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抗戰大后方音乐是中国近现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于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域。由于一度受意识形态影响，学界对它的研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在经历了起步、转折之后，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获得了新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热点。以时代与音乐发展历程为主线，梳理和回顾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已有研究，并提出对其的一些思考，以期为学界提供借鉴。

关键词：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回顾；思考

中图分类号： J6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23）02-0003-10

DOI：10.15929/j.cnki.1004 - 2172.2023.02.001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战事逼近及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渝，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及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主要包括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西藏等地。随着一大批音乐家的内迁、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音乐社团的成立等，抗战大后方一时成为中国近代音乐的繁盛之地，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时代和地域特征的抗战大后方音乐文化。抗战大后方音乐是近现代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它的研究在经历了起步、转折之后，获得了新发展并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的热点。本文将以时代与音乐发展历程为主线，对已有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做一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并提出笔者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一些思考。

一、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回顾

（一）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起步

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创建时期。1959年至1960年间，在“左”倾思潮盛行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一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著作，包括“由上海音乐学院、全国音协、中国音乐研究所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等党委组织力量，以集体编著方式先后成稿的《中国现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和《中国现代音乐史纲》”①。这些著作开始涉及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相关研究，但却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这是当时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早在1957年11月1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芝明在“音乐界反右派分子黄源洛大会上的发言”中就讲到：“音乐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正如其他文艺界一样，是关于党的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是关于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1949年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在音乐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尖锐化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斗争已达到了相当紧张的地步。有些音乐单位、团体或学校，党的领导不是部分地削弱了，就是部分地被篡夺了。”因此，要“加强音乐方面的理论工作；加强音乐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力批判音乐界的资产阶级思想”，刘芝明建议要抓紧编著一本用以教育和提升音乐界同志政治思想觉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①两个月后，即1958年1月，中国音协在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撰写问题。1958年秋，京、沪两地的学者成立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最终完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共五编，未定稿）和《中国现代音乐史（1919—1949）》（共四编，未定稿）两部史稿，北京编写组还编印了10册共计300余万字的史料。②“北京方面提出的口号是写出一部‘真正的人民音乐史，上海方面提出的口号则是写出一部‘我们自己的革命音乐史……这两部‘放卫星的史书基本上都是以革命音乐为主线和以聂耳为旗帜的新音乐运动史。”③由此可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它就“是一门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科学”。同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需要“在音乐理论的战线上，对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史观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实是当前的迫切任务”④。这期间，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稿中随处可见意识形态的影子。如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1840—1959）》（第四编未定稿）中谈到大后方音乐时提道：“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针对音乐事业的发展装扮成非常关心样子，建立了一系列的机构并从事一些活动”；如先后成立了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音乐院、国立礼乐馆等，“很明显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这些机构来控制当时国统区音乐界的各个方面——音乐教育、出版、演出事业以及研究机构等。而且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是经过选择而证明是忠实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些人”⑤；同时，文中还特意用脚注来解释“那些人”是哪些人，“像陈立夫、张道藩、顾毓琇、陈礼江、卢前都是国民党在文化方面的高级党魁；潘公展则是有名的文化流氓，他们对音乐根本是一窍不通的，而华文宪、胡然、吴伯超、金律声、洪波、黄源洛等虽然都还称是搞音乐的人，但他们无论在政治历史和思想意识上都是忠实为国民党服务的，并企图依靠国民党的势力而作‘音乐官的人”⑥。因此，这一时期，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虽得以起步，但一开始就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而偏离了正常发展的道路。

（二）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转折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音乐史学界开始积极致力于对近现代音乐史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专题研究、教材编订等。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学术研究则出现于稍后的80年代中后期，以李滨荪等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音乐资料汇集——重庆〈新华日报〉专辑》①为代表。此外，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多见诸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材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经过汪毓和多次修订后于1984年正式出版发行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②。从表面上看，该版教材只是一般的再版修订，但它同音乐史学界的自我反思息息相关，特别是其中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家、音乐活动在内容、表述方式等方面与以往相比都有较大的改动。 其背后伴随的是音乐史学界一场脱胎换骨的阵痛，这对于每一位音乐学者来说无不是一种思想上的突围。

1988年，戴鹏海先生在《人民音乐》第11期上发表了《两·点·质·疑——致成于乐先生》一文，用商量的口吻对成于乐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读〈音乐大师江文也〉书后》③的某些观点表示质疑，并提出“‘重写音乐史是势在必行”。戴海鹏认为，“重写音乐史”必须从对作曲家和作品的重新评价入手，同时还要把握住两条基本原则，一是要把握“史料的真实性”，二是“结论的科学性”。④戴鹏海先生的这篇文章拉开了 “重写音乐史”话题的序幕，也在学界激起过一阵涟漪，可后因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又暂时恢复了平静。然而，在音乐史学界仍有一些学者对抗战大后方音乐进行着持续的研究。如由唐守荣、杨定抒编著的《国统区抗战音乐史略》⑤，以翔实的史料，对国统区抗战音乐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书中略述了抗战音乐的产生与特点，涉及救亡抗战歌曲、抗战新歌剧、清唱剧、抗战歌舞剧、抗战戏曲音乐、街头剧话剧音乐、抗战电影音乐、抗战器乐曲等众多音乐门类，以及重庆、成都、云南、贵州、广西、西安等地区的救亡歌咏团体与活动。该书还通过音乐家的活动与贡献、音乐社团、音乐教育等专题，详细介绍了89位著名音乐理论、教育、作曲、指挥、演奏家、词作家与歌咏活动家，26个音乐社团，23个歌咏团体，23所音乐教育学校机构；同时，还介绍了141种抗战音乐图书、42种音乐报刊。因此，就该书时间跨度、区域区分和论述重点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大后方音乐的专史研究。叶语撰写的《烽烟万丈  战歌震天——漫话“陪都”抗战音乐》⑥，根据作者亲身经历，真实记录了抗战时期重庆的歌咏活动、交响音乐、民族器乐、歌剧艺术、音乐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情况。作者对战时重庆的歌咏团体、音乐曲目、音乐界人士和音乐教育机构的系统整理颇显功力，极具史料价值。叶语的《大歌剧〈秋子〉演出的前前后后》⑦，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抗战大歌剧《秋子》做了个案分析。张友刚、尹红的《抗战时期重庆地区音乐教育》⑧

梳理了抗战时期重庆的音乐教育，指出战时重庆的音乐教育不但为全国输送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也为近现代乃至当代音乐教育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李兴文的《抗战时期四川进步音乐活动概述》①对抗战时期川渝两地的音乐活动做了概述。尹克恂的《奏响抗日救亡的主旋律——回顾贵阳筑光音乐会》②简要介绍了抗战期间筑光音乐会在贵阳开展的几次音乐活动。除此以外，还有对桂林音乐活动的介绍，如王小昆的《中国新音乐运动的杰出战士薛良》③，主要介绍音乐家薛良在桂林的音乐活动情况；王小昆的《峥嵘岁月 战斗历程》④回顾了广西艺术学院音乐专业1949年前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成立经过、教师构成、教学活动、音乐创作、音乐活动、出版刊物等方面的情况；陈洛的《桂林抗战音乐运动略述》⑤对战时桂林的音乐社团、音乐活动、音乐刊物、音乐家等做了简要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专著或者论文主要以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音乐活动为主，大部分专著或文章对近代一些音乐家如杨仲子、李抱忱等，以及国民党政权领导下的音乐机构如重庆青木关國立音乐院、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礼乐馆等都付之阙如。不能不说，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虽然有部分学者涉及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但在主题对象的选择上还是有所取舍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的一个“敏感”话题。

真正让“重写音乐史”话题回归学界的还是戴鹏海于2001年和2002年发表在《音乐艺术》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重写音乐史”：一个敏感而又不得不说的话题——从第一本国人编、海外版的抗战歌曲集及其编者说起》，对《中国抗战歌曲集》的内容、编辑过程及其编者——时任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教育组主任的李抱忱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李抱忱编辑的这本歌集，无论是对12首抗战歌曲的选择还是对选曲的介绍等都无可挑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是，作为近现代音乐教育家李抱忱却被中国音乐界“冷落”，像汪毓和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样一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材对其也是一字未提。面对这些情况，戴鹏海直言不讳地说道：“像李氏这样明明应该成为入史对象……在相关的史书中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回避历史。”⑥虽然这仅仅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却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重写音乐史”这一敏感话题。此外，戴鹏海在他的另一篇论文《还历史本来面目——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的“个案”系列之一：陈洪和他的〈战时音乐〉》⑦中，为陈洪先生在抗战时期因《战时音乐》这篇文章而蒙受的不白之冤发声。他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中，这件事情也同样没有得到公正的评判。戴鹏海的这两篇文章语言犀利，直击中国音乐史学界之痛点，用典型案例，直截了当地提出音乐史学界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尊重历史，并且要客观、公正地去回顾、评价、书写历史，担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否则是无法向后代的读者交代的”①。随后“重写音乐史”话题又重新被学界广泛关注。在2002年7月福州举行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上，冯文慈提交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②引发了大家对“重写音乐史”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如陈聆群所说，冯文慈先生这篇论文让他眼前一亮，很多想说而又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在冯文里都能找到答案。陈聆群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发轫于“大跃进”时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强调政治挂帅的情况下，学界普遍“以论带史”，从而轻视史料的研究工作，加之“左倾”思想在学术界的蔓延，导致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天生不足的缺憾。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提倡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书写历史，也对各方面进行了剖析和检讨，“左倾”印记的确褪色不少，不过历史的烙印却仍然无法完全磨灭，而这种烙印也给学界和那个时代的音乐家们带来了伤害。那么，想要“重写音乐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陈聆群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第一，“‘重写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个传统并存与古今衔接问题”；第二，可以从中国民族音乐的近代化转型视角切入，去寻找“重写音乐史”的突破口。③梁茂春则认为“重写音乐史”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只有不断地、科学地重写音乐史，才能让中国音乐史学研究常兴。④汪毓和对此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即1988年）香港学者刘靖之开始对他的论著提出质疑以来差不多有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一直保持冷静的态度，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并对相关学者的质疑进行了部分正面的答复。他认为学界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思考，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对研究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利的，历史研究就应该不断改进，不断修改和重写，这是正常的自觉要求。⑤在这次会议以后，又有许多音乐学者相继发文，发表自己对“重写音乐史”的看法。由此，“重写音乐史”成为中国音乐史学一股重要的思潮，这不仅给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也给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三）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新发展

在2002年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后，中国近现代音乐研究，尤其是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迎来了新发展。这可以从学界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中一探究竟。如在2002年前对吴伯超的研究每年只有1～3篇文章，而2003年突增到了11篇。2003年是吴伯超100周年诞辰，学者们借着2002年“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东风，纷纷撰文纪念这位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风云人物。其中，《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在2003年就发表了7篇专题文章，《人民音乐》也刊发了3篇专题论文，例如有王次炤的《尊重历史 弘扬优良学术传统——为原南京国立音乐院吴伯超院长诞辰100周年而作》⑥，姚以让的《古韵今声——忆析吴伯超的三首歌曲》①，王震亚的《谈吴伯超的音乐创作》②，伍雍谊的《忆吴伯超师在重庆》③，黄旭东的《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音乐教育家——吴伯超学术生平简述》④。2004年持续“吴伯超热”，各学术期刊共发表了10篇理论文章，如孙慎的《纪念吴伯超诞辰100周年》⑤，戴鹏海的《为了不该忘却的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年祭》⑥，并且由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编著的《吴伯超的音乐生涯》⑦也于该年出版，此后每一年都有关于吴伯超的研究文章发表。除此以外，杨仲子、李抱忱等音乐家也开始受到学界的研究。大部分这类著作或文章都能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音乐家作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其成果包括：汤斯惟的《重庆时期的李抱忱音乐教育思想探析》⑧，该文对重庆时期李抱忱的教育思想做了詳细的分析；王南的《激情满怀话乐教——析李抱忱的抗战音乐教育思想》⑨，文中对李抱忱的乐教思想，特别是他在重庆时期的乐教思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向延生的《李抱忱与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⑩一文，对李抱忱在1939年时编纂的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的缘由、经过及其影响做了分析；汤斯惟、张小梅的《杨仲子音乐教育思想的再认识》，从杨仲子大力推行国乐教育、关注基础音乐教育、倡导建立专业音乐院校及培养音乐专门人才等几个方面，对杨仲子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此外，对杨仲子的研究文章还有俞玉姿《中国近代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拓荒者、奠基者——（重庆）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向延生《不要遗忘老音乐家杨仲子》、赵后起、蓝南《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杨仲子先生生平简介》等。

当然，对陈田鹤、江定仙、刘雪庵等音乐家的研究也不在少数。

同时，学界也开始对大后方的音乐机构，特别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音乐机构进行整理和研究。如冯雷的博士论文《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对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后重组或新筹建的3个专门音乐教育机构——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礼乐馆和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进行了系统研究。总体来看，在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学者比较关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及分院、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附设幼年班，代表性的文献有：高阳的《抗战时期的重庆国立音乐院》①，对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基本情况做了概述；孙栗口述、张雄整理的《回忆重庆时期的国立音乐院分院》②，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和一群有志青年在重庆郊外山上艰苦学习音乐的往事。关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附设幼年班的代表成果有：宋歌的《音乐家的摇篮——关于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研究》③，文中分为四大部分具体介绍了在青木关时幼年班的建立、招生情况、生源、入学考试、课程设置、师资等情况以及迁至常州和1949年后幼年班的教学情况，最后提出了建立幼年班的积极意义。孙伟的《陪都（重庆）儿童音乐教育状况——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附属幼年班引发的启示》④，采访了多位曾经就读于幼年班学员。另外还有不少学者对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做了详细的研究，如戴俊超的《国立音乐院“山歌社”音乐活动述论》⑤，对我国近现代音乐史后期的一个重要音乐社团——“山歌社”的活动历史进行梳理与评价。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采访相关当事人、对资料的归类整理与综合分析，在构建一个“山歌社”专题性历史叙述框架的基础上，探究“山歌社”活动的历史背景、独特贡献与深远影响。于涛《“山歌社”及其历史影响》⑥，以“山歌社”的宗旨为主线，以主要人物的成果为对象，全面搜集了内部资料、作品和论文，对“山歌社”的成果进行了全面整理并展开研究。汤斯惟的《国立礼乐馆述略》⑦详细论述了国立礼乐馆从成立、改隶到撤销的全过程。

在除重庆以外的大后方区域音乐史研究中，桂林的王小昆教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有《奇山秀水间的呐喊———抗战时期桂林的音乐创作述评》⑧，介绍了抗战时期音乐家在桂林创作发表的儿童歌曲、群众歌曲、艺术歌曲、合唱歌曲、大型音乐作品、戏剧歌曲等。同时，文章还对战时在桂林工作的音乐家如陆华柏、吴伯超、满谦子、胡然等人进行了肯定评价。如他认为，满谦子是抗战时期桂林音乐界开先河的音乐家，吴伯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优秀音乐家，胡然对群众歌咏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这些音乐家的努力，才掀起了战时桂林音乐界的新高潮。实际上，学界对上述音乐家的评价，在之前的文章中是很少见到的。《壮声破敌奴肝胆——试论桂林抗战歌咏运动的特点与历史经验》⑨一文对战时桂林举行的重大歌咏运动进行了简述，同时对桂林抗日群众歌咏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在《桂林版〈扫荡报〉与抗战音乐文化》中，王小昆写到，抗战时期“国民党办的桂林版《扫荡报》追随进步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抗战歌曲以及宣传抗战的音乐文论”⑩，对抗战大后方的音乐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尊重历史是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准则——二评冯明祥先生〈浩歌声里请长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述论〉》①一文中，王小昆对冯明祥的《“浩歌声里请长缨”——桂林抗战音乐运动述论》中的许多观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陆华柏作为“抗战时期200多位旅桂音乐家中驻桂时间最长的一位”音乐家，也是“桂林抗战音乐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理应得到尊重; 但冯文却不顾事实，对陆华柏所做的贡献不仅只字不提而且还对其进行批判。他希望研究者在尽可能多地掌握历史史料的同时，更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的评价。

此外，还有对大后方音乐期刊的研究。如汤斯惟的《抗战时期重庆音乐期刊的主要特点与关注重点——以最具代表性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②

一文，以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7本音乐期刊为例，对其主要特点和关注的重点进行探讨，以期对抗战大后方重庆的音乐状况、脉络及走向有一个总体的认识。万华英的《国统区影响最大的音乐刊物〈新音乐〉月刊述略》③，从《新音乐》月刊的创刊缘起、出版发行概况、历史贡献等3个方面，对《新音乐》月刊进行了介绍。

总的来说，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在“重写音乐史”思潮的影响下获得了新发展。从现有成果看，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已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地拓展，这不仅推动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的整体研究，而且对深化近现代音乐史，特别是抗战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思考

从中国音乐史学会第七届年会至今，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虽然得到了新的发展，但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不仅需要学界更多地、持续地关注，还需要广大学者在各个方面继续努力，以期开拓抗战大后方研究的新领域。为此，基于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回顾，结合笔者十年来对该专题的研究实际，谈谈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自全民族抗战伊始到最后胜利，抗战大后方的音乐活动虽历经艰辛但仍十分活跃，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④可惜的是，大批文献资料被束之高阁，其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大后方音乐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面临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批文献资料纷繁复杂，档案文献、未刊书籍、手稿、音视频图片资料等散落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这就需要更多的学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收集和整理；其次，由于自身特殊的历史原因，不少音乐家的手稿、回忆录中所记录的关于大后方音乐的文字真伪需要学者们一一进行辨别比对；再次，抗战期间，全国经济吃紧、物资紧俏，许多书刊的印刷质量和纸张都比较粗糙，加上年代久远、保存不当等原因，许多书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原刊字迹模糊、图像不清，这无疑加大了资料整理工作的难度。因此，对大后方音乐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更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才能发掘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史料，以便廣为利用。

（二）纵向梳理抗战大后方音乐史的发展脉络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时成为全国音乐文化的聚集地。如音乐行政机构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在重庆重组，音乐文化研究机构国立礼乐馆在重庆北碚成立，战时全国最高专业音乐高校国立音乐院在重庆青木关创办；同时，随着各音乐团体、机构等的成立，大后方音乐群体也逐步形成。此外，音乐书刊繁盛一时，《新音乐》月刊、《乐风》《歌咏岗位》《歌与诗》《音乐知识》等音乐期刊供不应求，音乐思想特别活跃，不同派别间的学术论争尤为激烈，各种音乐活动丰富多彩，此时的大后方音乐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抗战大后方音乐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想要对其深入分析，就需要将其纳入20世纪20年代至40年的纵向音乐历史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梳理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兴起和发展脉络，才能更加全面、立体、客观地考察大后方音乐的历史面貌，才能推进大后方音乐乃至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

（三）加强对抗战大后方各区域之间横向关系的探讨

抗战大后方主要包括重庆、广西、云南、贵州、甘肃、陕西、青海、新疆、西藏等在内的广大西南、西北地区。①虽然大后方的音乐文化以重庆、广西两地最为繁荣，但大后方各省市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也极其频繁。例如，大后方各省市之间经常进行音乐表演和学术思想的交流，音乐表演不仅有专业音乐家之间的交流，也有一般民众之间的互动。学术方面包括4次音乐思潮的论争，即“新音乐思潮”“民族形式” “战时音乐”和“新歌剧”的论争。这4次音乐学术争鸣促进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的发展，推动了西部地区音乐的发展和进步，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大后方音乐文化圈。因此，在研究大后方音乐的时候，不能仅仅将目光局限在重庆、广西两地，而是应该把广大的大后方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用宏观的视野考察大后方音乐的各个方面以及它对中国近现代音乐乃至当代音乐的贡献。

（四）深化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视域下的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

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抗战音乐史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变革和转型的重要阶段；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抗战大后方音乐曾经一度被学界所忽视和误解。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后方音乐开始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学者的面前，大后方音乐、大后方音乐家对中国近现代音乐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也被学界所肯定和承认，而有关大后方音乐研究的一系列成果也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近现代音乐史的内容，加深学界对它的认知，更能够开拓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新领域。我们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特别是对抗战音乐史的研究，不仅要瞻前还要顾后，不仅要左顾还要右盼，同时更要把抗战大后方音乐史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中。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相对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事实上，对于抗战音乐史来说，根据地、沦陷区和大后方的音乐，没有哪一个区域更重要或更值得研究，因为每一个区域都很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段完整的抗战音乐史。我们不能仅仅只知道《白毛女》，而不清楚《秋子》；不能仅知道上海国立音专，而不知道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立福建音专。加快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研究工作，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抗战大后方音乐，深化对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推动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建设的发展。

（五）注重抗战大后方音乐与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抗战大后方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与根据地、沦陷区相对应的战时中国三大政治版图之一，①它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因此，大后方音乐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迹。同时，由于大后方战略地位的形成，大后方音乐也呈现出与战前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与根据地和沦陷区在音乐教育、音乐活动、音乐创作等方面也大相径庭。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对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另一方面，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社会重心开始逐步西移，促进了西部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变迁， 加快了西部现代化的进程，而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大后方音乐深受其影响。如在音乐教育方面，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全国各地爱国的音乐家们也纷纷汇集于此，在音乐家们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音乐教育对于“抗战建国”的重要性，于1938年10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级的音乐教育行政机构——音乐教育委员会，并由陈立夫任首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音乐教育改革的议案，国立音乐院、国立礼乐馆等音乐教育机构随之建立，这些议案、机构、社团等不仅促进了大后方音乐教育的进步，更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让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改变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的进程。因此，我们在研究此问题时，需将其放在当时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

（六）拓展研究视野，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突破过去仅从音乐学研究入手的局限，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用跨学科的方法开展研究，借鉴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开拓研究思路，使成果呈现出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历史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一个综合体，所以，这也注定了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一定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领域，借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去分析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做到比较客观、全面地看待此问题。例如，当挖掘到一批新史料后，一定要对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即要借助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分析，仔细甄别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还要对有价值的史料进行批判性的解读。当然，在注重史料收集与考证的同时，也不能只停留于对文字资料的思考，还可以通过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中有关计量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为当下音乐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综上所述，对抗战大后方音乐的研究既要做到有纵向的历史考察和溯源，又应该有横向之间关系的分析和探讨，突破传统的研究视角，立足抗战大后方整体格局，打破地域界限，将抗战大后方音乐置于抗日战争、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以及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视野下考察，进而深化对抗战大后方音乐史以及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

本篇责任编辑 钱芳

收稿日期： 2022-07-11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重大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19KZD005）；2022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英才计划项目“抗战大后方音乐社团研究”（2022YC022）。

作者简介：汤斯惟（1984— ），女， 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重庆 40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