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荣 陈松柏

摘 要：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薄弱环节。这些高校存在整体分布不均衡、省内布局较分散、发展水平偏低等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省会城市的“排斥力”、非省会城市的“吸收力”、新时代的“推动力”等方面的机遇。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应搭建教师可持续发展通道，构建“两群融合”发展机制，建立跨区域协同发展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高质量发展；两群融合

中图分类号：G64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057-12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06

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是中西部发展的战略内生力量［1］。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关注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为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中西部地区大量高等院校位于非省会城市，客观剖析这些高校的发展现状，研究其面临的困境和机遇，并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对促进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发展现状

（一）整体布局不均衡

教育部官方口径中的中西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2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2］显示，截至2021年9月30日，我国中西部地区共有高校1 865所，占我国普通高校总数的68%，其中非省会城市有高校898所，占中西部地区高校总数的48%；中西部地区共有民办高校510所，占中西部地区高校总数的27%，其中非省会城市民办高校203所，占中西部地区民办高校总数的40%。在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中，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占比为4∶ 6，专科院校占比偏高。中西部地区有高校分布的非省会城市里，有26%的城市仅有专科院校，5%的城市仅有1所本科院校。非省会城市中高校数量不到10所的海南、宁夏、西藏、青海4个省（自治区）里，有26个非省会城市（含县级城市）无高校，占4省城市总数的67%。

（二）省内高校布局分散

中西部地区各省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布局有很大差异，除直辖市重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其他的22个省（自治区）中，河北省非省会城市高校占本省高校数的65%，占比最大；青海省非省会城市高校占本省高校数的17%，占比最小，两者相差48个百分点。从非省会城市的地市州高校數据来看，中西部地区高校总体上向省会城市聚集，非省会城市高校布局分散的局面有待进一步优化。中西部地区各省省会城市高校和非省会城市高校布局情况如表1所示。

（三）发展水平偏低

东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远超过中西部地区，甚至多于中西部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总和［3］，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双一流”高校寥寥无几。在部省合建的14所高校中，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仅有河北大学和石河子大学2所高校，仅占部省合建高校总数的14%。部省合建高校与“985”工程大学之间的差距十分突出［4］，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办学水平整体落后于东部地区高校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局面。

从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来看，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普遍存在博士学位授权点过少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安徽、广西、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西、辽宁、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新疆17个省（自治区）38个非省会城市中，有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仅50所，仅占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总数的6%。

从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类学科分布来看，东部地区高校A类学科占7成，中西部地区高校A类学科仅占3成，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拥有A类学科的更是凤毛麟角，仅辽宁大连、河北秦皇岛、河南焦作、四川雅安、陕西杨凌5个城市6所高校的3个学科被评为A，11个学科被评为A-，6所获评高校仅占参评单位的1%。从中可以看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顶尖学科布局严重不足，主要集中在辽宁大连。

综上所述，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有一定的发展规模，仍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现实困境  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为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随着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计划的深入推进，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师资力量、科研能力、服务质量、管理水平等都得到了明显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依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瓶颈问题［5］。

（一）基本条件不足

首先，办学基础条件欠缺。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高低与其资源配置、经费投入密切相关［6］。各省核心区域布局都是以省会为中心，将省会周边城市作为城市圈联动发展，从而逐步提升省会的经济实力和辐射影响力。高等教育的布局和投入也主要集中在省会及其周边城市圈，圈外其他城市的高校条件相对较差，且持续投入能力不足。省会城市圈外公办高校得到的财政经费有限，办学基础条件受到影响；而民办高校的举办者考虑到学校不在省会城市，发展空间有限，因而，持续投入意愿不强，导致办学基础条件改善速度慢。

其次，师资队伍流失严重。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人才引进政策存在很大差别。从地域发展和财政实力来看，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都有着极大的优势，而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能为教师提供的平台和争取的项目有限。因此，非省会城市高校师资队伍频频出现流失问题。虽然支持中西部地区高校发展的政策力度逐年加强，但人才在面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丰厚的优惠政策和引进待遇，并考虑到其他现实问题时，教育情怀最终难抵真金白银。近年来，我国地方本科院校人才流失率为15%～20%，部分院校人才流失率高达25%［7］，而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人才流失比例更高。例如，山西非省会城市某高校具有硕士学位以上的高层次人才近年来流失多达122人，其中在职流失约71人，外出学习毕业后未归者51人［8］。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吸引人才的能力有限，面临着来自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的双重压力。

（二）发展资源支持不够

首先，属地产业支持不够。相较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规模相对较弱，对属地高校的产业支持不够，从而出现属地招商引资的产业与属地高校开办的学科专业不能有效融合的情况，使得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本地产教融合项目推进困难，导致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和科研成果转化对属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与支持能力有限。

其次，城市品牌资源不足。在《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印发之前，各院校为吸引学生和家长填报志愿，使出浑身解数，摒弃地域名，选择以省份名称为前缀的校名。如此一来，就出现学生和家长对学校信息了解不全，入学报到时发现学校不在省会城市的尴尬场面，甚至还有学生因此放弃入学资格，选择复读。《高等学校命名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原则上不得冠以学校所在城市以外的地域名；省级人民政府举办的学校可以使用省域命名，其他学校确需使用省域命名的，由省级人民政府统筹把关，但须在名称中明确学校所在地［9］。这项政策对高校更名乱象进行了遏制，但也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起名或更名带来了很大压力。直接用所在地城市名作为校名前缀，可能会使学校的发展受限于非省会城市的低知名度。由于非省会城市知名度不及省会城市，会直接导致非省会城市高校对学生吸引力降低、报考人数减少等后果。这种情况对民办高校影响更甚，近两年独立学院转设时，举办者费尽心思选择新校名，力求避免校名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后，資源有限导致部分高校“出走”。虽然中西部地区名校众多，但均集中在省会城市，且由于省会城市高校聚集，聚集效应带来更多资源，为高校发展提供了极大支持，高校也为省会的人才供给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而非省会城市的高校较为分散，大部分城市以专科院校布局为主，本科院校布局少，无法形成聚集效应，只能是个别学校的规模效应带来的资源聚集。和省会城市相比，非省会城市的资源及对招生和人才的吸引力都极其有限，很难支撑属地高校高质量发展，这也导致部分非省会城市高校选择向省会城市进行新校区拓展或整体搬迁，有些高校的注册地已悄然变更为省会城市。但因存在工作关系转移、异地人员调动、教师家属安置等诸多现实困难，非省会城市在向省会城市转移时存在诸多障碍，“出走”之路并非坦途。

（三）管理关系不合理

一是行政隶属关系不合理。高校去行政化的话题虽然讨论已久，但高校依然分为不同的行政级别（民办高校除外）。按照隶属关系，本科院校是省属高校，基本与属地政府的行政级别平级，在管理权属上较为模糊，甚至出现了“相互不买账”的情况。属地政府从行政级别来看，无法通过财政拨款等方式参与本科学校管理，更愿意将资源投放给属地管理的专科院校，这就导致原本能够为属地提供更好支持的本科院校，在政策和资源上得不到属地政府相应的支持。

二是业务主管关系不合理。高校实际办学过程中，涉及的征地、建设、税收、引才、招生、教育、教学和就业等业务，均受制于属地的行政审批权和资源分配权，且大多数业务主管部门不是教育主管部门。良好的校地关系对高校办学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本科高校而言，因行政级别同级的缘故，存在校地之间沟通不畅导致配合不及时的问题，给高校在属地办学造成了障碍。同时，因民办高校在单个城市的布局少，加之社会对民办高校的偏见，民办高校常不被属地政府重视，特别是独立学院，基本都被当做所属高校的二级学院对待，在办理相关业务时也面临诸多阻力。

三是党建关系不合理。高校党建工作受省委教育工委和属地党委双重管理，独立学院更是受省委教育工委、属地党委和举办高校党委三重管理。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各省都在逐步推行成立市州党委教育工委，统筹管理属地各类学校的党建工作，这对属地民办高校和专科学校带来了有利影响，这些高校可以通过党建引领加强属地政策和项目支持。但属地本科院校的党委书记比属地党委教育工委书记的行政级别高，从管理层级上存在不顺畅的问题，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在对地方党委教育工委的配合上，显得不如民办高校和专科院校积极主动。

三、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未来机遇  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全面振兴是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题中之义。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作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城市发展和时代变迁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

（一）省会城市的“排斥力”：减轻城市空间资源容纳人口的压力  由于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聚集了省内金融、交通、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优质资源，再加上多个省份在“十四五”规划中均提出了“强省会”战略，预计省会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将变得更强，人口将持续向省会城市聚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不仅增量大而且增速快：过去10年成都人口增加580万，增速为39%；西安人口增加449万，增速为53%；重庆、郑州、长沙等人口增加超过300万，增速分别为11%、46%、43%；南宁、昆明、合肥人口增加规模在200万左右，增速均超过了25%［10］。人口增加给省会城市带来了巨大压力，“城市病”日益严重［11］。增长人口中包括省会城市高校招收的大学生，人口众多使得省会城市空间资源供需关系紧张。要缓解这种紧张情况，高校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口，发展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会吸引一部分外来学生，减轻中西部省会城市的空间资源紧张状况。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还会逐渐提高，由于中西部省会城市发展水平普遍较高，城市建设用地紧张，土地价格高，办学成本也高，在省会城市建设新高校，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势必阻碍学校发展。而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土地资源丰富，建设成本低，能够满足高校的用地要求。因此，考虑到省会城市的空间资源有限，高校在扩大规模时更倾向于选择非省会城市，这就为非省会城市高校及当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二）非省会城市的“吸收力”：城市发展需要高校支持  一是非省会城市经济发展需要高校支持：一方面，高校为城市提供人才支持。部分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经济发展已成气候，在产业布局和产业升级方面急切需要人才支撑，而向外引进人才成本巨大，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向本地高校寻求支持才是最佳办法。但在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特别是一些县级城市，高等院校数量少，甚至没有高校布局，在人才供给方面限制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有些非省会城市通过引资来填补高等教育的空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高校办学。在此情形下，一些公办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迅速建立并发展起来，为当地提供人才和服务，满足地方发展需求［12］。此外，目前中西部城市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积极引进新兴产业［13］，这就使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能和新兴产业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并持续提供优质人才输入。例如，湖北省襄阳市通过建设大学城，为储备人才、培养拔尖人才、建设高校科技创新基地以及对接产业发展作了充足的准备。另一方面，高校为城市内部注入科研创新活力并提供优质人才输入，以人才引领发展，帮助城市“修炼内功”，增强内生发展动力［14］，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此外，高校为城市提供消费支持。高校聚集的学生数量庞大，可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动力，从而拉动第一、二产业发展，形成三产业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最终促进城市经济体量增长。因此，重视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

二是非省会城市文化发展需要高校支持。中西部非省会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隐性财富”将会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增加厚重底蕴［15］。高校可为城市文化传承与创新赋能，重视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有助于挖掘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打造文化名片，建設文化强市。例如，安徽安庆曾是皖国故地和三国时期的二乔故乡，也是“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发生地和黄梅戏艺术的发源地，该市的安庆师范大学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注重传承和弘扬皖江历史文化，激活城市传统文化活力，打造国家文化名城，助力文旅融合发展。重视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不仅有利于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也能为当地旅游文化产业提供观念更新和创意人才，为弘扬城市历史文化注入高校力量。

除城市原本拥有的文化底蕴之外，建设好高校特色学科也会成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的特有名片。高校特色与城市形象紧密相连，高校与城市有着极强的共生关系，通过高校为城市文化发展增加优势，可以进一步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品位、层次和格局，城市形象也将因地区特色高校而独具一格。例如，石河子大学结合石河子市当地区位条件，从荒漠绿洲高效农业与生态等特色领域入手创办特色学科，为当地城市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展现出高校的社会担当。再如，江西景德镇陶瓷大学以该地著名的陶瓷产业为依托，利用学校长期的陶瓷研究传统和学术积累，形成了以陶瓷田野考古、陶瓷文物修复、陶瓷文化景观、陶瓷文化遗产等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科群，反哺产业和城市发展［16］。

（三）新时代的“推动力”：科技进步与区域规划提供可能  一是科技进步助力教育发展。新基建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高校不必全部扎堆在省会城市。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和新一轮创新催生数字时代，数字化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变革的必然趋势，也将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重视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整合将激发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等教育发展活力［17］。可利用远程信息交流技术建立地区教育交流平台，共享教育教学信息，充分利用数据技术，推动信息系统交互，创新优化教育方式，支持基于新技术的教育改革。虽然非省会城市高校较为分散，集聚程度低，且发展水平不高，但新技术的发展运用可以加强非省会城市高校对外交流沟通能力——不仅可以与东部优秀高校交流办学经验，还可以向外获取国内外知名高校教学资源支持，广泛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开展学术交流。以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为基础，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东部地区城市高校和国外高校交流沟通，打造“大循环”；交通便捷性提高，大大缩短城市空间距离，高校之间可以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互相探索办学经验，共同进步，打造“内循环”［18］。科技进步为非省会城市高校与外界广泛交流提供了可能性，缓解了非省会城市高校孤立发展的难题，对于破除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地方性和孤立性枷锁具有关键意义。由此可见，重视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是利用新时代“推动力”突破高校办学地方性困境的关键环节。

二是区域规划倡导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家对区域发展设立的目标，而协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19］。过去，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地理位置偏远、交通运输不便和自然资源不足等缺点，国家便采取集中优势先发展省会城市的战略，创造强省会城市，以达到资源集聚效果，从而促进整体区域发展。目前，省会城市“一城独大”的格局已经不再符合协调发展的理念，非省会城市发展的战略性与重要性日益迫切。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非省会城市。比如，四川省提出的环成都经济圈、川南和川东北经济副中心；湖北省提出的“一主两翼”发展新格局，打造武汉城市圈和“襄十随神”“宜荆荆恩”城市群；安徽省提出的“一圈五区”，推动阜合、亳芜、宿马以及蚌铜、霍新等城市合作共建园区发展。高校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跟随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建设速度，提高教育水平，和区域内其他高校协调发展。因此，重视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是顺应地区协调发展规划的应有之义。

四、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发展对策  高质量发展是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必然选择。困境与机遇并存，如何从困境中寻求生机，从机遇中寻求先机，对于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显得重要且必要。

（一）抢抓教育政策机遇，鼓励在非省会城市办学  一是中西部地区省级人民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省会城市与非省会城市的高校布局在大体上呈均衡状态，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就是如此。例如，山东省会济南高校占全省高校总数的27%，青岛、潍坊、烟台的高校数量分别占全省高校总数的16%、10%、10%；江苏省会南京高校占全省高校总数的31%，苏州、无锡、徐州的高校数量分别占全省高校总数的15%、8%、7%；浙江省会杭州高校占全省高校总数的43%，宁波、温州的高校数量分别占全省高校总数的13%、10%；福建省会福州高校占全省高校总数的39%，泉州、厦门的高校数量分别占全省高校总数的20%、18%。因此，中西部地区要有前瞻性的眼光，提前布局，充分认识到区域布局和高校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着眼未来考量，对于新设或转设高校，与其为省会城市“锦上添花”，不如为非省会城市“雪中送炭”。中西部地区省级人民政府应积极引导优化高等教育薄弱的非省会城市高校布局，并给予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带动当地高等教育发展。在“新基建”的推动下，交通制约障碍越来越少，将高校设在非省会城市，在教育规模上能够增强非省会城市高等教育力量，推动非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

二是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应抓住中西部高校全面振兴的发展机会。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政府应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决策部署，集中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进所需高层次人才，整合相关优质教育资源，支持当地高校发展。建议校政企合作成立高校理事会或顾问委员会，通过理事会或顾问委员会整合校政企资源，从顶层设计和制度设置上打破政策障碍和行业阻隔，多方共同培育带有城市属性的高校，真正实现扎根当地办大学。同时，要理顺双管体制，界定省级和市州级的权属边界，为高校自主办学提供更大空间，从两级均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对于已有高等院校布局的城市，可充分借助决策部署，出台支持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统筹考虑公办和民办高校的发展，让现有高校在本地稳定发展；对于暂无高校布局的城市，可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出台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政策文件，可重点关注独立学院转设和承接省会城市高校功能转移。例如，湖北省会武汉的高校逐渐将校区从武汉市中心转移到市州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武昌首义学院、武汉职业学院等6所院校的分校区建成启用并正式招生；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东湖学院等11所院校的分校区项目基本落实，准备开工或正在建设；还有部分院校的校区项目正在洽谈中。

（二）寻求多元解决方案，搭建教师可持续发展通道  高水平、稳定的教师队伍对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是高价值资源，应关注教师的成长与发展，为其搭建可持续的发展通道。不仅要让人才能够留下，更要让人才发挥最大价值，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除了教育主管部门从政策上引导规范高校人才流动，避免恶性竞争、防范人才封锁之外，还可从两个方面搭建通道。

一是建立内部通道。从省级层面，中西部地区各省级人民政府要积极争取国家现有人才政策向中西部非省会城市高校适当倾斜，并主动出台人才引进政策，支持高校引进人才。从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层面，政府在推动高校转型发展中，应充分运用立法、经费、评估等手段，将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置于法治框架［20］；地方政府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人才和资金，从而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与人才储备支持［21］，还可借鉴东部地区或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的成功经验设立人才项目，吸引大量人才汇聚当地。比如武汉市实施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来武汉求学，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在武汉设置总部、第二总部和分支机构，为武汉市及其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层面，应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发展需要，提供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条件，设置专项人才项目，聚集优势资源，建立优势团队。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对人才引进政策随时进行动态调整。同时，高校可通过产教融合为教师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稳定师资队伍［22］，制定针对师资聘用、教师资格证认定、职称评定、科研项目申报、成果评定等方面的政策。通过“双师”型师资的补充，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将教师素质的考核标准与产业技术要求和实操实践教学能力挂钩［23］，这也是应用型大学的必要指标。通过各级人才项目激励政策，激活教师内驱力，提高教师待遇。

二是建立外部通道。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属于高等教育的薄弱环节，须深度学习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高校的先进经验，结合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及其高校的实际情况逐步优化，找到适合其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和路径。同时，也要寻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高校在资源、平台上的支持。师资队伍作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的短板，有必要长期关注。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要加强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及高校的合作，在东部地区或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建立师资队伍建设对接中心，为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引进人才建设“桥头堡”，为人才引进做好一切力所能及的服务和支持。同时，将对接中心建设成为高层次人才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前沿的研究平台，充分利用其良好的资源聚集效应，让高层次人才不仅为我所有，更能为我所用。采用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确定更稳固的双向关系，鼓励教师在研究平台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赋能教师创造更多成果，更大程度发挥人才价值。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已经作出了示范，比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萧山设立杭州研究院的探索和实践，给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走出去”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发展属地特色学科，构建“两群融合”发展机制  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具有丰富独特的历史、民族文化资源，而高校本身就肩负文化传承创新和社会服务的职能，这两者应高度契合。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要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主动关注区域文化，建设适合自身和区域发展的特色学科，形成优势并做大做强，采取校地合作的方式建立特色文化研究机构，创办优势特色学科专业［24］。一方面，坚持继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校注重挖掘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文化内涵的培养，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大师［25］。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结合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建立区域文化研究机构，能够使学生更进一步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凸显文化自信的浸润力［26］。这种文化自信也必将激发师生的文化自豪感，进一步坚定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信心。另一方面，高校必须要有特色学科，才能培养出强竞争性人才。在推进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过程中，围绕国家战略、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凝练特色学科方向，通过政府和学校层面构建学科群，培育产生一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服务地方发展［27］；重点抓特色学科建设，以特色为重点发展战略，利用属地多方资源培养专业领域优势，形成特色优势人才体系，以实现特色高水平为目标［28］。

美国莱兹多教授提出“三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企业、政府通过横向和纵向合作与交流，促进创新资源不断整合和螺旋滚动上升［29］。该理论厘清了大学、企业、政府之间的关系，为城市与高校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应基于城市产业发展和属地高校发展实际，支持高校聚焦区域发展需要，建立优势专业集群，采用区域组团的方式，整合优势资源，推动建设“两群融合”建设圈，即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优势专业集群深度融合发展、共建共赢。“两群融合”建设圈构架采用“不倒翁”原理，即“两群融合”虽存在一定的摇摆，但总体是稳定的，产教深度融合、持续稳定发展，如图2所示。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及其高校可充分利用“两群融合”发展机制，聚焦城市产业集群，发挥特色优势专业集群的牽引作用，建立基于产业和专业的实验实训基地或现代产业学院，扎根城市办大学，提升城市影响力，以此带动高校影响力，促进城市与高校的共生发展。

（四）争取各方资源支持，建立跨区域的协同平台  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不能坐等政策主动上门，更不能期盼项目自行到来。各高校应积极主动对接资源：一方面争取国家和地方政策资源，在省部共建2.0的推进过程中，各高校基于办学实际和特点，应积极主动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争取社会资源，借助国家鼓励应用型高校建设机遇，主动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借助行业企业资源，基于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产教融合方式，高质量地建设实验实训实习设施，争取更多和学校发展契合度高的非政策支持。新基建的推进和新技术的应用，逐步打破了跨区域发展的障碍。高质量发展要求打破区域墙，形成跨区域的资源合力，加强跨区域的交流合作。中西部高等教育应在空间布局上主动对接区域发展［30］。

一是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在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内部产生集聚力量，共享教育资源与发展经验，避免造成不均衡局面。基于中西部地區各省的区域布局，建设以非省会省域副中心城市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以湖南省为例，在“一核两副三带四区”［31］区域经济格局中，建议在“两副”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分别建立区域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在岳阳，以湖南理工学院为主体，整合益阳、常德、张家界、湘西的教育资源，建立“湘北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在衡阳，以南华大学为主体，整合郴州、永州、邵阳、怀化、娄底的教育资源，建立“湘南高等教育创新综合平台”，以省域副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内其他高校的整体发展，提升区域内高校的整体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

二是东中西部地区高校间建立协同对口支援对接平台。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应主动与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或高校、东部城市或高校之间积极交流办学经验，探讨学科建设。以平台为基础搭建渠道，建立与东部地区或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高校的协同对接机制。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及其高校积极争取教育部支持，建立对口支援对接平台，拓展教育部能够支援的范围，在增加公办高校数量的同时，将民办高校也纳入其中，从而引导公办、民办高校统筹发展。如此，既有利于提升整体高等教育质量，也有利于落实“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的要求。

三是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建立就业创业对接平台。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除服务属地经济社会发展之外，还要将格局和视野打开，为学生创建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满足学生多元化的需求，主动走出去，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建立就业创业对接平台，将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收集后及时反馈给高校，高校针对产业和企业需求确定最佳人才培养方式进行精准培养，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学生的就业适应力。通过就业，打通东中西部的人才供给渠道，使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培养与输送优秀人才。此举可为培养端和需求端的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实现双赢［32］。比如，新高教集团旗下8所高校均设在中西部地区，其中3所在非省会城市。集团充分利用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设立就业创业中心，对接头部企业资源，将企业需求反馈给高校，高校以此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开设订单班、英才班、卓越班、名企就业班、现代产业学院等多种形式开展精准培养，为毕业生到东部地区头部企业就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为中西部地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作出了有力探索。

五、结语

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的发展事关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重要环节。要充分考虑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发展实际，从政策上给予适当的倾斜，激发其内生动力，扎根地方办学，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机会，与地方共生共赢。在各高校的落地实施方面，既不要“等、靠、要”，也不要眼高手低，必须基于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及其高校的实际情况，锚定自身战略，找准自身定位，整合优势资源，借助各方力量，在困境中寻出路，在发展中找机会，走出一条适合中西部地区非省会城市高校特色的发展之路，助推新时代中西部高等教育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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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oug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important for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they are still in great need of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non-capital citi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faced with difficulties such as unbalanced overall regional layout， scattered layout inside the province，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However， they are also facing opportunities including the "exclusion" of capital cities， the "absorption" of non-capital cities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se condi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non-capital ci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hould build sustainable teacher development channels， establish "two-group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establish a cross-region coordination platform.

Key words：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 non-capital citi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wo-group integration

（責任编辑：梁昱坤 郭 芸）