争以及愈演愈烈的“本土化”浪潮中，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台湾作家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空间意识。在标榜“台湾意识”的理论家那里，“乡土”实质上指向带有政治认同色彩的“本土”，因而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以台湾为中心”的文学本土化运动，同样倚赖关于乡土的空间叙事，只不过将这种空间限缩于台湾自身，彰显出带有鲜明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在分析叶石涛的乡土文学史观时，陈芳明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叶石涛刻意建立乡土文学的概念，自然有其特定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所谓空间意识，当是指文学所孕育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土地环境。在怎样的社会中与怎样的土地上酿造出来的文学作品，便具备它特有的性格。他把自己的历史观定位在乡土的信念上，就是要清楚厘清台湾文学与其他社会所诞生的文学之间的界限。”④在这种本土化理论的建构中，空间意识成为划分政治认同疆界的有效策略，“乡土”的概念被意识形态化了。

发现台湾、重写台湾，成为台湾岛内建构所谓“台湾意识文学”的自觉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有的作家刻意从地理空间维度凸显台湾“孤岛”的处境，彰显出关于国族认同的焦虑心态。比如芗雨在《寂寞的现代史讲师》中的叙述：“寂寞的现代史讲师/对着美丽的国旗和遗像发呆/渺小的台湾/在巨大的世界地图上/孤独的蹲着”。“孤岛”意象折射出台湾人充满悲情的“孤儿意识”。这种“孤儿意识”是一种漂泊感的体现，本来可以导向寻根与恋母的乡愁表达：“与台湾‘孤儿兼‘弃儿的尴尬处境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恋母和‘寻母的情结存在。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表现出台湾移民心态深刻的精神内涵。”⑤乙未割台，台湾地区不幸沦为日本殖民地，为近代中华民族屈辱史添上了浓重一笔。在表达悲情之余，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台湾同胞始终对祖国怀有深厚的乡愁，这种乡愁一直绵延至今。不过，在本土派和“台独”势力的政治操弄之下，台湾人的“悲情意识”被导向歧途：“这种由于历史的特殊际遇和苦难命运而产生的‘悲情意识逐渐被台湾一些政客所利用，透过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意操作逐渐演变为一种普遍的‘怨恨情结。”⑥这种被刻意煽动的“怨恨”情结成为本土派和“台独”势力政治动员的工具，使得台湾同胞原本对祖国存有的眷恋与乡愁被肆意解构了。刘克襄诗歌《陌生的故事》中的诗句就明确傳达出此种意涵：“总有人群会试图去改变/以一种不必愧疚的心情/渐行渐远/离开一个自大的祖国”。这种具有弑父意味的空间叙事，旨在切断祖国大陆与台湾的情感纽带，并消解大陆与台湾“中心—边陲”的地理想象与空间秩序，以此凸显台湾的“主体性”。

在台湾当代文学的“乡愁叙事”中，孤儿寻母或游子恋母的情节框架一度非常普遍。⑦这种情节框架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国一体”的观念，也与流行的“祖国母亲”的政治隐喻高度契合。“而将‘祖国比喻为‘母亲并形成一个固定的隐喻结构则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它最早在文学领域中出现。闻一多的《七子之歌》对促成这一隐喻结构的形成及广泛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⑧《七子之歌》是闻一多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组诗，作为这种国族认同叙事的典范，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有专门书写台湾的一首诗：“我们是东海捧出的珍珠一串，/琉球是我的群弟，我就是台湾。/我胸中还氤氲着郑氏的英魂，/精忠的赤血点染了我的家传。/母亲，酷炎的夏日要晒死我了，/赐我个号令，我还能背水一战。/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诗人采用拟人修辞将台湾化身为游子，并站在台湾的方位上，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渴望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故事。闻一多的这首诗作，让台湾很早就纳入到这种游子归家的文学叙事框架当中。在人类社会，这种“亲缘关系”的隐喻修辞非常普遍。认知语言学家马克·特纳（Mark Turner）分析了日常语言中关于“诞生”的描述，指出了“母亲”和“地点”的密切关联：“‘母亲这一概念通常用于指代许多事物，包括地点。所有这些亲缘关系隐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感情，核心是‘母亲和孩子占主要地位。”⑨这种修辞的普适性表明其与人类原型经验的密切关系，由此也赋予其打动人心的力量。余光中将中国称作“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抒写乡愁的系列作品基本上都呈现出游子恋母的隐喻结构。代表作《乡愁》之所以能够产生感人至深的力量，就在于诗歌表现的乡愁扎根于母子之间的天然情感联结。

在研究战后台湾小说所展现的“父子家国”意识时，梅家玲发现了台湾作家“家国叙事”嬗变的痕迹：“时空迁易，半世纪以来，台湾政经社会迭经巨变，晚近各种思潮，尤其对过往崇尚中心一统的家国意识多质疑挑衅。小说既为见证，并参与历史社会急遽变动进程的重要象征活动，其间‘父子家国的定义与互动关系，自必随之一再调整改写。”⑩对于台湾本土派来说，这种传统的“父子家国”叙事已经不合时宜了，关键的症结就在于这种叙事框架潜在地体现出长幼尊卑的权力秩序，压抑了所谓的台湾“主体性”。“每当听到‘炎黄子孙‘台湾回归‘民族大义‘都是中国人以及‘数典忘祖之类的说法，他们就认为这是大陆以‘老子‘母亲自居，采取不平等的态度，要把台湾‘香港化‘地方化，要台湾‘投降……”11“祖国母亲”的隐喻修辞已经失效，当代台湾的“乡愁叙事”出现了重大变奏。台湾本土派执着于排他性的乡土叙事，事实上是一种企图掌控台湾人民国族认同主导权的焦虑表现：“‘乡土之爱凝聚了这个文学传统的群体意识，在‘有根与‘无根的争论中，定义、划分特定的（文学）群体。在意识形态上，‘乡土想象岂不是一种投射，透露了企图再夺回失落已久的土地掌控权的欲望吗？”12概而言之，台湾当代文学“空间意识”的分野，实质上体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族认同想象。在台湾统“独”对立的意识形态格局中，“乡愁叙事”的竞争不仅仅是文学与审美层面的问题，更关乎台湾认同政治的发展与演变。

事实上，台湾乡土书写并非只有本土派的排他性一途，余光中也有书写台湾乡土、抒发在地乡愁的作品。在《投胎》（1973）一诗中，诗人忏悔过往，要“重认母亲”，而这个母亲指的就是台湾。这一时期的余光中重新打量台湾，生发出了对这座岛屿的眷恋之情：“一直，以为这只是一舢渡船/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忧虑/甚至这小小的蓬莱也失去/才发现我同样归属这岛屿/断奶的母亲依旧是母亲/断奶的孩子，我庆幸/断了嫘祖，还有妈祖”（《断奶》，1973）。在余光中的“乡愁叙事”中，“乡土台湾”与“文化中国”并未对立起来：“余光中将乡土台湾纳入‘文化中国的版图，以此屹立于严酷的冷战格局中。”13不过，即便在诗集《白玉苦瓜》中展现了在地经验，余光中仍旧难以获得本土派的接纳和认可，原因无外乎余光中与“文化中国”的精神联系一直未曾切断过。这就显示了岛内排他性本土论述的狭隘性。

二、谁的乡愁：缺席与悬置的隐含读者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逝世，随后关于余光中的评说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议题。有论者聚焦海峡两岸舆论的不同反应，分析其中折射出的两岸民众“情感结构”的落差。大陆官方和民间对余光中的赞誉主要围绕“乡愁诗人”的身份展开，《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从玄武湖到日月潭，从川江到淡水河，历史的大江大河在余光中笔下奔腾恣肆，也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激荡。……余光中，对于一个中国的叙事，是一束强光。”14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则避免触碰“乡愁”话题，民间的反应“也远不如大陆网民热络”，“在许多年轻一辈的台湾人眼中，余光中只不过是位落伍保守的怀乡者。”15事实上，两岸舆论对余光中逝世的不同反应，基本体现了两岸读者对这种乡愁叙事的接受程度，也符合两岸政治情势演变以及民众“情感结构”变迁的现状。总体而言，“乡愁叙事”在海峡两岸已然呈现出一种复调的表现。

作为外省渡海来台的文人，余光中热爱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文学创作中展现了追慕“文化中国”的深厚情怀。在国民党当局威权统治的年代，《乡愁》一诗既排遣了外省人的思乡之情，又被纳入现实政治的运作体系，不期然地被用作政治宣传的文本：“《乡愁》进入台湾的中学教材，以建构台湾岛民的中国文化与政治认同感。对海峡彼岸母亲的思念，被国民党纳入国民思想塑造体系中，成为‘反攻大陆的号响。”16尽管海峡两岸政治对立，但在“台独”分离主义与本土化思潮处于潜隐状态时，《乡愁》这种文学叙事无疑能够沟通两岸主流民意，并有助于塑造基于民族国家统一想象的情感共同体。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大陆诗人流沙河在关注台湾当代诗歌时，首先被余光中诗歌所蕴含的“深沉的故国意识”所感动，经由他引介的《乡愁》很快就俘获了大陆读者的心。或许可以说，《乡愁》产生的政治语境，直接塑造了其隐含读者的面目。在台湾地区，一俟国民党威权统治秩序松动崩解，本土化思潮蔚然成风，这种“乡愁叙事”的接受语境彻底刷新，此類文本就显得落伍保守，不合时宜。而原本站在隐含读者位置上的文学消费者纷纷弃之不顾，转而立足于新的乡土想象方位。书写本土地景的《车过枋寮》顺理成章地取代《乡愁》，成为台湾“去中国化”教科书体系中不那么突兀的篇章。

余光中逝世后，台湾作家龙应台这样概括他在台湾的境遇：“最后在自己拥抱的泥土上又变成异乡人，……在以‘去中国化为文化核心任务的课表上，余光中不被盖章为‘桂冠诗人了。”17伴随着岁月推移，外省第一代日渐凋零，台湾岛内能够体认大陆乡愁的读者风流云散。在政治风潮裹挟之下，年轻世代已经难解《乡愁》其中味：“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并不懂得什么是‘乡愁，虽然音乐课上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地理课上学了黄河长江秋海棠，可是他们在台湾出生长大，父母兄弟都在台湾，用《乡愁》试图唤起台湾本省同胞对大陆的‘乡愁，是隔靴搔痒。台湾人也无法理解1990年后在大陆二十多年的‘余光中热。”18作为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情感认同的典范文本，《乡愁》在今日台湾的落寞境遇，恐怕是诗人在写作之初未曾预料到的。

时过境迁，今日台湾人倾慕祖国大陆的乡愁意识被消解殆尽，余光中乡愁文学场的重心逐步迁移到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掀起的“余光中热”就是典型表征。事实上，台湾作家面向祖国大陆书写的“乡愁叙事”，已经主要用来满足大陆读者文化想象与情感认同的需要了。当下，《乡愁》已经被选入大陆中学语文教材，成为学生接受爱国教育的必读文本。这种“乡愁叙事”文本的接受群体被重置，其生成语境所设定的在地隐含读者萎缩和缺席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乡愁叙事”自此在台湾彻底失效。作为台湾认同政治的公共叙事资源，台湾同胞始终是此类文本不可或缺的接受者。当下，从此类文本隐含读者方位上缺席的台湾人，成为被召唤的潜在读者。或许也可以将这种面向未来设定的隐含读者称呼为“悬置的隐含读者”。

在回答关于乡愁的提问时，余光中经常强调乡愁的历史和文化属性：“最单纯的乡愁是地理的。然后乡愁由平面变成立体的，那么就是由地理的变为历史的、文化的。”19余光中的“乡愁叙事”绝不仅仅只体现在《乡愁》一首诗歌中，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中国古典文化的呈现构成了一种“婉转的怀乡”：“我写《屈原》就写了六七首，写李白写了四首，写苏轼，写杜牧，写李广，写王昭君，写史可法，人物写了很多很多，写这些东西是怀古，也是一种婉转的怀乡。”20换句话说，余光中乡愁书写的情感基底就是“文化中国”，这也是海峡两岸“叙事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资源。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是建构两岸民众共通“情感结构”的重要基础。类似《乡愁》这种明白直接地表达对祖国大陆追慕与眷恋之情的文学作品，已经难以打动没有大陆生活切身体验的台湾年轻世代。因应当下的政治现实，需要探寻一条接续海峡两岸文化乡愁的迂回路径，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典藏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宝贵财富。

1982年，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受到触动的流沙河以诗赠答，写下了同样堪称乡愁叙事经典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作品中密集的古典文化意象成为沟通两岸文人的密码：“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正因为两岸共享传统历史与文化，所以诗人在结尾自信地断言：“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后来余光中又在《蟋蟀吟》中深情吟咏：“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蟋蟀吟》和《就是那一只蟋蟀》构成了一对互文的乡愁叙事文本。基于共享历史与文化的情感认同，为两位诗人的互动与交往搭建了桥梁。这堪称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为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提供了启示。正如余光中指出的：“海峽两岸的文化是一体的，就算在文化表面上有若干现象不同，那也是短期政治分离的后果。中华民族深厚的感情从历史、文化、血液来讲，即便天涯萍水相逢也会一见如故。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常常要说这句话：‘不要为了50年的政治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21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纷争，海峡两岸民众更容易在“文化中国”的版图上找到情感交集。基于这种分析，有理由相信：在海峡两岸“乡愁叙事”的接受史上，台湾“悬置的隐含读者”终将迎来回归的一刻，并重新成为现实语境中的“模范读者”。

三、感性政治：解答“余光中难题”的现实考量

2004年5月21日，针对大陆持续升温的“余光中热”现象，大陆学者赵稀方在报纸发表《视线之外的余光中》的评论，引发海峡两岸文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在文章中，赵稀方质疑“余光中神话”，认为其道德人格与“大师”身份并不相称：“道德和文章历来并提，从历史上看，余光中在道德上是有所亏欠的。对于这样一个被我们称为‘大师、到处被宣传的人物，大陆的读者对于他应该有起码的了解。”22持有相近看法的台湾学者吕正惠也做出回应：“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23其后，卷入纷争的当事人余光中与陈映真分别发表了自辩和回应文章，不过在余光中的《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以及陈映真的《惋惜》中，两位作家对历史的重建仍然存在诸多龃龉之处，二人心结未消，过往的细节仍旧笼罩些许迷雾。而据余光中好友黄维樑记述，郑愁予曾经评价余光中的人格是“高洁”的：“诗翁12月14日仙逝后，翌日台湾一报纸报道：同为诗坛大家的郑愁予昨受访时指出，论全方位的文学表现以及高洁之人格表现，余光中是‘诗坛第一人，在华文现代诗坛‘没人可超越他。”黄维樑对此说法深表赞同：“说余光中有‘高洁之人格，对的，我认识数十年的这位诗宗文豪，我没有察觉任何败德的行为。”24在围绕余光中道德人格的论争中，种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可能会让读者无所适从。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具有说服力的文献材料被公开披露，关于余光中的历史评价可能还会发生变化。25但在当下，如影随形的“政治污点”争议为余光中的历史评价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以至于“盖棺论定”不那么容易，所谓的“余光中难题”大抵如此。

虽然历史细节难以厘清，但卷入“乡土文学论战”的余光中发表了声色俱厉的《狼来了》，确是难以回避的“历史问题”，而余光中也对此做了反省和检讨，坦承《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26。基于全面完整还原作家本来面目、满足读者和公众知情权的需要，这些问题当然不容轻易放过，大陆读者对此也“应该有起码的了解”，即便因此而解构“余光中神话”似也无可厚非。不过，因为作者的历史问题，就连带否定其创造的文学经典，恐怕也是不明智的。正如陈映真指出的：“从大局看，在台湾的民族派文学界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当着岛内外反民族文论猖狂的形势下，实为重中之重。”27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基于反“独”促统的现实需要，对于同一阵线内部存在的历史纷争也应抱持“宜粗不宜细”的态度。

在回应赵稀方关于“余光中热”的评判时，古远清持有不同看法：“至于大陆‘余光中热的出现，有特殊的原因，不是因对‘历史无知一句话就可抹杀”28。对于大陆普通民众来说，余光中的“历史问题”或许并未进入他们的认知视野中。不过，“余光中热”体现了大陆民众对国家统一的想象以及国族认同的情感需求，《乡愁》是被召唤的一个认同叙事的经典文本。尽管这首诗的艺术成就未必更高，但它能够获得大众认可并广泛流行，说明其更具备服务认同政治的属性。换言之，《乡愁》的大众传播可以从艺术审美与现实政治两个维度加以考察，后者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在“余光中热”生成的过程中，“乡愁诗人”的桂冠使得余光中作品的丰富性被遮蔽，显示了“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片面接受的正当性”29，这种“片面接受”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基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政治因素驱动的。

作为政治象征理论开拓者的美国政治学家查理·E·梅里亚姆（Charles E. Merriam），在其《政治权力》一书中把政治象征划分成两种类型：“感性政治”（Miranda）和“理性政治”（Credenda）。“感性政治”通过象征、仪式、故事、演讲、音乐、艺术设计等各种感性的、“使人激动的东西”来建构政治神话，调动人们的情感与情绪，以达到维护权力的目的。30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类似《乡愁》这样的文艺作品正是被当作“感性政治”文本加以利用的。这也使得台湾文学中的“乡愁叙事”，必然会突破文学审美的视域而与现实政治产生互动。《乡愁》在海峡两岸的接受史充分显示了这一点。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就引用了《乡愁》的诗句：“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由此，《乡愁》获得了更大知名度，并以“感性政治”的方式被国家主流政治话语所征用，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乡愁叙事经典的文本身份。

余光中逝世后，台湾时事观察家、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王睿撰文比较分析陈映真和余光中，文章基本价值倾向可以概括为“扬陈贬余”。作者专门比较了两位作家作品的“大众化”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大众化方面，从不追求大众的余光中，竟然‘完胜陈映真，不仅在海峡两岸教科书里，也在两岸的阅读市场上。”至于这种落差的缘由，作者立足“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二分结构加以解析：“当改革开放成为大陆的主流，海外文化自然潮涌而入，这包括港台‘文化中国的元素，余光中的《乡愁》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风靡了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中国。在这同时，一个人在岛上奋斗多年的陈映真，他那些为‘政治中国的理想而服务的文艺创作，反而是大陆改开以来所欲解放（甚或解脱）的意识形态载体。”31总体来看，陈映真和余光中的文学作品都与民族国家叙事有关，都可以作為“感性政治”文本来看待，但相对而言，余光中围绕“文化中国”主题的创作属于一种“低政治敏感”的叙事，其政治色彩更加淡薄，没有背负过于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因而在海峡两岸读者中的认可度更高，并成为促进海峡两岸文化认同的经典文本。此外，诗歌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使得前者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更具优势，从而推动了余光中作品的大众化与经典化。

为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余光中曾经提出“两岸交流以浅为先”的路径：“浅的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也是最容易渡过海峡的。只有这样两岸之间才可以慢慢深入，也会不断使更多更丰富更深刻的艺术交流活动实现。”32大陆读者对余光中作品加以选择性接受，并以“乡愁诗人”的封号遮蔽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而陈映真和余光中作品的“大众化”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和陈映真深刻厚重的小说相比，余光中清浅明朗的《乡愁》显然更容易让大陆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由是观之，“感性政治”需要考量大众化这一维度，这样才能达成广泛政治动员的目的。

综上所述，“余光中难题”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观照，但基于民族国家认同中“感性政治”运用的考量，应更加正面地看待余光中的《乡愁》以及“文化中国”叙事的价值。至于余光中的“历史问题”，则应当留待更多文献被公开、事件真相得以最大程度的还原之后，交给历史去做公评。

① 向阳：《喧哗、吟哦与叹息——台湾文学散论》，台北：骆驼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② 阮美慧：《战后台湾“现实诗学”研究——以笠诗社为考察中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第248-249页。

③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48页。

④ 陈芳明：《后殖民台湾：文学史论及其周边》，台北：麦田出版社、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51页。

⑤ 刘登翰：《论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对台湾文学性格的影响》，《福建论坛》1991年第5期。

⑥ 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当代台湾理论思潮解读（1987—2007）》，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1页。

⑦ 王强：《“春晚”的台湾叙事与两岸“叙事共同体”的建构》，《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1期。

⑧ 潘祥辉：《“祖国母亲”：一种政治隐喻的传播及溯源》，《人文杂志》2018年第1期。

⑨ [荷]迈克尔·伯克：《文学阅读、认知和情感：探索思维洋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页。

⑩ 梅家玲：《孤儿？孽子？野孩子？——战后台湾小说中的父子家国及其裂变》，《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

11 陈孔立：《台湾民意与群体认同》，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12 梅家玲：《性别论述与台湾小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131516 陈亮亮：《一个诗人和他的时代：余光中笔下“中国”意涵的几度变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6610.

14 何鼎鼎：《余光中的江河深处》，《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5日第12版。

17 龙应台：《余光中的一生，是一部跨世纪的疼痛文化史》，https：//xw.qq.com/cmsid/2017121402300200.

18 《台湾人眼里的余光中，究竟与我们有多不同？》，https：//www.sohu.com/a/210740006_220034.

19202132 余光中著，梁笑梅编：《凡我在处，就是中国：余光中对话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第201页，第186页，第115页。

22 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中國图书商报》2004年5月21日。

23 白烨：《2004年中国文坛纪事》，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7页。

24 黄维樑：《有一首歌颂我的新生——余光中的作品和生活》，詹文都主编：《语言与文化研究（第12辑）》，光明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25 2021年6月19日，在重庆参加“第七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时，笔者向与会的黄维樑先生请教相关问题，他向笔者提供了更多关于余光中评价的材料和线索，在此谨致诚挚谢意。值得一提的是，黄维樑先生向笔者出示了一份余光中未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的复印件，或可作为澄清有关“余光中告密”争议的重要史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相关争议可以就此彻底平息，因为余光中与陈映真在2004年就此事有过交锋，后者据传表达了不以为然的态度。2004年9月11日，黄维樑发表文章为余光中辩护，其中提到：“至于赵氏所说余光中向王昇将军‘告密一事，余先生亲口对我说：绝无其事。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这件事，余先生当撰文澄清。”（参见黄维樑《抑扬余光中》，《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第B6版）而据赵稀方同时发表的回应文章记载，2004年8月他曾与陈映真通话求证相关问题，“陈映真说：黄维樑所说的王昇之书面声明，在台湾未有公开。他认为，即使有的话，也说明不了问题。”不过，赵稀方也认为这份声明兹事体大，应当公开：“黄维樑先生所说的王昇的书面声明我没有看到（为此辗转地联系上正在外地的陈映真，他说台湾也见不到），故而没法对此作出辨析。黄文说余光中先生‘当撰文澄清，我很欢迎，但在见到文章之前，也只能保持沉默。”（参见《赵稀方：我只想让大陆更全面了解余光中》，《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第B6版）可以预期的是，未来如果那份有利于余光中的书信能够公之于众，肯定会影响公众对于这一历史公案的判断，余光中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或许会更趋明朗。

26 余光中：《向历史自首？——溽暑答客四问》，《羊城晚报》2004年9月11日，第B5版。

27 陈映真：《爪痕与文学：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4年·秋）》，台北：人间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28 古远清：《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两岸三地关于余光中“历史问题”的争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9 梁笑梅：《余光中诗歌接受生态辨析》，《华文文学》2018年第3期。

30 Charles Edward Merriam. Political Power： Its Composition and Incidence.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34， pp.147-152.

31 王睿：《“乡愁诗人”余光中与“乡土作家”陈映真的时空错位》，https：//m.guancha.cn/wangrui/2017_12_21_440006.

（责任编辑：黄洁玲）

Abstract： Nostalgic narration is a spatial one that carries feeling and memory and the kind of nostalgic narr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literature shows up a complex picture. At present， the plot frame of nation narra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in Taiwan and the gravity of Yu Kwang-chungs 'Nostalgia' has shifted to mainland China， mainly to satisfy the need of mainland readers for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emotional identification. Taiwanese people， absent from the position of the implied reader in this nostalgic narration， have become the implied reader that is being called for. Based on the deployment of 'sensitivities politics' in nation-state identity， attention must be given to the realistic value of Yus nostalgic narration.

Keywords： Nostalgic narration， Taiwan， Yu Kwang-chung， identity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