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踏入国博文保院，做手迹类文物复制临摹工作时，我终于触摸到了梦想，也触摸到了文保人那颗甘于寂寞、守护历史的匠心。

圆梦：当爱书法的女孩走进国博

从儿时到大学校园，书法一直陪伴着我的岁月。每每临习经典法帖，我都沉醉其中。沉浸在历史的长河、艺术的畅想里时，除了收获内心的丰盈精美，我也会想到，要把自己的热爱化为一种力量，为社会做点事情。这可能就是我职业理想的萌芽。

读研究生时，我的专业是中国书法的理论与实践。能看到书画文物真迹，近距离欣赏和学习，是我最渴望的事情。毕业后，我报考了国家博物馆，幸运地被选中到文物保护修复“师承制”项目中，拜馆里手迹文物复制专家王秋仲先生为师，系统学习书画临摹复制技术。

专业梦想和工作实践能够“相遇”，成了我青春奋斗的最大动力。开始学习临摹复制技术后，我发现，临摹复制和书法的临帖不同，它的要求要高得多。临摹复制必须依照文物的体量、形制、质地、文字、原技艺等历史信息，透过墨迹生成的种种内在因素，如笔法、笔势、笔意、墨法、书者修养、心境等，来准确还原不同人物手迹的书写特点和字迹形态，做到形神兼备。

当然，要做到丝毫不差很难，摹写之后的补笔补墨等是不可缺少的工艺方法。这样的复制过程，要求对每种书体和笔法都要掌握，才能将个性化的书写方式一一对应。此外，理解手迹背后的相关人物和历史事件，也不能停留在读一读书本的文字介绍上，而是要对法、理、情、境、人和历史等，有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这一切对刚入行的我来说，都是新的挑战，为了能让手迹真正“活起来”，我沉下心来，从每一件文物的复制中修炼本领。

钻研：重现历史笔迹，不能“照葫芦画瓢”

我一直对一件文物记忆犹新，那就是馆藏王器民烈士致妻遗书，这是我刚入职时复制的第一件文物，从没接触过复制文物的我，总以为和在学校临帖一样，照葫芦画瓢便可。记得当时拿到原件后的我傻眼了：一张水渍斑斑的元书纸上，除了字迹外，还有极为模糊不均的水印格子。我硬着头皮仿制了一份，和原件完全是两回事！如何才能做出品相与文物原件不相上下的感觉？看来复制文物还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艺术。

经过多次请教老师和反复实验，我才掌握了一套手工在纸上绘制木版水印格子的好办法。这件文物的复制，让我对临摹复制工艺有了清楚的认识，并开始从书法的学习性临摹逐渐转向文物的临摹复制。

入行十载有余，我复制临摹了重要历史价值的手迹类文物180余种、260多件、8万余字。每临摹复制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逐渐丰富自己用笔技巧和文化积累的同时，我也对工作产生不断深入的理解。从最开始简单的书法临摹到毛笔、硬笔等各类手迹类文物的临摹，再到为印刷类模糊件的手工画制版稿；从纸上摹写到在布料、木材、排球、防护服等各类材质上字迹的临摹，每完成一件复制品，我都会很有成就感。在复制中发现难点，如攻克了字迹飞白摹写这道难关等，并发表了很有实践价值的理论文章，都是我最有成就感的瞬间。

传承：带着敬畏之心，让文物“活”起來

进入国博工作以来，师父王秋仲对我的成长有着很深的影响。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师父总是强调：“复制不是复印，不能为了省事凑合。”那时，看到师父因为一个字的笔画没写好就重新做，我还很不理解。后来我慢慢地体会到了复制工作必须要严谨，只有尽可能再现原件的所有信息，才能做出好的复制件。在师父身上，我不仅学到了临摹复制的多种技艺，更学到了他精益求精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文物能够保存至今，十分不易，我们要带着敬畏之心，保护好，传承好，让文物‘活起来。”这是师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我内心谨记的职业信条。10多年与手迹文物打交道，酸甜苦乐都有过，敬畏之心却从未缺席：帮助颐和园修复一张清代巨幅书法作品时，一站就是一整天，历时两个月；为了避免研墨挥发太快，炎热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也只能在关掉空调的环境中摹写；转遍大半个北京城仍找不到合适的旧钢笔，我也能用毛笔写出钢笔的特色……

在外人看来，我们的工作有点像历史与艺术中的“无名英雄”，复制品在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或展出或存档，却很少有人知道复制师的名字。但我觉得这份工作带给我很多成就感和满足感。

2022年下半年，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片羽重辉——国家博物馆文保成果展”，对国家博物馆百余年来文物保护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呈现出不同时期文物保护的特点、成就，以及文保技术和理念的进步历程。这个展览让我非常有感触，不仅因为亲身参与其中，有不少自己临摹的手迹文物复制品展出，而且我从展览中看到了百余年间，一代代文保人的不懈探索和匠心传递。

未来，我希望将更多的分析检测技术引入到工作中，为手工复制提供科学辅助。同时，我也打算为临摹复制技艺的传承多做一些工作，如开讲座、培训新人、编写国家复制标准等，将这门传统的文物保护技艺发扬光大，使历史的笔迹、民族的记忆能够始终保持鲜活。

（摘自《中国妇女报》）（责任编辑 张宇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