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鹏 卢冰 钱军 黄毅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支持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动能。在本文中，我们从国际经验和国内经验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和共同富裕。此外，我们还进一步剖析了数字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最后，通过总结文献，本文提出了关于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数字经济；收入不平等；共同富裕；数字金融

引言

收入不平等问题正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缓解收入不平等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之下，如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对于进一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

随着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推进，人类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在进入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新时期。数字经济促进了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同时也放松了地理空间的约束，有利于偏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发展需要兼顾效率和公平。之前的大部分文献的讨论多集中于数字经济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但关于数字经济对公平的影响上研究相对较少，且没有统一看法。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更加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发展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高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拉大了收入差距，提高了收入不平等水平。

国际经验

就国际经验来看，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并不一致。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研究着重考察了信息通信技術的进步对减贫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指出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减贫，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水平。Ahmed and Roubaie （2013） 基于阿拉伯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考察和评估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减贫的效果。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会促进生产率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创造知识，传播信息，进而减少贫困。基于48个非洲国家2004—2014年的数据，Asongu 和 Odhiambo （2019） 直接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互联网、移动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显著降低了非洲样本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基于2018年印度尼西亚城市层面的数据，Faizah等人 （2021）也考察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可得性显著降低了不平等水平。此外，文章还指出，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Kharlamova等人（2018） 采用欧洲国家数据，考察了技术变革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技术变革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小。Skiter 等（2020）基于俄罗斯的数据，直接考察了数字经济对于贫困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促进自我就业，进而提高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质量，减少了贫困。基于东南亚国家的数据，Ningsih和 Choi（2018）研究了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包括以互联网使用密度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税收政策等。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密集增加显著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水平。

但是也有小部分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恶化收入不平等问题。Guellec 和 Paunov （2017）指出，最近几十年，OECD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前1%的收入占比水平不断攀升。文章指出，数字创新是导致收入不平等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数字创新会增加市场集中度，提高风险溢价，从而使得利润更多流向高管和高收入群体，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基于54个国家2010—201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Daud 等人（2021） 发现金融化和数字科技会增加不平等水平。这是因为当金融化和数字科技叠加时，会更加有利于高收入群体，让他们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获得数字金融服务，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水平扩大。Acemoglu 和 Restrepo（2018）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从人工智能的角度考察了其对于劳动力份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会导致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变大，从而拉大收入不平等水平。

也有部分中文文章利用跨国数据来考察数字经济对不平等的影响。王等（2021）指出，已有的指数不能很好地刻画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因此其尝试从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四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测度了2013—2019年全球108个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基于全球91个经济体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以及王等（2021）测算出的全球数字经济指数，陈胤默等（2022）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程度，这是因为数字经济发展更加有利于中低收入人群，提高这些人的收入份额。此外，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科技实力较高的国家、教育机会更多的国家、劳动参与率更高的国家及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张羽和王文倩（2020）基于118个国家2003—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了其关系呈现出倒U型特征。当金融科技水平较低时，金融科技发展会增加收入不平等。但当超过一定水平时，金融科技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金融科技的发展对收入分配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加明显。

中国经验

从中国经验来看，大部分文章支持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降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张勋等，2019；杨飞和范从来，2020；张勋等，2021）。杨飞和范从来（2020）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中国低技能劳动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益贫式发展。文章首先构建了内生人工智能创新模型，发现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产业智能化会通过新工作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促进益贫式发展。此外，人力资本的积累会进一步促进产业智能化对益贫式发展的作用。此外，基于理论模型，文章还采用2000—2014年全世界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了和模型一致的结论。张勋等（2019）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进而促进了包容性增长。

就机制分析而言，陈胤默等（2022）总结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四种可能的机制。第一种机制为技术进步。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进步，进而产生收入分配效应。第二种机制为教育渠道。数字经济通过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使得知识和教育可以更好地传播到边远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使他们获得教育的机会，促进技能的提升，从而缩小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种渠道为就业渠道。数字经济打破了空间地理限制，会使远距离工作成为可能，也使得偏远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第四个渠道为金融渠道。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群体，缓解其融资约束，促进其创业和收入及消费增长，进而缩短收入差距。关于金融渠道，在第四部分会进行更加详细的讨论。

数字金融的影响

除了互联网、移动电话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之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依赖于信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以数字经济为基础，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可以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金融的服务门槛，缓解低收入群体的融资约束。在过去的5—10年间，中国的数字金融经历了快速发展。举例而言，截至2021年，中国的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量为共8亿张，人均持有卡仅0.57张，接近一半人口并没有卡，从而无法通过用卡消费获得征信记录，进而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但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微信和支付宝等的日常支付记录均可以帮助居民累积信用，获得征信记录。数字平台可以借助这些征信记录审核信贷。因此，数字金融可以惠及那些本来被传统金融排除在外的群体，缓解他们的融资约束，促进他们的创业和投资等行为（张勋，2019）。数字金融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一直受到学术界和政策界的重点关注。

就国际经验而言，相关文献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创新创业及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等渠道影响区域不平衡与收入不平等等问题。Demir等人（2022）通过采用140个国家在2011年、2014年和201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金融科技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文章指出，金融科技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分割和交易成本问题，进而促进贫困人口减贫。文章进一步发现，金融科技通过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基于2017年印度尼西亚数十万家户层面的数据，Dawood等人（2019）考察了普惠金融对于家户贫困的影响，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Pearce （2011） 基于中东和北非的数据，发现普惠金融对于这些地区的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Dupas 和 Robinson （2013） 在肯尼亚进行了田野实验，考察了金融服务可得性增强对于小微企业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通过对肯尼亚农村地区的女性摊贩随机分配无息银行账户，可以显著促进这些商贩的投资。Kapoor （2014） 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印度经济的影响，指出普惠金融可以让所有公民都受益，并且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Suri 和 Jack（2016）基于肯尼亚的数据，发现移动支付普及率的提高会影响当地人的就业选择，从农业转向商业，进而促进当地家庭增加消费、减少贫穷。

在国内，众多文献也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促进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家户调查数据，张勋等（2019）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机制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促进创业机会的均等化缓解收入不平等。张勋等（2021）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数字金融的发展缩小了数字鸿沟。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和消费，且这一现象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互联网的家庭更加明显。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还会促进结构转型，即促进农业向非农业转型，进而提升收入、促进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数字金融发展缩小了数字鸿沟。谢绚丽等（2018）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了居民创业，且这一现象对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冊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更加明显。基于2011—2017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唐松等（2020）进一步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于创新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且这一效果在金融禀赋发展较差的地区更为显著。上述两篇文章同样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普惠特征。

还有部分文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李彦龙和沈艳（2022）采用上市公司数据和市县的灯光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缩小了城市间和城市内的经济不平衡。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现象在非直辖市和南方地区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来影响经济不平衡。周利等（2020）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匹配数据，同样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宋晓玲（2017）采用31个省份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但与此同时，也有文章指出，数字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需要分情况讨论。Liu等人（2020） 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会增加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但会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且也会减少全国层面的收入不平等。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数字经济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就数字经济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看法，本文分别就各自的观点梳理了相关文献。此外，本文还重点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本文为后续讨论数字经济与不平等的相关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关于数字经济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未来可能有如下可以拓展的方向。

讨论数字金融和货币政策的交互影响。目前，讨论数字金融的相关文章大多单独考察了数字金融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但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货币供给及流动性，既可以从传统金融的角度影响收入不平等，同时也可以影响数字金融的效果，从而产生交互效应。如何理解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及交互效应背后的作用机制，相关文献鲜有涉及。考虑到数字金融在中国快速发展，且货币政策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研究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讨论企业内和企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目前，关于数字经济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讨论，鲜有文章将收入不平等区分为企业内的收入不平等与企业间的收入不平等。近年来，企业内的工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但目前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相对较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数据的缺乏。对于国内的家户调查数据，一般只能看到家户层面的收入，而无法得知家庭成员所在公司的情况，进而无法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企业内的收入不平等和企业间的收入不平等。随着中国雇员/雇工层面的微观数据可得性的增强，关于数字经济对企业内和企业间收入不平等影响的讨论，也会更加有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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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谢绚丽、沈艳、张皓星、郭峰，2018，《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经济学（季刊）》第4期，第1557-1580页.

[12]杨飞、范从来，2020，《产业智能化是否有利于中国益贫式发展？》，《经济研究》第5期，第150-165页.

[13]张勋、万广华、吴海涛，2021，《缩小数字鸿沟：中国特色数字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8期，第35-51页.

[14]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2019，《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第8期，第71-86页.

[15]张羽、王文倩，2021，《金融科技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研究》，《上海金融》第6期，第59-71页.

[16]周利、冯大威、易行健，2020，《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经济学家》第5期，第99-108页.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研修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董 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