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璇

[ 关键词] 赛博；赛博时代空间；中华文化；文化传承

计算机、因特网和多媒体等技术的运用，给当前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变，人们可以发现，自己和机器以及信息源正在被现代通信技术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进入了一个被信息、技术和网络包围的时代——赛博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和文化，毫无疑问，赛博时代与中华传统文化也产生了交融与碰撞。

在讨论赛博时代与中华文化的碰撞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赛博”、“赛博空间”、“赛博朋克”以及“赛博时代”这几个联系紧密的概念。

一、“赛博”“赛博空间”“赛博朋克”以及“赛博时代”

“赛博（Cyber）”，从词源角度来分析，它起源于希腊语“Kyber”，意义是操控、控制[1]，现在多指（与）计算机或网络空间（有关的），成为一个用以泛指各种与网络、电子技术有关事物的前缀。

“ 赛博空间（Cyber space）” 又名“ 网络空间”“信息空间”“计算机空间”等，它被定义成一个可链接人、计算机和各种信息源，受制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该词由吉布森创作的科幻短篇小说《融化的铬》（Burning Chrome，1982）首次提出，而后又在1984 年出版的著名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ancer）中被广泛提及。[1] “赛博朋克（Cyberpunk）”一词则源自于美国科幻小说界，最初是作家布鲁斯·贝斯克将其用作短篇小说的标题[2]，后来被评论家加德纳·多佐伊斯用来描述20 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的一种类型。高科技但颓废衰败的未来世界，是赛博朋克分支作品中的常见和主要场景。

“赛博时代”，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可以直译为“计算机和网络高速发展且广泛运用的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赛博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还是在社会交往方式上，亦或是在自我精神层面，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信息洪流中，成为穿梭于“赛博空间”和现实世界的“赛博人”

二、在賽博时代下绽放的中华文化之光

威廉·吉布森最初于20 世纪80 年代对人与计算机的关系进行了幻想，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为现实。在他看来，赛博时代下的赛博空间，更多是用来形容一种“交感幻觉”，在赛博空间内，我们不可能指出行为发生或信息交换恰好发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1]如今的互联网让我们可以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离不开各种技术设备与信息源，而人际交往的边界日益复杂化，长期频繁穿梭于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所带来精神上的“不真实”

和空虚感逐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能够用自身所包含的一些理念和智慧，给予身处这个时代的那些焦躁不安的人们一些力量与指引，在这片或是先进或是蛮荒的数字丛林中为我们点亮一处光明。

（一）日常娱乐的“静”

赛博时代，生活中的人们想要斩断与机器、信息、技术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日常起居、工作学习和休闲娱乐都会或多或少的依赖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在大众娱乐方面，不同于原始人“娱乐就是劳动，劳动就是生活”的这种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高度结合的情况，如今娱乐与劳动不再紧紧捆绑在一起，娱乐的方式和范围空前扩大，人类将剩余精力释放在娱乐之中，尤其是在赛博时代，甚至能通过选择不同的娱乐方式体现自己的自由意志。从电视到电脑，从平板到手机，现代娱乐工具层出不穷，但无论这些工具诞生之初的原始目的是什么，它们都面对着同一个问题：把人类从现实世界拖入了一个信息密度更高的空间，把丰富的户外活动、老友聚会等娱乐方式摈弃在外，甚至消灭。

作为现代人必需随身携带的娱乐设备，手机凭借其自身的便利性和普及性，自然而然成为我们日常娱乐活动中的首选工具。在用连接移动互联网的手机接收和传递信息时，我们看似是“使用者”和“主导者”，却在不知不觉间，大量的注意力被集中到手机上，手机几乎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我们通过手机认识的世界和不通过手机认识的世界已经有了不同，因为身处于现实世界所接收到的信息和通过手机这样的技术集合体接收到的信息存在着巨大差别。面对信息洪流，离不开手机等信息源的“赛博人”常常会陷入一种“求快”的无意识状态中，如缓冲界面超过三秒就开始失去耐心，因为影响自己获取信息的速度；“已送达”“未阅读”的消息提醒和红点让人移不开目光，因为害怕漏掉任何信息；大段视频讲解下，“课代表”的简单文字总结是更吸引人的存在，因为这样读取信息的方式更为高效；节奏较慢的影视作品也难以逃过被倍速播放的命运，因为在赛博时代，人们都想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显而易见，“赛博人”很难慢下来、静下来，很难不在信息洪流中挣扎、竭尽所能想要抓住更多，因此很容易在所谓的追求效率中陷入集体性的浮躁之中。

李大钊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主静”的，虽然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动静之辩至今尚无定论[3]，但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诗学上追求的“静穆”，还是道家所提倡的“虚静”，亦或是太极与中国传统器乐文化中讲求的“静中求动”，其实都在寻求一种心境上的“静”。朱光潜先生在《谈冷静》中讲到，做人要冷静，冷静使人能静观，能发现“万物”皆自得，人能静默观察，才会有丰富的生机和力量，才会从激动和喧嚣的世界中悟得禅机。道家创始人老子也认为“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对他来说，人心真正达到了“静观”，就可以说与“道”玄同。[4]中国传统器乐文化中也处处蕴含着“静”的智慧，如古琴、古筝等乐器的演奏，不仅在听感上“声少韵多”，显得空灵幽静，同时对演奏者也提出了心境上的要求，正如“心静则为手静，心手皆静方能与‘道’相融” [4]。

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者，只掌握表面的弹奏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要想真正将曲目中蕴含的神韵通过演奏的方式展现出来，还需要演奏者有一颗“虚静之心”，在长久的练习和沉淀后达到最终的“音静”，从而展现出乐曲的内蕴。因此，对于难以做到心静的“赛博人”来说，或许可以从品读几首诗、学习一门传统乐器开始，慢慢找到让自己在信息洪流中能够“静”下来的那股力量。

（二）人际交往的“合”

马克思曾将“人”解读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赛博时代到来之前，“现实”是人们唯一的社交场所。在现实中，人的精神面貌、性格特点等特质相对的稳定，因此人与人的边界也呈现出相对固定的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网，也能因边界的稳定，做到既能在一定程度上被他人同化融入社会运转，又不至于丧失本我走向内心世界的荒漠。但赛博时代的到来似乎打破了这种边界上的稳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社交场所从唯一的“现实”中获得了解放，各色功能齐全的互联网社区和流量平台，让“赛博人”能够在不同的赛博空间中轻松地营造出不同的社交形象，又因为线上社交相较于线下社交来说，有着更低的“伪装成本”，所以“一人多面”的社交状态逐渐成为常态，以至于人与人的边界在原有的基础上又被加上一道新的藩篱，距离被拉得更远。

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其最为直接的功能是在个体间方便而迅捷地建立连接和联结。事实上，它们已经不只是我们所使用的某个社交工具，而是逐渐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得以运转的环境和基底。赛博时代使得我们逐渐移居于赛博空间，加速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这就不由得使人陷入思考，致力于连接和联结个体的社交媒体最终能够在个体之间建立起社会团结吗？或许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着自己的答案，但在讨论赛博时代人与人的边界、人际交往和社会团结等问题时，我们能够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得一些不同的视角和启示。

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上，在人际交往方面，“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虽各执一端，但只有“伦理本位”才能真正揭示中国社会的特质。[5] 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历的增加，身上会逐渐出现数不清的各种“关系”，这种“关系”其实都是伦理，而伦理是始于家庭的，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亦或是相互义务关系。因此，梁漱溟先生才说“在中国，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 不像西方，我们没有因宗教而产生的所谓“团体生活”，而是以礼俗活动取代宗教活动，礼俗即是倫理的外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各种关系时，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智慧就是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是遵循“中庸之道”，注重关系的互动，以保持平衡。中国自始至终在人际交往方面都有着“和合”思想，“礼之用，和为贵”，人与人交往以保持和谐为最高目的，推崇合作。这样看来，不管赛博时代下的社交媒体最终能否在个体之间建立起社会团结，中国文化脉络中延续不断的“伦理本位”都能将我们牢牢地联结起来。

（三）精神世界的“真”

在现实社会，我们所呈现的公共印象早已固化在我们各自所处的社交群体之中，赛博时代的到来，为个体寻求自身形象的改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为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流行和普及，“赛博人”在网络上进行自我呈现、塑造的成本与门槛大大降低，我们开始习惯于用“片面的自己”去接触“片面的他人”。“网络自我”逐渐成为我们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出现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是“网络自我”的构成成分其实非常复杂[6]，互联网真正体现了布朗所说的“‘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身处何方以及我们在和谁接触”；二是“网络自我”的形成背后，代表着频繁地穿梭于网络空间与现实实体空间的过程，这种过程所带来的精神消耗和部分能力的折损，很容易让人产生倦怠感与顿感，让人在不断的切换中失去对真实感的把握，以至于到最后有人会出现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混淆的情况。当赛博时代的网络世界，强大到可以让人类在一定时间内脱离实体的时候，“我”如何证明自己还是原来的“我”？

布朗·乔纳森和布朗·玛格丽特在《自我》中谈到，人的自我认识有三个来源——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内部（心理）世界。在赛博时代，这三种来源都发生了改变：首先，互联网让我们的“身处之地”和“接触之人”的范围大幅度扩展，因此“我们是谁”这个问题在这一层面上就变得更加难以回答；其次，一个始终盯着手机屏幕的人，他自身不被手机需要的能力注定会受到无意识的折损，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有了移动互联网的手机后，人们在厕所的时间都开始延长。这种某部分的知觉力被折损的顿感，很多时候会让我们难以抓住现实层面的“真实感”。

身处数字化的赛博时代，我们不仅需要找到能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方向，还需要一份自己身处现实世界的“真实感”，而这个方向和这份真实感，中华传统文化也能为我们提供。李子柒拍摄的系列视频所建构的古风田园生活，之所以能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现实感”，是因为她在视频中营造出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方式，最大限度地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人向自然的回归。《论语》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和《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

虽各有侧重，但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精神，这种返璞归真的自然观念对于简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帮助，也能让“赛博人”找到“真实感”之所在。我们通过实践改造自然而存活，因此我们不能脱离自然的联系，越忽视自然就会越迷茫于“我是谁”；越远离自然就会越失去“真实感”。对于“赛博人”来说，无论是走向户外，还是通过泡一壶茶、写一幅字、奏一首曲的方式对实体进行感知，只要借助自身与自然的联系，我们就可以暂时从赛博空间中逃离出来，找到所需的这份“真实感”。

三、赛博时代下中华文化的继承与传播

有光源的地方就会留下阴影，中华文化在与赛博时代的碰撞中不是总能给人以指引，甚至它自身在赛博时代的继承和传播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互联网上众多的开放平台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信息的输出者和传播者，而大众在使用互联网进行文化传播时具有一定问题：一是他们往往不会在传播活动中刻意厘清传统文化的边界，经常出现将模棱两可的现象归于传统文化的问题，如将文白不分的古风歌曲等同于传统文化；二是因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流于表面，他们容易将传统文化不加辨别地标签化，如在“国学”的标签下，将糟粕当作传统文化，以至于出现了引发广泛关注的“豫章书院”和“女德班”。

毫无疑问，中华文化凭借自身沉淀了几千年的智慧和力量，完全可以为身处赛博时代的我们提供指引，但如何让中华文化在赛博时代得到更好的继承，延续自身生机与活力，这是需要我们进行长久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